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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国初期，社會上大量存在的各种有害图书危害了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推进，大力清理各类有害图书、力促民众阅读健康图书成为一项势在必行的任务。从1955—1956年的广西地方档案来看，这场图书清理运动经过了充分的宣传动员，运用了丰富的工作方法，既查禁、收换了大量有害图书，又对旧书摊进行了组织化的集中管理，使其经营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
关键词：有害书刊；社会主义改造；出版整顿；广西档案；图书租赁
1955年7月2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认为建国后出版和发行适合低水平读者阅读的通俗读物的工作做得不够，从而导致大量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以下简称为有害图书）仍在社会上流行，对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推进产生了极大的危害。此时，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已日渐走向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文化战线积极配合社会主义改造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提出“要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积极地对租书铺摊和有关行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些要求表明，私营文化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其他行业相比，除了要变革经营性质和经营方式，还要建构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契合的意识形态。
在《指示》看来，上述目标的实现在于两条路径：一要加大“新书”的出版发行，二要加紧对“旧书”进行整顿处理。就前者而言，主要是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国营出版机构为主导，辅之私营出版业的改造，加大通俗读物的出版力度，并以新华书店总店为龙头，各省地方分店为触角，大力推进各类新书刊的发行。可以看出，“新书”的出版与发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政府治理行为，能在较短时间内为新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的养成提供“精神食粮”。但对于“旧书”的整饬而言，由于涉及租赁者和阅读者两个群体，且遍及各地的私人租书铺摊仍然有着广阔的生存空间，想要迅速有效地完成这项工作并不是一件水到渠成的易事。那么，如何通过外力手段改变民众由来已久的阅读旨趣，并动员数以万计的私营书摊从业者放弃“旧书”租赁营生，进而引导其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便成为这场书业整顿运动的关键。这也正是本文关注的问题。笔者拟利用广西全州县档案馆所藏档案，以1955—1956年广西进行的图书租赁业整顿为中心，对上述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期展现1950年代文化事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绝大多数的租书铺摊是解放前留存下来的。文化部1955年3月提交中共中央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各地共有租书铺摊1万家以上，从业人员成分也十分复杂，“既有原来的旧书商，也有失业人员、孤寡老弱残、烈军属家属，还有隐藏的或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官吏、会道门头子、逃亡地主、破落的资本家、流氓地痞等。”[1]市场上出租的各类图书多数含有反动、淫秽、荒诞内容，全国每日的借阅量达150万人次。有害图书能有这么大的流通市场与传播空间，《指示》给出了解释：“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这类图书能够迎合一部分落后群众的喜好，而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还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还由于这些租书铺摊和少数著绘、摄制、印行、贩运这类图书的人看到这种行业确还有利可图，就群趋以赴。”[2]
