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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最大的焦虑是，虽然通缉令已撤销，但案件并没有彻底结案”，仇子明在近日受访时称。郭宏超也表示，7月30日晚遂昌县警方主要是为发布网上通缉令来道歉的，但是他们也没有说过要“撤案”、“结案”。
短短几天之内，“记者被通缉”事件的主角，看上去身形瘦削、神情疲惫的仇子明，一跃成为全国最受瞩目的记者。
而该事件的另一方，发布“网上追逃令”的浙江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成为千夫所指。
两年前，辽宁西丰县的警察赴京抓记者，兴师动众。两年后，这一幕重演。
遂昌县级公安局做出的这个明显违法的“网上通缉”决定，不但让它自身走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且创下中国新闻史上空前的“纪录”。
从7月23日遂昌县警方发布通缉令，到7月29日上午10时当地撤销该通缉，不到6天时间。遂昌县警方向全国公安系统内部网络发布的这则通缉令，最终以公安系统上级对下级火线般的“纠错”方式，宣告收场。
但是，一切都尘埃落定了吗?
我们还想追问的是：遂昌县警方何以能够向全国公安系统发布通缉令?认定仇子明为嫌犯的依据是什么，经过了哪些取证过程?“记者被通缉”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同样尚需厘清的还有：仇子明在其4篇舆论监督报道中提及的上市公司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恩股份)涉嫌改制黑洞、侵吞资产、违规交易等一系列问题，是否究竟如此?包括证监部门在内的相关机构能否适时介入，向公众公布一个权威的调查结果?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一切发生得毫无征兆。仿佛瓦西里耶夫那本小说的标题一“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7月27日，一个寻常的礼拜二。下午4时左右，《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向该报华东新闻中心主任刘兆琼通报了他遭到了警方“上网通缉”的消息。
那个时候，仇子明已确认：在公安系统的内部网上，他的状态显示为“刑拘在逃”，罪名是“损害商业信誉”。
这个今年3月甫进入《经济观察报》华东新闻中心工作的年轻记者，毕业于南京大学，办公地点从南京转到上海。此前，他是南京《金陵晚报》的记者，其家人尚在南京生活。
就在7月25日那个礼拜天下午2点，与家人团聚过后，仇子明还从南京乘坐高铁返回上海工作。那天，他还不知自己被警方“网上追逃”，甚至有个闲空去拍了一张南京至上海空荡荡的高铁车厢的照片。
从今年6月5日开始，仇子明先后发表过4篇有关上市公司凯恩股份的报道。第一篇报道是《凯恩股份“偷天换日”谜团》，那时，仇子明进入《经济观察报》工作差不多3个月左右。在这则被广泛转载的报道中，他批评这家公司在过去的改制、土地转让以及上市公司资产转让方面存在问题，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接下来，仇子明还报道了《凯恩股份再调查：隐瞒的关联交易》(6月19日)、《凯恩股份电池业务前景不明巨额关联交易价值几何》(7月20日)，以及《新华基金被忽悠?4700万元接凯恩股份“飞刀”》(7月26日)。其最后一篇报道，发表在7月23日遂昌县警方签出那份著名的“网上追逃令”之后。
“损害商业信誉罪”，指的是：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商业信誉、给他人的权益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而在仇子明看来，他之所以会被遂昌县警方通缉，与他之前所报道的位于遂昌县的上市公司凯恩股份相关联。
“当时，我的心情很慌张。以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8月2日，刘兆琼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
备感错愕的她很快就去核实仇子明告知的这则消息，“我们都是做记者的，这个还是很容易查到的；这个信息，全国各地的公安局(内部网)里面也都能看到”。
同时，刘兆琼很快将这个消息报告给《经济观察报》报社几位管理层，在获知此消息后，同样的惊讶，不言而喻。
遂昌县警方发布的这则“网上通缉”，被《经济观察报》方面认为是毫无征兆的。
“在发出网上通缉之前，遂昌县警方从来没有跟报社联系过，他们没有给我们通报过这个事情，我们也没有得到过警方提供的任何理由”，近日，《经济观察报》总编助理郭宏超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
“当时，我们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也是很震惊!别说我们报社，就是在中国的媒体里边，因为报道一个商业企业而被当地警方通缉，这种情况以前也是没有过的”，郭宏超表示，在获知此消息以后，他也有他的不解之处，“我们的记者仇子明此前对浙江省遂昌县的凯恩股份做了几篇监督报道，他是严格按照新闻操作原则所做的报道，这应该是一个职务行为，但是，为什么仇子明个人会被遂昌县警方‘网上通缉’?”
