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堂课点名你们同意吗？同意的举手”。看得到课学生数量明显不足，程老师主动和学生沟通起逃课问题。
　　“现在的学生变了。”程老师感叹。几年前，还有学生跑上讲台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学的内容还是一成不变？学生很不服气，“同样的东西，我爷爷学的这个，我爸爸也学的这个，为什么都没有更新？”
　　学生说：“我购买了教育，可不想要过期的产品。”程老师笑着摇头，现在不同了，都没有人来问，干脆不来了。
　　没有人举手，关于逃课的交流不了了之。
　　当然也没有点名，“其实没有老师愿意点名的，行内来看，点名意味着你上的课不受欢迎。”
　　即使自己也逃过课，一从学生身份转换成老师，北京吉利大学辅导员章媛媛立刻觉得“逃课”面目可憎起来。
　　为了“整治”逃课，章媛媛搞起了主题班会，“我是谁？”“我的梦想是什么？”“我为什么逃课？”每周一次，每人都要在讲台上发言。
　　“有一次，一个同学上去讲他为什么逃课的理由，他说自己实际上每次不去上课都会觉得非常内疚，待在寝室里也没想象的那么快乐，可就是不想去上课。那些课程非常枯燥，好像和自己都不是一个世界的。说着说着，那个1.8米的大男孩站在那里哭了。”章媛媛后来明白，学生的逃课也不是全无理由，“青春期的叛逆再加上课程枯燥，学生自然就会逃课”。
　　其实，老师在讲课中只要稍微花点心思，学生立刻就能感受到。
　　五六年前，武汉大学法律基础的任课老师李柯“并不受欢迎”。
　　“我很认真地参照教材备课，课堂所覆盖的知识面也足够。那时候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课堂上的人会越来越少”,刚登上讲台的李柯没了信心。
　　直到有一名自称不想逃课的学生给他发了一封邮件，“老师，下次上课的时候，你能不能抽空讲讲你为什么一直戴着帽子来上课？”
　　第二天，李柯用生活中很风趣的语言解释了一番，意外地得到了上课以来的第一次掌声。
　　“既然能有趣一点，为什么要端着个架子呢？”李柯改变“策略”，一改过去念讲义的方式。现在，他的课基本“每堂都有掌声”，课后学生还会积极地与他讨论一些热点话题。
　　不过，除了这方面能改一改，教学手段上想创新太难了，“扩招以后，教室里从来都是黑压压一大片人，除了我一个人讲，其他教学手段都很难应用”。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大学教授表示“现在大学老师太难当了”，既要搞科研，又要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授课的质量可想而知。
　　“现在的大多数情况，主要责任在老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老师坚定地认为，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说学生有责任实际是老师在推卸责任。
　　顾海兵说，老师首先需要做的，是用提高上课质量来吸引学生，和解决身体逃课相比，学生心理逃课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