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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我国一些企业的功利主义甚嚣尘上，尤其在经济活动中，一些企业的反伦理行为屡见不鲜，给企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而，要想使我国企业在充满竞争、文化多元、信息密集和公众意识提高的环境下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注重企业伦理建设。本文着眼于企业伦理的实践与应用研究，追溯企业伦理的缘起、发展以及与实践的关系，对中西方企业伦理实践与应用研究的基本内容及特点加以比较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企业伦理建设构想，旨在为我国的企业伦理建设提供一些思路。
实践与应用是企业伦理学的缘起，也是归宿
对企业伦理的关注，缘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系列反伦理的现实问题，因而，对企业伦理建设的研究也不能局限于伦理与道德层面的理论探讨，其最终归宿必然是指向企业经营管理的现实，回归到实践与应用环节中去。
实践与应用是企业伦理学产生与发展的动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国外许多企业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目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以一种很低的社会责任状态运行，导致了一系列行贿受贿、垄断价格、胁迫或欺诈交易、歧视员工等丑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此后，陆续出现了一系列涉及企业伦理道德问题的社会性运动，如消费者维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及工会运动，强烈抨击了黑心的企业主。严峻的现实告诉企业主，忽视企业伦理和道德规范，已经危及到企业的生存甚至企业主自身的安全。这时，一些比较严肃的资本家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和企业的伦理道德问题，并开始尝试把企业伦理渗透到企业经营活动中去。
同时，缘于现实的企业伦理问题也引起了政府和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促进了对企业伦理问题的研究。1962年，美国政府公布了一份报告——《关于企业伦理及相应行动的声明》。1963年，T.M.加瑞特(Garrett，T.M.)等人编写了《企业伦理案例》一书，搜集了形形色色的企业伦理案例，并对其进行了分析研究。1974年，第一届企业伦理学讨论会在美国召开，标志着企业伦理学的正式确立。
实践与应用是企业伦理建设的最终归宿
刘云柏在《企业伦理学——管理精神的价值分析》中指出：“只有实践才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企业伦理形态发展的源泉。”“实践是一种饱含主体创造及能动性的认识活动，本质上是人类最高意境的伦理行为。”将企业伦理用于指导实践与应用，不仅是检验企业伦理研究的重要渠道，也是其发展的动力和归宿。
综观当前中西方企业伦理研究的现状，其关注的主要问题也都与实践和应用紧密相关，如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伦理与企业绩效、企业行为的伦理分析工具、企业伦理文化建设、跨国公司与企业伦理、信息技术的伦理问题等，其实用价值得到了进一步提升。面对我国国情实际，通过实践对当前企业伦理的相关体系、价值观、行为方式等等进行鉴别和筛选，形成具有我国特色、适应我国国情的伦理体系，从而充分指导我国的企业实践活动，既是马克思主义企业伦理形态的必然要求，也是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具体体现。
中外企业伦理实践与应用研究的基本情况
西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伦理学最早确立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企业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围绕对企业经理人员的伦理道德观和企业伦理现状的了解而展开的，还局限在美国和日本。这一时期的特点主要是企业伦理研究刚刚起步，研究面窄、深度不足、实践与应用尚未普及。
到了80年代，学者们开始注重企业伦理学的理论探讨，深化了理论研究体系。而在实践与应用方面，则关注了不同阶层的人，如企业的管理人员、员工的企业伦理观研究，以及各种旨在把伦理用于企业决策的企业伦理模型的建构。如1981年由G.F.卡文纳夫提出的模型、1985年由O.C.怀瑞尔和格兰夏姆提出的模型，以及1986年由L.K.特莱维诺提出的模型等，从不同角度说明伦理因素对企业决策与行动的影响，从而为评价企业活动和进行企业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共同发展，也可以说是从理论角度深化了企业伦理的实践取向。
