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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首届“中国之声”作曲比赛结束后，决赛评委施万春教授发文《现代主义不应成为学院作曲教学的主流——首届“中国之声”作曲比赛引发的思考》，即刻引起广泛的关注{1}。文中提出比赛入围的很多作品表现出对西方现代音乐技法理念的追随而导致风格接近、手法雷同等问题，由此指明我国青年作曲家的创作与音乐学院的教学不应将现代主义作为主流。诚然，对于音乐创作与作曲教学中“主流”的探讨似乎是个常被解答却未被解决的难题，特别在如今形式各异的作曲比赛推出新人新作的同时，所引发的相关话题也更加强烈。
2014年12月10—11日，由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之声”作曲比赛决赛在国音堂音乐厅如期开展，入围决赛的17部作品通过现场演奏紧张评比之后，评委专门针对参赛作品所反映出的新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并且提出个人对作曲教学与人才培养的新思路。研讨会由评委会主任、作曲家高为杰教授主持，来自全国音乐院校的近百位专家、教授以及获奖选手和听众共同参与，由于时间关系评委没有逐一发言，笔者摘取主要观点记录如下{2}。
“音乐创作不应局限在古人格式化的表达方式中”
作曲家郭文景作为本届比赛决赛的评委，在听完两天的作品演奏后颇有感触，他提出参赛作品在题材内容与表达方式上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就是一味借用古人格式化的表达方式而缺乏个人的创造力。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参赛选手身上，也在很多作曲家的创作中。“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诗歌和美术的语言、意向以及感知客观世界的表达方式，已经完全把我们的思维禁锢住了。它形成一套模式，几千年下来我们完全接受。比如，春花秋月、桃红柳绿、烟雨朦胧……古人用完全格式化的方式感知世界，而我们现代人借用古人的表达方式时，却没有说出自己的感知。”郭文景认为，当一种文化形成了一种模式就会变得难以突破，大家都在用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而你试图突破的时候却没有自己的模式。其实，“任何人看到一种季节、一种景观，都会有自己的情绪，如何能跳出古人的格式化去表达自己，是每一个搞作曲的人包括我自己都该努力的方向”。
郭文景所指出的问题并非仅针对一场比赛，而是多年来始终存在却并未得到明显改善的老问题了。列举参赛作品的标题来看，《水墨二帧》《临安意向》《三色无中》《清歌一阙》……大家纷纷从古代诗词意象中汲取灵感，往往缺少个人对客观事物仔细斟酌及独立思考的意识，而挖空心思找到了自我表达的方式时，却容易陷入风格相似、手法雷同的窘境。关于这一点，作曲家朱世瑞在进一步解释的同时，也从另一种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
朱世瑞认为，郭文景的观点中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中国古典诗歌表达人文情感的时候，慢慢形成了固定的模式；第二层，现代人用音乐表达古典诗歌时，缺乏自己对事物、艺术、自然的感悟。而他不完全认同其第一层含义。“我觉得中国诗词艺术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表达方式，有共性也有个性，有模式化也有个性化。我们可以去翻看元代曲人的诗歌，这是我们所丢掉的十分个性的表达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文精神”。朱世瑞表示，任何传统都有正面和负面，它在发展过程中庸俗、格式化的东西是要警惕的。然而，我们所丢失的个性的文化需要重新捡回去继承和发扬，这是我们的魂。
彭志敏十分认同二位的观点，认为我们现在的年轻同学在生活中往现代看，在创作中往古代看，然而古代的主次却没搞清楚，对题材的把握还不够。彭志敏表示，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有风花雪月、小桥流水般的婉约派，也有生死离别、爱恨情仇似的豪放派，这里有很多的内容在音乐情感上更容易表达，但作品中却很少涉及。
显然，当音乐创作的题材内容与表现方式形成了一种共性模式时，如何丰富、突破并独创出自我表达的语言是亟待解决的关键要素，诸评委寄希望于青年一代创作有独立建树的同时，对其独立的思辨能力、文化视野、审美情操的充分培养也是教学中的重要方面。
“我们要有中国之诗、中国之技、中国之神、中国之魂”
从比赛的定位来看，由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中国之声”系列作曲比赛从2013年正式开启，作为一个新兴的作曲比赛，主办方力图以此赛事携手兄弟院校同仁，共同为广大作曲家与青年学生搭建一个高规格的创作和学术交流的平台，在当前全社会注重传统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下，鼓励推出体现中国风格又富有创新理念的音乐作品。
