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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第一次企业兼并浪潮中，发达工业国家就出现了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相互融合的趋势。这一特殊的经济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重视和关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来分析这一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与制度特征，开辟了产融结合理论先河。
1903年，拉法格在《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一文中以“金融资本”一词来描述这种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日趋溶合的趋势。列宁是金融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金融资本是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或混合生长而形成的资本，金融资本的发展滋生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寄生性和垂死性，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1932年年阿道夫·贝利和加德纳·米恩斯在对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大批规模庞大的新型公司的内部权利结构进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股权高度分散化的情况下，这种公司控制权由所有者手中转移到经理手中的过程，意味着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即“经理革命”。然而，以赖特·帕特曼，戴维·M·考兹，贝恩·明兹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却在1968年的《帕特曼报告》中提出金融机构控制论。他们认为，现代大公司的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各类金融机构而不是公司经理人之手。金融机构控制论从组织内部的权利结果的性质和发展趋势来分析金融资本的地位。
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日本和德国在战后重建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它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都实行了特殊的产融结合模式。青木昌彦、休· 帕特里、钱颖一克和托马斯· 赫尔曼，凯文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针对日本的情况，从银行——企业的关系制度入手着重研究产融结合模式的内在机理和经济绩效，把产融结合纳入金融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畴。
我国学者对产融结合的研究著作不多，国内经济学家吴大琨主编的《金融资本论》一书在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广泛收集了美、日、德三个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产融结合的最新资料，深入分析了现代金融资本的新变化，新特征和新趋势。金晓斌的《现代商业银行与工商企业关系论》从银企关系为切入点，运用现代企业理论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和企业运作方式与内在机理以及经济发展所引起的银企交易方式的变化和这种变化对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作用。1997年9月李扬、王国刚、王军、房汉廷在《产融结合：发达国家的历史和对我国的启示》中强调金融机制在储蓄——投资转化过程的作用把金融储蓄向产业投资等一切资本连接方式和手段都视为产融结合的实现途径。
产融结合的经济学分析
产融结合是否在经济上合理，可以用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判断。虽然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收益是指企业销售商品的收入。成本是指商品生产中实际消耗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所构成的价值。即生产过程中耗费的资本。但用于表示产融结合的成本与收益也可以成立。产融结合的收益是如果企业实行产融结合，外部融资风险大，并由此所造成的损失。换言之就是企业将外部融资交易费用或外部融资的成本内在化，从而得到利益。产融结合的收益是一种预期收益，由于不实施产融结合的后果有许多种，那可以说明产融结合收益就等于企业无产融结合所造成损失期望值。产融结合的成本可分为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企业在实现产融结合而造成的活动成本、签约成本、合同风险成本、交易费用以及因结合而需建立新的制度，提供信息和培训人员等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而间接成本则是产融结合产生垄断限制了充分竞争使社会福利水平下降。