在90年代，企业伦理学的实践与应用研究已经从对某一企业、某一地区，转向了对不同地区间企业伦理的比较研究，如学者们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企业伦理观与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企业伦理观进行了对比分析。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有关企业跨国经营中的伦理与社会责任问题，也提到了当代企业伦理学家的研究议程上。如托马斯·唐纳德森、理查德·T·德乔治和弗里切等人，都在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伦理差异与趋同，并积极探索“社会综合契约”，作为普适性的商业伦理标准。这一阶段，企业伦理实践研究的进程在加快，在实践与应用研究的推动下，企业伦理学开始向一门成熟的边缘学科的目标大步迈进。
进入21世纪，国外对企业伦理的研究形成了更为完整而严密的体系。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展开，即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一是微观层面，主要研究雇主和雇员、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同事、投资者、供应商和消费者等的价值观与行为及其对企业发展的影响，进而规范这些人的行为以符合企业的宗旨、价值观和道德等。二是中观层面，主要研究各种经济性组织(公司、工会、消费者协会、行业协会等)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如各类组织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如何以自身的独特作用为组织的管理伦理作贡献；如何处理同贸易伙伴、竞争对手的关系等。三是宏观层面，主要研究社会和制度层次(包括经济制度、经济秩序、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的伦理问题和伦理责任。
中国的基本情况
我国的企业伦理是一门新科学理论，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受到我国理论界的重视。同样，企业伦理的实践与应用研究起步也较晚。迟爱敏、李慧珍在2004年第2期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中国企业伦理的研究与发展述评》，对中国企业伦理研究20年进行了回顾：20世纪80年代，针对我国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出现的种种不道德现象，学术界常用传统儒家伦理进行谴责、批评和引导，理论的零散和不深刻并没有引起社会尤其是企业的足够重视，以至于这种风气愈演愈烈。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面对企业伦理严重缺失的形势，人们开始从产生的主客观因素进行较全面的剖析。主观方面，主要涉及企业管理人员、员工的素质研究；客观方面，主要立足当时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背景加以分析。90年代，一些企业的利欲膨胀达到明目张胆的地步，这也促使人们不得不对企业伦理的理论与实践开展广泛研究。9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后企业伦理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国外企业伦理研究成果，推出了一 门新的学科——企业伦理学，中国企业伦理的实践与应用研究也逐步走上正轨。
进入新世纪，关于企业伦理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由上世纪80年代局限于生产领域的、零散的、就事论事的、或褒或贬的企业行为评价，拓展到管理、金融等领域，中观层面也渗透到销售、网络、分配、环境领域以及相关的许多系统。研究内容也不断丰富，开始对各类企业所服务的对象、应尽的社会责任进行具体探讨。但大量的研究仍集中于企业对员工行为的规范、对相关者关系的处理和调整上。如在国内企业伦理制约因素的分析及对策研究方面，徐大建认为市场制度的不完善是商业腐败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主张从制度和产权上进行解决。魏文斌、高伟江认为中国企业管理的道德困惑可以说是中国变革时期社会失序、价值失衡等在企业经营中的集中体现。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奉行功利主义，对伦理道德认识不足；分配法则畸变和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企业经营的法律制度不够健全；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非伦理决策。为此，应该加强企业道德教育，转变企业经营理念；建立企业信用制度，规范企业道德体系；树立企业道德形象，实施利益相关者管理；设置道德委员会，进行伦理决策；以德为本，优化企业道德环境。
中外企业伦理研究的对比分析
西方的企业伦理研究更加注重实践与应用