被邀请前来观摩决赛的作曲家朱世瑞十分赞赏“中国之声”作曲比赛的标题和号召，认为音乐创作发展到今天正是该发出中国之声的时候，“中国之声就是要求我们发出民族的声音、国家的声音和时代声音，而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朱世瑞表示，比赛从某种意义上虽强调了一种共性，但是艺术创作还需要个性的表达，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自然，体验中国人当下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外化做音乐来体现。不仅如此，我们的音乐创作要真正体现在中国的技法和思维上，如果大家的思想永远停留在欧洲的对位、和声、曲式中的话，便不会有自己的思想，“从这个角度要求，我们要有中国之诗、中国之技、中国之神、中国之魂！我们要加强自我努力，加强对中国之声的希望”。
朱世瑞的一席发言回应了“中国之声”作曲比赛的开办初衷，他强调创作中对中国文化的寻根意识，并给年轻一代提出了更深入的要求。落实到教学上，彭志敏也表示，“我们在教学上确实担负着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传播、创造和创新的重任，我们要勤于思考、广泛接触中国传统文化，说出真正的中国之声是至关重要的。”二位的发言也让笔者想到作曲家瞿小松曾于2011年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学术讲座，后发表《虚幻的“主流”》{3}一文，表达对构建“中国传统音乐古典音乐教育体系”的强烈呼吁。
可见，在中国专业音乐创作日趋成熟的今天，不少华人作曲家对西方现代音乐技法理念掌握与实践后，开始重新反观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中对传统文化缺失的一块，而“中国之声”作曲比赛的开展结合中国音乐学院的办学特色，有效促进了作曲教学中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并给与年轻人提供有的放矢的展示机会。然而，艺术创作终究是自由的个体行为，在国际化交流如此频繁的今天，也有不少作曲家更希望在创作中不受任何约束，去发出独立、自由、个性的声音。 “现在年轻人写的东西太老了，文化的负担太重了”
“对于我来说你们都太有文化了！你们要求搞清太多东西，对年轻作曲家很压抑”。当多位专家对作曲教学中深入传统文化这一问题积极探讨时，温德青的观点与众不同。他提出，“我倒是希望听到更多富有创造性的东西。决赛曲目听下来虽然很好听，很接地气，但共性多于个性、古代多于现代多于未来，写法还太老、太古、太重。如果这些作品在欧洲的作曲比赛中，可能没有一个能入选”。温德青表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应该对未来有更多的憧憬，而老师们要求创作中要有文化、有思想、有哲学，反而让人感觉他们肩上对于文化的负担太重，他们的年纪太轻、太累。“我们不应该要求年轻人在创作中有多么深的文化、多么丰富的思想和哲学。比如年轻人的创造能够从手机上、互联网上、科幻片甚至游戏上吸取灵感，也会写成很好的作品……中国之声要冲到世界之声去，要跟世界接轨的这种创想性才应该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该有的。”
“在向世界接轨之前要不要先向中国接轨？”“我们引进西方音乐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百多年以来的奋斗目标是什么？”朱世瑞立即质疑温德青有关“世界接轨”的观点。朱世瑞认为，如果我们的比赛办的跟欧洲一样，那比赛的意义何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音乐都要能反映生存和思维的现状，离开现状、瞧不起是绝对不行的。作曲教学、比赛要立足现实来看，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未来。”他强调，音乐到最终不是现代和传统的问题，而是音乐最终是不是好的音乐，能不能经得起考验。想要达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我们才能真正意味着中国之声！”
的确，中国的现代音乐创作与欧洲不可同日而语，想要放眼世界则务必要立足于现状，即使温德青并不认同年轻人创作中一定要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却也能清楚地看到他和他同代的很多作曲家在作品中对传统文化“不露痕迹”的表达以及对欧洲现代理念与技法的融会贯通并得到世界的认可。从这个角度说明，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先要掌握中国的文化根基，了解各国的音乐建树，才能去搭建世界音乐上的互动关系，而对年轻一代的培养上，应该给与充分的施展空间让他们慢慢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语言。
“拼命想要建立个性容易失掉自然的东西”
