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2年8月,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借小说《刘志丹》之事陷害习仲勋,把习仲勋等人定为“习仲勋反党集团”,要把习仲勋置于死地。关键时刻,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习仲勋。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不能把习仲勋定为“敌我矛盾”,他还是我们的同志。周恩来提出,可以把习仲勋安排到中央党校附近,找个安静的房子,让他住在那里学习。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1963年,组织上安排习仲勋到中央党校学习,独居在“西宫所”。对此,习仲勋后来回忆说:
　　正在我陷入极端苦恼的境地中,恩来同志受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委托,和陈毅同志找我谈话。陈毅同志宽慰我说:“我犯的错误比你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恩来同志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这饱含着党的温暖和阶级友爱的语言,感动得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我向恩来同志表示我的决心:“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
　　恩来同志让我的秘书派车把我妻子齐心接回家来。她一到家,恩来同志就马上和她通电话,嘱咐她防备我有一念之差。我懂得恩来同志对我关怀至深。
　　被隔离的习仲勋没有消沉。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然后从家里带来许多书籍,在“西宫所”阅读。
　　过了两年,习仲勋的事情逐渐淡化,周恩来不顾康生等人的反对,不失时机地向中央建议:给习仲勋同志安排一定的工作。此时,习仲勋已经被撤销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周恩来提出,可以安排习仲勋到基层去担任一定领导职务。中央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1965年,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虽然习仲勋已经远离北京,但康生并没有放过他。康生鼓动北京的红卫兵,串联陕西西安、河南省以及洛阳市的红卫兵,去洛阳机器厂揪斗习仲勋。
　　1966年冬天的一天,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大门突然被从西安来的红卫兵冲开。几十个红卫兵闯进车间,把习仲勋围了起来,要他交代“罪行”,还要揪他去批斗。工人们不干了。他们自发地把闯进来的红卫兵里三层外三层包围了起来。有十几个工人冲进红卫兵的包围圈,把习仲勋围了起来,保护他。手中拿着扳子、铁棍的工人们表示:谁要是敢动习厂长,我们就和他拼命。双方僵持不下,一场武斗一触即发。
　　为防止发生意外,习仲勋转过身对保护自己的工人们说:“你们保护我,是好意。但你们如果打伤了红卫兵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然后,他对红卫兵说:“你们要揪斗我,好,我跟你们走,要走就快走。”红卫兵也害怕和工人交起手来不是他们的对手,心里早已虚了大半。他们赶紧把习仲勋带出工厂,推上卡车,带到西安去批斗。批斗后,又把习仲勋关入西北大学。从此,习仲勋每天都要被揪出去批斗。
　　即使挨斗,习仲勋仍然不说假话,更不为了减少自己的皮肉之苦而乱“咬”他人。习仲勋平时和群众关系好,加上他坚强不屈的性格,群众很信任他,也使一些揪斗他的红卫兵从心里佩服。
　　但是,在康生的鼓动下,习仲勋被扣上了“反党”的帽子,红卫兵和造反派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习仲勋在西安等地被批斗了很长时间后,又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可是,押着习仲勋去批斗的红卫兵却看到了另外一番情景:拉着习仲勋的汽车一开进村庄,乡亲们立即围了上来,向习仲勋问寒问暖,还拿出煮好的鸡蛋给他吃。乡亲们对红卫兵说:我们不是来批斗习仲勋的,多时不见,我们是想来看看他。要不是他在困难时期拨粮食给我们,我们早就饿死了。在老家,乡亲们还自发地给习仲勋做家乡饭吃。在这种情况下,押解习仲勋来批斗的红卫兵也不敢对他动手动脚了,还沾习仲勋的“光”,吃了乡亲们做的家乡饭。习仲勋对于这种来自故乡的亲情终生难忘,到老年时还经常提起。
　　
　　二
　　
　　在习仲勋处境十分困难时,周恩来一直关心着他。习仲勋后来回忆说:
　　他(指周恩来)看到我在西安被揪斗的照片后,就批评说:“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又说:“这样,文化革命就变成武化革命,这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
　　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让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制止西安的造反派揪斗习仲勋。周恩来说,毛主席说过,习仲勋是群众领袖。不再批斗他,才是执行毛主席爱护干部的政策。当得知是周恩来保护了自己,习仲勋内心十分感动。1967年4月5日,他写信给周恩来说:“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现在只是陪人挨斗了。”