关于阅读有害图书所带来的危害，文化部的报告亦有细致描述：“许多人读了这些书籍后，身体败坏，精神颓丧，胡思乱想，神志昏迷，有的企图上山学剑，有的整日出入下流娱乐场所，以致学习旷废、生产消极。其中还有一些人甚至组织流氓集团，拜把子，称兄弟，行凶殴斗，称霸街道，戏弄异性，奸淫幼女，盗窃公产，杀人放火，并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就严重地影响了社会公共秩序的巩固，并妨碍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3]其实，早在这份报告提交中央之前，官方媒体从1954年下半年已开始不断地发文强调有害图书对形成社会主义道德秩序的滞碍。譬如，10月12日，《中国青年报》刊发《马小彦为什么会腐化堕落的》一文，将阅读有害图书视为上海某中学生马小彦走上偷窃、流氓等犯罪道路的重要诱因。11月1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也指出：“作为资产阶级颓废文化构成部分的租售黄色书刊的旧书摊和下流娱乐场所，还在散播着败坏青年人道德的毒素。”[4]
实际上，包括广西在内的很多省市在解放后曾经对图书租赁业进行过一定的整顿，多以查禁政治上反动或内容上黄色的有害书刊为主。[5]但由于当时没有给出一致的查禁标准且各地没有统一行动，导致图书租赁业的整饬既秩序混乱又效果欠佳。据广西省文化局1955年1-5月的统计，南宁、梧州及平乐等11个市县共存在私营书摊103个，其中南宁市45家书摊便有武侠打斗图书3154册、封建迷信图书209册、淫秽色情图书236册、低级趣味图书318册、反动历史间谍及侮辱少数民族图书384册。[6]在新生的人民政府看来，这些有害图书或多或少地“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宣传对民族和种族的歧视迫害、渲染间谍活动和流氓盗匪行为，提倡荒淫奢侈、好逸恶劳、享乐至上的人生哲学，以此毒害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使他们走向腐化堕落的道路。”[7]为此，唯有对私营租书铺摊及图书租赁业加强领导和管理，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对图书租赁业从业人员的后续生活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才能使有害图书的流通与传播问题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国务院的《指示》发出之后，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即于1955年8月15日成立“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负责全省书刊的审查工作，并组织由省文化局牵头的“广西省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联合办公室”（以下简称“联办”），负责此项工作的具体领导。同时，设立南宁、桂林、柳州、梧州等4个市级图书审查委员会（小组）及平乐、平南、贺县等28个县级“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联合办公室”，其他县则由县文化科负责进行，不另设机构。[8] 当然，即使设立了全省统一的图书审查处理机构，但由于这项工作是首次以省级规模开展（外省多数亦是如此），并没有多少成熟的经验做法可以借鉴，所以运动初期各地的图书整顿步骤并非完全一致。如南宁等地基本按照“联办”设定的宣传动员、登记审查、组织合作等三个流程推进工作，而部分县市则直接转发文件通知和图书目录，要求相关单位直接处理。[9]为了保证运动健康正常发展，“联办”提出首先要进行有计划的、深入的宣传，使广大人民及租赁图书铺摊人员了解政府清除有害图书的目的、意义及方针政策，以取得各方面的支持。
从现有文献来看，作为新中国早期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对图书租赁业的改造也基本延续使用了中共在土地改革等运动中所积累的纯熟的宣传动员策略。其中，“联办”制定的第一份宣传方案就已包括了四项内容：1.在运动开始时，先由《广西日报》发表社论，以引起各级党委和人民的重视。《广西青年》《广西妇女》《广西文艺》等也要在八、九、十月份每期发表青少年受这些书刊毒害的典型，或关于清除这些书刊的问答，以及指导青少年阅读正当有益图书的文章。2.通过广播电台，广播开展清除反动、淫秽、荒诞书刊消息，并请省文化局长在电台广播一次。3.省委宣传部通知各地市委宣傳部，督促各地官方报纸发表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的社论及报道等有关文章。4.教育厅、省工会、省妇联发通知，对学生、工人、妇女进行一次关于清除反动、淫秽、荒诞书刊的宣传。[10]