我国处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体制中，行政力量影响着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综观我国金融机构，很少有离开行政支持而成立的，银行本身又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真正能进行产融结合的企业一般是有较大实力的国有企业，往往由政府取代企业充当了主角，因此，在产融结合中，行政力量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这一点，在产融结合之初，可能形成一种行政推力，但也容易使产融结合中各种机制不能适应市场的选择，不能接受市场的压力，最后带来行政性结合的失败。日本通过产融结合建设和发展大型企业集团，在1997年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危机中陷入困境，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政府干预过多。政府是企业的保护者，每当它们出现危机，政府总要出面说服其他同行给予融资，或者由中央银行提供特别担保进行融资，以避免企业发生倒闭。但政府的保护决不能使企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使矛盾推迟爆发，直到问题积重难返。
体现了循环经济性质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产融结合贯穿于经济运行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体现为一种循环经济性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产融结合有利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产融结合将稳步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全符合我国金融市场完善与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深入改革我国现行的金融组织体系。近年来，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明显向个人倾斜，居民收入迅速增长，但由于资本市场欠发达，居民投资渠道单一，导致银行储蓄存款猛增，大量资金沉淀于银行，而企业又长期缺乏资金。资本市场发育不健全，直接融资规模过小和相应监管能力不足，直接导致了我国企业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的格局，银行背负了供应短期营运资金和长期发展资金的双重重负，便很多银行转向商业银行规范运营的进程滞后。随着收入分配更多地向个人倾斜，银行储蓄实际构成了居民部门唯一的投资出路。这样一种银行资产与负债结构，不能满足金融市场的需求，各大投资者在渠道、工具品种的需求上受到严重压抑，因此，有序扩大直接融资，完善资本市场，既有利于减轻银行过重负担，也有利于非银行金融机构逐步拓展服务于资本市场的各种投资银行业务，完善我国的银行组织体系。
产融结合能有效解决产业部门缺乏资金的问题。科斯定理指出企业组织形成的原因和规模扩张的界限抉择标准在于组织企业性生产的内部管理成本与通过市场达成契约的交易成本的比较。将不确定的外在成本转化为内部成本，风险降低到最少，即将外在成本内在化。产融结合对于企业而言就是将交易内部化的过程。当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实现完美结合之时，整个集团内部已经建立起一个相当完善的内部资本市场，有效地规避融资过程的外在交易风险。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的发展首先应当依赖于自有资金，只有自有资金不足以维持公司发展时，公司才应当采取外部融资的方式，而外部融资方式的选择顺序依次为债务、可转换债券和股权融资，这种由内及外的融资方式最有利于企业发展。1999年世界银行专管民营事务的分支机构——国际金融公司在我国北京、成都、广东顺德、浙江温州等地开展了一项针对民营经济的调查活动，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的民营融资无论是初创时期还是发展时期都严重依赖自我融资渠道。20%左右的民营企业认为融资困难已严重阻碍了他们的发展。据调查，中国民营经济创始的启动资金有90%以上主要来自资金持有者、当初的合伙人以及他们的家庭（见表1）。
相信介入金融资本后，企业即能够在内部资本市场上方便地获得低成本的资金，有助于解决目前企业不得不面对的融资困难问题。从理论上讲，这种内部融资方式对企业的成长也最为有利。结合科斯定理，产融结合不但能有效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而且能扩展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减少企业外部融资的风险。
产融结合将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过程中，国际竞争力的强弱事关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存亡，国际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下，与各国的竞争力相比较，其创造增加值和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能力。其中企业管理竞争力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企业管理竞争力是指一国企业或企业家设计、生产、销售产品和劳务的能力，其价格特性比竞争对手更具有市场吸引力。综观世界经济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绝大部分是被称为“金融寡头”的银企垄断集团。而500强中有80％以上都是成功地进行产融结合的运作。加入WTO后，我国现有的金融业和企业界的国际竞争力都面临严峻挑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集团的平均规模和行业集中率还相距甚远。2001年，在世界500强中，我国只有六家企业能列位其中。要改变这一现状，单凭贸易手段和金融手段很难实现，而必须依靠产业和金融业结合，银行和企业的联系更加广泛而深刻，通过稳定的信贷关系、资本结合、人力结合和信息共享等，产生“1+1>2”的协同效应。
我国现阶段产融结合的实现途径
实现以市场为主导的产融结合