不难看出，各位评委所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侧重，但对作品缺乏个性的现象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音乐创作中，建立个性是每一个作曲家不断探索的目标，而对年轻学生的培养上，追求个性也许不宜太过心急。作曲家高为杰在听取评委们的发言之后，就这一点谈了谈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对于青年学生或青年作曲家来说应该追求个性，但是不是一步就能做到？我搜集了很多著名作曲家青年时代创作的作品，比如，斯特拉文斯基当学生时的作品，德彪西早年的交响乐双钢琴草稿版的录音、巴托克年轻时的《A大调小提琴独奏》等等，不下几十首。我发现这些大作曲家早年的作品都写的非常棒，但确实还少了一点个性。”高为杰表示，评委的要求对于年轻学生来说，应该作为努力的目标，但不能太着急，急于拼命建立个性别出心裁，反而会走入歧途失掉自然的东西。“我教学了很多年，我对学生不能苛求要有强烈的个性，也许有些天才的学生很早就能找到自己的语言，但是非常少见。追求个性的目标是对的，它可以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不要给他们太大压力”。
高为杰从人才培养的实际状况来谈论创作个性的问题，认为年轻一代追求个性需要时间的积累，并从另一方面回应了温德青提出不给年轻人压力的观点。从年轻人的角度来体会，没有谁不希望能找到脱颖而出的个性表达让自己的音乐被更多人认可，但寻得这条路径的过程是艰难的，能够找到方向的实力与机遇不见得人人都有。从作曲家的角度来体会，大家迫切希望看到更多出类拔萃的青年一代创作中有独立的建树，但能被看好的那个是十分幸运的。如高为杰所言，“年轻人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也许幼稚，也许闯祸，但是无拘无束”。个性的建立不在一朝一夕，也不仅是另辟蹊径，关键在于知识输入和消化的过程中培养一种积极、自主、独立的思考能力。
“多输入知识，一定会在将来输出对
中国之声有力量的声音”
研讨会中，针对参赛作品存在的技术性问题，评委们也纷纷提出个人看法。彭志敏认为，“今天作品中有一个很突出的不够满意的地方，就是音乐的谋篇布局和结构过程的线索不是很清楚，对确定的主题逐步往前发展的过程并不明确”。作曲家陆培也认同道，“结构的逻辑性一定要注意，我很少听到作品中有音乐往前推进、紧张度的感觉，都是随时可以停下来，随时可以开始”。高为杰表示，“年轻人对音乐姿态的追求都不错，但是害怕旋律，害怕音调，这个音调不一定是民歌，但是这个就是亮点”。比赛的外籍评审，来自奥地利的作曲家奥芬鲍尔（Christian Ofenbauer）先生表示，根据不同作品的写作技术来说，如果没有明显的旋律和具体发展过程的话，有时候写出的东西也很有意思。另一位来自日本的作曲家松下功（Isao Matsushita）先生提出，参赛作品的规格很高，但是想要表达什么？用什么技术来表达？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评委所讨论的重点回归到音乐本身的具体写法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则反映在日常教学中对基础的掌握和知识的输入上。叶国辉表示，“我想对所有作曲专业的同学说，我们要加大对知识的输入”。作曲是对着声音写心理，看到作品便看到人的内心世界。在学生阶段应该多多的输入，包括对乐器的了解、对古今中外作品的了解、对本民族音乐以及世界范围的人文知识、技术和各个具体层面的了解。他强调，“自己多输入知识，一定会在将来输出对中国之声具有力量的声音”。高为杰也表示，“关键词就是输入。输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能量，一个是信息。要有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输入，对教学来说很重要”。
结 语
“中国之声”系列作曲比赛每两年举办一届，每届针对不同体裁面向全世界作曲学生与作曲家征集作品，其评比制度按照学生组、作曲家组及其体裁形式进行分组分类评比，除比赛音乐会之外还增设学术讲座、作曲大师班、作品研讨会等系列学术活动{4}。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比赛组委会主任、决赛评委赵塔里木表示，比赛的目的不在于获得奖项的多少，而是希望借此赛事召集全国各音乐学院、艺术院校的专家、教授到这个平台中来，大家携手为推动中国音乐继往开来做出努力，这是中国音乐学院应肩负的领导作用{5}。 研讨会中，评委们对作曲教学、人才培养等相关话题开诚布公的讨论，是对比赛目的一种积极的响应。大家在个性与共性、输入与输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之间，隐含着对年轻一代独创意识的期待，以及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对独立思辨能力的激发和鼓励。比赛之后，当笔者再次与作曲家高为杰先生谈起中国新音乐发展的话题时，他的回复也带出了更多的思考：“中国音乐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主性。所谓文化自主就是要扎根，要有文化自信。中国新音乐要解决两个大问题，一是要扎根于中国传统，使中国新音乐成为真正的中国音乐；另一方面是进行不同文化的交流，做出世界性的表达，让中国音乐真正站立于世界多元格局中。”
