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元旦，对于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那天晚上，我买了两张票，请哈文看演出。她还真来了。站在一片核桃林旁边，我说：“哈文，我是个很认真的人，你别老羁押着我。我爸说，让我上大学找个女朋友，我看你挺好的，就愿意你当我的女朋友。凭我这条件，你吃亏吗？要么你现在就宣判我死刑，我就再没这念想了，天涯何处无芳草，要么你就……”
　　本来我是打好腹稿的，说着说着就即兴发挥了，最后一弯腰从地上拔起一朵野花：“你要是同意，就把这花接过去，不同意就别动。说吧，就这么点事儿，简单！”

　　闷了好一阵儿，她都没说话。最后，她一伸手，把花拿走了。
　　是谁说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大错特错！野花是有生命的，更是有使命的。一朵野花，就这么改变了我的一生。
　　1989年春节，我这个丑女婿上门去啦。哈文提前透了口风给我，她爸是个大孝子，搞定她爸，首先要搞定奶奶，奶奶高兴，全家高兴。
　　坐火车到宁夏已是傍晚，第一件事就是拎着礼物去三伯家看奶奶。奶奶长，奶奶短，嘴儿是要多甜有多甜。奶奶喜欢得不行，拉着我的手不放。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中央电视台，唯一的一个播音员名额啊，本来是一件大喜事。谁承想，还没摸清楚央视大楼里面是什么样，我在顺义接受完10天保密培训，就直接被发派到西藏电视台播《西藏新闻》去了，一去就是一年。对于一个沉浸在热恋中、同时满怀抱负的年轻人，这是多么沉重的一个打击啊。
　　那年我23岁，一个人在西藏，开始读尼采。又开始每天一封信，倾诉思念，倾诉孤独。
　　终于等到快要回来的日子了。而此时，近乡情怯。积蓄已久的思念、爱恋、渴望竟然全部化作了不安和不自信：一年没见，这姑娘不会早被别人骗走了吧？
　　我订好了回程的机票，却特意地没有告诉她时间。飞机在首都机场落地，我便开始一路马不停蹄。先回台里报到。报完到，我赶紧去“四联”理发，又变回原来的小分头。然后回去洗澡、刮胡子，換上新衣服、新袜子，连脚趾甲都剪得干干净净。
　　穿戴一新，坐地铁到西单，在华威商场买了一枚蓝宝石戒指，花了我9个月的工资。又在一家花店买了99朵玫瑰，仔仔细细包好，庄严地捧在怀里。
　　接着，我赶到长途汽车站坐小巴直奔天津。为什么不坐火车？火车倒是便宜，太慢，我等不及啊。
　　车到天津，已是暮色四合。我捧着99朵玫瑰站在路边发傻。上次来是白天，有人接送，现在这黑灯瞎火的，哪儿是哪儿啊？没办法，只好又打了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了天津电视台。
　　逡巡片刻，我来到哈文的宿舍门前。沉住气听了听，屋里没有声音。我举起手，“当当当”，在门上轻轻敲了3下。没人理我。“当当当”，又敲3下。“谁呀？”哈文的声音，有点儿不耐烦。
　　我直到今天还依然记得，那一刻我心中的忐忑。我怕啊，生怕她对着门外，喊出另一个男人的名字。不，别说名字，就算她兀自在屋里嗔怪地说上一句“真讨厌”，老子就能一脚把门踹开！我还是不吭声，屏着一口气。“当当当。”紧接着就听见“咚咚咚”一溜儿小跑。“吱扭”一声，门开了。
　　她还是短发，比过去胖了点儿，脸上起了几个青春痘。我皮肤黝黑，两腮凹陷，衬得一双小眼儿炯炯有神。一年里瘦了4斤，倒是不多，但全瘦在脸上了。
　　“我回来了。”相视半晌，我说。流泪的不是我，而是她。她的泪水把我的心都化了。这99朵玫瑰，此时可真多余啊。想拥抱她都腾不出手。
　　很快，我们便迫不及待地结婚了，结婚的意思就是我们再也不想分开。
　　西藏一年，我们的感情真被折磨苦了，心被揪得疼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如胶似漆地腻了10年。
　　到了第10个年头上，哈文主动提醒我，两个人过日子有些无聊，家里有些太清净，我是老李家的独子，总该有个后代云云。好家伙，这么一说，我的责任就大了。那赶紧的，我现在就盖工厂，搭生产线，咱造人开始！
　　然后就有了我们的女儿。
　　结婚17年，我对哈文是越来越怕。凡事她不允许而我做了，比如喝酒，就得央求所有的目击证人替我保密。我怕她。只要她一瞪眼、一生气，我顿时就像老鼠见了猫，把自己缩到最小，或者干脆消失。我怕她。一百次争吵，一百次是我认错。我怕她。男人向自己心爱的女人认错是一种美德。我还给自己的美德想了个寓意深远的说法：成熟的稻子总弯腰，我弯腰，因为我成熟。我怕她，是因为我爱她。
　　我问朋友：“你把自己的老婆比作什么花？”怎么说的都有。“玫瑰。”“红玫瑰。”“百合。”“麝香百合。”
　　我慢悠悠地说出我的答案：“我的老婆，我把她比作塑料花。”闻者皆惊。
　　“塑料花，很普通，但永不凋谢，摆哪儿是哪儿。”我解释道。
　　科学家深入分析人类的荷尔蒙，得出一个令人失望的定律：所谓“爱情”，保鲜期不超过36个月。或许不少人都亲自验证了这一说法。
　　但是对我来讲，爱情是无限期的，就像塑料花的花期一样永恒。
　　（王世全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咏远有李》一书）（责编 拾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