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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蒋介石赴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共同商讨战后日本问题。会后发布的《开罗会议宣言》明确宣布，战后将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澎湖及其附属岛屿归还中国。抗战胜利以后，中国政府顺利收复台湾。但是，美国政府出于控制台湾，遏制新中国的战略需要，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联合国托管”、“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一系列谬论，并在对台政策中采取实际措施企图让台湾从中国大陆分裂出去。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出于维护台湾国民党政权的需要，也出于民族主义立场，与美国的分裂政策进行了斗争，同时全力抑制岛内“台独”势力，从而使得“台独”分裂活动在蒋政权统治时期始终未能得逞。
批驳“台湾地位未定”论
1943年，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赢得列强对于台湾回归的承诺以后，最先感到欢欣鼓舞的便是身受日本侵略者凌辱几十年的台湾同胞。其时，在大陆参加抗日斗争的台湾同胞立即致电蒋介石：“顷见报载开罗会议重大成功，台澎等地归还中国，凡我台胞同深感奋，如蒙鞭策，愿效驰驱。”随后，台湾岛上的同胞也从美军飞机空投的传单上得知台湾即将回归祖国的喜讯，无不喜不自胜，奔走相告，期待着回归祖国的那一天。
蒋介石也着手筹划台湾收复工作。1944年春，他命令行政院高级官员张厉生研究并拟具复台政治准备工作、组织与人事等切实办法呈核，批准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由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长陈仪担任主任委员。台调会的任务是：调查台湾实际情况，编辑有关台湾的资料刊物，研究有关台湾问题的意见及方案，训练台湾行政、警察、银行、教育等干部和专业人员，规划未来台湾行政体制和接收办法，等等。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广播投降诏书。由此拉开了台湾实际回归祖国的步伐。
8月2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常会、国防最高委员联席会议上说：“台湾不能回到祖国怀抱，则国家的独立自由就无从谈起，而抗战的目的亦无由达成。”他要求其部属全力以赴迅速完成台湾回归工作。27日，蒋介石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不久又让陈仪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9月4，中国政府颁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规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于其职权范围内，得发布署令，并得制定台湾省单行规章。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北举行了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中国政府长官陈仪向原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下达第一号命令曰：本官奉命“接受台湾、澎湖列岛地区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之投降，并接收台湾、澎湖列岛之领土、人民、治权、军政设施及资产”。安藤利吉表示：“对于本命令及以后之一切命令、规定或指示，本官及所属与所代表之各机关部队之全体官兵，均负有完全执行之责任。”
随后，陈仪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此一极有历史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这一天，台北40余万回归祖国的同胞，“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全市，途为之塞”。
1946年1月13日，中国政府正式通告：自1945年10月25日起，台湾同胞恢复中国的国籍，隶属于中国主权与法律行使的范围。同时，又将10月25日定为台湾光复节。自此，台湾已在国际公认和事实履行的基础上回到祖国大陆的怀抱。
国民党收复台湾一年以后，由于其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和经济管理的一统形式，使得台湾省内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衰退，粮食恐慌，物价高涨，引起台湾人民对政府的不满。1947年初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成为台湾市民与国民党政府正面冲突的导火线。这是一场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独裁暴力统治的正义斗争。
在“二·二八”事件的动荡时期，台湾有些人跑到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要求政治避难，也有些人趁机煽动“台湾独立”。于是，美国一些官员开始主张美国政府干预台湾事务。
1947年3月3日，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向华盛顿建议，以目前台湾在法律上还是日本的一部分为由，“立即以美国自身的名义或以联合国的名义”，对台湾局势加以“干预”，以防止“政府武装的大屠杀”。同时向中国政府保证，待有了一个“负责的中国政府”后再归还台湾。这是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策划“台湾地位未定”论和“联合国托管”等方案的一个先声。不过，台北领事馆在这份建议中也承认，台湾人民“强烈愿意有中国公民的地位”，他们反抗的只是“现政府”。
1947年8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出的魏德迈特使调查团，在中国大陆考察了各方面的情况以后到达台湾。魏德迈在其调查报告中就台湾问题提出：“有迹象表明，台湾人会接受美国监护或联合国托管。”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秘密活动引起了中国舆论界的强烈愤慨，而蒋介石政府又在有求于美国的情况下，不便公开批评美国这种带有一定官方色彩的秘密活动。但是，国民党政府对于美国在台湾的分裂活动是十分重视与反对的。1947年12月，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就此问题发表长篇讲话，以强烈的措辞批驳了分离台湾的言论。魏道明指出：谣传台湾人民希望脱离祖国而愿受外国的统治，这一说法不仅是对台湾人民的侮辱，也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侮辱。他回顾了台湾为日本侵略者强占以及归还中国的过程，指出战后可能有一些远东遗留问题须待对日和会解决，但台湾归属问题决不在此列，《开罗宣言》已明确指出台湾应归还中国。失物应归还失主是合乎逻辑的。魏道明在讲话的最后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在对日和会上讨论台湾问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六百万台湾人民和四万万五千万大陆的中国人民将不惜为之流血斗争。