{1}2013年3月21日，首届“中国之声”作曲比赛在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音乐厅圆满落幕。之后，施万春教授发表《现代主义不应成为学院作曲教学的主流——首届“中国之声”作曲比赛引发的思考》一文，《人民音乐》，2013年第5期。该文于2014年11月荣获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文章类一等奖。
{2}第二届“中国之声”作曲比赛决赛评委包括：奥地利作曲家萨尔斯堡音乐学院作曲理论指挥系主任奥芬鲍尔（Christian Ofenbauer）教授、日本作曲家东京艺术大学副学长松下功（Isao Matsushita）教授、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叶小纲教授、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郭文景教授、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叶国辉教授、武汉音乐学院院长彭志敏教授、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徐昌俊教授、星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蔡乔中教授、总政歌舞团团长张千一教授、组委会主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教授、组委会副主任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高佳佳教授、评委会主任中国音乐学院高为杰教授。
{3}瞿小松《虚幻的“主流”》，《中国音乐》2011年第2期。
{4}第一届体裁为：一件乐器的无伴奏独奏曲，共计34部作品分获一至三等奖，19部（学生组）作品获得优秀奖；第二届体裁为：二至五人的室内乐（分中国民族乐器室内乐、西洋管弦乐器室内乐以及中西混合乐器室内乐三个类别），共计17部作品分获一至三等奖，20部（学生组）作品获得优秀奖。第一届获奖作品已经由德国斯考斯基出版社（一等奖作品）和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全部获奖作品，共三卷，乐谱带光盘版本）出版完成，第二届获奖作品将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上海分社出版。
{5}即将于2016年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之声”作曲比赛将面向全世界作曲家及在校学生征集钢琴伴奏的中文艺术歌曲作品。
卞婧婧 博士，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讲师
（责任编辑 张萌）
首届“中国之声”作曲比赛结束后，决赛评委施万春教授发文《现代主义不应成为学院作曲教学的主流——首届“中国之声”作曲比赛引发的思考》，即刻引起广泛的关注{1}。文中提出比赛入围的很多作品表现出对西方现代音乐技法理念的追随而导致风格接近、手法雷同等问题，由此指明我国青年作曲家的创作与音乐学院的教学不应将现代主义作为主流。诚然，对于音乐创作与作曲教学中“主流”的探讨似乎是个常被解答却未被解决的难题，特别在如今形式各异的作曲比赛推出新人新作的同时，所引发的相关话题也更加强烈。
2014年12月10—11日，由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之声”作曲比赛决赛在国音堂音乐厅如期开展，入围决赛的17部作品通过现场演奏紧张评比之后，评委专门针对参赛作品所反映出的新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并且提出个人对作曲教学与人才培养的新思路。研讨会由评委会主任、作曲家高为杰教授主持，来自全国音乐院校的近百位专家、教授以及获奖选手和听众共同参与，由于时间关系评委没有逐一发言，笔者摘取主要观点记录如下{2}。
“音乐创作不应局限在古人格式化的表达方式中”
作曲家郭文景作为本届比赛决赛的评委，在听完两天的作品演奏后颇有感触，他提出参赛作品在题材内容与表达方式上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就是一味借用古人格式化的表达方式而缺乏个人的创造力。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参赛选手身上，也在很多作曲家的创作中。“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诗歌和美术的语言、意向以及感知客观世界的表达方式，已经完全把我们的思维禁锢住了。它形成一套模式，几千年下来我们完全接受。比如，春花秋月、桃红柳绿、烟雨朦胧……古人用完全格式化的方式感知世界，而我们现代人借用古人的表达方式时，却没有说出自己的感知。”郭文景认为，当一种文化形成了一种模式就会变得难以突破，大家都在用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而你试图突破的时候却没有自己的模式。其实，“任何人看到一种季节、一种景观，都会有自己的情绪，如何能跳出古人的格式化去表达自己，是每一个搞作曲的人包括我自己都该努力的方向”。