南京师范大学朱金瑞在其博士论文《当代中国企业伦理的演进及模式研究》中认为，西方企业伦理研究突出了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学者们主要是从企业伦理微观作用的视角上进行分析，即企业伦理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收益，例如经济绩效、财务绩效、竞争优势、社会地位、市场关系、组织功效等，并且在分析中采用回归等量化手段、社会契约角度和外部环境变化角度来提供企业伦理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而且，西方在普遍意识到企业伦理的重要作用、地位和意义的基础上，非常注意现实的可操作性，把伦理融合到日常管理之中，例如企业制定伦理守则、设置伦理主管、进行伦理培训等等。
我国的企业伦理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然处于不成熟阶段，落后于企业实践。从我们掌握的现有文献来看，我国的研究者更多的是从企业和管理的本质特性角度、伦理道德的本性角度进行研究。这两个视角更多的是站在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对企业伦理依据问题进行研究，较为抽象，企业界的人士一般很难透彻了解，理论成果不能切实反映和影响企业行为。也有研究者从企业伦理的外部因素及微观效应视角进行研究，如范利群、周祖城等人对苏南等具体地区的企业伦理应用进行实证研究，或是针对企业伦理气氛与不道德行为关系等问题展开研究，但这些研究仍然限于描述性的定性分析，与实践发展有较大差距。
西方国家注重文化差异的对比分析
在研究具体的伦理行为问题时，西方国家注重文化的差异性，并能对比分析不同国家在伦理研究上的地域性特点。如H·斯特曼认为，北美人更接近于强调决策和行动的自由以及相应的责任，而有一种忽视限制的倾向；欧洲人则倾向于把道德优先权放在宏观层次上，主张只有规则及其运用才有道德问题。其中，德国人十分注重对企业伦理的基本问题的探讨，如在市场经济中究竟能否容纳公司战略的伦理取向?而日本人则十分注重研究企业行为伦理的民族性和实用性，把符合日本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如忠诚、感恩、爱和、喜劳、仁义等)融进企业的经营活动之中，目的在于使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以及企业与外部之间形成较为融洽的关系。
我国在该方面的研究则较多引用西方的研究成果，较少有自己的观点，但在企业伦理构建过程中，较重视将企业伦理与传统道德相结合，如儒家的“见利思义”、道家的天地人“万物合一”的思想，并注意吸收国外企业伦理的积极因素。
实践与应用视角下企业伦理建设的几点思考
高度重视企业伦理
1994年，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C·柯林斯和杰里·I波拉斯的《企业不败》出版，作者通过对18家长期成功(至少有45年卓越经营经历)的企业与18家对照企业进行了长达6年的比较研究后发现：企业利润不是最重要的。“他们倾向于追求好几个目标，而赚钱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个……不错，他们追求利润。然而，他们也追求范围更广泛的、意义更深远的理想。”
一项研究对《财富》500强企业进行了比较，其中67家有过违背伦理行为。结果发现，犯过错误的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和销售回报都明显偏低。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也显示，企业信誉是比股市业绩、收益率、投资回报率等更重要的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其他一些近期研究同样发现了企业在伦理承诺和市场附加值之间，以及社会项目投资和企业财务产出之间的强烈联系(弗雷德·鲁森斯，2003)。正如诺曼·鲍伊的“利润悖论”所说，“商业越是故意追逐利润，它就越不可能得到利润。”可见，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等经济组织承担道德责任，不仅是其获得某种伦理正当性的必要，也是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要。
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伦理素养
美国学者分别于1961年、1977年和1984年做了三项研究。这项研究以上千名《哈佛商业评论》的读者(皆为企业经理人员)为调查对象，要求被调查者对所列六项不道德行为因素根据影响程度进行排序。调查结果如上表：
从上表可知，在三项研究中，“上司的行为”均名列第一，即它是影响程度最高的因素。俄国组织行为学者德布拉·L·尼尔森和詹姆斯·康拜·奎克认为，经营者从五个方面对员工产生影响：通过经营者最关注的问题、经营者处理危机的方式、经营者日常行为、经营者采用的报酬方式、经营者的招聘和解雇实践。由此可见，企业道德水准归根到底取决于经营者的道德水准、对企业道德的认识及为提高企业道德水准所付出的努力。经营者的行为决定着员工的道德选择，而经营者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取决于其道德素质的高低。企业道德建设，要求经营者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并模范遵守企业道德规范(陈炳富，周祖城，2000)。
提高企业普通员工的伦理素养