随着蒋介石集团在大陆战场上的一再溃败，美国政府决策层进一步认为有必要将台湾问题和中国大陆问题分开来处理，探讨直接插手台湾，使之成为美国在远东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一个战略基地的可能性。
1949年1月，美国在策划逼迫蒋介石下台的同时，开始正式考虑“台湾地位未定”的问题。1月1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讨论“防止台湾失陷”的方针的报告中，就台湾的归属问题提出：“台湾为日本帝国之一部分，其最后归属有待和平条约而定。”而美国在二次大战后在台湾问题上的种种举动，只是“促进并认可了中国人对该岛屿的事实上的占领”。这就表明美国政府在它的对华政策中正式“接纳”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并准备据此干预中国主权，开展分裂台湾的活动。
1949年4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德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台湾之最后处置，须俟缔结对日和约后再定。”“中国之占领台湾，正与苏联之占领千岛群岛相同，此两地之处置，将视对日和约而定。”这位发言人的谈话标志美国公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一论调为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军队直接介入台湾提供了“借口”，也拉开了美国把台湾从中国大陆分离出去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的序幕。
1954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坚强决心。在美英两国的策动下，1955年1月28日，由新西兰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个议案，要求由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在中国大陆沿岸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新西兰这个提案把中国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的内政问题说成是“国际冲突”，要联合国出面“斡旋停火”，这样就将本属中国内政的问题国际化了，事实上是在制造“两个中国”。结果，新西兰提案遭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的同声谴责。
蒋介石明确表示反对新西兰提案的态度。他认为：新西兰的提案只对共产党有利。沿海岛屿停火和中立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台湾中立化，再接下去就是中共进入联合国，形成两个中国，然后直至台湾被共产党接管。他向美国指出，如果台湾赞同这个议案，那么对国民党军队、生活在台湾的老百姓、海外华人和大陆的中国人将产生“毁灭性影响”。因此，他致电指示台湾驻华盛顿“大使”顾维钧：“对新西兰在安理会的行动应予以极大的保留，它将引起巨大的疑惑、忧虑和误解，并将鼓励和支持那些正在以‘两个中国’为目标的人。”
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当1月28日新西兰代表向安理会提出议案时，台湾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便对新西兰提案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此时，苏联代表针对新西兰提案，也提出了关于制止美国侵略中国的提案。
1月31日，安理会通过决议，把两项提案都列入议程，首先讨论新西兰提案，然后讨论苏联提案，并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讨论新西兰提案。2月3日，周恩来复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表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新西兰提案，只有在讨论苏联提案并驱逐台湾当局代表的情况下才同意派代表出席安理会。
1955年2月5日，周恩来再次请瑞典驻华大使雨果·维斯特朗向联合国秘书长转达中国政府对新西兰提案的抗议。周恩来针对美国对于新中国的战争威胁政策，严正指出：“如果美国政府以为可以用战争威胁来吓倒中国人民，来使中国承认‘两个中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和侵入台湾海峡的行为为合法，那是梦想。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如果美国要进行战争挑衅，那么，就请它试试吧，它是有权利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可以预言，如果美国硬要把战争打到中国头上，我们是一定要抵抗到底的，我们决不屈服。”
就在中国人民同声谴责“两个中国”论调的时候，美国一些政客仍在津津乐道于这种分裂中国领土的谬论。1955年1月30日，美国最高法院助理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中国问题的最终政治解决办法是让两个中国都进入联合国。”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沃特·乔治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现在还不到谈论制造两个中国的时候……但最终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
面对美国舆论越来越多的这种足以危害台湾当局法统地位的议论，蒋介石实在忍无可忍了。2月8日，蒋介石在台湾国父纪念日发表长篇演讲，质疑新西兰提案，痛斥“两个中国”谬论。他说：“停火案所牵涉的另一谬论，是少数国外人士对于台湾地位的曲解。这些人强词夺理说台湾地位还没有确定，妄想在停火后另行寻求所谓解决的办法。这种说法，不仅是违反法律，而且是完全抹煞事实的谬论。他们的用心，显然是别有阴谋所在。也许有些国家想抄袭日内瓦会议那样在联合国之外，做秘密买卖交易，以断送越南领土，奖励侵略者的老文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完全抹煞了联合国的存在，因为这不仅出卖了联合国的会员国，而且出卖了这些国家自身所共同发起与共同组织的联合国了。回忆民国三十二年我和美国故罗斯福总统及今日英国丘吉尔首相在开罗会商对日作战和战后有关问题的解决，会后我们曾发表共同宣言，其中规定：凡日本自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各省、台湾澎湖，均应归还中华民国。这一个宣言，后来并为波茨坦协定所接受，又为日本在投降时所接受，当然具有法律根据和完全的效力。所以中华民国政府在日本投降时接收了台湾澎湖，建为中华民国的台湾省；从那时起，台湾澎湖已恢复其为中国领土的地位，即已经是中华民国的领土。等到旧金山对日和约和中日和约签订，日本依照该二约放弃对台澎的主权，因此台澎归还我国的手续，早已完成了。那些曲解台湾地位的国际人士，当然都知道这些法律和历史的根据，他们不过故意曲解，别有用心罢了。还有些人为了要曲解台湾的地位，正在谋求各种说法，企图否定开罗宣言的效力。我要警告世界各国：如果开罗宣言的效力可以否定，那末波茨坦协定的效力是不是也可以否定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间所订的各种条约与协定的效力，是不是也要予以否定呢？
