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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住胡同的孩子来说，看电影是深深嵌在记忆里的一件快事。是呀，1980年代以前，您如果问胡同里的人有什么文化生活？掰掰手指头，头一样就得数到电影。
电视呢？那会儿胡同里的人哪儿看电视去？大多数人连电视机什么样都不知道，更别说看电视里的“影儿”了。看电影却如家常便饭。
影像留给人的印象比文字要深得多，看电影是当时孩子们最开心的事。
记忆中，当时孩子们看电影的机会特别多，一是电影片子多，那会儿，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电影;二是看电影的机会多，除了所在的学校经常组织学生看电影以外，就是孩子们自己买票。当时的电影票非常便宜，尤其是学生票，一张票只要5分钱——一根奶油冰棍儿的钱。
此外，还有机会得到送票，所谓送票，就是哥哥姐姐或邻居看哪部电影不错，捎带手多买两张，白送给你看。当然，北京人讲究礼尚往来，这次人家给你买了票，下次赶上难买的票，你再多买两张送给他。北京人嘛，看电影都能体现出浓浓的人情味儿来。
那会儿，北京的电影院很多。以我小时候住的西单地区来说吧，周边有十来家电影院，如：西单食品商场东边的红光电影院;西四丁字街的红楼电影院;西四十字路口东北角的胜利电影院;西四羊肉胡同东口的地质礼堂;太平桥大街的政协礼堂;锦什坊街西养马营的工人俱乐部;西单十字路口西边的西单剧场、民族宫礼堂;西长安街上的首都电影院，等等。
为什么如数家珍呢？我小时候，这些电影院都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电影院虽然不少，但硬件却不敢恭维。那会儿的电影院条件都挺简陋的，几乎都是硬板椅，而且那椅子还挺窄。多亏那会儿的胖子少，要是放到现在，许多人坐下去得把椅子撑坏了。
条件不好并不影响看电影的心情，当时的北京孩子还比较规矩，看电影的时候都老老实实，很少有说笑打闹的。
电影院的银幕也很简单，就是一块大的白布，放映机是单机镜头，一部新电影胶片要十几个电影院轮着放。他们的行话叫“跑片儿”“赶点儿”。好在那会儿北京还不堵车，所以“跑片儿”的人误点儿的情况很少。
礼堂的硬件设施要比电影院强多了，但礼堂放电影最初是不对外的，电影票一般也是内部发，直到1980年代才对外开放。所以，那时能在政协礼堂这样的地方看场电影，会让我们这些胡同里的孩子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
首都电影院的票是作者当年最想得到的电影票
1950年代到1970年代各地的电影票
存在于岁月里的露天电影院（老照片）
北京的许多电影院是解放前的老戏园子改的，有的既放映电影又演戏，比如西单剧场，解放前是哈尔飞戏院，解放后变为“两用”，由于年头长了，硬件设施自然落后。当时京城条件最好的电影院，是西长安街上的首都电影院。
首都电影院最早也是戏园子，它是“四大须生”之一马连良在1937年筹建的新新大戏院。195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改成电影院，并亲自定名为首都电影院，由郭沫若题写影院的名字，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都在这儿看过电影。
1960年代，首都电影院进行改造，建成国内第一家宽银幕和光学立体声电影院，当时国内国际的许多电影展都在首都电影院举办。胡同里的孩子都期望能在这儿看电影，因为同样的电影，在这儿看，跟在其他电影院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当然有些立体声电影一般的电影院也看不了，比如我小的时候，非常火的一部立体声电影《魔术师的奇遇》，只能在首都电影院看。
电影院的售票方式平时是等客上门，但也有例外，每到寒暑假，电影院的人便挎着票夹子，走街串巷卖电影票。这在当年也是京城一景儿。
不知道那会儿的教育部门是不是跟电影院有什么协议，反正一到期末考试结束，各个电影院便把整个假期要放映的电影排出来，然后派人串胡同，直接把票送到孩子手上。