华盛顿伦理资源中心曾对10万名美国各行业员工进行了调查，发现每三位员工中就有一位曾目睹破坏公司章程或违法的行为。其中，56％的人曾经目击同事对主管说慌；41％的人看到资料造假；35％的人看到偷窃案件发生。另外，有研究表明，员工行为不轨每年让美国企业损失4，000亿美元。企业员工伦理水平的提升，有赖于企业员工不去从事各种反伦理行为，也有赖于企业员工积极配合对企业反伦理行为的揭发与监督，因此对员工进行企业伦理培训极为必要。企业可以采取课堂讲授、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典型示范等多种方法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以加强员工对企业伦理的认识和自觉履行企业伦理规范(夏旭梅，2008)。
制定企业伦理规范
建立规范化的企业伦理制度，是将涉及内容广泛、标准各异的企业伦理内容进行归类，统一认识，形成标准。这是一个规范化的过程，即“企业伦理”以“规范”的形式成为企业行为遵循的依据，最终通过执行“企业伦理规范”将企业伦理落到实处。美国伦理研究中心的资料显示，1964年美国大企业中约有40％的企业制定了企业行动宪章或类似的伦理守则；而i987年，在200家企业中约87％的企业有宪章或类似的伦理守则；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幸福》杂志排名前500家的大企业中，有90％以上的企业制定了成文的企业行动宪章，将企业伦理原则的有关事宜进行细化，以制度的形式严格规定下来并切实执行。国外企业的实践充分说明，伦理道德的制度化是一条加强企业经营伦理的有效途径，我国的企业也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的探索。
设置伦理机构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1995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讲道，美国约有3／5的大企业设有专门的企业伦理机构。另外，美国企业通常还设置伦理主管来具体负责企业伦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在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前1000家企业中，有20％的企业聘有伦理主管，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训练员工遵守正确的企业行为准则，负责解答员工对企业某些经营行为所提出的质疑，并对员工进行伦理培训或道德教育。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30％～40％的美国企业都对员工进行过某种形式的伦理培训。借鉴国外的这种做法，我国的企业也可尝试设置伦理机构，并赋予其对应的管理权限，完善企业的道德管理。
建设伦理信息系统
为使公司有一个蓬勃向上的、完整的伦理文化，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在伦理管理方面，特别注重伦理信J息系统的建设，充分发挥伦理信息系统在传递公司价值观、行为准则和伦理政策中的作用。这种传递包括了正式信息系统和非正式信息系统的所有层面，这也是值得我国企业学习的一种方法。
实践与应用是企业伦理学的缘起，也是归宿
对企业伦理的关注，缘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系列反伦理的现实问题，因而，对企业伦理建设的研究也不能局限于伦理与道德层面的理论探讨，其最终归宿必然是指向企业经营管理的现实，回归到实践与应用环节中去。
实践与应用是企业伦理学产生与发展的动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国外许多企业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目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以一种很低的社会责任状态运行，导致了一系列行贿受贿、垄断价格、胁迫或欺诈交易、歧视员工等丑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此后，陆续出现了一系列涉及企业伦理道德问题的社会性运动，如消费者维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及工会运动，强烈抨击了黑心的企业主。严峻的现实告诉企业主，忽视企业伦理和道德规范，已经危及到企业的生存甚至企业主自身的安全。这时，一些比较严肃的资本家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和企业的伦理道德问题，并开始尝试把企业伦理渗透到企业经营活动中去。
同时，缘于现实的企业伦理问题也引起了政府和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促进了对企业伦理问题的研究。1962年，美国政府公布了一份报告——《关于企业伦理及相应行动的声明》。1963年，T.M.加瑞特(Garrett，T.M.)等人编写了《企业伦理案例》一书，搜集了形形色色的企业伦理案例，并对其进行了分析研究。1974年，第一届企业伦理学讨论会在美国召开，标志着企业伦理学的正式确立。
实践与应用是企业伦理建设的最终归宿
刘云柏在《企业伦理学——管理精神的价值分析》中指出：“只有实践才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企业伦理形态发展的源泉。”“实践是一种饱含主体创造及能动性的认识活动，本质上是人类最高意境的伦理行为。”将企业伦理用于指导实践与应用，不仅是检验企业伦理研究的重要渠道，也是其发展的动力和归宿。