他表示，《经济观察报》报社也已经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等机构申诉。
“潜伏”
在7月27日向报社通报完自己被突然“网上通缉”后，仇子明关机，“人间蒸发”了——后来，他将这段隐匿期称之为“潜伏”。
对于仇子明而言，这份“网上通缉令”发布后，一旦他通过在某地住宾馆登记或通过其他渠道透露其身份信息与所在地，某地警方如若通过跟公安系统有关联的电脑系统监控到，就可以通知遂昌县警方。
从7月27日至7月29日，仇子明没有回过家。但是，在之前的7月23日至7月27日，尚不知情的仇子明并没有“出逃”，他依然按照自己一如往昔的正常安排，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警方的抓捕也并未到来。
7月27日晚间10时12分，一则披露记者仇子明被通缉的消息，最早现身于新浪微博中，“记者因报道定罪或遭全国通缉!!据传，《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关联交易内幕，已被凯恩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名，认定为刑拘在逃人员，已向全国发出通缉令。目前，通过公安部内网查询，确有‘仇子明’被通缉，确切消息待续”。
该则消息，宛如一石千浪。“记者被通缉”事件，进入公众视野。
仇子明关于上市公司凯恩股份的报道，在短时间内被海量点击——这一切或许与凯恩股份方面最初要求遂昌警方立案的初衷，恰好相反。
《南方都市报》记者纪许光熬夜采写的《记者因报道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内幕遭全国通缉》于7月28日凌晨发表，这则报道提供的一个重要信息是：浙江遂昌警方确认了“仇子明确实已经被列为网上通缉人员”的消息，遂昌县妙高派出所一名值班警官在查询了公安内部网络后答复，“仇子明确实已经被列为公安网上通缉人员，通缉人员登记列表中的‘案件类别’一栏中显示，仇子明涉嫌的罪名是‘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
这证实了记者仇子明遭警方通缉的事件，并非空穴来风。两年前的辽宁西丰“警察抓记者案”的主角、记者朱文娜说，“我坚信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而在今天，这种荒唐，升级了。
这个位于浙江西南部的小县警方滥用公权力的行为，遭到舆论的猛烈鞭挞；神秘 话，就是我不怕，我所报道的都是事实，手上有王白浪犯罪铁证，系列报道间隙，公司找人行贿我未遂。我的消息也很灵通，公安内部刚通缉我，我就知情了，我是潜伏，不是潜逃，只是不想进去了吃苦头。这事不会完，我一定会让遂昌公安局向我道歉”。
这则微博，现在已被删除。但是，它确如先知一般，应验了两天以后遂昌警方进京致歉的事实。
而对于该则微博中所提到的“公司找人行贿我未遂”事宜，无论是凯恩股份抑或王白浪本人，都予以坚决否认。
对此，郭宏超表示，在仇子明有关凯恩股份的报道刊发之后，“凯恩股份方面是找过仇子明，王白浪打过电话，说要沟通。但报道上了版以后，对方如果认为报道有问题的话，应该去找报社的编辑部负责人来沟通，凯恩股份方面找了我们的记者仇子明，子明也给了他这种建议，但他们并没有找过来。王白浪跟我们没有直接的接触，我们没有见到他们凯恩股份的人，也没有接到凯恩股份给我们的电话”。