郭文景所指出的问题并非仅针对一场比赛，而是多年来始终存在却并未得到明显改善的老问题了。列举参赛作品的标题来看，《水墨二帧》《临安意向》《三色无中》《清歌一阙》……大家纷纷从古代诗词意象中汲取灵感，往往缺少个人对客观事物仔细斟酌及独立思考的意识，而挖空心思找到了自我表达的方式时，却容易陷入风格相似、手法雷同的窘境。关于这一点，作曲家朱世瑞在进一步解释的同时，也从另一种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
朱世瑞认为，郭文景的观点中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中国古典诗歌表达人文情感的时候，慢慢形成了固定的模式；第二层，现代人用音乐表达古典诗歌时，缺乏自己对事物、艺术、自然的感悟。而他不完全认同其第一层含义。“我觉得中国诗词艺术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表达方式，有共性也有个性，有模式化也有个性化。我们可以去翻看元代曲人的诗歌，这是我们所丢掉的十分个性的表达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文精神”。朱世瑞表示，任何传统都有正面和负面，它在发展过程中庸俗、格式化的东西是要警惕的。然而，我们所丢失的个性的文化需要重新捡回去继承和发扬，这是我们的魂。
彭志敏十分认同二位的观点，认为我们现在的年轻同学在生活中往现代看，在创作中往古代看，然而古代的主次却没搞清楚，对题材的把握还不够。彭志敏表示，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有风花雪月、小桥流水般的婉约派，也有生死离别、爱恨情仇似的豪放派，这里有很多的内容在音乐情感上更容易表达，但作品中却很少涉及。
显然，当音乐创作的题材内容与表现方式形成了一种共性模式时，如何丰富、突破并独创出自我表达的语言是亟待解决的关键要素，诸评委寄希望于青年一代创作有独立建树的同时，对其独立的思辨能力、文化视野、审美情操的充分培养也是教学中的重要方面。
“我们要有中国之诗、中国之技、中国之神、中国之魂”
从比赛的定位来看，由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中国之声”系列作曲比赛从2013年正式开启，作为一个新兴的作曲比赛，主办方力图以此赛事携手兄弟院校同仁，共同为广大作曲家与青年学生搭建一个高规格的创作和学术交流的平台，在当前全社会注重传统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下，鼓励推出体现中国风格又富有创新理念的音乐作品。
被邀请前来观摩决赛的作曲家朱世瑞十分赞赏“中国之声”作曲比赛的标题和号召，认为音乐创作发展到今天正是该发出中国之声的时候，“中国之声就是要求我们发出民族的声音、国家的声音和时代声音，而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朱世瑞表示，比赛从某种意义上虽强调了一种共性，但是艺术创作还需要个性的表达，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自然，体验中国人当下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外化做音乐来体现。不仅如此，我们的音乐创作要真正体现在中国的技法和思维上，如果大家的思想永远停留在欧洲的对位、和声、曲式中的话，便不会有自己的思想，“从这个角度要求，我们要有中国之诗、中国之技、中国之神、中国之魂！我们要加强自我努力，加强对中国之声的希望”。
朱世瑞的一席发言回应了“中国之声”作曲比赛的开办初衷，他强调创作中对中国文化的寻根意识，并给年轻一代提出了更深入的要求。落实到教学上，彭志敏也表示，“我们在教学上确实担负着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传播、创造和创新的重任，我们要勤于思考、广泛接触中国传统文化，说出真正的中国之声是至关重要的。”二位的发言也让笔者想到作曲家瞿小松曾于2011年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学术讲座，后发表《虚幻的“主流”》{3}一文，表达对构建“中国传统音乐古典音乐教育体系”的强烈呼吁。
可见，在中国专业音乐创作日趋成熟的今天，不少华人作曲家对西方现代音乐技法理念掌握与实践后，开始重新反观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中对传统文化缺失的一块，而“中国之声”作曲比赛的开展结合中国音乐学院的办学特色，有效促进了作曲教学中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并给与年轻人提供有的放矢的展示机会。然而，艺术创作终究是自由的个体行为，在国际化交流如此频繁的今天，也有不少作曲家更希望在创作中不受任何约束，去发出独立、自由、个性的声音。 “现在年轻人写的东西太老了，文化的负担太重了”
“对于我来说你们都太有文化了！你们要求搞清太多东西，对年轻作曲家很压抑”。当多位专家对作曲教学中深入传统文化这一问题积极探讨时，温德青的观点与众不同。他提出，“我倒是希望听到更多富有创造性的东西。决赛曲目听下来虽然很好听，很接地气，但共性多于个性、古代多于现代多于未来，写法还太老、太古、太重。如果这些作品在欧洲的作曲比赛中，可能没有一个能入选”。温德青表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应该对未来有更多的憧憬，而老师们要求创作中要有文化、有思想、有哲学，反而让人感觉他们肩上对于文化的负担太重，他们的年纪太轻、太累。“我们不应该要求年轻人在创作中有多么深的文化、多么丰富的思想和哲学。比如年轻人的创造能够从手机上、互联网上、科幻片甚至游戏上吸取灵感，也会写成很好的作品……中国之声要冲到世界之声去，要跟世界接轨的这种创想性才应该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该有的。”
