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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商业化最主要的贡献，是逐步淡化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让电影回到娱乐本身。而回头审视中国电影近10年变迁，我们正站在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
又到了岁末的时候，电影院照例用各式噱头招揽观众。虽然稍显老套，但“贺岁片”依然是一块闪亮诱人的金字招牌，让各路片商在争夺放映场次的硝烟中挤破了头。从1998年初，冯小刚导演凭一部“春晚小品”风格的《甲方乙方》赢得3000万票房，在低迷已久的中国电影市场掘到第一桶金开始，“商业”这个一直被电影艺术界和政府职能部门双重鄙视的贬义定语，便逐渐成为左右中国主流电影发展的不二法门。
10年之后，当冯小刚以一部战争题材《集结号》再度进军“贺岁档”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已不再是昔日独孤求败的市场格局，而是狼烟四起、群雄争霸的混战场面。
“十年一觉光影梦”，当我们回头审视中国电影近10年来的变迁之道，会发现我们正站在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虽然未来的图景尚未清晰，但喧嚣的市场动力早已迫不及待地躁动着要冲决向前。
“武侠大片”的盛与罚
中国电影商业化最主要的贡献，是让电影再度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并且逐步淡化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看电影不再是单位工会派发的“福利”，而是文化生活中一项体面、时尚的娱乐消费；拍摄电影也不再是政府主导的宣传工作，而是按照经济规律投资、运作和获得回报的企业行为。
虽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让电影回归市场”这一概念的置换对中国电影发展而言意义重大，它初步厘清了电影业混乱无序的游戏规则，构建出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商业模式，并且为电影市场的复苏和扩张打下了基础。
从1998年至今，中国电影人在商业电影的创作题材和市场定位上几经周折。虽然《甲方乙方》在票房上一鸣惊人，但后几年以市井路线继续走红贺岁档的冯小刚电影，并没有在中国电影业内掀起太大的波澜。还没有完全摆脱电影制片厂体制以及“重义轻利”传统的中国电影界，依然以精英视角俯视这位出身卑微的电影导演及其“京俗”口味的电影作品。
直到2000年台湾导演李安，凭借中国传统题材的武侠片《卧虎藏龙》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并在全球斩获了上亿美金的票房。这种在国际上“名利双收”的美好前景才牵动了张艺谋、陈凯歌、何平等中国几位一线导演的心思，他们的目光也跟随地锁定在具有海外市场潜力的古装武侠电影，于是更具有市场指标价值的中国商业大片纷纷出笼——“谋记”的《英雄》《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凯歌版的《无极》，何平版的《天地英雄》，以及冯小刚不甘人后而打造的《夜宴》。
2002年～2006年，投资巨大、明星荟萃、极尽铺张绚烂、夸张和炒作之能事的武侠大片狂潮彻底改变了中国电影的路线图。
从积极的角度评判，这一时期电影的市场化转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步入了快行道，国际通行的投资与制片体制和明星制度基本成型，大型电影拍摄基地和高等级的电影院线纷纷投入运营；民营公司拥有了进入电影产业的入场券，国内电影市场显露出惊人的消费潜力，而在电影管理机构和创作群体之间长期存在的“猫鼠之战”，也在票房至上的原则下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若从批判的立场而言，这些金玉其外的古装大片正暴露了中国电影在商业机制尚不完善的初级阶段可能出现的缺憾：虚无乖谬的史观、苍白空洞的叙事能力、庸俗甚至血腥的审美情趣、过度膨胀的商业欲望、不切实际的海外市场预期，以及对国内观众居高临下的藐视态度，都让这一波商业电影的弄潮儿或多或少付出了名誉的代价。
当我们回过头来总结这场喧嚣一时的“古装武打大片”风潮时，会发现，它们在开拓中国电影市场方面做出的贡献与其囿于视野和经验的局限性几乎同样引人注目。
票房促电影人强制性更新
随着“第五代”导演主导的武侠巨制时代落下帷幕，中小成本商业片的存活能力再度成为检验中国电影市场的一块试金石。2006年的票房黑马《疯狂的石头》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也让青年导演宁浩成了投资者追捧的红人；但拥有很高美誉度的导演兼演员姜文却再度折戟沉沙，其作品《太阳照常升起》成为2007年中国电影市场的一大“败笔”，其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也愈发微茫。
从某种意义上说，票房价值与盈利潜力越来越成为评判电影人生命力的硬性指标。对于新陈代谢过度缓慢、市场发育仍未充分的中国电影界而言，这倒不失为一种引入新鲜血液的强制性方式。
“九七”之后，大批香港电影人“北上图存”，对中国电影的商业变革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香港电影人代表富于市场经验和商业运作传统的电影制作力量。他们多年在国际电影市场开拓打拼的经验，以及在电影技术领域的优势，有助于让中国电影朝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电影产业化模式进一步转型。
内地传统的电影制片厂员工体制被打破，演员或签约于经纪公司，或拥有个人的经营团队；而电影公司也竞相以明星的多寡及身价的高低作为谋求投资、估算票房和炒作市场的主要手段。
2007年岁末相继上映的“贺岁电影”中，由中影公司出品，香港导演陈可辛执导的《投名状》与周星驰自导自演的《长江七号》都是众望所归的重头戏，这也意味着中国商业电影发展的前景，正朝着整合华人电影资源、构造大中华电影圈的方向全力推进着。