在执行上述宣传方案的实际工作中，各地工作组首先深入街道巷里，利用报纸、杂志、电台、黑板报、大字报、宣传车、展览会等开展广泛宣传，以造成社会舆论和声势，取得广大群众对这一工作的支持。在这期间，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实际案例被用于宣传造势，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譬如，“联办”曾为各工作组提供了一份中学生阅读有害图书走上邪路的案例：“南宁市一中有一个学生叫韦南祥，因为中了这种反动书刊的毒，竟想入非非，以为真的可以去学一套飞檐走壁、腾云驾雾的本领，居然约了两个同学，瞒着家庭要到海南岛五指山求仙访道。他们不但没有旅费，就是走哪条路，晚上住到哪里去，自己也没好考虑到。后来虽然不能不回来了，但这个韦南祥因中毒已深，好逸恶劳，还是不接受学校的教育，常常浪荡街头，过着他的那种江湖侠客的‘自由生活’，终于成了一个流氓，到处盗窃，被公安局捕获，判了徒刑。”[11]通过这些鲜活的身边案例，民众对于政府整顿这些问题图书的初衷和决心有了更深切的认同。其次，由文化行政机关和工商行政机关出面，通过租书业同业公会召集，召开租书铺摊从业人员会议（包括报告会、座谈会、小组讨论会），讲解方针政策、做法和步骤，指明出路、铲除疑虑、安定情绪。这些会议的的内容大致有六点：1.讲明“反动、淫秽、荒诞”书刊绝大部分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及不法分子继续印制出来的，对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危害性。政府号召清除这些书刊完全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得到广大群众拥护。2.讲明这次政府是有决心的，全国一致采取行动，一定会搞彻底。解释“查禁”“收换”“保留”的界限和办法。3.讲明政府对图书租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关心正当的从业人员的生活。4.指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有光明前途，执迷不悟不但是违法，而且是不智的。群众觉悟一天天提高，今后将逐渐不再要看这些有害的图书，不应认为是“宝贝”。5.指出守法违法的界限，必须忠诚老实，把全部图书开列书目交政府审查。不许将图书匿藏或转移。6.强调“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方针，过去隐瞒不报的，只要这次报出来就是对的，不加处分。如果这次仍继续隐瞒，那就是有意违法，须区别××给予惩处。指出大多数摊铺是一定会拥护政府这一正义措施的；倘有有意抵抗者，那就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12]
以上高频次、高密度的宣传使得普通民众及书摊经营者均深受触动，表现出要积极配合政府处理有害图书的态度和决心。在南宁，不少书摊人员检查了自己过去买书情况和检讨了过去的不法行为。书摊老板容碧玉感慨道：“假使我的儿子受到毒害又怎么样呢！有害书刊好似杀人不见血的刀。”梁瑞琪亦表示：“黄色书刊对国家对社会对群众都是有害的，不应以这些书的到来唯利是图，妨碍社会建设。”[13]
为了更好地洞悉书摊经营者既愿接受书业整顿又想保持租书营生的复杂心理，工作组在宣传工作开展之后及时召集分组座谈，以了解他们的顾虑。经讨论，发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多数书摊担心所有旧书被收上去之后新书供应不能跟上，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少数思想较落后的、存有有害书刊较多的书摊（主）认为这些图书是“宝贝”，是“饭碗”，交了“可惜”[14]。根据这一现象，各地工作组专门召开租书铺摊人员会议，讲明政府对租铺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措施，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出版社正在大量出版通俗读物，新华书店已充分准备大量供应。对个别生活有困难的特别是烈军属，政府会在一定时期进行必要救济。会议之后，不少书摊经营者联系实际进行了自我检查和批判。如张美岐提出自己的书摊有二百多本有害图书，比较顽固的“凯记”书摊老板亦进行了思想检查；一些从来不大敢说话的较老实的书摊主进行了检举，他们反映说：“这次真是讲到我心坎里了。”[15]这一阶段的宣传动员，既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反动、淫秽、荒诞图书的危害，进而积极支持政府的处理，也使书摊经营者对处理有害图书的方针政策有了一定的认识，解除或减少了其顾虑，社会上很快形成了较为浓厚的舆论氛围，为接下来的“书目登记”和“查禁收换”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依据国务院1955年7月22日下发的重点整治图书目录，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设定了《蒋先生奋斗史》《普地皆春》等62部图书为查禁对象，《大漠英雄》《风尘三杰》等60部图书为收换对象，不属于上述类别的图书则为保留对象。需要收换的图书，按照“一元新书换二元旧书”的原则发放新书书券，摊主可凭书券去国营书店领书。“联办”特别指出，“对于极少数专门制造、贩运和租售反动、淫秽、荒诞图书的反革命分子和坚决抗拒改造的不法分子，必须给以惩处”[16]。政府关于有害图书的整顿政策在此时已表现得相当明确，但不少租书铺摊仍然有着较强的对抗整顿的思想和隐瞒有害图书的现象。 基于上述问题，各地工作组为了顺利地动员租书铺摊上报书目，积极寻找和发现一批守法书摊主，将他们团结在政府周围以配合整顿，并借此了解同行情况、孤立不法户。