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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4日，阿忠（刘永忠）站在了世界第十二高峰布洛阿特峰之巅（8051米），这一天也是他儿子的生日，从峰顶发出去的对家人的问候，穿越冷峻之境，显得格外炙热。至此，阿忠已经完成了14座8000米级山峰中的11座，在他的登顶空白页中，还剩下希夏邦马（8012米）、洛子峰（8516米）和南迦帕尔巴特（8125米），即将跻身为14座大家庭中的正式一员。
以时间轴来看，阿忠算是国内早期接触户外运动的玩家。而在开启8000米的大门之前，他仅有的两次重要的登山经历，一次是2004年自驾到了青海，攀登了玉珠峰，而这次登山体验留给阿忠的印象并不美好，攀登过程的辛苦和高原反应使他在之后的两年中再没有把登山二字列在自己的户外清单里。
直到2007年，阿忠才又开始登山了，这一次是重要的进阶型山峰—慕士塔格，所谓进阶，也只是回首过去的一个总结性词汇，因为此时，8000米在阿忠眼里，也只是一组面无表情的陌生数字而已。不过在慕士塔格，他结识了包括杨春风、青衣佐刀在内的一众山友，显然，阿忠今后人生轨迹的转折就发生在这里。就是这次经历，为日后的他叩响了8000米级山峰的大门。
2008年，阿忠由于公司业务方面一些棘手的原因错失了与这帮山友一起攀登卓奥友的机会。到了2009年，朋友青衣佐刀邀约他一起参加当年珠峰北坡的攀登活动，这次机会，他抓住了。
起点够高。
世界上最能引发人的想象的，是高度和远方，而高度，似乎更难以企及。世界之巅，可以被看作是努力与回报的象征，峰顶就是努力的极限（但很多人真到了极限，没能活着回家），有什么比攀登珠峰更简单的寓言呢——峰顶提供了一个目力能及的目标，山坡把挑战一路带到终点，而且带有一种朝拜式的精神象征。这种热切的期盼无法不令人跃跃欲试。
阿忠说，当时他的体能和精力都还不错，唯一令人有些辗转反侧的是没有任何8000米级山峰的登山经验。从慕士塔格到珠穆朗玛，以如今键盘侠们的眼光看，只是在数据上差了一个等级，但实际上，对用氧量以及由高度引发的更多的体能消耗还有未知的恐惧，自己没有任何概念，即使查阅资料进行脑补，首次面对这种高度，内心依旧充满忐忑。
后来的事实表明，阿忠的首次8000米级雪山攀登，虽然一路都被莫名其妙的咳嗽纠缠，但总体来说比较顺利，即使是恐怖的第二臺阶，也没有给他造成任何麻烦。后来，从阿忠的好友青衣佐刀一篇长达117页的帖子回顾中可以看到，由于他的相机电池被冻到没电，C3营地及再向上攀登的大部分照片都由阿忠供图，从一个侧面也能够说明他的好状态。
山不怜悯
意外，是有的。历险，也是有的。与体能透支、长时间无补给或氧气耗尽这些“小问题”相比，真正把阿忠推向死亡线的经历，有两次。第一次是在2012年5月，登顶海拔8463米的马卡鲁峰后的下撤途中，那一次同行的队友还有王静和张梁。王静在其2013年出版的《静静的山》一书中对马卡鲁峰做出这样的描述：“这是我攀登过的6座8000米级山峰中最难的一座。”
马卡鲁峰在登顶前会经过一段锋利的刃脊横切，两面都是无底的悬崖。坡度大得令人发指，陪伴阿忠的夏尔巴氧气面罩损坏了，最后阶段一直处在无氧攀登的状态，从登顶到下撤回到这个横切路段，他一直落在阿忠的后面， 由此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没有夏尔巴带领，也没有路绳路旗的引导，独自下撤的阿忠错过了横切点，一直走向了山沟，而7400米的C3营地，就在这条山沟面向主峰方向的一个雪峰平台上面，沟壑阻挡了视线，他无法看到营地。
“我疲惫极了，”阿忠说，“茫然地望向四周，远处山峰的岩石上都站满了人，好像是电影片段里出现起义军的场景，虽然我还能分辨出这是幻觉，但它就这么发生了。”