典型的产融结合模式有：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中国现阶段产融结合模式属于政府主导型，以市场为主导的产融结合模式基本的定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而且以资本市场为依托具有以下优势：第一，资本市场是风险资本形成和支持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与产业化的最重要机制，而现代积极的竞争优势来自于高新技术的产业化。第二，资本市场不仅具有较低的交易费用、信息的开发性和获得性、资产流动性的优势，而且还为金融资本的需求者创造了一个获得低成本资金的供给机制。再次，在多样化、高度市场化的融资体系中，企业的融资选择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这不仅有利于企业资本结构合理化，而且也使企业较少受制于银行。此外，资本市场通过证券交易、接管、并购等途径和公开信息披露机制促进了金融资本使用效率，从而有助于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有效配置。美国的“新经济”很好地证明了这种产融结合模式的比较优势。因此以市场主导型产融结合无疑是我国的理想目标。
发展和完善投资银行业务。产融结合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两者在流动中进行组合，才能产生效率。投资银行具有多方面的优势，无论是在资产重组、企业兼并中，还是在证券承销方面，它都能发挥其他结构不能发挥的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中，投资银行体系很发达。 同商业银行相比较，投资银行是一类较为特殊的中介机构，它既是投资中介人，本身又是机构投资者，它具有价格发现功能，是个“造市者”，它最显著的特征是角色的多元性：它既是经纪人，又是自营商；既是资金的需求者，又是使用者。投行的这一特殊角色使它既能为资金缺乏者和其他机构发行证券以筹资，又能为资金富余者寻找投资机会，基本上发挥了商业银行的中介、沟通功能，促进了产融结合；而且，企业通过投行发行、营销股票而获得权益性资金，可以减少利息开支、降低成本，也分散了原高度集中于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
产融结合的纽带：资产证券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资产证券化潮流迅速兴起。
资产证券化通常是指金融资产的证券化，即资产证券发起人把流动性差的金融资产出售给独立于发起人信用的金融资产的买方，再由金融资产的买方以所购金融资产为担保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以收回购买资金，资产证券化一方面大大增强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产业部门的支持能力，降低了贷款者的风险，另一方面，打破了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藩篱，使银行等从事间接融资活动的机构能够介入直接融资市场。
资产证券化将在产融结合机制的市场深化中起主要作用：第一，资产证券化使流动性差的金融资产具有了流动性，使所有权的运动及其权益的实现与其客体的实际营运相分离，这就以最低的成本推动资本高效的流动和重组。第二，资产证券化具有风险分散与转移功能，这就提高了长期资本和风险资本的供应能力，促进了产融结合的效率。第三，资产证券化能降低传统的产融结合所造成的银行和产业垄断及信息的内部独占性，促进金融机构间、企业间的竞争。第四，资产证券化可促使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领域更多渗透，加强双方的联系和合作，进一步推进综合经营的发展。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1903年，拉法格在《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一文中以“金融资本”一词来描述这种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日趋溶合的趋势。列宁是金融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金融资本是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或混合生长而形成的资本，金融资本的发展滋生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寄生性和垂死性，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1932年年阿道夫·贝利和加德纳·米恩斯在对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大批规模庞大的新型公司的内部权利结构进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股权高度分散化的情况下，这种公司控制权由所有者手中转移到经理手中的过程，意味着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即“经理革命”。然而，以赖特·帕特曼，戴维·M·考兹，贝恩·明兹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却在1968年的《帕特曼报告》中提出金融机构控制论。他们认为，现代大公司的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各类金融机构而不是公司经理人之手。金融机构控制论从组织内部的权利结果的性质和发展趋势来分析金融资本的地位。
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日本和德国在战后重建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它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都实行了特殊的产融结合模式。青木昌彦、休· 帕特里、钱颖一克和托马斯· 赫尔曼，凯文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针对日本的情况，从银行——企业的关系制度入手着重研究产融结合模式的内在机理和经济绩效，把产融结合纳入金融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畴。
