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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克方程式
1960年,美国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成为用敏感的无线电搜寻来自地外文明信号的第一人。他将一个26米的射电望远镜对准二颗近邻星,一次虚警之后,没发现有意识的信号。第二年,在为一个梦想思想家(包括年轻的萨根)的会议准备时,他以《如何讨论探测智能生命可能性》为题写了一个大纲,大纲从恒星形成的速率、典型的行星数量和消解文明的寿命开始。他说:“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骗局。现在让我吃惊的是,这竟然被写进了天文学教科书。”
即使在地球上,生命的起源也是一个顽固而持久的谜。“许多化学物质怎样才能不受外界干涉而使自身形成一个生物?”这是物理学家、作家保罗·戴维斯提出的一个命题。他说:“乍看起来,生命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件。没有已知的规则,就是说,它只能自己把自己组织成生命。我非常幸福地从内心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适宜生物生长的宇宙,因为我发现我内心非常宁静和谐。但我们还没有发现生命原则。”
甚至谁也不能确定生命需要液态水。虽然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赌注,而且可以肯定在地球上是这种情况。宇宙中液态水可能相当稀少(木卫二也许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但另一个假定的生命要素,主要由碳元素组成的有机物分子,则十分普遍。这就是为什么精明的研究人员杰弗里·巴达始终认为宇宙中充满了生物的原因。“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开它们。”他的话中几乎充满了歉意。
所以让我们假设,生命可以在许多地方出现。现在来看看德雷克方程式中另一个大大的未知数:生命进化到一种智能状态有多大的几率呢?
有些人,比如20世纪伟大的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就主张,高智能在地球上每大约10亿个物种中才出现1次。因此这个几率是109:1,希望非常渺茫。但哈佛大学物理学家保罗·霍洛威茨则主张,同样的数据也可以从反面来看:在我们了解的唯一有生命的行星上,就有智能出现。这是1:1的比例。
我从未遇到过任何人会认为,如果你重绕地球人进化的磁带(用史蒂芬·杰伊·古尔德的隐喻),然后重新播放,你就会得到遗传上相同的人类,重活一遍。但另有一些人则认为,智慧生物更有可能是在某些初始条件下出现的。古生物学家安迪·诺尔主张,智能依赖于使低等动物感知环境和寻找食物的结构。他说:“如果我们接触寻找食物的可怕的小动物,那么在某一时刻,智能生命就可能出现。”
有些人热烈地主张,外星人可能一点儿也不像我们(在弗雷德·霍伊尔的小说《黑云》中,外星人是气态的云,它们决定以我们的太阳为食),而另一些人却认为,地球上的生物学很可能就是外星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在别的地方寻找生命,哪怕是一只外星的变形虫,都可能弄清生命沿着平行路线演化的范围——不管它代表性地达到某些有用结构,诸如眼球、双翼和大脑之类。到目前为止,人类在地球上按与身体尺寸的比例计算,拥有最大的大脑。我们是通过一种任意的不可能的进化怪癖得到脑袋中的这些东西的吗?
埃默里大学精神生物学家洛丽·马里诺指出,海豚在过去3500万年中,其大脑容量似乎经历过一次急剧的增长,这种增长很像过去几百万年原始人类脑容量增长4倍的情况。据她推断,宇宙中每个星球上的生物,都可能在智力上有巨大增长。
但这个数据很缺乏,特别是这还只是哲学家和神学家的一个领域。“智能”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思考”或“感觉”或“爱”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当我们问,我们是否“孤独”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意思是想知道这宇宙中还有谁,关键是,他们要非常像我们自己。
每3年这个领域就会召开一次生物天文学会议,把许多主要思想家召集到一起。1999年8月。会议在夏威夷大岛举行,在旅馆游泳池举行的招待会开幕式上,多伦多大学社会学家艾伦·塔夫提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理论:“我想已经有一个探针在这儿,它很可能在这儿很长时间了。”
他并不是指飞碟,他所说的探针非常小——纳米探针,从先进文明送到地球的微型机器人探测器。这些外星探针可能在某一时刻让人类文明了解它们。怎样了解?在哪儿了解?“我认为这将发生在环球网上。”塔夫说。
塔夫和12名其他梦想家开了一个会前会,讨论如果收到来自外星的“高含量”信息该怎么办。人类怎样精心准备应对这样的事件,还很不确定。如果编造一个应答,我们可能遇到麻烦。我们会暴露人类的缺点吗?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战争和奴隶制历史,这会不会被误解为一种威胁呢?要是当善意的思想者的国际委员会正在努力整合信息,而一些游击队电台播音员或主持人却抢先报道了,又会怎样呢?