蒋介石还说：“此外还有人倡其所谓‘两个中国’的奇论，尤其荒谬绝伦。假如有一天苏俄对那些高唱‘两个中国’论的人们所属的国家发动侵略，占领了它们一部分领土，并在那里制造一个傀儡政权，试问他们也准备承认既成事实，把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分为两个‘东西什么国’或‘南北什么国’么？照我们中国的哲学，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以为这不仅是人与人间相处的常情，也是国与国间相处的道理。”
2月14日，蒋介石再次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后来，蒋介石又进一步说：“台湾和大陆本属一体，骨肉相关，休戚与共。”
由于新西兰提案一方面遭到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抗议，另一方面，苏联代表于1955年2月15日在安理会斥责该提案并要求讨论苏联提案，遭到美英两国的拒绝，双方各持己见，相持不下，安理会决定无限期搁置讨论。美国政府暗中操作的新西兰提案实际破产。
大陆与台湾共同抗议新西兰提案，反映了中国人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共同的民族情感和思想默契。这使一些美国有识之士也深有感触。1955年6月，美国驻台大使兰金在文章中说：“两个中国的倡议者都不免忽视了这两个中国政权现在和未来的态度。它们双方都已拒绝这种意见，谁都没有以任何方式，甚至也没有以默认的方式，流露出任何愿意接受的意见。”因此，他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绝不会答应让他们的国家永远分裂。”
反对“划峡而治”
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击败民主党竞选人当选美国第34任总统。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上台以后，立即启用“冷战”政策的创始人之一杜勒斯为国务卿。杜勒斯上任后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暂时过渡而非永久性之现象”，声称在其任内，将“尽其所能加速其消灭”。而对于台湾，杜勒斯心中的设想是，通过制造“两个中国”来达到既不冒与中共作战的风险，又能有效控制台湾的目的。1953年4月6日，杜勒斯向他特邀的20名记者透露，美国政府“正在寻找一个可以保证台湾独立的办法”，“现在正在考虑的一个可能性是由联合国托管这个战略岛屿，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台湾共和国”。
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部队攻占一江山岛。这时，人民解放军的火炮射程可以覆盖大陈岛，大陈岛蒋军面临覆灭命运。2月7日，美国出动第七舰队100多艘舰艇和5000余架飞机到达大陈岛附近海域。11日，国民党四十六师1.8万余人和大陈岛居民1.4万余人全部从大陈岛撤走。至2月底，浙江沿海岛屿全部收复。
蒋介石于2月7日发表《为大陈撤退告海内外军民同胞书》，说明大陈撤退的军事意义和保卫金门、马祖等岛屿的决心。他说：“我大陈军民，团结一体，共同生死，坚守该岛已五年有余。惟该岛孤悬于台湾基地二百五十海里之外，以今日军事形势而言，其对我反攻基地之台湾防卫上，实已失去其战略之价值，故我政府经与美国协商后，决定将大陈之驻军重行部署，转移兵力，以增强我台、澎及其外卫岛屿之防务。”
14日，蒋介石在答中外记者会上再次强调台湾与美国的“合作无间”以及确保金门、马祖等岛屿的重要性。当有记者问及：“如金门、马祖遭受攻击，美国是否将与中国协防？”蒋介石回答：“金门马祖之确保，对于台湾澎湖之确保具有决定性，此应为有资格的军事家一致的认识。”
然而，对于金门、马祖的协防问题，并不像蒋介石所说的那样，美国与台湾有一致的看法。在美国决策者的眼中，金门、马祖与台湾、澎湖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沿海岛屿从来没有割让给日本。美国人一直在制造台澎的“国际地位未定”论，却无法否认沿海岛屿是中国领土这一毫无争议的事实。因此，要在台湾蒋介石控制的领土上制造“台湾共和国”，就必然牵涉到沿海岛屿的归属问题。杜勒斯意识到，协防沿海岛屿的问题，是“同共产党人发生磨擦以及同我们盟友产生不和的一个根源”。因此，杜勒斯的政策是将沿海岛屿尽量划出美国与台湾的协防范围以外，并伺机说服蒋介石放弃沿海岛屿的防卫，从而达到美国“划峡而治”的目标。
国民党撤出大陈岛以后，保卫金门、马祖的问题立即摆到了美国人的面前。1955年3月，艾森豪威尔在给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信中写道：如果蒋介石自愿撤离金门、马祖，他将很高兴，但他不愿为迫使蒋介石撤军而施加太大的压力，因为他担心国民党“可能在绝望之中放弃整个斗争”。在两难的抉择中，艾森豪威尔甚至诅咒道：“这些该死的小小沿海岛屿，有时我真恨不得让它们沉下去。”
4月下旬，美国国务院派遣饶伯森和雷德福前往台湾说服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
对于蒋介石来说，金门、马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巩固台湾，然后反攻大陆是蒋介石集团偏安台湾的精神支柱，也是岛内一切施政与稳定的重要基础。在蒋介石的棋盘上，金门、马祖的地位远比美国人考虑的重要得多。从军事上看，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进可以作为反攻大陆的踏板，退可以作为防守台湾、澎湖的屏障；从法律上看，占有沿海岛屿，标志着国民党政府仍然控制着部分中国大陆的领土，并非只能管理台湾一省的地方当局；在策略上，这些岛屿的存在不仅可以鼓舞国民党军的反共士气，而且也是把美国拖入国共新战争，并通过美国的支援而反攻大陆的理想基地。因此，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美国与蒋介石的战略利益冲突十分突出，不可能调和，故而其争论也就难以避免了。
饶伯森来到台湾以后，向蒋介石指出，美国的立场仍然是只保卫台澎而不保卫沿海岛屿。他对蒋介石说：“用一个巩固的阵地来代替这些已经受到削弱的阵地。……如果大元帅在考虑了所有情况之后同意撤出金门、马祖，美国将为撤退提供掩护，艾森豪威尔还将公开宣布，作为自卫措施，美国将与国民党一起实施并保持对南起汕头北至温州的中国沿海通道上的一切禁运品和战争物资的封锁，直到红色中国作出表示，放弃它公开宣称的以武力夺取福摩萨的企图。”
蒋介石向饶伯森明确表示：不管有没有美国的帮助，他都要防守金门、马祖。他还举出当初同意从大陈撤军时，台湾并没有坚持要美国作出保卫金门、马祖的公开声明作为证据，表明在美台关系出现困难的时候，总是台湾方面作出更大的牺牲。蒋介石判断共产党不会立即进攻金门、马祖，因为只有在直接进攻台湾的时候，共产党才会真正进攻金门、马祖。如果在这种时刻，未经交战而自动放弃金门、马祖，那么国民党军队本身的威信将会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同时，蒋介石也将这件事与美国的利益挂上钩，宣称，金门、马祖已经成为美国在远东威信的一个象征，如果美国迫使国民党放弃这些岛屿，那么会给美国在世界上的威望造成极坏的影响。
蒋介石进一步向美国人指出，封锁中国沿海交通，并不能补偿放弃金马所带来的损失。他回顾说，当时叶公超还在华盛顿帮助美国人劝说蒋介石放弃大陈岛时，他便指出，撤出大陈最终将导致有人提议从金门、马祖撤退，那么连小孩子也不相信在防守台湾时他能得到美国的支持。如果他放弃金门、马祖，只能导致产生进一步的压力，走向台湾被托管。
蒋介石还表示：鉴于这是朋友之间的谈话，出于最大的信任，他可以直言相告，如果台湾当局做出放弃金门和马祖的决定，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支持这个决定，他无法再领导他们，因此美国将不得不寻找另外一个蒋介石，可惜的是，美国再也找不到另一个像他这样对美国如此友好和如此反共的领袖了。蒋介石声称，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保住中国人对艾森豪威尔的信任，他将守住这些岛屿。他在会谈结束时，直截了当地对饶伯森说：他的答复是最后的正式答复。
