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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70年代,当文论和文学翻译领域出现文化转向时,“归化”和“异化”之争取代了直译和意译之争。“归化”翻译是指译文采用明白、流畅的风格,以使读者对外来文本的陌生感降到最低限度。“异化”翻译指生成目标文本时通过保留原文中某些异国情调的东西,来故意打破目标语惯例的类型。“异化”有利于读者了解异国的语言与文化特点,有利于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翻译 归化 异化 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70年代,当文论和文学翻译领域出现文化转向时,“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ation)之争取代了直译和意译之争。在当代国际翻译论坛,引起“归化”和“异化”之争的人应该是奈达,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描述这对翻译策略的是以色列学者伊万·祖哈,美籍意大利学者韦努蒂把“归化”和“异化”翻译的争论推向了高潮。
一 异化和归化的理论基础
1813年,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他的这个言论,成为了“异化”和“归化”理论的原型。100多年后,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将第一种方法正式命名为“异化法”,而将第二种方法命名为“归化法”。
作为翻译的两个派别,二者追求的翻译效果各自不同。“归化”追求的是译文采用明白、流畅的风格,以使读者对外来文本的陌生感降到最低限度。“异化”追求的是通过保留原文中某些异国情调的东西,来故意打破目标语惯例的类型。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两种翻译派别各自有了自己的代表人物,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美籍意大利学者韦努蒂被认为是“异化”派代表,他将翻译描述为一种“民族偏离的压力”,并因而认为它具有“记录外来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使读者置身国外”的作用。这不仅意味着翻译不必绝对地服从目标语言和文本的限制,还可以在适当情况下选择不流畅的、晦涩难懂的风格,可以有意地收录源语的独有特征或目标语的古词;“文化差异”不要去翻译、改造,而要移植,刻意地在译文中突出源语的文化之“异”,从而使读者了解异国的语言与文化特点,以供自己吸收、借用,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Eugene A.Nida)是“归化”翻译的代表人物,他从社会语言学以及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认为翻译必须以读者为服务中心。他并指出,任何信息如果起不到交际交流作用的话,就会变得没有丝毫价值。他说:“衡量一个翻译作品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检查译文读者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然后将译文读者的反应与原文读者的反应加以比较。”
在中国,似乎没有典型的异化派和归化派代表人物,但林纾、朱生豪、张谷若、傅东华、杨必的译作被认为是代表性的归化翻译,林语堂的“国化”其实就是“归化”,并且傅雷的“神似”和钱钟书的“化境”都可以被看作是归化论的扩展。鲁迅、董秋斯、卞之琳则被认为是异化派的代表。鲁迅的“保存洋气”实际上就是“异化”。
二 归化或可抹杀了原文的民族、地域文化特点
鲁迅曾经讲,“读一篇外国文学,同旅行外国很相似:该国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习俗时尚、示教、地理、使用语言的习惯……随处都会看到。这样的文字翻译过来,只要译文忠实,也就会随处泄露该文字的‘客籍’——其独特的民族风格。”
而“归化”则往往是译者用自身的民族、地域文化去替代文本中特有的民族、地域文化,往往使原作中的人物或者事物脱离了其固有的文化语境,进入到了译者的文化语境中,显得不伦不类。
例如,四字成语是我们汉民族独具特色的语言形式,语句精炼,涵义丰富。有人主张在翻译中应多运用这一优势,以使译文能更容易为国人接受。但问题是,我们的译文中把这类成语使用过滥,有时甚至给人以陈腐不堪的感觉。诸如“闭门造车”、“闻鸡起舞”、“邯郸学步”只有在中文境中才能传达出精神实质的成语,被勉强用在翻译文章中,不仅没能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反而抹杀了原文的民族、地域文化特点。还有甚者所用成语与原文语汇深层含义不等值的现象也有不少,例如将Shallow peace proposals译成“敷衍塞责的和平建议”,含义明显走样;untold suffering译成“罄竹难书的痛苦”,是将中性词译成贬义,产生语义降格;Spoil the ship for a half-penny worth of tar译成“因小失大,是抹杀形象,将抽象说法译成比喻性说法等等。
总之,随意的“归化”虽然照顾了读者的阅读感受,但是却使原文失去了其特有的民族、地域文化特点,最终使读者失去了了解异域文化的机会。
三 异化与归化相比更能促进文化交流
语言和文化是相互依存的。语言是文化的核心,处处传播着文化。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必然要传播文化。所以笔者认为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看,异化可以促进文化融合。
首先,在翻译过程中,“异化”更加准确地传达出了原文所要表达的文化信息,有助于读者了解异域文化。不同文化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理应是平等的。平等相待意味着互相尊重。那种仅从目的语文化出发,置源语文化的实际于不顾,一味迎合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方便,甚至用源语文化的价值观强行归化源语文化的做法,是不尊重源语文化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不尊重读者的行为。这种过度归化的译法掩盖了原文的文化与艺术事实,是对译文读者的蒙骗,会导致“文化失真”,使原作丧失其本来的面目,形成了对文化的阻隔。而异化有助于保持原文的“原真性”,能真实传递原文的人文氛围和精神风貌,特别是原文中不同于译语的民族文化特征和民族情怀。例如:
原文:…,who is a good Christian,a good parent,child,wife,or husband;…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Vanity Fair.London:Penguin Books,2001.)
