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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一：适应大开放格局的新型国际关系治理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后，如何提升“一带一路”的国际认同度，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防范可能存在的地缘政治风险，这是中国在开放进程中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自“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国际关注度不断提升，大多数国家对中国包容共享的开放战略表示认同，对“一带一路”的理解不断深化，合作意愿持续升温。但也有少数国家对“一带一路”产生误解，对中国的动机表示猜疑，国际上还有些人妄言
“一带一路”建设将使中国掠夺性开发沿线资源，会给沿线国家带来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借“一带一路”改变了地区的稳定和平衡，借此宣扬“中国威胁论”。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区域一体化的今天，国际地缘政治、各国政党的左右倾向、文明冲突、宗教、种族等这些政治和社会因素错综交杂，影响着国际安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处于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型时期，政治动荡、商业环境不成熟，安全和发展方面普遍存在不确定性。“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地缘政治风险不容小觑。
挑战二：适应大开放格局的新型国际金融秩序
亚投行成立之后，如何积极参与重构国际金融秩序，处理好亚投行与现存国际金融组织的关系，仍然面临较大的挑战。
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和缺陷不断暴露，与全球经济格局越来越不匹配。亚投行的建立标志着国际金融秩序变革的序幕即将拉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有望得到提升。但亚投行的建立也让美国、日本等国家担心由它们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会受到挑战，对亚投行一直持有抵触情绪。
现行国际金融组织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都将“政治透明”“人权”等问题作为附加条件，使得经济问题政治化，IMF的援助也会附加财政紧缩、市场开放和破产清算等条件。与之不同的是，亚投行不仅是一个融资平台，更是一个合作的平台，倡导开放、包容、多边交流。亚投行的项目审批不但不会附加政治条件，而且不会要求借款方为贷款而私有化或者放松管制，只要求贷款项目合法透明，保证社会和环境效益。与现行国际组织相比，亚投行的贷款标准更适合发展的因地制宜，审批灵活性更大。
亚投行的建立能够改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中的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现象。但亚投行本身作为一个国际金融组织，在如何满足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如何动态调整各方的权力和利益格局等方面，仍然面临较大的挑战。
挑战三：适应大开放格局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人民币加入SDR之后，如何谨慎推进中国金融领域的开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开放的新挑战。
IMF对篮子货币有两条标准，第一是该货币的发行国（或货币联盟）在过去5年内货物和服务出口额位居世界前列；第二则是
IMF认定该货币“可自由使用”（“Free Usable”Criterion），具
体包括在国际储备、国际银行借贷、国际债券和外汇交易中的自由使用情况。
资本账户开放可以大幅降低直接投资资金流动的难度，促进跨境资本流动的双向快速增长。就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势头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比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更快。从金融资本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中国庞大的储蓄资金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组合再配置，这有可能会产生一定规模的资本外流。
作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中国资本渐进开放是必然趋势。2014年，上海自贸区开展金融改革试点、深圳前海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沪港通”试水资本市场开放，这一系列举措都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步伐正在加快。
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最新统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资本账户管制的40个子项中，中国有34项达到部分可兑换及以上水平，占比85%。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剩下尚未开放的项目是中国保证金融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火线，如果完全放开意味着人民币将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中国金融体系将面临较大的风险。
挑战四：适应大开放格局的区域合作竞争
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加深与世界经济融合的过程中，面临着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新挑战。
2015年10月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12个谈判国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部长会议上达成基本协议，2016年2月4日成员国在新西兰的奥克兰签署协定。TPP12个成员国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贸易额占全球接近30%。中国与TPP12国的贸易占外贸总额的33.32%，按中国统计数据，顺差占比有32.07%。新加坡、美国和日本分别是中国2015年第二、第五和第六大FDI来源国；美国是仅次于欧盟的中国第二大商品贸易伙伴国，东盟是中国第三大商品贸易伙伴，其中主要是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TPP目前正在等待各国审议并批准，TPP一旦生效，中国有可能受到冲击与影响。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6年第22期 ）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后，如何提升“一带一路”的国际认同度，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防范可能存在的地缘政治风险，这是中国在开放进程中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自“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国际关注度不断提升，大多数国家对中国包容共享的开放战略表示认同，对“一带一路”的理解不断深化，合作意愿持续升温。但也有少数国家对“一带一路”产生误解，对中国的动机表示猜疑，国际上还有些人妄言