1955年3月23日，蒋介石在接见美国报人塞尔资伯格的谈话中，公开指责英美关于要求蒋军撤出金门、马祖的主张。据塞氏说：蒋总统在谈话中，对那些在雅尔塔会议上欺骗他的盟国，现在复建议“从他较前缩小的辖区中再继续放弃若干地点”表示愤慨。蒋介石说：试图强迫我们不经一战而放弃沿海岛屿是不公正的。那将违背所有的国际正义和我们盟国的义务。我们的军队在任何情势下都将不从外岛撤退，我们将不对任何的压力屈服。我们决心打到最后一人。若因我们退出大陈便以为我们将撤退马祖、金门，那是一个错误，我们一定将为这二岛而战。这对中国来说，或将成为一场有决定性的战争。
25日，蒋介石再次接见美国报人霍华德，表示：“保卫金门、马祖，并非出于刚愎的决定，亦并未看作单纯的一个有计划冒险，而是由于需要所使然。”蒋介石说：“希望这个需要将为自由世界所了解。这个决定牵涉到严重的士气问题，这个问题居于战术或战略的任何考虑之上。我们的军队必不能被要求放弃另一个战线，或自动的参加另一个撤退。……如果我们的士气被毁，即使我们的友人，亦将无法帮我们的忙。我个人极力反对此时采取可能在亚洲触发大战的任何行动；但我深信，沿海岛屿的坚决防御，最足以阻遏任何大规模战事早日发生。”
蒋介石与美国新闻界著名人士谈话以后，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以“蒋总统对金门、马祖的立场：不论有无美国的援助，他将保卫此二岛”为大字标题，向美国民众广泛宣传了蒋介石的主张。在蒋介石毫不妥协的态度面前，美国政府考虑到过分压迫蒋介石可能会产生的不利影响，故而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劝说蒋介石撤出金门、马祖的计划。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炮击金门。美国抓紧时机再次着手其从金马脱身的政策。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美国以前就认为把为数众多的部队部署在金门、马祖是相当愚蠢的。在面临攻击时撤退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大概会对台湾和其他地方的民心产生影响，但是“如果有了停火，我们的判断，甚至是军事上的判断，就是，使这些部队继续驻扎在那里不是明智的，也不是谨慎的。”为了迫使蒋介石从金马撤军，杜勒斯进一步表示，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美国也“不想承担任何这种义务”。同时，他还表示，美国希望中国政府接受和平解决的主张，并暗示，如果局势发展使实际执行从沿海岛屿撤兵成为重要的问题，美国有办法说服台湾当局。
杜勒斯的讲话，对于蒋介石来说，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蒋介石决定给予回击。10月1日，蒋介石在高雄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与杜勒斯的讲话针锋相对，蒋介石明确表示反对削减驻沿海岛屿的武装部队，也反对使沿海岛屿的地位有任何改变的做法。他指责杜勒斯的谈话令人“不能置信”，说：“杜勒斯先生一定知道，要求中共停火，那完全是如意算盘”。他说：“我现在还不能说杜勒斯先生讲那些话是为了外交上的理由呢，还是有其他的目的？”针对杜勒斯所说蒋在外岛部署重兵是不明智的话，蒋介石回答说：“就假定杜勒斯先生真的说了那句话，那亦只是片面的声明，我国政府并无接受的义务。”蒋介石还声称：决不理会所谓沿海岛屿“中立化”及撤出或减少驻军的各种主张，“就是战至最后一个人，流至最后一滴血，亦决不放弃金门群岛的尺土寸地，这是我可向各位坚决保证的”。
蒋介石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作出和平解放台湾的重要决策。
毛泽东说：“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周恩来也进一步指出：“新中国反对制造‘两个中国’，而美国则向蒋介石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蒋介石承认‘两个中国’，这将有助于把蒋介石推回到祖国来。这个情况是很微妙的。”
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首次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周恩来指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此后，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向台湾当局表达了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真诚愿望。
1960年10月，肯尼迪与尼克松竞选美国总统。他们在辩论中都利用中国台湾沿海岛屿问题，互相攻击。
肯尼迪在竞选辩论中表示，美国必须保卫台湾，但是应该划一条清楚的防线。他认为，金门、马祖对于防守台湾并非必不可缺，美国的防线应仅仅划在台湾本岛周围。他强调，为了两个在军事上无法防守或者对台湾的防御并不重要的小岛，而被伺机拖入一场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战争是不明智的。
蒋介石密切关注着这场有关台湾地位与命运的美国人之间的“辩论”。10月11日，他对美国记者考普莱发表谈话，不点名地批评了肯尼迪的论点，坚决地宣称，台湾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人，也不放弃沿海岛屿，哪怕美国不予支持也决不改变这一立场。
13日，蒋介石再次接见美国记者莫尔文，坚决地表示：“美国怎么做，是她自己的事情，而防卫中华民国的政策，乃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即使我们必须单独作战的话，我们也将贯彻到底！”当记者问及，是否在某种条件下，中华民国可以同意放弃外岛？蒋介石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外岛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即使战至最后一人，我们亦必防卫到底！”
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台湾“外交部”于10月14日发表声明，点名批评肯尼迪：一位负责任的美国政治领袖，在激烈的竞选期间，居然不负责任地，大慷他人之慨，而将另一个国家的领土随便处置了，实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而且这个国家，正好是他的盟邦。我们愿意确切地阐明我们的立场如下：在任何情形之后，中华民国决不会答应任何人的要求——包括肯尼迪议员在内——而放弃他的任何一平方英寸领土。
随后，蒋介石于10月底视察了金门，并在金门题字：“经营战场，培养战力”。11月底又在台湾举行14万人的军事大演习，向美国人一再表示他固守金门的决心与力量。
鉴于蒋介石反对“划峡而治”的态度，毛泽东说：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援蒋抗美，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通过台湾海峡危机，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基本定型。这就是把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中，待时机成熟时，将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同时在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基础上，力足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由于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坚定立场，从而使得50至60年代美国历届政府所推动的在联合国实现“两个中国”的方案一直未能得逞。