生物天文学也有更实际的一面。会议提醒我,小小的太阳系之外,还有多少东西需要学习。一天早上,外空生物学家杰克·法默接通了一个简单但却非常绝妙的点,当时他注意到,既没有1976年运载到火星的“北欧海盗”号探测器,也没有运载到火星的1997年的“探路者”号宇宙飞船,这个工具对一名地质学家来说不可或缺:一个放大透镜。极地登陆器也不会运载这样一个仪器计划在1999年登陆。法默的评论还在我脑海里萦绕,海洋学家辛迪·李·范·多佛尔注意到,谁也不曾跳入深海,潜到印度洋一个活跃的热气孔去观察那儿可能存在的生物。
所以,在我们担心如何与银河帝国相处以前,我们有一些严肃的野外测量要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去做。
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斯提出。人类可能会设计出适合于生活在真空空间或卫星、彗星和小行星冰冻的表面的新的生命形式。在戴斯的宇宙里,生命是可移动的,而行星却是禁止自由移动的引力陷阱。
也许我们的命运就是做接生婆。文明的寿命是德雷克方程式的最后一个因数。现代解剖学意义上的人存在了仅仅12.5万年左右。目前还不清楚,一个像人类所拥有的一样的大脑,是否必然具有长久的优势。我们会犯错误,我们会制造炸弹。我们会破坏我们的世界,毒化这个世界的水,污染这个世界的空气。作为一个物种,我们的第一个议程就是要尽可能延长文明的寿命。
我殷切希望任何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对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谁的问题,有一个全新的认识。真空的、恒星熔炉的和冰天雪地的宇宙,生活其间是有好处的。我们应该记住,即使我们发现地外智能生命,可能也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或正在寻找的。
外星人可能不会对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意识部分(即我们的精神)说话,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它可能没什么东西可教我们。接触的伟大时刻可能只是提醒我们,我们最想要的是要寻找一个我们自己的更好的版本——一种我们将不得不用来自脚下、地球上我们自己的原材料制造的生物。
(李笑宇 插图)
1960年,美国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成为用敏感的无线电搜寻来自地外文明信号的第一人。他将一个26米的射电望远镜对准二颗近邻星,一次虚警之后,没发现有意识的信号。第二年,在为一个梦想思想家(包括年轻的萨根)的会议准备时,他以《如何讨论探测智能生命可能性》为题写了一个大纲,大纲从恒星形成的速率、典型的行星数量和消解文明的寿命开始。他说:“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骗局。现在让我吃惊的是,这竟然被写进了天文学教科书。”
即使在地球上,生命的起源也是一个顽固而持久的谜。“许多化学物质怎样才能不受外界干涉而使自身形成一个生物?”这是物理学家、作家保罗·戴维斯提出的一个命题。他说:“乍看起来,生命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件。没有已知的规则,就是说,它只能自己把自己组织成生命。我非常幸福地从内心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适宜生物生长的宇宙,因为我发现我内心非常宁静和谐。但我们还没有发现生命原则。”
甚至谁也不能确定生命需要液态水。虽然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赌注,而且可以肯定在地球上是这种情况。宇宙中液态水可能相当稀少(木卫二也许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但另一个假定的生命要素,主要由碳元素组成的有机物分子,则十分普遍。这就是为什么精明的研究人员杰弗里·巴达始终认为宇宙中充满了生物的原因。“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开它们。”他的话中几乎充满了歉意。
所以让我们假设,生命可以在许多地方出现。现在来看看德雷克方程式中另一个大大的未知数:生命进化到一种智能状态有多大的几率呢?