在选中守法分子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一定的教育，使他们明确租书铺摊为谁服务的问题，指出今后的发展前途，解除其可能存在的顾虑。如“凯记”（书摊）在去年存有几十本有害图书在其店里，其老板因有所顾虑没有主动交代，后经工作组解释政府政策后，他在讨论中带头发言，反映了存书的情况。“曾碧华”（书摊）也指出“芳记”（书摊）利用他当火车司机的侄子从汉口和柳州运来大批图书，检举其在去年分散一担图书到外家处（笔者按：妻子的娘家），分散二担多到亭子圩的行为。[17]这些工作步骤既教育了大多数中小户书摊，又给企图违法的大户书摊施加了足够的精神和舆论压力，大大促进了图书登记工作的进行。经过近半年努力，广西全省的有害图书整顿工作在1956年初基本结束，各市县均取得了较好成绩。其中，柳州市从8月28日至11月14日，对52户私营书摊所存40222册图书进行了审查，属“查禁”类型的共196册，属“收换”类型的共792斤。梧州市经四个月审查，全市44户书摊的存书中，属“查禁”类型的共211种、804册，属“收换”类型的共2066种、9650册。桂林市共调审图书1833部，经复审属于“查禁”类型的共44部，属“收换”类型的共1192部。[18]
关于租书铺摊的后续经营，国营出版机关增加和改进了文艺作品、儿童读物的出版，尤其是出版了更多的以较低价格出售的、适应广大民众阅读趣味的通俗图书，并由国营书店加强与租书铺摊的联系，积极介绍适合的图书，以优待的折扣批发给他们出租和零售。一部分有条件的租书铺摊，还可兼营发售新书、杂志、报纸。[19]同时，在此次有害图书整顿运动中，对全省租赁图书的私营铺摊店摊进行了全面的登记，规定凡是經营租赁图书业务的，必须向政府文化部门和工商部门申请核准营业，取得营业许可证。南宁、桂林等地不少租书铺摊还通过书业同业公会牵头成立了图书租赁合作社，以便于统一进货、调剂存书、增加营业收入。
对于有害图书的整治，是中共在思想文化领域确立新的意识形态和阅读旨趣的重要实践，既清除了大量实体形态的有害图书，又揭露了这些图书所含有的反动腐朽思想和下流无耻的生活方式对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大危害，既有效地保护了民众尤其是青年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也为新中国的文化格局和政治稳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编号：18BKS116）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3]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7册[G].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112，114.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69.
[4] 努力培养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N].人民日报，1954-11-14.
[5] 青岛、山西等地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到半年即对各类有害图书进行过一定的整饬。北京市书业同业公会则在1951年9月召开肃清反动书刊动员大会，指明需要整饬的书刊范围，并将样书集中展出，后各同业公会交出反动书刊1万余册。重庆也于1951年4月和1952年6月两次对租售色情、神怪类图书的旧书摊进行检查和收缴工作。王秀涛.建国初期城市旧书摊改造与新文艺的推广[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4）：78-90.
[6][8][9][18] 广西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辑室编.广西出版史志资料：第五辑[G].内部发行，1991：211，214，215，221.
[10] 广西省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联合办公室宣传工作计划[B].全州县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52-11-51-18.
[11][16][19] 坚决地清除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供报告员宣传员对群众进行宣传报告的参考）[B].全州县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52-11-51-13.
[12] 广西省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联合办公室工作计划要点[B].全州县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52-11-51-06.
[13][15]南宁市转入第二阶段登记审查工作的做法[B].全州县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52-11-51-54.
