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醉驾案和故宫“四重门”（失窃门、错字门、会所门、解雇门）引起了我的关注，原因是高晓松与故宫面对媒体和公众截然不同的态度。
　　高晓松的态度可用“谦卑”二字形容。尤其是在法庭上，他用放弃辩护的举动，“酒令智昏，以我为戒”的自白，在被判刑之后，“不上诉，再次抱歉：对不起……”的表态，为他赢得了“够男人”“纯爷们”的赞扬。
　　故宫的态度则可用“傲慢”二字形容。本来，高墙深院的故宫发生失窃事件，就该本着守宝有责、失守担责的态度，站出来向媒体和公众道歉，但故宫一味强调自己保卫如何森严，好像责任在偷盗者太厉害。
　　等到“错字门”打开，故宫还是一副比谁都有文化的姿态，硬要说“撼”比“捍”更加厚重。直到实在抵赖不过去了，才道歉，但是道歉又明显缺乏诚意，把责任推给了送锦旗的保卫部门。当时我就纳闷，道一声歉怎么就这么难？要是故宫遭遇第一重门时，就老老实实地道歉，可能场面远不会像今天这般被动，第二、三、四重门就打不开了，故宫用自己的傲慢开启了一道道“门”。
　　高晓松老实道歉固然可嘉，故宫扭捏道歉却让人感到，虽然这些年媒体和公众都在呼吁形成一种“道歉文化”，也确实有一些部门、官员、名人开始学习向公众道歉，但与公众的期望相去甚远，更多时候，道歉不道歉仍然是一个问题。
　　道歉是基于知错之上的认错，是以真诚的忏悔求得他人的宽恕，对自己是一次心灵的救赎。由此看，道歉首先要知错，然后才谈得上认错。知错的前提是内心里始终有清晰的是非、正义、良知等标尺，这标尺立于人心，是超越时空的价值规范，个人无法规定、无法篡改，只有遵守服从。倘若相信“规矩是人定的”，是非、正义、良知不具有某种超脱的威力，那么是非、正义、良知的标尺就可能因人而变，遵守也将变成见机行事，道歉之事就变成可道可不道，能不道就不道，不道也没有觉得有任何的惩罚和亏欠，那就不道，而非来自心灵内在的神圣约束。
　　每个人或集体自求修为当然好，但最好不要把自己往圣贤之路上赶，也不要自扮神仙，就把自己当成人就好，既是人，就不免犯错，犯了错就认错道歉，真诚忏悔，改过自新，仍是一个可爱的人。高晓松道歉之后，坏事变好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开放理性的社会容得下知错认错改错的人。
　　现在有一种倾向，有些官员、名人向公众道歉，就被指沦为一种公关方式和“规避责任”的工具。这有点多虑了，道歉表明认错，认错是否发自内心另当别论，但过失者道不道歉是一回事，公众接不接受道歉是另一回事，不能拿后者来否定前者。道歉是社会惩罚机制的一部分，不经自我真诚认错的惩罚，和经过自我真诚忏悔道歉后的惩罚，纠错效果肯定不同。我们现在应该欢迎更多的道歉，尤其是要求有过失的官员放下身段，真诚地向公众道歉。
　　编辑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