　　周恩来考虑,习仲勋在西安总免不了要挨斗,安全也没有保障。于是,1968年1月3日,周恩来采取特殊保护方式,派飞机将习仲勋从西安接到北京,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这实际上是把习仲勋保护起来,使他免受没完没了的批斗,从而保证了他的安全。
　　1972年冬,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周恩来写信,要求见习仲勋。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安排下,他们见到了习仲勋。习仲勋见到夫人和孩子们时流下了眼泪。他连连说:“这是高兴的。”在临回干校前,齐心又要求会见了习仲勋一次,并借此机会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更换了一下。从那以后,习仲勋和家属每年都有团聚的机会了。
　　到1975年,由于有过去康生主持的审查组的“结论”,加上“四人帮”从中作梗,习仲勋的所谓“反党问题”仍然没有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考虑,在“四人帮”横行的情况下,习仲勋在北京随时会再次受到迫害。经慎重考虑,周恩来于1975年春亲自过问,决定对习仲勋解除“监护”,仍然按“文革”前的组织处理决定,以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将习仲勋再次下放到洛阳。这次,在周恩来的关心下,组织上决定派习仲勋的夫人跟他一同去洛阳。同时,为了习仲勋的安全,周恩来还让河南省公安厅来两位同志把他们接去。这次去洛阳,习仲勋被安置在耐火厂的员工宿舍区。习仲勋夫妇二人在这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
　　解除“监护”,有了工作,能够看书看报,又能远离政治风浪迭起的北京,习仲勋的心情好多了。更让他舒心的是,在这里,他能够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从群众中感受到了温暖,心灵获得了莫大的安慰。因此,这段时间习仲勋特别爱和普通群众来往,交了许多基层的群众朋友。长达八年的关押,使习仲勋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但他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利用一切条件锻炼身体。他每天早早起床,走到城郊,一走就是两个小时。这里空气好,又清静,还能和几个农民朋友说笑谈天,身体逐渐恢复起来。
　　齐心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时曾说:
　　我由衷地佩服仲勋所具有的超人毅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每日早上,他都要去郊区散步两小时。上午和工人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散步。时间长了,他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儿及郊区的农民交上了朋友,每每凑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些曾视我们如亲人的工农朋友们,心底里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
　　
　　三
　　
　　1975年,二度复出后的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习仲勋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他知道,只要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央主持工作,自己的冤案就有平反的希望。
　　这时的周恩来已经病重住院。按医生的嘱咐和中央的安排,除了党和国家重大事情外,其他事情不能再打扰他。但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却一直牵挂着习仲勋。在一些领导同志去看望他时,他多次问起习仲勋的近况。正因为有周恩来的关心和嘱咐,后来,叶剑英、王震对习仲勋问题的解决费了不少心。在中央,王震是第一个出面为习仲勋恢复名誉说话的人。
　　在邓小平批示下,中央对习仲勋遭受陷害的事进行了审理。在审理期间,经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建议,先让习仲勋参加全国政协的活动。1978年3月,习仲勋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当年4月,习仲勋正式恢复了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离开洛阳前,习仲勋向过去长期和自己相处的好友道别,人们拉着他的手依依不舍。
　　1979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向中央递交《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等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修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为此,凡因小说《刘志丹》案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发[1979]53号文件,习仲勋蒙受的冤案彻底平反。
　　刚刚获得平反后,习仲勋就走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到广东省主政,为人民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