镇压岛内“台独”活动
台湾回归祖国以后，台湾岛内要求使台湾从中国大陆分离出去的政治活动分子，被称为“台独”分子。现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人正是“台独”分子最终集结而成的党派集团。而“台独”的发生与成长，都与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以及美国部分政客的支持与援助密不可分。
台湾最早的“台独”分子要数得上廖文毅和黄纪男等人。他们从国民党接收台湾时起，便着手策划台湾独立运动。1947年，廖文毅曾与黄纪男一道赴大陆专程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请求美国支持他们进行台湾独立活动。结果，司徒雷登认为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对抗政府的力量，全部都要依赖美国的支持而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这些“台独”分子的活动还是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关注，这就是美国在50年代初期的许多对华政策文件中，总是提出一旦台湾内部发生变故，美国便支持台湾的“独立自治运动”的由来。
1948年2月28日，即纪念台湾“二·二八”运动爆发一周年的当天，廖文毅等在香港成立了第一个海外台独组织——台湾再解放联盟。同年9月，他们向联合国提交了第一号请愿书，建议将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然后由人民投票决定台湾是否独立。
1950年2月，廖文毅等在日本组织“台湾民主独立党”。1955年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廖自任大统领，并发行机关报《台湾民报》。
1958年陈以德、林荣勋、李天福等人在美国成立“台湾独立联盟”。以费城为总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等地为分部，发行英文刊物《美丽岛》、《要求正义》等宣传“台独”理念的刊物。
1964年9月，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彭明敏和他的学生谢聪敏、魏廷朝等人发表《台湾自救宣言》，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控制下，地下活动败露，宣言传单在印刷厂全部被扣，主犯3人也立即被捕。1970年，彭明敏逃往美国，成为风云一时的“台湾独立联盟”主席。
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蒋介石在台湾岛内实行军事若严，厉行党禁，坚决打击“台独”活动。岛内曾经破获数以千计的“台独”案件，都被冠以“匪谋”案等各种各样的罪名，加以严惩，故而使得“台独”活动在岛内难以立足。
在蒋介石时代，“台独”分子在台湾无法立足，而在美国、日本日见滋长壮大，就全赖美日两国政府的扶助与支持了。
1952年，曾经在台湾组织“台湾独立武装队”的“台独”首领史明，因秘密活动败露，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追捕，于3月偷渡日本。后国民党政府透过“外交部”寄出通缉状给日本政府，要求以“叛乱第一司令”的罪名引渡史明回国。日本政府得知情况以后，反而将原本因偷渡罪要遣返的史明留了下来，不仅不再遣返，更发给其在日居留权，允许其在日本继续从事“台独”活动。
一直受到台湾当局通缉与监视的廖文毅，也受到日本政府的庇护，不仅长期在日进行“台独”活动，而且于1961年受到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佛尔柏莱特的具名邀请，请廖作为台湾反对党的领袖到联合国发表演讲。当时这一邀请令日本的“台独”组织倍受鼓舞，廖文毅本人也振奋异常。结果逼得台湾当局不得不以取消蒋经国访美作抵制，并且在与美国谈判蒙古进入联合国问题以及阻止中共进入联合国问题上讨价还价，不惜在外交方面作出重大让步才得以封杀廖文毅访美。
这些海外“台独”组织的头面人物，大多有很深的日本或美国背景和日美情结。例如，最早从事“台独”活动的黄纪男和“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日本的“外交大使”陈智雄，都是自幼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外语学校。黄纪男毕业以后由日本政府派往马尼拉担任翻译工作，陈智雄则被日本外务省派往印尼担任外交官。他们都曾受到日本政府的长期“栽培”和“造就”，对于自己的出生地台湾的历史并无多少了解，相反对于日本政府却有不少感激之情。
由于台湾当局与日本政府的不断交涉，60年代中后期，在日本的“台独”活动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台湾当局也派遣不少特务对在日的“台独”分子进行分化、瓦解以及暗杀、私捕活动，故而至60年代末，“台独”分子逐渐向美国集中。美国也为这些“台独”分子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基地。
1969年9月20日，全球性台湾独立联盟筹备会议在纽约召开，扩组“台湾独立联盟”，将日本的“台独”组织全部收罗旗下，决定各本部在统一纲领下维持自主性，并将会议结论通知“台湾青年独立联盟”。美国总本部的机关刊物为汉文的《台湾青年》和英文的《独立台湾》。
“台独”组织头目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者又都以美国留学生居多。廖文毅曾是美国俄亥俄大学的留学生，“台湾独立联盟”的陈以德、陈隆志等都是台湾留美学生。“台独理论家”彭明敏也是留美的。这些人在美国对台政策的文件堆里寻找“台独”的理论依据，又跟随着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积极推波助澜、兴风作浪。
廖文毅从事早期“台独”活动时，其理论观点就是美国国务院炮制的“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鼓吹应“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台湾公民投票”等等。
“台湾独立联盟”的领导人李天福则于1958年4月在美国最具权威的外交杂志《外交事务季刊》上发表文章“The China Impasse A Formosan View”,提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反攻大陆神话论”、“台湾与中国分离的历史事实”、“台湾足以成为独立国家”等等谬论，许多观点成为“台独”运动的理论基础，影响了不少60年代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逼得当时的台湾驻美“大使”蒋廷黻也不得不起而撰文反驳李天福的观点。
60年代末担任“台湾独立联盟”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的陈隆志，曾是1958年台湾高考的状元，在台大读法律系时是彭明敏的学生。后来在美国耶鲁大学读博士时，其博士论文即是《台湾独立与建国》，是一部奠定“台独”理论的专著。