综观当前中西方企业伦理研究的现状，其关注的主要问题也都与实践和应用紧密相关，如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伦理与企业绩效、企业行为的伦理分析工具、企业伦理文化建设、跨国公司与企业伦理、信息技术的伦理问题等，其实用价值得到了进一步提升。面对我国国情实际，通过实践对当前企业伦理的相关体系、价值观、行为方式等等进行鉴别和筛选，形成具有我国特色、适应我国国情的伦理体系，从而充分指导我国的企业实践活动，既是马克思主义企业伦理形态的必然要求，也是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具体体现。
中外企业伦理实践与应用研究的基本情况
西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伦理学最早确立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企业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围绕对企业经理人员的伦理道德观和企业伦理现状的了解而展开的，还局限在美国和日本。这一时期的特点主要是企业伦理研究刚刚起步，研究面窄、深度不足、实践与应用尚未普及。
到了80年代，学者们开始注重企业伦理学的理论探讨，深化了理论研究体系。而在实践与应用方面，则关注了不同阶层的人，如企业的管理人员、员工的企业伦理观研究，以及各种旨在把伦理用于企业决策的企业伦理模型的建构。如1981年由G.F.卡文纳夫提出的模型、1985年由O.C.怀瑞尔和格兰夏姆提出的模型，以及1986年由L.K.特莱维诺提出的模型等，从不同角度说明伦理因素对企业决策与行动的影响，从而为评价企业活动和进行企业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共同发展，也可以说是从理论角度深化了企业伦理的实践取向。
在90年代，企业伦理学的实践与应用研究已经从对某一企业、某一地区，转向了对不同地区间企业伦理的比较研究，如学者们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企业伦理观与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企业伦理观进行了对比分析。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有关企业跨国经营中的伦理与社会责任问题，也提到了当代企业伦理学家的研究议程上。如托马斯·唐纳德森、理查德·T·德乔治和弗里切等人，都在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伦理差异与趋同，并积极探索“社会综合契约”，作为普适性的商业伦理标准。这一阶段，企业伦理实践研究的进程在加快，在实践与应用研究的推动下，企业伦理学开始向一门成熟的边缘学科的目标大步迈进。
进入21世纪，国外对企业伦理的研究形成了更为完整而严密的体系。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展开，即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一是微观层面，主要研究雇主和雇员、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同事、投资者、供应商和消费者等的价值观与行为及其对企业发展的影响，进而规范这些人的行为以符合企业的宗旨、价值观和道德等。二是中观层面，主要研究各种经济性组织(公司、工会、消费者协会、行业协会等)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如各类组织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如何以自身的独特作用为组织的管理伦理作贡献；如何处理同贸易伙伴、竞争对手的关系等。三是宏观层面，主要研究社会和制度层次(包括经济制度、经济秩序、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的伦理问题和伦理责任。
中国的基本情况
我国的企业伦理是一门新科学理论，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受到我国理论界的重视。同样，企业伦理的实践与应用研究起步也较晚。迟爱敏、李慧珍在2004年第2期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中国企业伦理的研究与发展述评》，对中国企业伦理研究20年进行了回顾：20世纪80年代，针对我国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出现的种种不道德现象，学术界常用传统儒家伦理进行谴责、批评和引导，理论的零散和不深刻并没有引起社会尤其是企业的足够重视，以至于这种风气愈演愈烈。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面对企业伦理严重缺失的形势，人们开始从产生的主客观因素进行较全面的剖析。主观方面，主要涉及企业管理人员、员工的素质研究；客观方面，主要立足当时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背景加以分析。90年代，一些企业的利欲膨胀达到明目张胆的地步，这也促使人们不得不对企业伦理的理论与实践开展广泛研究。9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后企业伦理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国外企业伦理研究成果，推出了一 门新的学科——企业伦理学，中国企业伦理的实践与应用研究也逐步走上正轨。