等电影院的人上门卖票，是我小时候每到寒暑假特期待的一件事。電影院的人一来，我们这些小孩儿便有过节的感觉，因为可以享受电影的盛宴了。
那会儿的电影院也特有意思，一到学生们放假，恨不得把家底都抖搂出来，每天放映的电影排得满满的。其实有些我们早就看过，但他们照样放映。因为寒暑假的学生票一律5分钱，家长怕孩子放了假疯跑，便想让电影把小孩儿的心给拴住，也不在乎这点钱，更不管孩子看过没看过，电影院的人一来，总要给孩子买一大摞票。
这样一来，许多电影我看了不止一遍，记忆中，《小兵张嘎》至少看了15遍，《地道战》《地雷战》等战争片看了也有十多遍，有些演员的台词都能背下来了。
小孩儿都喜欢看打仗的电影。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的战争片特别多，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电影，像《夏伯阳》《好兵帅克》《攻克柏林》《列宁在十月》等，我都看过五六遍。
也许是那会儿的文化生活比较单调，有些电影孩子们看过了也喜欢再看，不厌其烦。特别像《古刹钟声》《秘密图纸》这样逮特务的电影，我至少看了四五遍。
别看一般电影院送票上门，像首都电影院这样的大电影院却从不“弯腰”。那会儿胡同里的孩子盼星星盼月亮似的，期盼“首都”的人来家门口卖票，但一个又一个假期过去，愿望始终落了空。
过去的电影院都很简陋，没有如今这样高大上的条件
有一天，我在院门口玩，突然来了两个眉清目秀的阿姨，走到我身旁，问道：“你是不是想到首都电影院看电影？”
我仰起头看着她们说：“是呀，做梦都想看。”她俩笑着对我说：“我们就是‘首都’的。”
我兴奋地说：“真的！那我叫我妈来，让她给我买电影票。”
她俩对我说：“还买什么呀？我们是给你送票的，宽银幕电影，新出的。”
“真的？”我高兴得要跳起来。
只见其中一个阿姨打开票夹，“嚓嚓”给我撕下两张电影票，递给我说：“拿着，别丢了。”
我伸手接了过来，刚要看那票是真是假，突然刮来一阵风，把票吹走了。我扭脸一看，那两个卖票的阿姨也没了踪影。
我急了，玩命去追飘走的电影票，追呀追呀，追到一个十字路口，票不见了。我扯着嗓子高喊：“票！我的电影票！”
只觉得身上挨了一巴掌，我在惶恐中睁开了眼睛，原来是一个梦。我妈在旁边数落我说：“瞧你气迷心了不是，连做梦都是电影票。”
这个梦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那会儿的电影虽然对孩子不设禁区，但有关部门，特别是家长对孩子该看什么电影还是有选择的。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电影《飞刀华》热映，很多孩子看了这部电影后，也模仿电影里的男主人公飞刀华，用铁片磨成飞刀耍着玩，我还背着家里人偷着磨了一把。
您想，男孩儿本来就淘气，您再让他配上几把“飞刀”，能不出事吗？没过多少天，飞刀成了“凶器”，京城医院的外科大夫可忙活上了，有把眼球给扎出来的，有把大腿给捅个窟窿的，有把脑袋给开了瓢儿的，甚至还有个孩子因为飞刀，跟人碴架，要了小命。
飞刀捅的娄子一个接一个，家长急了，有关部门也急了，电影《飞刀华》被紧急叫停，学校也开始没收“凶器”，一场由电影引起的风波才平息。
孩子们的模仿能力超强，尤其是对电影里说话比较有特点的反面角色的台词记忆犹新。看过一部电影，电影里那些坏蛋的对话，往往成了孩子们模仿的对象。有的台词甚至让孩子们给“说成”了流行语，如：“马尾巴的功能”“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我胡漢三又回来了”“拉兄弟一把”，等等。
我参加工作以后，工厂的工会也经常组织职工看电影。电影院还是原来的电影院，电影却不是原来的电影了。“文革”时期，很多我原来看过的电影被打成“毒草”，成了禁片，电影院也成了基层大批判的舞台。我曾经在西单剧场和地质礼堂参加过批斗走资派的大会。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引进了七八部阿尔巴尼亚、前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电影院才恢复其放映电影的本来功能，但我再走进电影院，却怎么也找不到儿时看电影的那种新奇的感觉了。