在美国的“台独”活动受到了美国一部分有影响人物的庇护与鼓励。1959年11月1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报告》中宣称：根据台湾人希望与大陆分离的民意调查结果，应成立“台湾共和国”，并使其成为联合国成员。1960年3月，美国外交杂志发表《重新考虑中国问题》，主张台湾应成为“中立国”，美国将继续承担保护台湾的义务。1961年1月，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提出“一个半中国”的方案，称台湾可以自行加入联合国和世界性的经济、贸易组织。这些报告和文章都或多或少地引用与反映了海外“台独”分子的要求与主张。
由于美国政府一直推行“两个中国”的分裂中国领土的对华政策，故而使“台独”分子找到了精神上的支柱。他们在美国的宣传活动如鱼得水，畅行无阻，还经常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推波助澜。
60年代初期，美国推出“一中一台”方案，全美“台湾独立联盟”主席陈以德便在参加密西根大学举行的“中国问题与台湾前途讨论会”上发表意见，声称赞成中共进入联合国，也支持台湾人民自决。
1969年10月，联合国讨论中国加入联合国议案时，台独联盟的副主席陈隆志便向《纽约时报》投稿，提出台湾法律地位未定，台湾人不希望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应在承认中共之后，交由台湾住民自决，等等。
同年11月，联合国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时，“台独”联盟各地代表100多人在联合国驻地示威游行三个半小时，口号是“将台湾交还给台湾人”、“台湾人要自由”等。台独联盟还不断向美国决策官员进行寄送材料、拜访和游说活动，并送备忘录给联合国秘书长、各国元首、总理、外交部长等。当时的沙特阿拉伯驻联合国代表在提出有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时，就引用了陈隆志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建议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台湾住民公民投票。
对于海外“台独”分子的活动，蒋介石有点鞭长莫及，但他仍然采取了种种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的手段加以遏制。廖文毅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以后，他派出的东南亚外交大使陈智雄在日本活动频繁，后被台湾特务秘密逮捕，用邮袋装运回国，于1963年5月在台北执行枪决。
对于海外“台独”分子，台湾当局更多采用的是分化利诱政策。1965年，国民党派廖文毅的侄女婿陈长秀到日本诱逼廖文毅回台投诚。陈长秀向廖文毅哭诉，廖的兄嫂均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有可能判死刑，只有廖文毅回台，他们才能得救。并且，如果廖肯归顺，国民党将给其部长级高官，并发还查封他家的大批土地。廖文毅顶不过亲情骨肉的份量，遂于5月14日回到台湾，接受了国民党委任的水库兴建委员会副主委的职务，过上了包酒女的消沉生活。
随后，国民党还安排陈以德的父亲到美国，带着台湾报道的大量有关廖文毅投诚的消息，劝告陈以德放弃“台独”立场，回台湾。陈以德拒绝了父亲的要求，不愿回台湾，但也在第二年辞去“台湾独立联盟”主席的职务，搬到俄亥俄州脱离“台独”活动的地方去了。
至1970年，“台独”分子在美国刺杀访美的蒋经国未遂以后，美国“台独”组织内部发生了分歧与分化，加上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要转变，开始缓解中美关系，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台独”宣传在美国也逐渐失去市场，“台独”活动也随之消沉。
蒋介石之镇压“台独”活动，一方面反映了他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立场，有其可取的一面。蒋介石在台湾几十年，在教育问题上，不断灌输“台湾民众根在大陆”的理念，要求台湾学子对大陆的省份地形倒背如流，在国文课本中传播中华传统文学作品。他甚至压抑当地通行的闽南语而大力推行国语，使得海峡两岸虽有半个世纪的隔绝，而台湾民众对于大陆并不陌生，两岸民众间仍然保存着共同的文化血脉。在这一点上，蒋介石用心良苦。但另一方面，蒋介石顽固坚持其反共立场，拒绝走和平统一祖国的道路，在外交上奉行倚美保台的单一亲美政策，并企图在美国的援助下实现其“统一大陆”的美梦，而美国恰恰利用这一点来达到其控制台湾、分裂中国的目标，蒋介石不得不在这种外交矛盾中备受煎迫。与此同时，在50年代到70年代，蒋介石一直在台湾推行强制性的独裁统治，在镇压“台独”活动的同时，对岛内民众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斗争也采取高压手段，故而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抗和民主愿望的高涨，一些人并将这一愿望的实现部分地寄托于“台独”。这些因素都为“台独”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有形和无形的空间。这又是一个蒋介石无法摆脱的政治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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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驳“台湾地位未定”论
1943年，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赢得列强对于台湾回归的承诺以后，最先感到欢欣鼓舞的便是身受日本侵略者凌辱几十年的台湾同胞。其时，在大陆参加抗日斗争的台湾同胞立即致电蒋介石：“顷见报载开罗会议重大成功，台澎等地归还中国，凡我台胞同深感奋，如蒙鞭策，愿效驰驱。”随后，台湾岛上的同胞也从美军飞机空投的传单上得知台湾即将回归祖国的喜讯，无不喜不自胜，奔走相告，期待着回归祖国的那一天。
蒋介石也着手筹划台湾收复工作。1944年春，他命令行政院高级官员张厉生研究并拟具复台政治准备工作、组织与人事等切实办法呈核，批准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由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长陈仪担任主任委员。台调会的任务是：调查台湾实际情况，编辑有关台湾的资料刊物，研究有关台湾问题的意见及方案，训练台湾行政、警察、银行、教育等干部和专业人员，规划未来台湾行政体制和接收办法，等等。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广播投降诏书。由此拉开了台湾实际回归祖国的步伐。
8月2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常会、国防最高委员联席会议上说：“台湾不能回到祖国怀抱，则国家的独立自由就无从谈起，而抗战的目的亦无由达成。”他要求其部属全力以赴迅速完成台湾回归工作。27日，蒋介石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不久又让陈仪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9月4，中国政府颁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规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于其职权范围内，得发布署令，并得制定台湾省单行规章。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北举行了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中国政府长官陈仪向原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下达第一号命令曰：本官奉命“接受台湾、澎湖列岛地区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之投降，并接收台湾、澎湖列岛之领土、人民、治权、军政设施及资产”。安藤利吉表示：“对于本命令及以后之一切命令、规定或指示，本官及所属与所代表之各机关部队之全体官兵，均负有完全执行之责任。”