译文1:……真的是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儿女,尽职的丈夫,贤良的妻子,……(杨必译,《名利场》,人民文学出版社)
译文2:……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位好父亲、好母亲、好儿女、好妻子或好丈夫,……(宋如德译,《花花世界:一部没有英雄的小说》,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2是一种“异化”的译法,将原文的”good”直接译为五个“好”,比较贴近于作者原来的表述,并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空间思索,如在原文的文化中“好”可能会包涵怎样的涵义。而译文1将一个good 译为“虔诚”、“慈爱”、“孝顺”、“尽职”、“贤良”五个词,行文流畅,语言优美。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思考:好的父母是否一定等同于“慈爱”的父母,好的儿女又是否等同于“孝顺”的儿女呢?因此有人认为这种处理方式把中国式的价值观强加于原语言文化,影响了人们对原语言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这种用异语文化的价值观强行归化原语文化的做法,有时候被认为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行为,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反思。
其次,适度的“异化”不会造成目标读者对原文理解的错误。相反,不恰当的“归化”对原文信息和文化的传递都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归化”要求译者向读者靠拢,在翻译方法上恪守译入语的表达方式,译文以译入语文化或译入语读者为归宿。“归化”的目的是使译文更加贴近读者生活,使之更容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然而,适度的“异化”并不会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例如:(“医生说是重感冒。恐怕是这两天太累了。她没日没夜地找人谈话、布置和反动学生的斗争,常常顾不上吃饭,身体当然受不了。”)侯瑞也摇摇头说:“她太累了。”(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582,第四十一章)
译文:Hou Rui shook his head,saying,“she’s worn herself out.”(Yang Mo,The Song of Youth.Translated by Nan Ying.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78:574-575,Cha 41.)
奈达认为本句话中的“摇摇头”在译文中直接翻译为“shook his head”可能会引起读者的误解,因为在欧美文化中摇头通常暗示不同意前者的意见。然而,无论读者身处的文化如何,在有上下文的情况下,读者并不会认为此时摇头有悖常理,即使与读者的文化确实有差异也不会妨碍读者的理解。相反,这种直接的翻法忠实于原文,在不影响传达原文意思的情况下,较好地传递了原文的文化。
而在另一个例子中,《名利场》中夏泼小姐本来不会吃辣,在餐桌上冒冒失失吃了一大口辣椒,辣得火烧火燎,大声要水喝,餐桌上的主人忍不住大笑起来,接着说:“…Sambo, give Miss Sharp some water.”这句话的译文为:“……给夏泼小姐拿点儿开水来”。译者将原文的“水”变成了“开水”,这是一种有意的调整。他显然认为餐桌上喝水一般都喝开水。但英国人的餐桌上一般都喝凉水,而有钱人喝的矿泉水自然更应该是凉水,在这里强调开水,反而变成节外生枝,仿佛主人故意让客人再进一步尝尝辣上加烫的滋味。这样的“归化”不但没有能够传递原文中的文化信息,而且对原文的意思也没有做到忠实的对待,自然会对读者的理解起到误导的作用。
第三,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异化”是尊重源语言文化的必然要求,它有助于在平等的基础上如实地反映源语言文化。
“异化”产生的译文无疑有助于缩小文化间的差距,起到展示民族文化特征、拓展读者视野,加速文化融合的作用。这种“异化”翻译思潮更强调对原作的艺术创造和文化体现的尊重,主张揭示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的差异。
然而,有些译者却在译文中刻意回避源语与译入语文化的差异。例如,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意识到red一词使英语读者联想到暴力、流血,所以除书名采用小说原来曾经使用的书名《石头记》,还进一步在小说中躲避“红”字,“悼红轩”译成“Nostalgia Studio”,“怡红院”译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宝玉“爱红的毛病儿”干脆略去。海内外评论家普遍认为这些改动涉及了《红楼梦》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不能不影响读者的感受。实际上,英国人除了把“红”和“暴力、流血”联系起来,也有喜爱红色的一面。如果在有一定上下文的情况下,他们未必不能体会到“红色”在中国文化中的微妙涵义。译者不必刻意、绝对的躲避这一词汇。
另外,在汉译英的过程中,人名和地名的翻译都是要尽量向英语读者的发音习惯靠拢,如:Paoyu(宝玉),Tsingtao(青岛),Peking(北京)等,而现在多是直接采用了汉语拼音。事实证明,后者并没有造成目标读者理解上的困难,相反,却使目标读者更多的了解了中国的拼音文化。
四 “异化”也应注意“度”的掌握