[14][17]南宁市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工作第一阶段工作的做法[B].全州县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52-11-51-08.
关键词：有害书刊；社会主义改造；出版整顿；广西档案；图书租赁
1955年7月2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认为建国后出版和发行适合低水平读者阅读的通俗读物的工作做得不够，从而导致大量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以下简称为有害图书）仍在社会上流行，对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推进产生了极大的危害。此时，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已日渐走向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文化战线积极配合社会主义改造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提出“要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积极地对租书铺摊和有关行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些要求表明，私营文化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其他行业相比，除了要变革经营性质和经营方式，还要建构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契合的意识形态。
在《指示》看来，上述目标的实现在于两条路径：一要加大“新书”的出版发行，二要加紧对“旧书”进行整顿处理。就前者而言，主要是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国营出版机构为主导，辅之私营出版业的改造，加大通俗读物的出版力度，并以新华书店总店为龙头，各省地方分店为触角，大力推进各类新书刊的发行。可以看出，“新书”的出版与发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政府治理行为，能在较短时间内为新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的养成提供“精神食粮”。但对于“旧书”的整饬而言，由于涉及租赁者和阅读者两个群体，且遍及各地的私人租书铺摊仍然有着广阔的生存空间，想要迅速有效地完成这项工作并不是一件水到渠成的易事。那么，如何通过外力手段改变民众由来已久的阅读旨趣，并动员数以万计的私营书摊从业者放弃“旧书”租赁营生，进而引导其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便成为这场书业整顿运动的关键。这也正是本文关注的问题。笔者拟利用广西全州县档案馆所藏档案，以1955—1956年广西进行的图书租赁业整顿为中心，对上述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期展现1950年代文化事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顽疾难除：建国初期有害图书的流通情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绝大多数的租书铺摊是解放前留存下来的。文化部1955年3月提交中共中央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各地共有租书铺摊1万家以上，从业人员成分也十分复杂，“既有原来的旧书商，也有失业人员、孤寡老弱残、烈军属家属，还有隐藏的或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官吏、会道门头子、逃亡地主、破落的资本家、流氓地痞等。”[1]市场上出租的各类图书多数含有反动、淫秽、荒诞内容，全国每日的借阅量达150万人次。有害图书能有这么大的流通市场与传播空间，《指示》给出了解释：“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这类图书能够迎合一部分落后群众的喜好，而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还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还由于这些租书铺摊和少数著绘、摄制、印行、贩运这类图书的人看到这种行业确还有利可图，就群趋以赴。”[2]