随后，陈仪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此一极有历史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这一天，台北40余万回归祖国的同胞，“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全市，途为之塞”。
1946年1月13日，中国政府正式通告：自1945年10月25日起，台湾同胞恢复中国的国籍，隶属于中国主权与法律行使的范围。同时，又将10月25日定为台湾光复节。自此，台湾已在国际公认和事实履行的基础上回到祖国大陆的怀抱。
国民党收复台湾一年以后，由于其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和经济管理的一统形式，使得台湾省内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衰退，粮食恐慌，物价高涨，引起台湾人民对政府的不满。1947年初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成为台湾市民与国民党政府正面冲突的导火线。这是一场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独裁暴力统治的正义斗争。
在“二·二八”事件的动荡时期，台湾有些人跑到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要求政治避难，也有些人趁机煽动“台湾独立”。于是，美国一些官员开始主张美国政府干预台湾事务。
1947年3月3日，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向华盛顿建议，以目前台湾在法律上还是日本的一部分为由，“立即以美国自身的名义或以联合国的名义”，对台湾局势加以“干预”，以防止“政府武装的大屠杀”。同时向中国政府保证，待有了一个“负责的中国政府”后再归还台湾。这是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策划“台湾地位未定”论和“联合国托管”等方案的一个先声。不过，台北领事馆在这份建议中也承认，台湾人民“强烈愿意有中国公民的地位”，他们反抗的只是“现政府”。
1947年8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出的魏德迈特使调查团，在中国大陆考察了各方面的情况以后到达台湾。魏德迈在其调查报告中就台湾问题提出：“有迹象表明，台湾人会接受美国监护或联合国托管。”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秘密活动引起了中国舆论界的强烈愤慨，而蒋介石政府又在有求于美国的情况下，不便公开批评美国这种带有一定官方色彩的秘密活动。但是，国民党政府对于美国在台湾的分裂活动是十分重视与反对的。1947年12月，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就此问题发表长篇讲话，以强烈的措辞批驳了分离台湾的言论。魏道明指出：谣传台湾人民希望脱离祖国而愿受外国的统治，这一说法不仅是对台湾人民的侮辱，也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侮辱。他回顾了台湾为日本侵略者强占以及归还中国的过程，指出战后可能有一些远东遗留问题须待对日和会解决，但台湾归属问题决不在此列，《开罗宣言》已明确指出台湾应归还中国。失物应归还失主是合乎逻辑的。魏道明在讲话的最后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在对日和会上讨论台湾问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六百万台湾人民和四万万五千万大陆的中国人民将不惜为之流血斗争。
随着蒋介石集团在大陆战场上的一再溃败，美国政府决策层进一步认为有必要将台湾问题和中国大陆问题分开来处理，探讨直接插手台湾，使之成为美国在远东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一个战略基地的可能性。
1949年1月，美国在策划逼迫蒋介石下台的同时，开始正式考虑“台湾地位未定”的问题。1月1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讨论“防止台湾失陷”的方针的报告中，就台湾的归属问题提出：“台湾为日本帝国之一部分，其最后归属有待和平条约而定。”而美国在二次大战后在台湾问题上的种种举动，只是“促进并认可了中国人对该岛屿的事实上的占领”。这就表明美国政府在它的对华政策中正式“接纳”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并准备据此干预中国主权，开展分裂台湾的活动。
1949年4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德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台湾之最后处置，须俟缔结对日和约后再定。”“中国之占领台湾，正与苏联之占领千岛群岛相同，此两地之处置，将视对日和约而定。”这位发言人的谈话标志美国公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一论调为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军队直接介入台湾提供了“借口”，也拉开了美国把台湾从中国大陆分离出去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的序幕。
1954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坚强决心。在美英两国的策动下，1955年1月28日，由新西兰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个议案，要求由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在中国大陆沿岸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新西兰这个提案把中国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的内政问题说成是“国际冲突”，要联合国出面“斡旋停火”，这样就将本属中国内政的问题国际化了，事实上是在制造“两个中国”。结果，新西兰提案遭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的同声谴责。
蒋介石明确表示反对新西兰提案的态度。他认为：新西兰的提案只对共产党有利。沿海岛屿停火和中立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台湾中立化，再接下去就是中共进入联合国，形成两个中国，然后直至台湾被共产党接管。他向美国指出，如果台湾赞同这个议案，那么对国民党军队、生活在台湾的老百姓、海外华人和大陆的中国人将产生“毁灭性影响”。因此，他致电指示台湾驻华盛顿“大使”顾维钧：“对新西兰在安理会的行动应予以极大的保留，它将引起巨大的疑惑、忧虑和误解，并将鼓励和支持那些正在以‘两个中国’为目标的人。”
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当1月28日新西兰代表向安理会提出议案时，台湾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便对新西兰提案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此时，苏联代表针对新西兰提案，也提出了关于制止美国侵略中国的提案。