90年代以“地下电影”红遍全球的“第六代”导演在这场商业战中，几乎全面败下阵来，成为转型之战的牺牲品。10年的商业电影之路，或许让中国电影人少了“坚守艺术底线”的决然信念，曾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的郑洞天教授曾感慨，应该在学校门口悬挂一条标语，“电影是能够为投资者带来回报的艺术”。也许这也是今日的中国电影人最需要铭记的一句箴言。
又到了岁末的时候，电影院照例用各式噱头招揽观众。虽然稍显老套，但“贺岁片”依然是一块闪亮诱人的金字招牌，让各路片商在争夺放映场次的硝烟中挤破了头。从1998年初，冯小刚导演凭一部“春晚小品”风格的《甲方乙方》赢得3000万票房，在低迷已久的中国电影市场掘到第一桶金开始，“商业”这个一直被电影艺术界和政府职能部门双重鄙视的贬义定语，便逐渐成为左右中国主流电影发展的不二法门。
10年之后，当冯小刚以一部战争题材《集结号》再度进军“贺岁档”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已不再是昔日独孤求败的市场格局，而是狼烟四起、群雄争霸的混战场面。
“十年一觉光影梦”，当我们回头审视中国电影近10年来的变迁之道，会发现我们正站在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虽然未来的图景尚未清晰，但喧嚣的市场动力早已迫不及待地躁动着要冲决向前。
“武侠大片”的盛与罚
中国电影商业化最主要的贡献，是让电影再度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并且逐步淡化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看电影不再是单位工会派发的“福利”，而是文化生活中一项体面、时尚的娱乐消费；拍摄电影也不再是政府主导的宣传工作，而是按照经济规律投资、运作和获得回报的企业行为。
虽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让电影回归市场”这一概念的置换对中国电影发展而言意义重大，它初步厘清了电影业混乱无序的游戏规则，构建出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商业模式，并且为电影市场的复苏和扩张打下了基础。
从1998年至今，中国电影人在商业电影的创作题材和市场定位上几经周折。虽然《甲方乙方》在票房上一鸣惊人，但后几年以市井路线继续走红贺岁档的冯小刚电影，并没有在中国电影业内掀起太大的波澜。还没有完全摆脱电影制片厂体制以及“重义轻利”传统的中国电影界，依然以精英视角俯视这位出身卑微的电影导演及其“京俗”口味的电影作品。
直到2000年台湾导演李安，凭借中国传统题材的武侠片《卧虎藏龙》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并在全球斩获了上亿美金的票房。这种在国际上“名利双收”的美好前景才牵动了张艺谋、陈凯歌、何平等中国几位一线导演的心思，他们的目光也跟随地锁定在具有海外市场潜力的古装武侠电影，于是更具有市场指标价值的中国商业大片纷纷出笼——“谋记”的《英雄》《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凯歌版的《无极》，何平版的《天地英雄》，以及冯小刚不甘人后而打造的《夜宴》。
2002年～2006年，投资巨大、明星荟萃、极尽铺张绚烂、夸张和炒作之能事的武侠大片狂潮彻底改变了中国电影的路线图。
从积极的角度评判，这一时期电影的市场化转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步入了快行道，国际通行的投资与制片体制和明星制度基本成型，大型电影拍摄基地和高等级的电影院线纷纷投入运营；民营公司拥有了进入电影产业的入场券，国内电影市场显露出惊人的消费潜力，而在电影管理机构和创作群体之间长期存在的“猫鼠之战”，也在票房至上的原则下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若从批判的立场而言，这些金玉其外的古装大片正暴露了中国电影在商业机制尚不完善的初级阶段可能出现的缺憾：虚无乖谬的史观、苍白空洞的叙事能力、庸俗甚至血腥的审美情趣、过度膨胀的商业欲望、不切实际的海外市场预期，以及对国内观众居高临下的藐视态度，都让这一波商业电影的弄潮儿或多或少付出了名誉的代价。
当我们回过头来总结这场喧嚣一时的“古装武打大片”风潮时，会发现，它们在开拓中国电影市场方面做出的贡献与其囿于视野和经验的局限性几乎同样引人注目。
票房促电影人强制性更新
随着“第五代”导演主导的武侠巨制时代落下帷幕，中小成本商业片的存活能力再度成为检验中国电影市场的一块试金石。2006年的票房黑马《疯狂的石头》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也让青年导演宁浩成了投资者追捧的红人；但拥有很高美誉度的导演兼演员姜文却再度折戟沉沙，其作品《太阳照常升起》成为2007年中国电影市场的一大“败笔”，其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也愈发微茫。
从某种意义上说，票房价值与盈利潜力越来越成为评判电影人生命力的硬性指标。对于新陈代谢过度缓慢、市场发育仍未充分的中国电影界而言，这倒不失为一种引入新鲜血液的强制性方式。
“九七”之后，大批香港电影人“北上图存”，对中国电影的商业变革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香港电影人代表富于市场经验和商业运作传统的电影制作力量。他们多年在国际电影市场开拓打拼的经验，以及在电影技术领域的优势，有助于让中国电影朝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电影产业化模式进一步转型。
内地传统的电影制片厂员工体制被打破，演员或签约于经纪公司，或拥有个人的经营团队；而电影公司也竞相以明星的多寡及身价的高低作为谋求投资、估算票房和炒作市场的主要手段。
2007年岁末相继上映的“贺岁电影”中，由中影公司出品，香港导演陈可辛执导的《投名状》与周星驰自导自演的《长江七号》都是众望所归的重头戏，这也意味着中国商业电影发展的前景，正朝着整合华人电影资源、构造大中华电影圈的方向全力推进着。
90年代以“地下电影”红遍全球的“第六代”导演在这场商业战中，几乎全面败下阵来，成为转型之战的牺牲品。10年的商业电影之路，或许让中国电影人少了“坚守艺术底线”的决然信念，曾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的郑洞天教授曾感慨，应该在学校门口悬挂一条标语，“电影是能够为投资者带来回报的艺术”。也许这也是今日的中国电影人最需要铭记的一句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