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研发新冠疫苗，显然是一项重大成就。但疫苗的接种过程，还远远称不上完美。
　　在美国，“曲速行动”实现了其制造目标，但却在协调初始发货时遭遇到重重困难。接种计划既没有根据需要“优先选择”接种者，疫苗分配中的种族不平等问题，也没有很好地解决。显而易见，创造安全有效的疫苗和打造公平的接种计划完全是两码事。
　　以任务为中心的美国创新机构，尤其是“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局”，均已被事实证明在研发尖端mRNA 疫苗领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曲速行动”的技术使命与提供“人民疫苗”的健康使命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
　　拜登政府在历经4年特朗普政府对科学的排斥和对科学家的蔑视后，必须在试图“更好重建”和重振科技投资的同时，牢记这一区别。疫苗在美国的接种过程已经证明，正确掌握公私关系细节与从雄心勃勃的总体目标出发，可以起到同样重要的作用。
　　在我的新著《使命经济：改革资本主义的登月计划》中，我提出，美国宇航局的载人登月计划，仍然能够提供促进和管理公私关系的有益经验教训。迄今为止，阿波罗计划耗费纳税人资金共计2830亿美元，刺激了从航空及营养物质到电子和软件等涉及多个领域的创新活动，同时也强化了公共部门自身的能力。
　　美国宇航局向通用汽车公司、普惠公司（当时也称联合飞机公司）和霍尼韦尔公司支付数亿美元，为其充满传奇色彩的“土星5号”火箭，发明全新燃料、推进和稳定系统。这些由公共资金资助的技术，其后创造了很多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衍生产品，包括婴儿配方奶粉（源自宇航员的压缩食品）和无绳吸尘器（源自搜索月球表面的机器）。现代计算的基石，也是源自用于導航的集成电路。
　　关键问题是，美国宇航局确保政府能得到好的交易，与企业签署“固定价格”合同以迫使其高效运营，同时也为持续不断的质量改进提供激励。此外，合同规定的“无超额利润”条款，有助于确保太空竞赛背后的驱动力是科学好奇心，而不是贪婪或者投机。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宇航局避免了过度依赖私营部门。如果宇航局将管理职能外包，就很容易受到时任采购主管所谓“宣传册主义”的影响，即由私营合作方来决定“最佳做事方式”。因为美国宇航局掌握内部专业知识，其对技术的了解不亚于承包商，因此具备充分的能力来对合同进行谈判和管理。
　　通过强化公共部门能力并制定公私联盟的明确目标，拜登政府既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也有助于应对我们时代最严峻的挑战，包括不平等、医疗体系薄弱和全球变暖等难题。
　　上述问题比将人类送上月球更加复杂和多维，但背后却有着同样的驱动因素：在公共资金和私营行业汇聚之处，进行有效的战略空间治理。举例而言，大型制药公司往往将公共部门视为纯粹的药品消费者，但发现这些药物却往往始于由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行为。
　　为迎接后疫情时代，拜登承诺“更好地重建”，不能停留于某种常态的回归。但以更好的方式重塑经济，不仅需要转变观念，还需要“促进价值创造而非利润攫取”的全新社会契约，实现风险和回报社会化，同时投资于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特定的公司或部门。
　　1962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曾表示，美国“选择在十年内登上月球或完成其他任务，不是因为做这些事容易，而是因为这些事很难完成”。今天，同样远见卓识的领导力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一种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