（编辑·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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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呢？那会儿胡同里的人哪儿看电视去？大多数人连电视机什么样都不知道，更别说看电视里的“影儿”了。看电影却如家常便饭。
影像留给人的印象比文字要深得多，看电影是当时孩子们最开心的事。
记忆中，当时孩子们看电影的机会特别多，一是电影片子多，那会儿，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电影;二是看电影的机会多，除了所在的学校经常组织学生看电影以外，就是孩子们自己买票。当时的电影票非常便宜，尤其是学生票，一张票只要5分钱——一根奶油冰棍儿的钱。
此外，还有机会得到送票，所谓送票，就是哥哥姐姐或邻居看哪部电影不错，捎带手多买两张，白送给你看。当然，北京人讲究礼尚往来，这次人家给你买了票，下次赶上难买的票，你再多买两张送给他。北京人嘛，看电影都能体现出浓浓的人情味儿来。
那会儿，北京的电影院很多。以我小时候住的西单地区来说吧，周边有十来家电影院，如：西单食品商场东边的红光电影院;西四丁字街的红楼电影院;西四十字路口东北角的胜利电影院;西四羊肉胡同东口的地质礼堂;太平桥大街的政协礼堂;锦什坊街西养马营的工人俱乐部;西单十字路口西边的西单剧场、民族宫礼堂;西长安街上的首都电影院，等等。
为什么如数家珍呢？我小时候，这些电影院都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一
电影院虽然不少，但硬件却不敢恭维。那会儿的电影院条件都挺简陋的，几乎都是硬板椅，而且那椅子还挺窄。多亏那会儿的胖子少，要是放到现在，许多人坐下去得把椅子撑坏了。
条件不好并不影响看电影的心情，当时的北京孩子还比较规矩，看电影的时候都老老实实，很少有说笑打闹的。
电影院的银幕也很简单，就是一块大的白布，放映机是单机镜头，一部新电影胶片要十几个电影院轮着放。他们的行话叫“跑片儿”“赶点儿”。好在那会儿北京还不堵车，所以“跑片儿”的人误点儿的情况很少。
礼堂的硬件设施要比电影院强多了，但礼堂放电影最初是不对外的，电影票一般也是内部发，直到1980年代才对外开放。所以，那时能在政协礼堂这样的地方看场电影，会让我们这些胡同里的孩子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
北京的许多电影院是解放前的老戏园子改的，有的既放映电影又演戏，比如西单剧场，解放前是哈尔飞戏院，解放后变为“两用”，由于年头长了，硬件设施自然落后。当时京城条件最好的电影院，是西长安街上的首都电影院。
首都电影院最早也是戏园子，它是“四大须生”之一马连良在1937年筹建的新新大戏院。195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改成电影院，并亲自定名为首都电影院，由郭沫若题写影院的名字，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都在这儿看过电影。
1960年代，首都电影院进行改造，建成国内第一家宽银幕和光学立体声电影院，当时国内国际的许多电影展都在首都电影院举办。胡同里的孩子都期望能在这儿看电影，因为同样的电影，在这儿看，跟在其他电影院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当然有些立体声电影一般的电影院也看不了，比如我小的时候，非常火的一部立体声电影《魔术师的奇遇》，只能在首都电影院看。
二
电影院的售票方式平时是等客上门，但也有例外，每到寒暑假，电影院的人便挎着票夹子，走街串巷卖电影票。这在当年也是京城一景儿。
不知道那会儿的教育部门是不是跟电影院有什么协议，反正一到期末考试结束，各个电影院便把整个假期要放映的电影排出来，然后派人串胡同，直接把票送到孩子手上。
等电影院的人上门卖票，是我小时候每到寒暑假特期待的一件事。電影院的人一来，我们这些小孩儿便有过节的感觉，因为可以享受电影的盛宴了。
