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日，中华艺术宫迎来了开馆3周年的日子。
　　由2010上海世博会遗产的中国馆变身而成的特大型美术博馆——中华艺术宫，于2012年10月1日开馆，到现在刚好走过3个年头。
　　开馆3年的中华艺术宫也提交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接待观众近740万人次，2015年至今，日均接待量已突破9000人次，节假日最高峰突破36300人次。
　　无论现在的中国是否真的进入了特展时代，但这股热潮仍无法忽视。
　　作为上海体量最大的公益性艺术博物馆馆长，施大畏说，他最看重的是，展览怎样在国际语境中讲好中国的故事。

　　特展不能仅仅迎合大众的趣味
　　《瞭望东方周刊》：特展在近几年逐渐升温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展览越来越多，看展的人也越来越多。特展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文创活动，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施大畏：1995年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曾长期担任巴黎毕加索博物馆馆长的让·克莱尔在《论美术的现状》中提到，现在世界上每个星期都会诞生一个美术馆，这让我非常震惊。这么多美术馆，靠什么来支撑它？
　　每个美术馆都必须有几件所谓的“镇馆之宝”，通过馆藏的这些著名的艺术佳作来展现美术馆的学术地位。如果没有，美术馆就缺少了国际性。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的美术馆必须买国外的作品吗？我觉得不必要，为什么他们不来买我们的画？我们的文化自信到哪里去了呢？这变成一个大问题。
　　现在许多美术馆都在做特展，不可否认，策划主办特展今天已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但一定要搞清做特展的目的是什么？
　　不久以前，梵高的一个影像展曾引发了我的思考：做展览起码要有原作，人们看原作才会完成一个审美的过程，但这个特展并没有，这是不是当下某些特展存在的欠缺呢？
　　美術馆要主办什么内容的特展？特展要告诉观众什么？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迎合大众的趣味。所以我说，什么才是特展？特展一定是在严谨的学术理念支撑下，对特定的艺术家和艺术样式进行的策划和展览。
　　《瞭望东方周刊》：近十年，上海美术馆数量猛增，截止到2014年10月，上海拥有各级各类美术馆47家，尤其是一些民营美术馆的出现，这个数量在全球21座著名城市中名列第一。你认为美术馆发生了什么变化？
　　施大畏：现在的美术馆概念已经从过去的Gallery（画廊）变成了Museum（博物馆），所谓Gallery大部分都是临时展览，展览完就下架走人，而Museum是开始有长期陈列的馆藏，比如国家博物馆是综合博物馆。
　　但这个转变在美术馆内才刚刚开始，曾经的上海美术馆大部分都是临展，其中很大原因是场地限制，因为当时的场地一共只有6000平方米，不可能有常设展，而现在的中华艺术宫拥有2万平方米的长期陈列展，比如《海上生明月——上海美术百年》等。
　　每个城市都要有自身的艺术定位
　　《瞭望东方周刊》：近两年从梵高展到莫奈展，每场都引发轰动。也有人问，为什么中华艺术宫不做这些展览？
　　施大畏：首先我要说，中华艺术宫作为公立美术馆，在商业化市场中有自己的坚守。我们做展览从来没有把商业性看做第一，虽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特展，政府也允许我们的特展申请价格上限来售票，但我们不做。
　　既然中华艺术宫的性质是公益的，那就是为公众服务。我们开馆3年来共有700多万人次参观，我要对这些观众负责任。
　　另外我要说，我不跟风。
　　梵高的画很火，但他作品的艺术价值，其背后的故事，他与中国艺术的关系等，这些内容，特展并没有完全讲清楚。中华艺术宫所要做的是通过一个展览，把艺术品的价值、中国同世界的故事讲清楚，我觉得这比那种时尚的展览会更有学术意义。
　　根据《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全国重点美术馆评估办法》等相关规定，中华艺术宫要以近现代艺术为侧重，履行收藏保管、陈列展示、学术研究、普及教育、对外交流的基本职能，是对公众免费开放的公益性艺术博物馆。它的学术性和公益性就是不能放弃的坚守，这也是我们的文化判断。
　　《瞭望东方周刊》：中华艺术宫为什么要定位于聚焦中国近现代艺术？
　　施大畏：作为中国近代美术的发源地，上海素有收藏界“半壁江山”之称，公、私藏家的藏品数以百万计，仅上海市级美术单位收藏的中华艺术精品就达3万余件，其中不乏国宝级美术精品。
　　近现代的历史并不久远，因此这时期的作品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是中华艺术宫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另外，中华艺术宫的目标是要把中国近现代美术起源讲清楚，作品陈列要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目前上海艺术博物馆的格局基本上完成：以展现古代艺术为主的是上海博物馆，以近现代为主的是中华艺术宫，当代艺术则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每个城市都要有自身的定位，在艺术领域也是如此。古代艺术品方面，上海的博物馆不可能跟北京、西安、洛阳相比，因此要落到上海自身的文化背景上——革命性、工业性、包容性，这就是城市的文化，也是中华艺术宫策展的主题：厘清近现代上海乃至全国的艺术脉络。
　　与国外作品“对话”就是“走出去”
　　《瞭望东方周刊》：在策展方面，你们有哪些区别于其他美术馆的思路？
　　施大畏：策划一个展览，要反映一个社会现象，理清一个美术发展的过程，辨明这个社会在国际语境当中所处的地位。因此，策划什么展览，或者邀请什么展览过来，首先要思考你要讲述什么故事，这就是重新研究文化走出去的核心本质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实不走出去也是走出去了。
　　中华艺术宫是根据策展主题，向社会“招聘”、向全国“招聘”。比如，有人专门研究海派文化，有人研究江南文化，因为策展首先要懂艺术，我们会借这些专家来服务于策展。策展团队是通过社会上的力量集结，为我所用。他们之中会有来自各大美术院校的学者。中华艺术宫不“养”固定的策展人，策展方案需通过学术委员会的审定，纳入并制作中华艺术宫每年的策展计划。
　　我们希望通过中华艺术宫这个平台，做一个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交流比较。我们今后要做的展览就是中国的绘画和国际上的绘画的比较与交流。
　　我觉得，文化“走出去”并不是说我们拿着作品到巴黎、纽约办个展览，这不是真正的“走出去”。而当我请一些展览过来时，这也是“走出去”，我跟它在“对话”，这就是“走出去”。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观众在看西方艺术，特别是类似毕加索那种抽象派作品时，或多或少会存在看不懂的现象，怎么办？
　　施大畏：其实也简单，用观赏中国山水画的习惯去理解毕加索的绘画创作，一下子就明白了。
　　中国的山水画是散点透视，是意象型的，艺术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将心中的山头、溪流搬来搬去，搬到喜欢的状态。
　　如果你理解了这些，那么为什么不能理解毕加索把人的眼睛、鼻子搬来搬去，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组合呢？毕加索不就是把我们老祖宗原来三维的观察方式变成两维的吗？这就是一种观察方式而已。两相对比，我们不仅能理解毕加索，也能在世界范围内理解自己特定的文化艺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