“太阳快要落山时，高空风从西边的珠峰上吹过来，地面的雪被吹得像月球表面的形状，透过雪镜看到太阳西下的光影像是进入了一个梦幻世界。我以为自己在7900米处换了氧气后滑坠遇难了，以为自己的灵魂活在异度空间。”
当时阿忠努力想证明自己还活着，捏皮肤会痛，摸心脏还跳。他尽可能思考谁能救他，怎么救他。怎么也找不到C3营地令他感到绝望，连续攀登和下撤经历了20多个小时，基本没吃没喝，卫星电话被冻没电了，头灯的电也已用尽，如果不是氧气还有少量剩余，阿忠可能真就支撑不下去了。他恐惧，回想起在登山途中见到过的遇难登山者的遗体，又挣扎着涌现出强烈的求生欲望。最终，在晚上10点半，阿忠被出来搜索的两名夏尔巴救回了C3营地。
另一次是在2015年3月攀登安纳普尔娜的过程中，无独有偶，险情也发生在下撤时。24日，阿忠所在的登山队于零点开始冲顶，雪沟陡峭且积雪很厚，这令他们的速度远远落后于计划时间，阿忠只带了两根能量棒，显然，他低估了安纳普尔娜的威力，也对登顶过程做出了错误的预判。到下午1点，他们依然没能看到峰顶，阿忠说：突然就觉得自己没力气了，疲劳如泉涌，并伴随着一种深深的力不从心的感觉。他对静雪说，“我感觉状态很不对劲。”
这两支能量棒支持着阿忠在下午接近3点时与队友们登顶，下撤时他们迷路了，当夜幕降临时，他们被困在一处接近30度的、覆盖着一层薄冰壳的雪坡上，更悲伤的是，芬兰队员Samueli不幸滑坠遇难了。整个晚上，阿忠都和张梁站在雪坡上，而且张梁不断跳着、叫着，呼喊着队友们不要睡觉。所幸，那晚天气晴好。“无助的等待很容易令人心生绝望，感觉被沮丧深深地包围着，”阿忠说， “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如果天气风云突变，那我们就全完了。”
接近5点天亮后大家继续下撤，一次休息时阿忠的背包从雪坡上滑至深渊，装备尽失。之后他使用的氧气、眼镜和手套等必用装备都是队友们给他拼凑的。幸运的是，阳光把身体晒得很温暖，和一名夏尔巴在一处安全的雪地上休息了不知多久，意识才重新恢复清醒，最终安全撤回C3营地。
以时间轴来看，阿忠算是国内早期接触户外运动的玩家。而在开启8000米的大门之前，他仅有的两次重要的登山经历，一次是2004年自驾到了青海，攀登了玉珠峰，而这次登山体验留给阿忠的印象并不美好，攀登过程的辛苦和高原反应使他在之后的两年中再没有把登山二字列在自己的户外清单里。
直到2007年，阿忠才又开始登山了，这一次是重要的进阶型山峰—慕士塔格，所谓进阶，也只是回首过去的一个总结性词汇，因为此时，8000米在阿忠眼里，也只是一组面无表情的陌生数字而已。不过在慕士塔格，他结识了包括杨春风、青衣佐刀在内的一众山友，显然，阿忠今后人生轨迹的转折就发生在这里。就是这次经历，为日后的他叩响了8000米级山峰的大门。
2008年，阿忠由于公司业务方面一些棘手的原因错失了与这帮山友一起攀登卓奥友的机会。到了2009年，朋友青衣佐刀邀约他一起参加当年珠峰北坡的攀登活动，这次机会，他抓住了。
起点够高。
世界上最能引发人的想象的，是高度和远方，而高度，似乎更难以企及。世界之巅，可以被看作是努力与回报的象征，峰顶就是努力的极限（但很多人真到了极限，没能活着回家），有什么比攀登珠峰更简单的寓言呢——峰顶提供了一个目力能及的目标，山坡把挑战一路带到终点，而且带有一种朝拜式的精神象征。这种热切的期盼无法不令人跃跃欲试。
阿忠说，当时他的体能和精力都还不错，唯一令人有些辗转反侧的是没有任何8000米级山峰的登山经验。从慕士塔格到珠穆朗玛，以如今键盘侠们的眼光看，只是在数据上差了一个等级，但实际上，对用氧量以及由高度引发的更多的体能消耗还有未知的恐惧，自己没有任何概念，即使查阅资料进行脑补，首次面对这种高度，内心依旧充满忐忑。