“在向世界接轨之前要不要先向中国接轨？”“我们引进西方音乐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百多年以来的奋斗目标是什么？”朱世瑞立即质疑温德青有关“世界接轨”的观点。朱世瑞认为，如果我们的比赛办的跟欧洲一样，那比赛的意义何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音乐都要能反映生存和思维的现状，离开现状、瞧不起是绝对不行的。作曲教学、比赛要立足现实来看，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未来。”他强调，音乐到最终不是现代和传统的问题，而是音乐最终是不是好的音乐，能不能经得起考验。想要达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我们才能真正意味着中国之声！”
的确，中国的现代音乐创作与欧洲不可同日而语，想要放眼世界则务必要立足于现状，即使温德青并不认同年轻人创作中一定要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却也能清楚地看到他和他同代的很多作曲家在作品中对传统文化“不露痕迹”的表达以及对欧洲现代理念与技法的融会贯通并得到世界的认可。从这个角度说明，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先要掌握中国的文化根基，了解各国的音乐建树，才能去搭建世界音乐上的互动关系，而对年轻一代的培养上，应该给与充分的施展空间让他们慢慢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语言。
“拼命想要建立个性容易失掉自然的东西”
不难看出，各位评委所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侧重，但对作品缺乏个性的现象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音乐创作中，建立个性是每一个作曲家不断探索的目标，而对年轻学生的培养上，追求个性也许不宜太过心急。作曲家高为杰在听取评委们的发言之后，就这一点谈了谈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对于青年学生或青年作曲家来说应该追求个性，但是不是一步就能做到？我搜集了很多著名作曲家青年时代创作的作品，比如，斯特拉文斯基当学生时的作品，德彪西早年的交响乐双钢琴草稿版的录音、巴托克年轻时的《A大调小提琴独奏》等等，不下几十首。我发现这些大作曲家早年的作品都写的非常棒，但确实还少了一点个性。”高为杰表示，评委的要求对于年轻学生来说，应该作为努力的目标，但不能太着急，急于拼命建立个性别出心裁，反而会走入歧途失掉自然的东西。“我教学了很多年，我对学生不能苛求要有强烈的个性，也许有些天才的学生很早就能找到自己的语言，但是非常少见。追求个性的目标是对的，它可以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不要给他们太大压力”。
高为杰从人才培养的实际状况来谈论创作个性的问题，认为年轻一代追求个性需要时间的积累，并从另一方面回应了温德青提出不给年轻人压力的观点。从年轻人的角度来体会，没有谁不希望能找到脱颖而出的个性表达让自己的音乐被更多人认可，但寻得这条路径的过程是艰难的，能够找到方向的实力与机遇不见得人人都有。从作曲家的角度来体会，大家迫切希望看到更多出类拔萃的青年一代创作中有独立的建树，但能被看好的那个是十分幸运的。如高为杰所言，“年轻人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也许幼稚，也许闯祸，但是无拘无束”。个性的建立不在一朝一夕，也不仅是另辟蹊径，关键在于知识输入和消化的过程中培养一种积极、自主、独立的思考能力。
“多输入知识，一定会在将来输出对
中国之声有力量的声音”
研讨会中，针对参赛作品存在的技术性问题，评委们也纷纷提出个人看法。彭志敏认为，“今天作品中有一个很突出的不够满意的地方，就是音乐的谋篇布局和结构过程的线索不是很清楚，对确定的主题逐步往前发展的过程并不明确”。作曲家陆培也认同道，“结构的逻辑性一定要注意，我很少听到作品中有音乐往前推进、紧张度的感觉，都是随时可以停下来，随时可以开始”。高为杰表示，“年轻人对音乐姿态的追求都不错，但是害怕旋律，害怕音调，这个音调不一定是民歌，但是这个就是亮点”。比赛的外籍评审，来自奥地利的作曲家奥芬鲍尔（Christian Ofenbauer）先生表示，根据不同作品的写作技术来说，如果没有明显的旋律和具体发展过程的话，有时候写出的东西也很有意思。另一位来自日本的作曲家松下功（Isao Matsushita）先生提出，参赛作品的规格很高，但是想要表达什么？用什么技术来表达？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评委所讨论的重点回归到音乐本身的具体写法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则反映在日常教学中对基础的掌握和知识的输入上。