那会儿的电影院也特有意思，一到学生们放假，恨不得把家底都抖搂出来，每天放映的电影排得满满的。其实有些我们早就看过，但他们照样放映。因为寒暑假的学生票一律5分钱，家长怕孩子放了假疯跑，便想让电影把小孩儿的心给拴住，也不在乎这点钱，更不管孩子看过没看过，电影院的人一来，总要给孩子买一大摞票。
这样一来，许多电影我看了不止一遍，记忆中，《小兵张嘎》至少看了15遍，《地道战》《地雷战》等战争片看了也有十多遍，有些演员的台词都能背下来了。
小孩儿都喜欢看打仗的电影。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的战争片特别多，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电影，像《夏伯阳》《好兵帅克》《攻克柏林》《列宁在十月》等，我都看过五六遍。
也许是那会儿的文化生活比较单调，有些电影孩子们看过了也喜欢再看，不厌其烦。特别像《古刹钟声》《秘密图纸》这样逮特务的电影，我至少看了四五遍。
别看一般电影院送票上门，像首都电影院这样的大电影院却从不“弯腰”。那会儿胡同里的孩子盼星星盼月亮似的，期盼“首都”的人来家门口卖票，但一个又一个假期过去，愿望始终落了空。
有一天，我在院门口玩，突然来了两个眉清目秀的阿姨，走到我身旁，问道：“你是不是想到首都电影院看电影？”
我仰起头看着她们说：“是呀，做梦都想看。”她俩笑着对我说：“我们就是‘首都’的。”
我兴奋地说：“真的！那我叫我妈来，让她给我买电影票。”
她俩对我说：“还买什么呀？我们是给你送票的，宽银幕电影，新出的。”
“真的？”我高兴得要跳起来。
只见其中一个阿姨打开票夹，“嚓嚓”给我撕下两张电影票，递给我说：“拿着，别丢了。”
我伸手接了过来，刚要看那票是真是假，突然刮来一阵风，把票吹走了。我扭脸一看，那两个卖票的阿姨也没了踪影。
我急了，玩命去追飘走的电影票，追呀追呀，追到一个十字路口，票不见了。我扯着嗓子高喊：“票！我的电影票！”
只觉得身上挨了一巴掌，我在惶恐中睁开了眼睛，原来是一个梦。我妈在旁边数落我说：“瞧你气迷心了不是，连做梦都是电影票。”
这个梦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三
那会儿的电影虽然对孩子不设禁区，但有关部门，特别是家长对孩子该看什么电影还是有选择的。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电影《飞刀华》热映，很多孩子看了这部电影后，也模仿电影里的男主人公飞刀华，用铁片磨成飞刀耍着玩，我还背着家里人偷着磨了一把。
您想，男孩儿本来就淘气，您再让他配上几把“飞刀”，能不出事吗？没过多少天，飞刀成了“凶器”，京城医院的外科大夫可忙活上了，有把眼球给扎出来的，有把大腿给捅个窟窿的，有把脑袋给开了瓢儿的，甚至还有个孩子因为飞刀，跟人碴架，要了小命。
飞刀捅的娄子一个接一个，家长急了，有关部门也急了，电影《飞刀华》被紧急叫停，学校也开始没收“凶器”，一场由电影引起的风波才平息。
孩子们的模仿能力超强，尤其是对电影里说话比较有特点的反面角色的台词记忆犹新。看过一部电影，电影里那些坏蛋的对话，往往成了孩子们模仿的对象。有的台词甚至让孩子们给“说成”了流行语，如：“马尾巴的功能”“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我胡漢三又回来了”“拉兄弟一把”，等等。
我参加工作以后，工厂的工会也经常组织职工看电影。电影院还是原来的电影院，电影却不是原来的电影了。“文革”时期，很多我原来看过的电影被打成“毒草”，成了禁片，电影院也成了基层大批判的舞台。我曾经在西单剧场和地质礼堂参加过批斗走资派的大会。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引进了七八部阿尔巴尼亚、前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电影院才恢复其放映电影的本来功能，但我再走进电影院，却怎么也找不到儿时看电影的那种新奇的感觉了。
（编辑·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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