王白浪在受访时表示，从2008年开始，凯恩集团就不断遭到匿名举报，称凯恩集团涉嫌侵占国有资产、进行关联交易并偷漏税。今年5月15日，凯恩集团以“商业毁誉”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5月17日，遂昌县公安局作出受理决定，并于5月20日立案；而仇子明只身赴丽水找到实名举报凯恩公司员工李子华时，已是5月23日深夜。
记者也查阅到，直至现在，依然可以在各个网上论坛上看到不少今年5月份出现的对于凯恩股份版本相似的匿名“举报帖”。
而来自中国证监会浙江证监局的消息称，曾专门针对各种对凯恩股份的举报进行调查，结论是举报的违法违规行为不成立，因此不予立案。但浙江证监局的这份调查报告，迄今并未对外公布。
从王白浪表述的这几个时间节点而言，凯恩集团5月15日的报案与遂昌县公安局此后5天的立案，并非一开始就是针对仇子明的。
针对仇子明事件，王白浪也说，“我们报案时，也不知道仇子明，报案和他也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仇子明何以会在凯恩立案的
两个月之后的7月23日，才慢几拍地成为遂昌县警方认定的“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罪名的承担者，被警方在全国范围内“网上通缉”?5月20日之后的两个月来，遂昌县警方到底做了哪些查证工作，以认定仇子明的“罪名”?
以目前公布的情况来看，难圆其说。
8月3日上午，中国记协国内部维权服务处的工作人员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7月29日，中国记协就已经收到了《经济观察报》方面递交的相关材料，中国记协从多方了解了此事，在未来也会对此事持续关注，“我们跟新闻出版总署的态度是一样的，记者的权益肯定是需要被维护的，对记者的侵权行为，也是要受到谴责的”。
但是，这位中国记协的相关工作人员也指出，目前遂昌县公安局公布的调查结果并不细化，“他们对记者仇子明什么样的权益造成怎么样的侵害。在表述上是比较模糊的，比如，遂昌县公安局承认对仇子明采取刑事拘留的决定不符合法定条件，是不符合什么法定条件?是什么行为不符合法定条件?他们是就他们怎么样的行为道歉?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只有这些弄清楚了，才能弄清楚事情的根本性质”。
短短几天之内，“记者被通缉”事件的主角，看上去身形瘦削、神情疲惫的仇子明，一跃成为全国最受瞩目的记者。
而该事件的另一方，发布“网上追逃令”的浙江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成为千夫所指。
两年前，辽宁西丰县的警察赴京抓记者，兴师动众。两年后，这一幕重演。
遂昌县级公安局做出的这个明显违法的“网上通缉”决定，不但让它自身走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且创下中国新闻史上空前的“纪录”。
从7月23日遂昌县警方发布通缉令，到7月29日上午10时当地撤销该通缉，不到6天时间。遂昌县警方向全国公安系统内部网络发布的这则通缉令，最终以公安系统上级对下级火线般的“纠错”方式，宣告收场。
但是，一切都尘埃落定了吗?