叶国辉表示，“我想对所有作曲专业的同学说，我们要加大对知识的输入”。作曲是对着声音写心理，看到作品便看到人的内心世界。在学生阶段应该多多的输入，包括对乐器的了解、对古今中外作品的了解、对本民族音乐以及世界范围的人文知识、技术和各个具体层面的了解。他强调，“自己多输入知识，一定会在将来输出对中国之声具有力量的声音”。高为杰也表示，“关键词就是输入。输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能量，一个是信息。要有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输入，对教学来说很重要”。
结 语
“中国之声”系列作曲比赛每两年举办一届，每届针对不同体裁面向全世界作曲学生与作曲家征集作品，其评比制度按照学生组、作曲家组及其体裁形式进行分组分类评比，除比赛音乐会之外还增设学术讲座、作曲大师班、作品研讨会等系列学术活动{4}。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比赛组委会主任、决赛评委赵塔里木表示，比赛的目的不在于获得奖项的多少，而是希望借此赛事召集全国各音乐学院、艺术院校的专家、教授到这个平台中来，大家携手为推动中国音乐继往开来做出努力，这是中国音乐学院应肩负的领导作用{5}。 研讨会中，评委们对作曲教学、人才培养等相关话题开诚布公的讨论，是对比赛目的一种积极的响应。大家在个性与共性、输入与输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之间，隐含着对年轻一代独创意识的期待，以及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对独立思辨能力的激发和鼓励。比赛之后，当笔者再次与作曲家高为杰先生谈起中国新音乐发展的话题时，他的回复也带出了更多的思考：“中国音乐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主性。所谓文化自主就是要扎根，要有文化自信。中国新音乐要解决两个大问题，一是要扎根于中国传统，使中国新音乐成为真正的中国音乐；另一方面是进行不同文化的交流，做出世界性的表达，让中国音乐真正站立于世界多元格局中。”
{1}2013年3月21日，首届“中国之声”作曲比赛在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音乐厅圆满落幕。之后，施万春教授发表《现代主义不应成为学院作曲教学的主流——首届“中国之声”作曲比赛引发的思考》一文，《人民音乐》，2013年第5期。该文于2014年11月荣获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文章类一等奖。
{2}第二届“中国之声”作曲比赛决赛评委包括：奥地利作曲家萨尔斯堡音乐学院作曲理论指挥系主任奥芬鲍尔（Christian Ofenbauer）教授、日本作曲家东京艺术大学副学长松下功（Isao Matsushita）教授、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叶小纲教授、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郭文景教授、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叶国辉教授、武汉音乐学院院长彭志敏教授、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徐昌俊教授、星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蔡乔中教授、总政歌舞团团长张千一教授、组委会主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教授、组委会副主任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高佳佳教授、评委会主任中国音乐学院高为杰教授。
{3}瞿小松《虚幻的“主流”》，《中国音乐》2011年第2期。
{4}第一届体裁为：一件乐器的无伴奏独奏曲，共计34部作品分获一至三等奖，19部（学生组）作品获得优秀奖；第二届体裁为：二至五人的室内乐（分中国民族乐器室内乐、西洋管弦乐器室内乐以及中西混合乐器室内乐三个类别），共计17部作品分获一至三等奖，20部（学生组）作品获得优秀奖。第一届获奖作品已经由德国斯考斯基出版社（一等奖作品）和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全部获奖作品，共三卷，乐谱带光盘版本）出版完成，第二届获奖作品将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上海分社出版。
{5}即将于2016年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之声”作曲比赛将面向全世界作曲家及在校学生征集钢琴伴奏的中文艺术歌曲作品。
卞婧婧 博士，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讲师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