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就和回到童年一样

　　人物周刊：您养的那只猫叫什么名字？它如何影响您的创作和生活？
　　卡明斯基：好问题！事实上，我以前养了3只，现在剩下两只，去世的那只叫Pandora（潘多拉），是只母猫，很遗憾，她因感染跳蚤而死。活着的另外两只，一只公猫叫Rooster（公鸡；狂妄自负的人），因为他大清早就把我们弄醒。在美国，每个人大概会说100万个Rooster！还有一只可爱的小白猫，我们叫她Lady Bird，英语民歌里唱过，越战期间任职的约翰逊总统的夫人也叫这名字。（大笑） 　　我从猫咪那里学到很多，它们教会我许多重要的事：睡眠比工作重要，晒太阳、闲庭信步很重要，政治没那么重要，而且它们很优雅，有个说法，狗恋上你，猫恋上你的大房子，同在一个屋檐下，猫教会我：我并不是这个屋子里最重要的生物，呵呵。
　　人物周刊：您的童年是怎样的？
　　卡明斯基：我的童年是怎样的？我已经到了悼念童年的岁数了？不，我还住在童年呢！
　　童年永远是新鲜的，充满各种气味和音乐，拒绝看见死亡，一旦你看见死亡，你就是成人了，我拒绝成人世界。对我而言，童年是一生中结合叙事与抒情的时光，我们都喜欢听童话故事，而童年本身就是抒情的，所以写诗就和回到童年一样，抒情和叙事从一开始就结合在一起。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要永远保持孩童的状态，但需要存留孩童的视角。
　　人物周刊：4岁失去听力前，您最强烈的听觉记忆是什么？
　　卡明斯基：我得想想，这大约和我偷吃苹果的经历有关。记得我小时候奶奶喝茶，遵照俄罗斯人传统会把苹果片放在热茶中，而我经常去偷她茶杯里的苹果片，我至今记得那片苹果掉落水杯“噗”的一声，然后就被发现了。我这坏男孩，是吧？
　　人物周刊：你后来写下“失去听力后，我开始看见声音”。
　　卡明斯基：我想说的是，当你听不见别人说什么时，你便开始关注人们说话时的表情和肢体语言。我给你举个例子，当你把只会说自己母语的中国人、俄国人、德国人放在一个房间4小时后会发生什么？Nothing！因为他们不理解彼此。但你若把3个聋人放在同一个房间4小时，你会发现他们彼此可以深度交流，因为我们的肢体会说话。

杜甫的《春望》有震慑人心的力量

　　人物周刊：听说您很欣赏中国的唐诗？
　　卡明斯基：1992年，苏联解体前夕，我在旧书店里无意中发现了一首杜甫的《春望》，这位远方诗人用这么短的一首诗向我这14岁的异乡孩子讲述了他周遭所发生的一切，同时我也理解了我所处的时代。
　　这首诗有着震慑人心的力量，尽管当时俄语译本并不完美，却让我这个在黑海边长大的孩子感受到这位伟大诗人在同我进行一场极其个人的隐秘交谈。“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他写随自然变化你我都会有的那种个人感触，但同时他又写出了那个悲壮的大历史时代，某种角度而言，甚至连俄国诗人都没能描述出这种感受。
　　杜甫的诗启发了我，因为苏联经过许多历史灾难直至解体，如何写出这种大时代下的黑暗，但又不是使用那种过分政治的口吻？这对我而言很重要，对一个诗人而言，只有当诗歌语言美妙到足以同众人进行一对一隐秘交谈时，诗作才变得具有公众性。一首诗相当于一次握手，唐诗教导我住进隐秘的个体经验中。
　　我很喜欢唐朝诗人，他们如此不同，构成那个时代辉煌的文学，李白是欢欣的，而杜甫是沉郁的，有趣的是他们还互相认识，杜甫写了很多诗给李白，李白我想就写了一首给他吧？但我觉得这种交流非常有意思。还有王维，他既是诗人也是画家，在真实生活中如此跨界，艺术与诗彼此影响，对我而言，这非常神奇！
　　我对中国诗歌的了解很有限，但我不只对李杜、王维他们感兴趣，而是对中国整体的诗歌文化感兴趣，例如孔子，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中国最早诗歌总集《诗经》的编撰者，所以从那时起，你们的核心文化就和诗歌并肩而行，而且行进了几个世纪。在我印象中，你们的官员都需要通过科举考试，都会写诗，这在俄罗斯简直不可想象，美国也是这些年诗人才可成为大学教授，但在我记忆中，1919年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已经有这一传统了。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中国当代诗歌的创作？
　　卡明斯基：我看到的是一个全新世界，一个多样化的中国诗坛。今天你问美国学者对中国诗歌的看法，他们多数还是会和你说朦胧派，朦胧派的确重要，我也很喜欢，但还有很多其他作品。
　　美国文化很关注名人，他们喜欢北岛，因为他是大名人，但当我们只聚焦于一个人的创作时，就忽略了全景和多样性。历史上新诗始于民国，从五四运动一直到当代，写了近一百年的诗，他们不是只写一个年代，而是不同年代。
　　我觉得北岛的诗歌总体上是因为政治历史背景而产生影响，就像布罗茨基之于俄罗斯。布罗茨基说，我不写政治诗，我对政治不关心，我要过远离政治的生活，但这本身就很政治。同样，朦胧派说他们不追求意义，事实上却带出了许多意义。但是中国目前还在前进，我们要看到这个纵向的历史，横向除了朦胧派还有很多不同的诗歌团体，我希望英语世界不只关注朦胧派诗人，也关注其他各种声音和感知方式。
　　人物周刊：听说您父亲认识布罗茨基，您对这位诗人前辈如何评价？
　　卡明斯基：布罗茨基就像一个文化符号，非常重要的作家。他在美国很知名，但其实他作品的英译本并不好，所以人们欣赏他的散文胜过他的诗歌。事实上，他用俄语写作的诗歌非常棒，他以各种方式改造着俄语。有个笑话：当他在瑞典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人们排着长队问他索要签名，一个老头上前问他：“布罗茨基，你为什么那么自傲？和其他俄国作家相比你有何特别？你不在俄罗斯那么长时期，你为俄国文学又带来些什么？”你知道，那时有上百人在现场，人们等待布罗茨基的回答，一分钟后，他只答了一个词：粗野。
　　这虽是个笑话，但却有深意，布罗茨基追随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的高雅，然后将这些语言带到平民话语系统中，他所做的是将平民化的语言与诗歌创作技巧相融合。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死亡？
　　卡明斯基：就像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说的，“死亡不是生命的一个事件”，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我觉得作为诗人，创作每一首诗时，你都要当作你生命的最后一首诗来写，这样它才具有某种意义。我认为是生活创造着我们，而死亡就像一面镜子，帮我们看得更清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