我们还想追问的是：遂昌县警方何以能够向全国公安系统发布通缉令?认定仇子明为嫌犯的依据是什么，经过了哪些取证过程?“记者被通缉”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同样尚需厘清的还有：仇子明在其4篇舆论监督报道中提及的上市公司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恩股份)涉嫌改制黑洞、侵吞资产、违规交易等一系列问题，是否究竟如此?包括证监部门在内的相关机构能否适时介入，向公众公布一个权威的调查结果?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一切发生得毫无征兆。仿佛瓦西里耶夫那本小说的标题一“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7月27日，一个寻常的礼拜二。下午4时左右，《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向该报华东新闻中心主任刘兆琼通报了他遭到了警方“上网通缉”的消息。
那个时候，仇子明已确认：在公安系统的内部网上，他的状态显示为“刑拘在逃”，罪名是“损害商业信誉”。
这个今年3月甫进入《经济观察报》华东新闻中心工作的年轻记者，毕业于南京大学，办公地点从南京转到上海。此前，他是南京《金陵晚报》的记者，其家人尚在南京生活。
就在7月25日那个礼拜天下午2点，与家人团聚过后，仇子明还从南京乘坐高铁返回上海工作。那天，他还不知自己被警方“网上追逃”，甚至有个闲空去拍了一张南京至上海空荡荡的高铁车厢的照片。
从今年6月5日开始，仇子明先后发表过4篇有关上市公司凯恩股份的报道。第一篇报道是《凯恩股份“偷天换日”谜团》，那时，仇子明进入《经济观察报》工作差不多3个月左右。在这则被广泛转载的报道中，他批评这家公司在过去的改制、土地转让以及上市公司资产转让方面存在问题，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接下来，仇子明还报道了《凯恩股份再调查：隐瞒的关联交易》(6月19日)、《凯恩股份电池业务前景不明巨额关联交易价值几何》(7月20日)，以及《新华基金被忽悠?4700万元接凯恩股份“飞刀”》(7月26日)。其最后一篇报道，发表在7月23日遂昌县警方签出那份著名的“网上追逃令”之后。
“损害商业信誉罪”，指的是：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商业信誉、给他人的权益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而在仇子明看来，他之所以会被遂昌县警方通缉，与他之前所报道的位于遂昌县的上市公司凯恩股份相关联。
“当时，我的心情很慌张。以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8月2日，刘兆琼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
备感错愕的她很快就去核实仇子明告知的这则消息，“我们都是做记者的，这个还是很容易查到的；这个信息，全国各地的公安局(内部网)里面也都能看到”。
同时，刘兆琼很快将这个消息报告给《经济观察报》报社几位管理层，在获知此消息后，同样的惊讶，不言而喻。
遂昌县警方发布的这则“网上通缉”，被《经济观察报》方面认为是毫无征兆的。
“在发出网上通缉之前，遂昌县警方从来没有跟报社联系过，他们没有给我们通报过这个事情，我们也没有得到过警方提供的任何理由”，近日，《经济观察报》总编助理郭宏超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
“当时，我们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也是很震惊!别说我们报社，就是在中国的媒体里边，因为报道一个商业企业而被当地警方通缉，这种情况以前也是没有过的”，郭宏超表示，在获知此消息以后，他也有他的不解之处，“我们的记者仇子明此前对浙江省遂昌县的凯恩股份做了几篇监督报道，他是严格按照新闻操作原则所做的报道，这应该是一个职务行为，但是，为什么仇子明个人会被遂昌县警方‘网上通缉’?”
他表示，《经济观察报》报社也已经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等机构申诉。
“潜伏”
在7月27日向报社通报完自己被突然“网上通缉”后，仇子明关机，“人间蒸发”了——后来，他将这段隐匿期称之为“潜伏”。
对于仇子明而言，这份“网上通缉令”发布后，一旦他通过在某地住宾馆登记或通过其他渠道透露其身份信息与所在地，某地警方如若通过跟公安系统有关联的电脑系统监控到，就可以通知遂昌县警方。
从7月27日至7月29日，仇子明没有回过家。但是，在之前的7月23日至7月27日，尚不知情的仇子明并没有“出逃”，他依然按照自己一如往昔的正常安排，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警方的抓捕也并未到来。