我国学者对产融结合的研究著作不多，国内经济学家吴大琨主编的《金融资本论》一书在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广泛收集了美、日、德三个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产融结合的最新资料，深入分析了现代金融资本的新变化，新特征和新趋势。金晓斌的《现代商业银行与工商企业关系论》从银企关系为切入点，运用现代企业理论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和企业运作方式与内在机理以及经济发展所引起的银企交易方式的变化和这种变化对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作用。1997年9月李扬、王国刚、王军、房汉廷在《产融结合：发达国家的历史和对我国的启示》中强调金融机制在储蓄——投资转化过程的作用把金融储蓄向产业投资等一切资本连接方式和手段都视为产融结合的实现途径。
产融结合的经济学分析
产融结合是否在经济上合理，可以用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判断。虽然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收益是指企业销售商品的收入。成本是指商品生产中实际消耗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所构成的价值。即生产过程中耗费的资本。但用于表示产融结合的成本与收益也可以成立。产融结合的收益是如果企业实行产融结合，外部融资风险大，并由此所造成的损失。换言之就是企业将外部融资交易费用或外部融资的成本内在化，从而得到利益。产融结合的收益是一种预期收益，由于不实施产融结合的后果有许多种，那可以说明产融结合收益就等于企业无产融结合所造成损失期望值。产融结合的成本可分为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企业在实现产融结合而造成的活动成本、签约成本、合同风险成本、交易费用以及因结合而需建立新的制度，提供信息和培训人员等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而间接成本则是产融结合产生垄断限制了充分竞争使社会福利水平下降。
我国处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体制中，行政力量影响着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综观我国金融机构，很少有离开行政支持而成立的，银行本身又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真正能进行产融结合的企业一般是有较大实力的国有企业，往往由政府取代企业充当了主角，因此，在产融结合中，行政力量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这一点，在产融结合之初，可能形成一种行政推力，但也容易使产融结合中各种机制不能适应市场的选择，不能接受市场的压力，最后带来行政性结合的失败。日本通过产融结合建设和发展大型企业集团，在1997年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危机中陷入困境，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政府干预过多。政府是企业的保护者，每当它们出现危机，政府总要出面说服其他同行给予融资，或者由中央银行提供特别担保进行融资，以避免企业发生倒闭。但政府的保护决不能使企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使矛盾推迟爆发，直到问题积重难返。
体现了循环经济性质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产融结合贯穿于经济运行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体现为一种循环经济性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产融结合有利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产融结合将稳步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全符合我国金融市场完善与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深入改革我国现行的金融组织体系。近年来，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明显向个人倾斜，居民收入迅速增长，但由于资本市场欠发达，居民投资渠道单一，导致银行储蓄存款猛增，大量资金沉淀于银行，而企业又长期缺乏资金。资本市场发育不健全，直接融资规模过小和相应监管能力不足，直接导致了我国企业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的格局，银行背负了供应短期营运资金和长期发展资金的双重重负，便很多银行转向商业银行规范运营的进程滞后。随着收入分配更多地向个人倾斜，银行储蓄实际构成了居民部门唯一的投资出路。这样一种银行资产与负债结构，不能满足金融市场的需求，各大投资者在渠道、工具品种的需求上受到严重压抑，因此，有序扩大直接融资，完善资本市场，既有利于减轻银行过重负担，也有利于非银行金融机构逐步拓展服务于资本市场的各种投资银行业务，完善我国的银行组织体系。
产融结合能有效解决产业部门缺乏资金的问题。科斯定理指出企业组织形成的原因和规模扩张的界限抉择标准在于组织企业性生产的内部管理成本与通过市场达成契约的交易成本的比较。将不确定的外在成本转化为内部成本，风险降低到最少，即将外在成本内在化。产融结合对于企业而言就是将交易内部化的过程。当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实现完美结合之时，整个集团内部已经建立起一个相当完善的内部资本市场，有效地规避融资过程的外在交易风险。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的发展首先应当依赖于自有资金，只有自有资金不足以维持公司发展时，公司才应当采取外部融资的方式，而外部融资方式的选择顺序依次为债务、可转换债券和股权融资，这种由内及外的融资方式最有利于企业发展。1999年世界银行专管民营事务的分支机构——国际金融公司在我国北京、成都、广东顺德、浙江温州等地开展了一项针对民营经济的调查活动，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的民营融资无论是初创时期还是发展时期都严重依赖自我融资渠道。20%左右的民营企业认为融资困难已严重阻碍了他们的发展。据调查，中国民营经济创始的启动资金有90%以上主要来自资金持有者、当初的合伙人以及他们的家庭（见表1）。