后来的事实表明，阿忠的首次8000米级雪山攀登，虽然一路都被莫名其妙的咳嗽纠缠，但总体来说比较顺利，即使是恐怖的第二臺阶，也没有给他造成任何麻烦。后来，从阿忠的好友青衣佐刀一篇长达117页的帖子回顾中可以看到，由于他的相机电池被冻到没电，C3营地及再向上攀登的大部分照片都由阿忠供图，从一个侧面也能够说明他的好状态。
山不怜悯
意外，是有的。历险，也是有的。与体能透支、长时间无补给或氧气耗尽这些“小问题”相比，真正把阿忠推向死亡线的经历，有两次。第一次是在2012年5月，登顶海拔8463米的马卡鲁峰后的下撤途中，那一次同行的队友还有王静和张梁。王静在其2013年出版的《静静的山》一书中对马卡鲁峰做出这样的描述：“这是我攀登过的6座8000米级山峰中最难的一座。”
马卡鲁峰在登顶前会经过一段锋利的刃脊横切，两面都是无底的悬崖。坡度大得令人发指，陪伴阿忠的夏尔巴氧气面罩损坏了，最后阶段一直处在无氧攀登的状态，从登顶到下撤回到这个横切路段，他一直落在阿忠的后面， 由此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没有夏尔巴带领，也没有路绳路旗的引导，独自下撤的阿忠错过了横切点，一直走向了山沟，而7400米的C3营地，就在这条山沟面向主峰方向的一个雪峰平台上面，沟壑阻挡了视线，他无法看到营地。
“我疲惫极了，”阿忠说，“茫然地望向四周，远处山峰的岩石上都站满了人，好像是电影片段里出现起义军的场景，虽然我还能分辨出这是幻觉，但它就这么发生了。”
“太阳快要落山时，高空风从西边的珠峰上吹过来，地面的雪被吹得像月球表面的形状，透过雪镜看到太阳西下的光影像是进入了一个梦幻世界。我以为自己在7900米处换了氧气后滑坠遇难了，以为自己的灵魂活在异度空间。”
当时阿忠努力想证明自己还活着，捏皮肤会痛，摸心脏还跳。他尽可能思考谁能救他，怎么救他。怎么也找不到C3营地令他感到绝望，连续攀登和下撤经历了20多个小时，基本没吃没喝，卫星电话被冻没电了，头灯的电也已用尽，如果不是氧气还有少量剩余，阿忠可能真就支撑不下去了。他恐惧，回想起在登山途中见到过的遇难登山者的遗体，又挣扎着涌现出强烈的求生欲望。最终，在晚上10点半，阿忠被出来搜索的两名夏尔巴救回了C3营地。
另一次是在2015年3月攀登安纳普尔娜的过程中，无独有偶，险情也发生在下撤时。24日，阿忠所在的登山队于零点开始冲顶，雪沟陡峭且积雪很厚，这令他们的速度远远落后于计划时间，阿忠只带了两根能量棒，显然，他低估了安纳普尔娜的威力，也对登顶过程做出了错误的预判。到下午1点，他们依然没能看到峰顶，阿忠说：突然就觉得自己没力气了，疲劳如泉涌，并伴随着一种深深的力不从心的感觉。他对静雪说，“我感觉状态很不对劲。”
这两支能量棒支持着阿忠在下午接近3点时与队友们登顶，下撤时他们迷路了，当夜幕降临时，他们被困在一处接近30度的、覆盖着一层薄冰壳的雪坡上，更悲伤的是，芬兰队员Samueli不幸滑坠遇难了。整个晚上，阿忠都和张梁站在雪坡上，而且张梁不断跳着、叫着，呼喊着队友们不要睡觉。所幸，那晚天气晴好。“无助的等待很容易令人心生绝望，感觉被沮丧深深地包围着，”阿忠说， “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如果天气风云突变，那我们就全完了。”
接近5点天亮后大家继续下撤，一次休息时阿忠的背包从雪坡上滑至深渊，装备尽失。之后他使用的氧气、眼镜和手套等必用装备都是队友们给他拼凑的。幸运的是，阳光把身体晒得很温暖，和一名夏尔巴在一处安全的雪地上休息了不知多久，意识才重新恢复清醒，最终安全撤回C3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