在翻译实践中,没有任何一条理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异化法虽然具有保留源语浓郁的文化特色、使目的语读者了解异国文化、拓展知识面同时又丰富本民族语言的优势,但是译者在实践中也应注意“度”的把握,因为“异化”也存在着使不熟悉外国文化的读者不知所云的缺点。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不能盲目追求“异化”,在源语文化背景与目标读者文化背景差异巨大的时候,应该采取适当的阐释或注释的方法,既扫除了目标读者理解的障碍,又有利于源语言文化的传递。
参考文献:
[1] Venuti 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London&NewYork:Routledge,1995.
[2] Peter Newmark,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Pergamon Press,1982.
[3] Eugene Niad,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 in Translating[M].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2001.
[4] 金堤:《等效翻译探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
[5] 刘英凯:《归化——翻译的歧路》,《现代外语》,1987年第2期。
[6] 潘克栋、曾剑平:《文化词语的异化翻译》,《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
[7] 徐玉苏:《论归化异化翻译和奈达的读者反应论》,《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作者简介:
张莹,女,1981—,河北肃宁人,河北大学200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河北大学外语教研部。
袁媛,女,1979—,河北沧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河北大学外语教研部。
关键词:翻译 归化 异化 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70年代,当文论和文学翻译领域出现文化转向时,“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ation)之争取代了直译和意译之争。在当代国际翻译论坛,引起“归化”和“异化”之争的人应该是奈达,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描述这对翻译策略的是以色列学者伊万·祖哈,美籍意大利学者韦努蒂把“归化”和“异化”翻译的争论推向了高潮。
一 异化和归化的理论基础
1813年,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他的这个言论,成为了“异化”和“归化”理论的原型。100多年后,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将第一种方法正式命名为“异化法”,而将第二种方法命名为“归化法”。
作为翻译的两个派别,二者追求的翻译效果各自不同。“归化”追求的是译文采用明白、流畅的风格,以使读者对外来文本的陌生感降到最低限度。“异化”追求的是通过保留原文中某些异国情调的东西,来故意打破目标语惯例的类型。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两种翻译派别各自有了自己的代表人物,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美籍意大利学者韦努蒂被认为是“异化”派代表,他将翻译描述为一种“民族偏离的压力”,并因而认为它具有“记录外来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使读者置身国外”的作用。这不仅意味着翻译不必绝对地服从目标语言和文本的限制,还可以在适当情况下选择不流畅的、晦涩难懂的风格,可以有意地收录源语的独有特征或目标语的古词;“文化差异”不要去翻译、改造,而要移植,刻意地在译文中突出源语的文化之“异”,从而使读者了解异国的语言与文化特点,以供自己吸收、借用,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Eugene A.Nida)是“归化”翻译的代表人物,他从社会语言学以及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认为翻译必须以读者为服务中心。他并指出,任何信息如果起不到交际交流作用的话,就会变得没有丝毫价值。他说:“衡量一个翻译作品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检查译文读者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然后将译文读者的反应与原文读者的反应加以比较。”
在中国,似乎没有典型的异化派和归化派代表人物,但林纾、朱生豪、张谷若、傅东华、杨必的译作被认为是代表性的归化翻译,林语堂的“国化”其实就是“归化”,并且傅雷的“神似”和钱钟书的“化境”都可以被看作是归化论的扩展。鲁迅、董秋斯、卞之琳则被认为是异化派的代表。鲁迅的“保存洋气”实际上就是“异化”。
二 归化或可抹杀了原文的民族、地域文化特点
鲁迅曾经讲,“读一篇外国文学,同旅行外国很相似:该国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习俗时尚、示教、地理、使用语言的习惯……随处都会看到。这样的文字翻译过来,只要译文忠实,也就会随处泄露该文字的‘客籍’——其独特的民族风格。”