7月27日晚间10时12分，一则披露记者仇子明被通缉的消息，最早现身于新浪微博中，“记者因报道定罪或遭全国通缉!!据传，《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关联交易内幕，已被凯恩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名，认定为刑拘在逃人员，已向全国发出通缉令。目前，通过公安部内网查询，确有‘仇子明’被通缉，确切消息待续”。
该则消息，宛如一石千浪。“记者被通缉”事件，进入公众视野。
仇子明关于上市公司凯恩股份的报道，在短时间内被海量点击——这一切或许与凯恩股份方面最初要求遂昌警方立案的初衷，恰好相反。
《南方都市报》记者纪许光熬夜采写的《记者因报道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内幕遭全国通缉》于7月28日凌晨发表，这则报道提供的一个重要信息是：浙江遂昌警方确认了“仇子明确实已经被列为网上通缉人员”的消息，遂昌县妙高派出所一名值班警官在查询了公安内部网络后答复，“仇子明确实已经被列为公安网上通缉人员，通缉人员登记列表中的‘案件类别’一栏中显示，仇子明涉嫌的罪名是‘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
这证实了记者仇子明遭警方通缉的事件，并非空穴来风。两年前的辽宁西丰“警察抓记者案”的主角、记者朱文娜说，“我坚信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而在今天，这种荒唐，升级了。
这个位于浙江西南部的小县警方滥用公权力的行为，遭到舆论的猛烈鞭挞；神秘 话，就是我不怕，我所报道的都是事实，手上有王白浪犯罪铁证，系列报道间隙，公司找人行贿我未遂。我的消息也很灵通，公安内部刚通缉我，我就知情了，我是潜伏，不是潜逃，只是不想进去了吃苦头。这事不会完，我一定会让遂昌公安局向我道歉”。
这则微博，现在已被删除。但是，它确如先知一般，应验了两天以后遂昌警方进京致歉的事实。
而对于该则微博中所提到的“公司找人行贿我未遂”事宜，无论是凯恩股份抑或王白浪本人，都予以坚决否认。
对此，郭宏超表示，在仇子明有关凯恩股份的报道刊发之后，“凯恩股份方面是找过仇子明，王白浪打过电话，说要沟通。但报道上了版以后，对方如果认为报道有问题的话，应该去找报社的编辑部负责人来沟通，凯恩股份方面找了我们的记者仇子明，子明也给了他这种建议，但他们并没有找过来。王白浪跟我们没有直接的接触，我们没有见到他们凯恩股份的人，也没有接到凯恩股份给我们的电话”。
王白浪在受访时表示，从2008年开始，凯恩集团就不断遭到匿名举报，称凯恩集团涉嫌侵占国有资产、进行关联交易并偷漏税。今年5月15日，凯恩集团以“商业毁誉”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5月17日，遂昌县公安局作出受理决定，并于5月20日立案；而仇子明只身赴丽水找到实名举报凯恩公司员工李子华时，已是5月23日深夜。
记者也查阅到，直至现在，依然可以在各个网上论坛上看到不少今年5月份出现的对于凯恩股份版本相似的匿名“举报帖”。
而来自中国证监会浙江证监局的消息称，曾专门针对各种对凯恩股份的举报进行调查，结论是举报的违法违规行为不成立，因此不予立案。但浙江证监局的这份调查报告，迄今并未对外公布。
从王白浪表述的这几个时间节点而言，凯恩集团5月15日的报案与遂昌县公安局此后5天的立案，并非一开始就是针对仇子明的。
针对仇子明事件，王白浪也说，“我们报案时，也不知道仇子明，报案和他也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仇子明何以会在凯恩立案的
两个月之后的7月23日，才慢几拍地成为遂昌县警方认定的“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罪名的承担者，被警方在全国范围内“网上通缉”?5月20日之后的两个月来，遂昌县警方到底做了哪些查证工作，以认定仇子明的“罪名”?
以目前公布的情况来看，难圆其说。
8月3日上午，中国记协国内部维权服务处的工作人员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7月29日，中国记协就已经收到了《经济观察报》方面递交的相关材料，中国记协从多方了解了此事，在未来也会对此事持续关注，“我们跟新闻出版总署的态度是一样的，记者的权益肯定是需要被维护的，对记者的侵权行为，也是要受到谴责的”。
但是，这位中国记协的相关工作人员也指出，目前遂昌县公安局公布的调查结果并不细化，“他们对记者仇子明什么样的权益造成怎么样的侵害。在表述上是比较模糊的，比如，遂昌县公安局承认对仇子明采取刑事拘留的决定不符合法定条件，是不符合什么法定条件?是什么行为不符合法定条件?他们是就他们怎么样的行为道歉?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只有这些弄清楚了，才能弄清楚事情的根本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