进入新世纪，关于企业伦理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由上世纪80年代局限于生产领域的、零散的、就事论事的、或褒或贬的企业行为评价，拓展到管理、金融等领域，中观层面也渗透到销售、网络、分配、环境领域以及相关的许多系统。研究内容也不断丰富，开始对各类企业所服务的对象、应尽的社会责任进行具体探讨。但大量的研究仍集中于企业对员工行为的规范、对相关者关系的处理和调整上。如在国内企业伦理制约因素的分析及对策研究方面，徐大建认为市场制度的不完善是商业腐败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主张从制度和产权上进行解决。魏文斌、高伟江认为中国企业管理的道德困惑可以说是中国变革时期社会失序、价值失衡等在企业经营中的集中体现。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奉行功利主义，对伦理道德认识不足；分配法则畸变和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企业经营的法律制度不够健全；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非伦理决策。为此，应该加强企业道德教育，转变企业经营理念；建立企业信用制度，规范企业道德体系；树立企业道德形象，实施利益相关者管理；设置道德委员会，进行伦理决策；以德为本，优化企业道德环境。
中外企业伦理研究的对比分析
西方的企业伦理研究更加注重实践与应用
南京师范大学朱金瑞在其博士论文《当代中国企业伦理的演进及模式研究》中认为，西方企业伦理研究突出了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学者们主要是从企业伦理微观作用的视角上进行分析，即企业伦理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收益，例如经济绩效、财务绩效、竞争优势、社会地位、市场关系、组织功效等，并且在分析中采用回归等量化手段、社会契约角度和外部环境变化角度来提供企业伦理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而且，西方在普遍意识到企业伦理的重要作用、地位和意义的基础上，非常注意现实的可操作性，把伦理融合到日常管理之中，例如企业制定伦理守则、设置伦理主管、进行伦理培训等等。
我国的企业伦理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然处于不成熟阶段，落后于企业实践。从我们掌握的现有文献来看，我国的研究者更多的是从企业和管理的本质特性角度、伦理道德的本性角度进行研究。这两个视角更多的是站在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对企业伦理依据问题进行研究，较为抽象，企业界的人士一般很难透彻了解，理论成果不能切实反映和影响企业行为。也有研究者从企业伦理的外部因素及微观效应视角进行研究，如范利群、周祖城等人对苏南等具体地区的企业伦理应用进行实证研究，或是针对企业伦理气氛与不道德行为关系等问题展开研究，但这些研究仍然限于描述性的定性分析，与实践发展有较大差距。
西方国家注重文化差异的对比分析
在研究具体的伦理行为问题时，西方国家注重文化的差异性，并能对比分析不同国家在伦理研究上的地域性特点。如H·斯特曼认为，北美人更接近于强调决策和行动的自由以及相应的责任，而有一种忽视限制的倾向；欧洲人则倾向于把道德优先权放在宏观层次上，主张只有规则及其运用才有道德问题。其中，德国人十分注重对企业伦理的基本问题的探讨，如在市场经济中究竟能否容纳公司战略的伦理取向?而日本人则十分注重研究企业行为伦理的民族性和实用性，把符合日本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如忠诚、感恩、爱和、喜劳、仁义等)融进企业的经营活动之中，目的在于使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以及企业与外部之间形成较为融洽的关系。
我国在该方面的研究则较多引用西方的研究成果，较少有自己的观点，但在企业伦理构建过程中，较重视将企业伦理与传统道德相结合，如儒家的“见利思义”、道家的天地人“万物合一”的思想，并注意吸收国外企业伦理的积极因素。
实践与应用视角下企业伦理建设的几点思考
高度重视企业伦理
1994年，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C·柯林斯和杰里·I波拉斯的《企业不败》出版，作者通过对18家长期成功(至少有45年卓越经营经历)的企业与18家对照企业进行了长达6年的比较研究后发现：企业利润不是最重要的。“他们倾向于追求好几个目标，而赚钱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个……不错，他们追求利润。然而，他们也追求范围更广泛的、意义更深远的理想。”