而“归化”则往往是译者用自身的民族、地域文化去替代文本中特有的民族、地域文化,往往使原作中的人物或者事物脱离了其固有的文化语境,进入到了译者的文化语境中,显得不伦不类。
例如,四字成语是我们汉民族独具特色的语言形式,语句精炼,涵义丰富。有人主张在翻译中应多运用这一优势,以使译文能更容易为国人接受。但问题是,我们的译文中把这类成语使用过滥,有时甚至给人以陈腐不堪的感觉。诸如“闭门造车”、“闻鸡起舞”、“邯郸学步”只有在中文境中才能传达出精神实质的成语,被勉强用在翻译文章中,不仅没能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反而抹杀了原文的民族、地域文化特点。还有甚者所用成语与原文语汇深层含义不等值的现象也有不少,例如将Shallow peace proposals译成“敷衍塞责的和平建议”,含义明显走样;untold suffering译成“罄竹难书的痛苦”,是将中性词译成贬义,产生语义降格;Spoil the ship for a half-penny worth of tar译成“因小失大,是抹杀形象,将抽象说法译成比喻性说法等等。
总之,随意的“归化”虽然照顾了读者的阅读感受,但是却使原文失去了其特有的民族、地域文化特点,最终使读者失去了了解异域文化的机会。
三 异化与归化相比更能促进文化交流
语言和文化是相互依存的。语言是文化的核心,处处传播着文化。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必然要传播文化。所以笔者认为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看,异化可以促进文化融合。
首先,在翻译过程中,“异化”更加准确地传达出了原文所要表达的文化信息,有助于读者了解异域文化。不同文化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理应是平等的。平等相待意味着互相尊重。那种仅从目的语文化出发,置源语文化的实际于不顾,一味迎合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方便,甚至用源语文化的价值观强行归化源语文化的做法,是不尊重源语文化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不尊重读者的行为。这种过度归化的译法掩盖了原文的文化与艺术事实,是对译文读者的蒙骗,会导致“文化失真”,使原作丧失其本来的面目,形成了对文化的阻隔。而异化有助于保持原文的“原真性”,能真实传递原文的人文氛围和精神风貌,特别是原文中不同于译语的民族文化特征和民族情怀。例如:
原文:…,who is a good Christian,a good parent,child,wife,or husband;…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Vanity Fair.London:Penguin Books,2001.)
译文1:……真的是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儿女,尽职的丈夫,贤良的妻子,……(杨必译,《名利场》,人民文学出版社)
译文2:……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位好父亲、好母亲、好儿女、好妻子或好丈夫,……(宋如德译,《花花世界:一部没有英雄的小说》,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2是一种“异化”的译法,将原文的”good”直接译为五个“好”,比较贴近于作者原来的表述,并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空间思索,如在原文的文化中“好”可能会包涵怎样的涵义。而译文1将一个good 译为“虔诚”、“慈爱”、“孝顺”、“尽职”、“贤良”五个词,行文流畅,语言优美。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思考:好的父母是否一定等同于“慈爱”的父母,好的儿女又是否等同于“孝顺”的儿女呢?因此有人认为这种处理方式把中国式的价值观强加于原语言文化,影响了人们对原语言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这种用异语文化的价值观强行归化原语文化的做法,有时候被认为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行为,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反思。
其次,适度的“异化”不会造成目标读者对原文理解的错误。相反,不恰当的“归化”对原文信息和文化的传递都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归化”要求译者向读者靠拢,在翻译方法上恪守译入语的表达方式,译文以译入语文化或译入语读者为归宿。“归化”的目的是使译文更加贴近读者生活,使之更容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然而,适度的“异化”并不会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例如:(“医生说是重感冒。恐怕是这两天太累了。她没日没夜地找人谈话、布置和反动学生的斗争,常常顾不上吃饭,身体当然受不了。”)侯瑞也摇摇头说:“她太累了。”(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582,第四十一章)
译文:Hou Rui shook his head,saying,“she’s worn herself out.”(Yang Mo,The Song of Youth.Translated by Nan Ying.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78:574-575,Cha 41.)