关于阅读有害图书所带来的危害，文化部的报告亦有细致描述：“许多人读了这些书籍后，身体败坏，精神颓丧，胡思乱想，神志昏迷，有的企图上山学剑，有的整日出入下流娱乐场所，以致学习旷废、生产消极。其中还有一些人甚至组织流氓集团，拜把子，称兄弟，行凶殴斗，称霸街道，戏弄异性，奸淫幼女，盗窃公产，杀人放火，并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就严重地影响了社会公共秩序的巩固，并妨碍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3]其实，早在这份报告提交中央之前，官方媒体从1954年下半年已开始不断地发文强调有害图书对形成社会主义道德秩序的滞碍。譬如，10月12日，《中国青年报》刊发《马小彦为什么会腐化堕落的》一文，将阅读有害图书视为上海某中学生马小彦走上偷窃、流氓等犯罪道路的重要诱因。11月1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也指出：“作为资产阶级颓废文化构成部分的租售黄色书刊的旧书摊和下流娱乐场所，还在散播着败坏青年人道德的毒素。”[4]
实际上，包括广西在内的很多省市在解放后曾经对图书租赁业进行过一定的整顿，多以查禁政治上反动或内容上黄色的有害书刊为主。[5]但由于当时没有给出一致的查禁标准且各地没有统一行动，导致图书租赁业的整饬既秩序混乱又效果欠佳。据广西省文化局1955年1-5月的统计，南宁、梧州及平乐等11个市县共存在私营书摊103个，其中南宁市45家书摊便有武侠打斗图书3154册、封建迷信图书209册、淫秽色情图书236册、低级趣味图书318册、反动历史间谍及侮辱少数民族图书384册。[6]在新生的人民政府看来，这些有害图书或多或少地“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宣传对民族和种族的歧视迫害、渲染间谍活动和流氓盗匪行为，提倡荒淫奢侈、好逸恶劳、享乐至上的人生哲学，以此毒害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使他们走向腐化堕落的道路。”[7]为此，唯有对私营租书铺摊及图书租赁业加强领导和管理，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对图书租赁业从业人员的后续生活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才能使有害图书的流通与传播问题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大张旗鼓：整顿有害图书的舆论造势
国务院的《指示》发出之后，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即于1955年8月15日成立“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负责全省书刊的审查工作，并组织由省文化局牵头的“广西省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联合办公室”（以下简称“联办”），负责此项工作的具体领导。同时，设立南宁、桂林、柳州、梧州等4个市级图书审查委员会（小组）及平乐、平南、贺县等28个县级“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联合办公室”，其他县则由县文化科负责进行，不另设机构。[8] 当然，即使设立了全省统一的图书审查处理机构，但由于这项工作是首次以省级规模开展（外省多数亦是如此），并没有多少成熟的经验做法可以借鉴，所以运动初期各地的图书整顿步骤并非完全一致。如南宁等地基本按照“联办”设定的宣传动员、登记审查、组织合作等三个流程推进工作，而部分县市则直接转发文件通知和图书目录，要求相关单位直接处理。[9]为了保证运动健康正常发展，“联办”提出首先要进行有计划的、深入的宣传，使广大人民及租赁图书铺摊人员了解政府清除有害图书的目的、意义及方针政策，以取得各方面的支持。
从现有文献来看，作为新中国早期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对图书租赁业的改造也基本延续使用了中共在土地改革等运动中所积累的纯熟的宣传动员策略。其中，“联办”制定的第一份宣传方案就已包括了四项内容：1.在运动开始时，先由《广西日报》发表社论，以引起各级党委和人民的重视。《广西青年》《广西妇女》《广西文艺》等也要在八、九、十月份每期发表青少年受这些书刊毒害的典型，或关于清除这些书刊的问答，以及指导青少年阅读正当有益图书的文章。2.通过广播电台，广播开展清除反动、淫秽、荒诞书刊消息，并请省文化局长在电台广播一次。3.省委宣传部通知各地市委宣傳部，督促各地官方报纸发表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的社论及报道等有关文章。4.教育厅、省工会、省妇联发通知，对学生、工人、妇女进行一次关于清除反动、淫秽、荒诞书刊的宣传。[10]
在执行上述宣传方案的实际工作中，各地工作组首先深入街道巷里，利用报纸、杂志、电台、黑板报、大字报、宣传车、展览会等开展广泛宣传，以造成社会舆论和声势，取得广大群众对这一工作的支持。在这期间，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实际案例被用于宣传造势，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譬如，“联办”曾为各工作组提供了一份中学生阅读有害图书走上邪路的案例：“南宁市一中有一个学生叫韦南祥，因为中了这种反动书刊的毒，竟想入非非，以为真的可以去学一套飞檐走壁、腾云驾雾的本领，居然约了两个同学，瞒着家庭要到海南岛五指山求仙访道。他们不但没有旅费，就是走哪条路，晚上住到哪里去，自己也没好考虑到。后来虽然不能不回来了，但这个韦南祥因中毒已深，好逸恶劳，还是不接受学校的教育，常常浪荡街头，过着他的那种江湖侠客的‘自由生活’，终于成了一个流氓，到处盗窃，被公安局捕获，判了徒刑。”