有些人,比如20世纪伟大的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就主张,高智能在地球上每大约10亿个物种中才出现1次。因此这个几率是109:1,希望非常渺茫。但哈佛大学物理学家保罗·霍洛威茨则主张,同样的数据也可以从反面来看:在我们了解的唯一有生命的行星上,就有智能出现。这是1:1的比例。
我从未遇到过任何人会认为,如果你重绕地球人进化的磁带(用史蒂芬·杰伊·古尔德的隐喻),然后重新播放,你就会得到遗传上相同的人类,重活一遍。但另有一些人则认为,智慧生物更有可能是在某些初始条件下出现的。古生物学家安迪·诺尔主张,智能依赖于使低等动物感知环境和寻找食物的结构。他说:“如果我们接触寻找食物的可怕的小动物,那么在某一时刻,智能生命就可能出现。”
有些人热烈地主张,外星人可能一点儿也不像我们(在弗雷德·霍伊尔的小说《黑云》中,外星人是气态的云,它们决定以我们的太阳为食),而另一些人却认为,地球上的生物学很可能就是外星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在别的地方寻找生命,哪怕是一只外星的变形虫,都可能弄清生命沿着平行路线演化的范围——不管它代表性地达到某些有用结构,诸如眼球、双翼和大脑之类。到目前为止,人类在地球上按与身体尺寸的比例计算,拥有最大的大脑。我们是通过一种任意的不可能的进化怪癖得到脑袋中的这些东西的吗?
埃默里大学精神生物学家洛丽·马里诺指出,海豚在过去3500万年中,其大脑容量似乎经历过一次急剧的增长,这种增长很像过去几百万年原始人类脑容量增长4倍的情况。据她推断,宇宙中每个星球上的生物,都可能在智力上有巨大增长。
但这个数据很缺乏,特别是这还只是哲学家和神学家的一个领域。“智能”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思考”或“感觉”或“爱”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当我们问,我们是否“孤独”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意思是想知道这宇宙中还有谁,关键是,他们要非常像我们自己。
每3年这个领域就会召开一次生物天文学会议,把许多主要思想家召集到一起。1999年8月。会议在夏威夷大岛举行,在旅馆游泳池举行的招待会开幕式上,多伦多大学社会学家艾伦·塔夫提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理论:“我想已经有一个探针在这儿,它很可能在这儿很长时间了。”
他并不是指飞碟,他所说的探针非常小——纳米探针,从先进文明送到地球的微型机器人探测器。这些外星探针可能在某一时刻让人类文明了解它们。怎样了解?在哪儿了解?“我认为这将发生在环球网上。”塔夫说。
塔夫和12名其他梦想家开了一个会前会,讨论如果收到来自外星的“高含量”信息该怎么办。人类怎样精心准备应对这样的事件,还很不确定。如果编造一个应答,我们可能遇到麻烦。我们会暴露人类的缺点吗?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战争和奴隶制历史,这会不会被误解为一种威胁呢?要是当善意的思想者的国际委员会正在努力整合信息,而一些游击队电台播音员或主持人却抢先报道了,又会怎样呢?
生物天文学也有更实际的一面。会议提醒我,小小的太阳系之外,还有多少东西需要学习。一天早上,外空生物学家杰克·法默接通了一个简单但却非常绝妙的点,当时他注意到,既没有1976年运载到火星的“北欧海盗”号探测器,也没有运载到火星的1997年的“探路者”号宇宙飞船,这个工具对一名地质学家来说不可或缺:一个放大透镜。极地登陆器也不会运载这样一个仪器计划在1999年登陆。法默的评论还在我脑海里萦绕,海洋学家辛迪·李·范·多佛尔注意到,谁也不曾跳入深海,潜到印度洋一个活跃的热气孔去观察那儿可能存在的生物。
所以,在我们担心如何与银河帝国相处以前,我们有一些严肃的野外测量要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去做。
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斯提出。人类可能会设计出适合于生活在真空空间或卫星、彗星和小行星冰冻的表面的新的生命形式。在戴斯的宇宙里,生命是可移动的,而行星却是禁止自由移动的引力陷阱。
也许我们的命运就是做接生婆。文明的寿命是德雷克方程式的最后一个因数。现代解剖学意义上的人存在了仅仅12.5万年左右。目前还不清楚,一个像人类所拥有的一样的大脑,是否必然具有长久的优势。我们会犯错误,我们会制造炸弹。我们会破坏我们的世界,毒化这个世界的水,污染这个世界的空气。作为一个物种,我们的第一个议程就是要尽可能延长文明的寿命。
我殷切希望任何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对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谁的问题,有一个全新的认识。真空的、恒星熔炉的和冰天雪地的宇宙,生活其间是有好处的。我们应该记住,即使我们发现地外智能生命,可能也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或正在寻找的。
外星人可能不会对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意识部分(即我们的精神)说话,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它可能没什么东西可教我们。接触的伟大时刻可能只是提醒我们,我们最想要的是要寻找一个我们自己的更好的版本——一种我们将不得不用来自脚下、地球上我们自己的原材料制造的生物。
(李笑宇 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