一项研究对《财富》500强企业进行了比较，其中67家有过违背伦理行为。结果发现，犯过错误的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和销售回报都明显偏低。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也显示，企业信誉是比股市业绩、收益率、投资回报率等更重要的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其他一些近期研究同样发现了企业在伦理承诺和市场附加值之间，以及社会项目投资和企业财务产出之间的强烈联系(弗雷德·鲁森斯，2003)。正如诺曼·鲍伊的“利润悖论”所说，“商业越是故意追逐利润，它就越不可能得到利润。”可见，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等经济组织承担道德责任，不仅是其获得某种伦理正当性的必要，也是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要。
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伦理素养
美国学者分别于1961年、1977年和1984年做了三项研究。这项研究以上千名《哈佛商业评论》的读者(皆为企业经理人员)为调查对象，要求被调查者对所列六项不道德行为因素根据影响程度进行排序。调查结果如上表：
从上表可知，在三项研究中，“上司的行为”均名列第一，即它是影响程度最高的因素。俄国组织行为学者德布拉·L·尼尔森和詹姆斯·康拜·奎克认为，经营者从五个方面对员工产生影响：通过经营者最关注的问题、经营者处理危机的方式、经营者日常行为、经营者采用的报酬方式、经营者的招聘和解雇实践。由此可见，企业道德水准归根到底取决于经营者的道德水准、对企业道德的认识及为提高企业道德水准所付出的努力。经营者的行为决定着员工的道德选择，而经营者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取决于其道德素质的高低。企业道德建设，要求经营者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并模范遵守企业道德规范(陈炳富，周祖城，2000)。
提高企业普通员工的伦理素养
华盛顿伦理资源中心曾对10万名美国各行业员工进行了调查，发现每三位员工中就有一位曾目睹破坏公司章程或违法的行为。其中，56％的人曾经目击同事对主管说慌；41％的人看到资料造假；35％的人看到偷窃案件发生。另外，有研究表明，员工行为不轨每年让美国企业损失4，000亿美元。企业员工伦理水平的提升，有赖于企业员工不去从事各种反伦理行为，也有赖于企业员工积极配合对企业反伦理行为的揭发与监督，因此对员工进行企业伦理培训极为必要。企业可以采取课堂讲授、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典型示范等多种方法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以加强员工对企业伦理的认识和自觉履行企业伦理规范(夏旭梅，2008)。
制定企业伦理规范
建立规范化的企业伦理制度，是将涉及内容广泛、标准各异的企业伦理内容进行归类，统一认识，形成标准。这是一个规范化的过程，即“企业伦理”以“规范”的形式成为企业行为遵循的依据，最终通过执行“企业伦理规范”将企业伦理落到实处。美国伦理研究中心的资料显示，1964年美国大企业中约有40％的企业制定了企业行动宪章或类似的伦理守则；而i987年，在200家企业中约87％的企业有宪章或类似的伦理守则；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幸福》杂志排名前500家的大企业中，有90％以上的企业制定了成文的企业行动宪章，将企业伦理原则的有关事宜进行细化，以制度的形式严格规定下来并切实执行。国外企业的实践充分说明，伦理道德的制度化是一条加强企业经营伦理的有效途径，我国的企业也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的探索。
设置伦理机构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1995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讲道，美国约有3／5的大企业设有专门的企业伦理机构。另外，美国企业通常还设置伦理主管来具体负责企业伦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在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前1000家企业中，有20％的企业聘有伦理主管，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训练员工遵守正确的企业行为准则，负责解答员工对企业某些经营行为所提出的质疑，并对员工进行伦理培训或道德教育。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30％～40％的美国企业都对员工进行过某种形式的伦理培训。借鉴国外的这种做法，我国的企业也可尝试设置伦理机构，并赋予其对应的管理权限，完善企业的道德管理。
建设伦理信息系统
为使公司有一个蓬勃向上的、完整的伦理文化，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在伦理管理方面，特别注重伦理信J息系统的建设，充分发挥伦理信息系统在传递公司价值观、行为准则和伦理政策中的作用。这种传递包括了正式信息系统和非正式信息系统的所有层面，这也是值得我国企业学习的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