[11]通过这些鲜活的身边案例，民众对于政府整顿这些问题图书的初衷和决心有了更深切的认同。其次，由文化行政机关和工商行政机关出面，通过租书业同业公会召集，召开租书铺摊从业人员会议（包括报告会、座谈会、小组讨论会），讲解方针政策、做法和步骤，指明出路、铲除疑虑、安定情绪。这些会议的的内容大致有六点：1.讲明“反动、淫秽、荒诞”书刊绝大部分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及不法分子继续印制出来的，对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危害性。政府号召清除这些书刊完全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得到广大群众拥护。2.讲明这次政府是有决心的，全国一致采取行动，一定会搞彻底。解释“查禁”“收换”“保留”的界限和办法。3.讲明政府对图书租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关心正当的从业人员的生活。4.指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有光明前途，执迷不悟不但是违法，而且是不智的。群众觉悟一天天提高，今后将逐渐不再要看这些有害的图书，不应认为是“宝贝”。5.指出守法违法的界限，必须忠诚老实，把全部图书开列书目交政府审查。不许将图书匿藏或转移。6.强调“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方针，过去隐瞒不报的，只要这次报出来就是对的，不加处分。如果这次仍继续隐瞒，那就是有意违法，须区别××给予惩处。指出大多数摊铺是一定会拥护政府这一正义措施的；倘有有意抵抗者，那就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12]
以上高频次、高密度的宣传使得普通民众及书摊经营者均深受触动，表现出要积极配合政府处理有害图书的态度和决心。在南宁，不少书摊人员检查了自己过去买书情况和检讨了过去的不法行为。书摊老板容碧玉感慨道：“假使我的儿子受到毒害又怎么样呢！有害书刊好似杀人不见血的刀。”梁瑞琪亦表示：“黄色书刊对国家对社会对群众都是有害的，不应以这些书的到来唯利是图，妨碍社会建设。”[13]
清除“病灶”：有害图书的查禁与收换
为了更好地洞悉书摊经营者既愿接受书业整顿又想保持租书营生的复杂心理，工作组在宣传工作开展之后及时召集分组座谈，以了解他们的顾虑。经讨论，发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多数书摊担心所有旧书被收上去之后新书供应不能跟上，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少数思想较落后的、存有有害书刊较多的书摊（主）认为这些图书是“宝贝”，是“饭碗”，交了“可惜”[14]。根据这一现象，各地工作组专门召开租书铺摊人员会议，讲明政府对租铺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措施，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出版社正在大量出版通俗读物，新华书店已充分准备大量供应。对个别生活有困难的特别是烈军属，政府会在一定时期进行必要救济。会议之后，不少书摊经营者联系实际进行了自我检查和批判。如张美岐提出自己的书摊有二百多本有害图书，比较顽固的“凯记”书摊老板亦进行了思想检查；一些从来不大敢说话的较老实的书摊主进行了检举，他们反映说：“这次真是讲到我心坎里了。”[15]这一阶段的宣传动员，既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反动、淫秽、荒诞图书的危害，进而积极支持政府的处理，也使书摊经营者对处理有害图书的方针政策有了一定的认识，解除或减少了其顾虑，社会上很快形成了较为浓厚的舆论氛围，为接下来的“书目登记”和“查禁收换”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依据国务院1955年7月22日下发的重点整治图书目录，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设定了《蒋先生奋斗史》《普地皆春》等62部图书为查禁对象，《大漠英雄》《风尘三杰》等60部图书为收换对象，不属于上述类别的图书则为保留对象。需要收换的图书，按照“一元新书换二元旧书”的原则发放新书书券，摊主可凭书券去国营书店领书。“联办”特别指出，“对于极少数专门制造、贩运和租售反动、淫秽、荒诞图书的反革命分子和坚决抗拒改造的不法分子，必须给以惩处”[16]。政府关于有害图书的整顿政策在此时已表现得相当明确，但不少租书铺摊仍然有着较强的对抗整顿的思想和隐瞒有害图书的现象。 基于上述问题，各地工作组为了顺利地动员租书铺摊上报书目，积极寻找和发现一批守法书摊主，将他们团结在政府周围以配合整顿，并借此了解同行情况、孤立不法户。在选中守法分子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一定的教育，使他们明确租书铺摊为谁服务的问题，指出今后的发展前途，解除其可能存在的顾虑。如“凯记”（书摊）在去年存有几十本有害图书在其店里，其老板因有所顾虑没有主动交代，后经工作组解释政府政策后，他在讨论中带头发言，反映了存书的情况。