相信介入金融资本后，企业即能够在内部资本市场上方便地获得低成本的资金，有助于解决目前企业不得不面对的融资困难问题。从理论上讲，这种内部融资方式对企业的成长也最为有利。结合科斯定理，产融结合不但能有效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而且能扩展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减少企业外部融资的风险。
产融结合将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过程中，国际竞争力的强弱事关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存亡，国际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下，与各国的竞争力相比较，其创造增加值和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能力。其中企业管理竞争力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企业管理竞争力是指一国企业或企业家设计、生产、销售产品和劳务的能力，其价格特性比竞争对手更具有市场吸引力。综观世界经济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绝大部分是被称为“金融寡头”的银企垄断集团。而500强中有80％以上都是成功地进行产融结合的运作。加入WTO后，我国现有的金融业和企业界的国际竞争力都面临严峻挑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集团的平均规模和行业集中率还相距甚远。2001年，在世界500强中，我国只有六家企业能列位其中。要改变这一现状，单凭贸易手段和金融手段很难实现，而必须依靠产业和金融业结合，银行和企业的联系更加广泛而深刻，通过稳定的信贷关系、资本结合、人力结合和信息共享等，产生“1+1>2”的协同效应。
我国现阶段产融结合的实现途径
实现以市场为主导的产融结合
典型的产融结合模式有：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中国现阶段产融结合模式属于政府主导型，以市场为主导的产融结合模式基本的定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而且以资本市场为依托具有以下优势：第一，资本市场是风险资本形成和支持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与产业化的最重要机制，而现代积极的竞争优势来自于高新技术的产业化。第二，资本市场不仅具有较低的交易费用、信息的开发性和获得性、资产流动性的优势，而且还为金融资本的需求者创造了一个获得低成本资金的供给机制。再次，在多样化、高度市场化的融资体系中，企业的融资选择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这不仅有利于企业资本结构合理化，而且也使企业较少受制于银行。此外，资本市场通过证券交易、接管、并购等途径和公开信息披露机制促进了金融资本使用效率，从而有助于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有效配置。美国的“新经济”很好地证明了这种产融结合模式的比较优势。因此以市场主导型产融结合无疑是我国的理想目标。
发展和完善投资银行业务。产融结合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两者在流动中进行组合，才能产生效率。投资银行具有多方面的优势，无论是在资产重组、企业兼并中，还是在证券承销方面，它都能发挥其他结构不能发挥的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中，投资银行体系很发达。 同商业银行相比较，投资银行是一类较为特殊的中介机构，它既是投资中介人，本身又是机构投资者，它具有价格发现功能，是个“造市者”，它最显著的特征是角色的多元性：它既是经纪人，又是自营商；既是资金的需求者，又是使用者。投行的这一特殊角色使它既能为资金缺乏者和其他机构发行证券以筹资，又能为资金富余者寻找投资机会，基本上发挥了商业银行的中介、沟通功能，促进了产融结合；而且，企业通过投行发行、营销股票而获得权益性资金，可以减少利息开支、降低成本，也分散了原高度集中于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
产融结合的纽带：资产证券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资产证券化潮流迅速兴起。
资产证券化通常是指金融资产的证券化，即资产证券发起人把流动性差的金融资产出售给独立于发起人信用的金融资产的买方，再由金融资产的买方以所购金融资产为担保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以收回购买资金，资产证券化一方面大大增强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产业部门的支持能力，降低了贷款者的风险，另一方面，打破了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藩篱，使银行等从事间接融资活动的机构能够介入直接融资市场。
资产证券化将在产融结合机制的市场深化中起主要作用：第一，资产证券化使流动性差的金融资产具有了流动性，使所有权的运动及其权益的实现与其客体的实际营运相分离，这就以最低的成本推动资本高效的流动和重组。第二，资产证券化具有风险分散与转移功能，这就提高了长期资本和风险资本的供应能力，促进了产融结合的效率。第三，资产证券化能降低传统的产融结合所造成的银行和产业垄断及信息的内部独占性，促进金融机构间、企业间的竞争。第四，资产证券化可促使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领域更多渗透，加强双方的联系和合作，进一步推进综合经营的发展。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