“一带一路”建设将使中国掠夺性开发沿线资源，会给沿线国家带来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借“一带一路”改变了地区的稳定和平衡，借此宣扬“中国威胁论”。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区域一体化的今天，国际地缘政治、各国政党的左右倾向、文明冲突、宗教、种族等这些政治和社会因素错综交杂，影响着国际安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处于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型时期，政治动荡、商业环境不成熟，安全和发展方面普遍存在不确定性。“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地缘政治风险不容小觑。
挑战二：适应大开放格局的新型国际金融秩序
亚投行成立之后，如何积极参与重构国际金融秩序，处理好亚投行与现存国际金融组织的关系，仍然面临较大的挑战。
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和缺陷不断暴露，与全球经济格局越来越不匹配。亚投行的建立标志着国际金融秩序变革的序幕即将拉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有望得到提升。但亚投行的建立也让美国、日本等国家担心由它们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会受到挑战，对亚投行一直持有抵触情绪。
现行国际金融组织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都将“政治透明”“人权”等问题作为附加条件，使得经济问题政治化，IMF的援助也会附加财政紧缩、市场开放和破产清算等条件。与之不同的是，亚投行不仅是一个融资平台，更是一个合作的平台，倡导开放、包容、多边交流。亚投行的项目审批不但不会附加政治条件，而且不会要求借款方为贷款而私有化或者放松管制，只要求贷款项目合法透明，保证社会和环境效益。与现行国际组织相比，亚投行的贷款标准更适合发展的因地制宜，审批灵活性更大。
亚投行的建立能够改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中的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现象。但亚投行本身作为一个国际金融组织，在如何满足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如何动态调整各方的权力和利益格局等方面，仍然面临较大的挑战。
挑战三：适应大开放格局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人民币加入SDR之后，如何谨慎推进中国金融领域的开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开放的新挑战。
IMF对篮子货币有两条标准，第一是该货币的发行国（或货币联盟）在过去5年内货物和服务出口额位居世界前列；第二则是
IMF认定该货币“可自由使用”（“Free Usable”Criterion），具
体包括在国际储备、国际银行借贷、国际债券和外汇交易中的自由使用情况。
资本账户开放可以大幅降低直接投资资金流动的难度，促进跨境资本流动的双向快速增长。就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势头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比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更快。从金融资本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中国庞大的储蓄资金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组合再配置，这有可能会产生一定规模的资本外流。
作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中国资本渐进开放是必然趋势。2014年，上海自贸区开展金融改革试点、深圳前海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沪港通”试水资本市场开放，这一系列举措都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步伐正在加快。
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最新统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资本账户管制的40个子项中，中国有34项达到部分可兑换及以上水平，占比85%。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剩下尚未开放的项目是中国保证金融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火线，如果完全放开意味着人民币将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中国金融体系将面临较大的风险。
挑战四：适应大开放格局的区域合作竞争
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加深与世界经济融合的过程中，面临着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新挑战。
2015年10月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12个谈判国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部长会议上达成基本协议，2016年2月4日成员国在新西兰的奥克兰签署协定。TPP12个成员国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贸易额占全球接近30%。中国与TPP12国的贸易占外贸总额的33.32%，按中国统计数据，顺差占比有32.07%。新加坡、美国和日本分别是中国2015年第二、第五和第六大FDI来源国；美国是仅次于欧盟的中国第二大商品贸易伙伴国，东盟是中国第三大商品贸易伙伴，其中主要是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TPP目前正在等待各国审议并批准，TPP一旦生效，中国有可能受到冲击与影响。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6年第2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