“曾碧华”（书摊）也指出“芳记”（书摊）利用他当火车司机的侄子从汉口和柳州运来大批图书，检举其在去年分散一担图书到外家处（笔者按：妻子的娘家），分散二担多到亭子圩的行为。[17]这些工作步骤既教育了大多数中小户书摊，又给企图违法的大户书摊施加了足够的精神和舆论压力，大大促进了图书登记工作的进行。经过近半年努力，广西全省的有害图书整顿工作在1956年初基本结束，各市县均取得了较好成绩。其中，柳州市从8月28日至11月14日，对52户私营书摊所存40222册图书进行了审查，属“查禁”类型的共196册，属“收换”类型的共792斤。梧州市经四个月审查，全市44户书摊的存书中，属“查禁”类型的共211种、804册，属“收换”类型的共2066种、9650册。桂林市共调审图书1833部，经复审属于“查禁”类型的共44部，属“收换”类型的共1192部。[18]
关于租书铺摊的后续经营，国营出版机关增加和改进了文艺作品、儿童读物的出版，尤其是出版了更多的以较低价格出售的、适应广大民众阅读趣味的通俗图书，并由国营书店加强与租书铺摊的联系，积极介绍适合的图书，以优待的折扣批发给他们出租和零售。一部分有条件的租书铺摊，还可兼营发售新书、杂志、报纸。[19]同时，在此次有害图书整顿运动中，对全省租赁图书的私营铺摊店摊进行了全面的登记，规定凡是經营租赁图书业务的，必须向政府文化部门和工商部门申请核准营业，取得营业许可证。南宁、桂林等地不少租书铺摊还通过书业同业公会牵头成立了图书租赁合作社，以便于统一进货、调剂存书、增加营业收入。
结 语
对于有害图书的整治，是中共在思想文化领域确立新的意识形态和阅读旨趣的重要实践，既清除了大量实体形态的有害图书，又揭露了这些图书所含有的反动腐朽思想和下流无耻的生活方式对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大危害，既有效地保护了民众尤其是青年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也为新中国的文化格局和政治稳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编号：18BKS116）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3]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7册[G].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112，114.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69.
[4] 努力培养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N].人民日报，1954-11-14.
[5] 青岛、山西等地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到半年即对各类有害图书进行过一定的整饬。北京市书业同业公会则在1951年9月召开肃清反动书刊动员大会，指明需要整饬的书刊范围，并将样书集中展出，后各同业公会交出反动书刊1万余册。重庆也于1951年4月和1952年6月两次对租售色情、神怪类图书的旧书摊进行检查和收缴工作。王秀涛.建国初期城市旧书摊改造与新文艺的推广[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4）：78-90.
[6][8][9][18] 广西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辑室编.广西出版史志资料：第五辑[G].内部发行，1991：211，214，215，221.
[10] 广西省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联合办公室宣传工作计划[B].全州县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52-11-51-18.
[11][16][19] 坚决地清除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供报告员宣传员对群众进行宣传报告的参考）[B].全州县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52-11-51-13.
[12] 广西省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联合办公室工作计划要点[B].全州县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52-11-51-06.
[13][15]南宁市转入第二阶段登记审查工作的做法[B].全州县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52-11-51-54.
[14][17]南宁市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工作第一阶段工作的做法[B].全州县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52-11-5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