奈达认为本句话中的“摇摇头”在译文中直接翻译为“shook his head”可能会引起读者的误解,因为在欧美文化中摇头通常暗示不同意前者的意见。然而,无论读者身处的文化如何,在有上下文的情况下,读者并不会认为此时摇头有悖常理,即使与读者的文化确实有差异也不会妨碍读者的理解。相反,这种直接的翻法忠实于原文,在不影响传达原文意思的情况下,较好地传递了原文的文化。
而在另一个例子中,《名利场》中夏泼小姐本来不会吃辣,在餐桌上冒冒失失吃了一大口辣椒,辣得火烧火燎,大声要水喝,餐桌上的主人忍不住大笑起来,接着说:“…Sambo, give Miss Sharp some water.”这句话的译文为:“……给夏泼小姐拿点儿开水来”。译者将原文的“水”变成了“开水”,这是一种有意的调整。他显然认为餐桌上喝水一般都喝开水。但英国人的餐桌上一般都喝凉水,而有钱人喝的矿泉水自然更应该是凉水,在这里强调开水,反而变成节外生枝,仿佛主人故意让客人再进一步尝尝辣上加烫的滋味。这样的“归化”不但没有能够传递原文中的文化信息,而且对原文的意思也没有做到忠实的对待,自然会对读者的理解起到误导的作用。
第三,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异化”是尊重源语言文化的必然要求,它有助于在平等的基础上如实地反映源语言文化。
“异化”产生的译文无疑有助于缩小文化间的差距,起到展示民族文化特征、拓展读者视野,加速文化融合的作用。这种“异化”翻译思潮更强调对原作的艺术创造和文化体现的尊重,主张揭示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的差异。
然而,有些译者却在译文中刻意回避源语与译入语文化的差异。例如,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意识到red一词使英语读者联想到暴力、流血,所以除书名采用小说原来曾经使用的书名《石头记》,还进一步在小说中躲避“红”字,“悼红轩”译成“Nostalgia Studio”,“怡红院”译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宝玉“爱红的毛病儿”干脆略去。海内外评论家普遍认为这些改动涉及了《红楼梦》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不能不影响读者的感受。实际上,英国人除了把“红”和“暴力、流血”联系起来,也有喜爱红色的一面。如果在有一定上下文的情况下,他们未必不能体会到“红色”在中国文化中的微妙涵义。译者不必刻意、绝对的躲避这一词汇。
另外,在汉译英的过程中,人名和地名的翻译都是要尽量向英语读者的发音习惯靠拢,如:Paoyu(宝玉),Tsingtao(青岛),Peking(北京)等,而现在多是直接采用了汉语拼音。事实证明,后者并没有造成目标读者理解上的困难,相反,却使目标读者更多的了解了中国的拼音文化。
四 “异化”也应注意“度”的掌握
在翻译实践中,没有任何一条理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异化法虽然具有保留源语浓郁的文化特色、使目的语读者了解异国文化、拓展知识面同时又丰富本民族语言的优势,但是译者在实践中也应注意“度”的把握,因为“异化”也存在着使不熟悉外国文化的读者不知所云的缺点。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不能盲目追求“异化”,在源语文化背景与目标读者文化背景差异巨大的时候,应该采取适当的阐释或注释的方法,既扫除了目标读者理解的障碍,又有利于源语言文化的传递。
参考文献:
[1] Venuti 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London&NewYork:Routledge,1995.
[2] Peter Newmark,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Pergamon Press,1982.
[3] Eugene Niad,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 in Translating[M].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2001.
[4] 金堤:《等效翻译探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
[5] 刘英凯:《归化——翻译的歧路》,《现代外语》,1987年第2期。
[6] 潘克栋、曾剑平:《文化词语的异化翻译》,《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
[7] 徐玉苏:《论归化异化翻译和奈达的读者反应论》,《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作者简介:
张莹,女,1981—,河北肃宁人,河北大学200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河北大学外语教研部。
袁媛,女,1979—,河北沧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河北大学外语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