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经济危机时期，失业率高都是一个难以应付的问题。2008年爆发的金融和经济问题到2009年可能转化为就业危机。而国际劳工组织也发出警告，到2009年底，金融危机可能使世界失业人口从2007年的1.9亿上升到2.1亿，创近十年的新高。
　　中国的失业问题比较特殊，既有城镇居民的下岗待业问题，又有大中专学生就业问题，更有农民工的失业问题。三者之中，至少在今年春天，要数农民工失业问题最为严峻。这个群体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严重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
　　但是，一直以来，很多人都有一个认识误区，以为两栖化生存的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缓冲因素。经济形势一旦不好，农民工可以回到农村，那里有住房，有土地，可以靠务农生活。可是，事实上能够回乡务农的农民工，很可能只是一小部分。那些曾經干过农活的壮年人，才有可能重操旧业，而大批十几岁就出来打工的年轻人，对农村生活已经相当陌生了，他们根本不懂怎样干农活，尽管由于遭受歧视，他们对城市并无太多亲切感，但多年的打工生活，却使得他们对城市更熟悉、更适应。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过自1992年以来连续16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已经改变了一代农民。
　　金融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影响将在今年进一步呈现，可是美国的衰退不一定意味着中国的进取。在国际市场需求持续萎缩的情况下，严重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势必要面对这一局面所带来的各种后果。经济成长放缓所带来的失业问题正逐步浮现。民工集中的广东因为企业倒闭，导致今年的返乡春运潮提前发生。可以预料，尽管大批的农民工提前返乡，但一开春，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还是会沿着熟悉的路，重返城市和城市化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而经济形势在那个时候，不大可能有好转。但是，政府事实上不可能找到如此多的岗位，解决如此众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唯一的办法，是进行职业培训。
　　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事实上很早就开始了，各级政府，都为此投了大笔的专项资金。但是，以往的培训，都是按行政口径由农民工户口所在地的政府机构来组织的。由于农民工的输出地并不享有农民工培训的益处，而输入地政府享受到了好处，却基本没有培训的义务，所以，对输出地农民工的培训，地方政府毫无积极性，结果变成了走形式，各个乡镇靠收集农民的身份证的办法，将培训费领出来，就算培训了。上级下拨的农民工培训费，结果变成了乡镇政府的一种额外收入。
　　因此，今年的农民工培训，应该由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联手进行，以输入地政府为主，输出地政府协助组织。河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开办农民工人力资源公司的做法，值得借鉴。由农民工输入地政府出面，由一些NGO组织或者有志于此的企业家开办一些人力资源公司，先对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进行专项的职业培训，培训费用部分由政府支付，部分面向社会集资，原来下拨给各级政府的培训费，应该全数转移到这些公司里来；也可以用政府无息贷款的方式，等到经济状况好转，部分由农民工、部分由聘用企业来偿还。这样做，等于在经济衰退时期，让农民工先上职业技术学校，提高劳动力层次，等待经济状况好转。珠三角地区一直在鼓吹产业升级，但如果没有农民工职业素质的提高，产业升级是不可想象的。农民工输入地的政府在经济衰退时期付出一点，日后得到的好处将很大，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当然，如此大规模的职业培训，政府方面的压力是很大的，工作也相当繁难，但如果能放手动员各种NGO组织以及有心参与的企业家广泛参与，实际上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