1月31日，安理会通过决议，把两项提案都列入议程，首先讨论新西兰提案，然后讨论苏联提案，并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讨论新西兰提案。2月3日，周恩来复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表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新西兰提案，只有在讨论苏联提案并驱逐台湾当局代表的情况下才同意派代表出席安理会。
1955年2月5日，周恩来再次请瑞典驻华大使雨果·维斯特朗向联合国秘书长转达中国政府对新西兰提案的抗议。周恩来针对美国对于新中国的战争威胁政策，严正指出：“如果美国政府以为可以用战争威胁来吓倒中国人民，来使中国承认‘两个中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和侵入台湾海峡的行为为合法，那是梦想。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如果美国要进行战争挑衅，那么，就请它试试吧，它是有权利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可以预言，如果美国硬要把战争打到中国头上，我们是一定要抵抗到底的，我们决不屈服。”
就在中国人民同声谴责“两个中国”论调的时候，美国一些政客仍在津津乐道于这种分裂中国领土的谬论。1955年1月30日，美国最高法院助理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中国问题的最终政治解决办法是让两个中国都进入联合国。”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沃特·乔治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现在还不到谈论制造两个中国的时候……但最终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
面对美国舆论越来越多的这种足以危害台湾当局法统地位的议论，蒋介石实在忍无可忍了。2月8日，蒋介石在台湾国父纪念日发表长篇演讲，质疑新西兰提案，痛斥“两个中国”谬论。他说：“停火案所牵涉的另一谬论，是少数国外人士对于台湾地位的曲解。这些人强词夺理说台湾地位还没有确定，妄想在停火后另行寻求所谓解决的办法。这种说法，不仅是违反法律，而且是完全抹煞事实的谬论。他们的用心，显然是别有阴谋所在。也许有些国家想抄袭日内瓦会议那样在联合国之外，做秘密买卖交易，以断送越南领土，奖励侵略者的老文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完全抹煞了联合国的存在，因为这不仅出卖了联合国的会员国，而且出卖了这些国家自身所共同发起与共同组织的联合国了。回忆民国三十二年我和美国故罗斯福总统及今日英国丘吉尔首相在开罗会商对日作战和战后有关问题的解决，会后我们曾发表共同宣言，其中规定：凡日本自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各省、台湾澎湖，均应归还中华民国。这一个宣言，后来并为波茨坦协定所接受，又为日本在投降时所接受，当然具有法律根据和完全的效力。所以中华民国政府在日本投降时接收了台湾澎湖，建为中华民国的台湾省；从那时起，台湾澎湖已恢复其为中国领土的地位，即已经是中华民国的领土。等到旧金山对日和约和中日和约签订，日本依照该二约放弃对台澎的主权，因此台澎归还我国的手续，早已完成了。那些曲解台湾地位的国际人士，当然都知道这些法律和历史的根据，他们不过故意曲解，别有用心罢了。还有些人为了要曲解台湾的地位，正在谋求各种说法，企图否定开罗宣言的效力。我要警告世界各国：如果开罗宣言的效力可以否定，那末波茨坦协定的效力是不是也可以否定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间所订的各种条约与协定的效力，是不是也要予以否定呢？
蒋介石还说：“此外还有人倡其所谓‘两个中国’的奇论，尤其荒谬绝伦。假如有一天苏俄对那些高唱‘两个中国’论的人们所属的国家发动侵略，占领了它们一部分领土，并在那里制造一个傀儡政权，试问他们也准备承认既成事实，把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分为两个‘东西什么国’或‘南北什么国’么？照我们中国的哲学，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以为这不仅是人与人间相处的常情，也是国与国间相处的道理。”
2月14日，蒋介石再次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后来，蒋介石又进一步说：“台湾和大陆本属一体，骨肉相关，休戚与共。”
由于新西兰提案一方面遭到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抗议，另一方面，苏联代表于1955年2月15日在安理会斥责该提案并要求讨论苏联提案，遭到美英两国的拒绝，双方各持己见，相持不下，安理会决定无限期搁置讨论。美国政府暗中操作的新西兰提案实际破产。
大陆与台湾共同抗议新西兰提案，反映了中国人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共同的民族情感和思想默契。这使一些美国有识之士也深有感触。1955年6月，美国驻台大使兰金在文章中说：“两个中国的倡议者都不免忽视了这两个中国政权现在和未来的态度。它们双方都已拒绝这种意见，谁都没有以任何方式，甚至也没有以默认的方式，流露出任何愿意接受的意见。”因此，他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绝不会答应让他们的国家永远分裂。”
反对“划峡而治”
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击败民主党竞选人当选美国第34任总统。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上台以后，立即启用“冷战”政策的创始人之一杜勒斯为国务卿。杜勒斯上任后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暂时过渡而非永久性之现象”，声称在其任内，将“尽其所能加速其消灭”。而对于台湾，杜勒斯心中的设想是，通过制造“两个中国”来达到既不冒与中共作战的风险，又能有效控制台湾的目的。1953年4月6日，杜勒斯向他特邀的20名记者透露，美国政府“正在寻找一个可以保证台湾独立的办法”，“现在正在考虑的一个可能性是由联合国托管这个战略岛屿，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台湾共和国”。
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部队攻占一江山岛。这时，人民解放军的火炮射程可以覆盖大陈岛，大陈岛蒋军面临覆灭命运。2月7日，美国出动第七舰队100多艘舰艇和5000余架飞机到达大陈岛附近海域。11日，国民党四十六师1.8万余人和大陈岛居民1.4万余人全部从大陈岛撤走。至2月底，浙江沿海岛屿全部收复。
蒋介石于2月7日发表《为大陈撤退告海内外军民同胞书》，说明大陈撤退的军事意义和保卫金门、马祖等岛屿的决心。他说：“我大陈军民，团结一体，共同生死，坚守该岛已五年有余。惟该岛孤悬于台湾基地二百五十海里之外，以今日军事形势而言，其对我反攻基地之台湾防卫上，实已失去其战略之价值，故我政府经与美国协商后，决定将大陈之驻军重行部署，转移兵力，以增强我台、澎及其外卫岛屿之防务。”
14日，蒋介石在答中外记者会上再次强调台湾与美国的“合作无间”以及确保金门、马祖等岛屿的重要性。当有记者问及：“如金门、马祖遭受攻击，美国是否将与中国协防？”蒋介石回答：“金门马祖之确保，对于台湾澎湖之确保具有决定性，此应为有资格的军事家一致的认识。”
然而，对于金门、马祖的协防问题，并不像蒋介石所说的那样，美国与台湾有一致的看法。在美国决策者的眼中，金门、马祖与台湾、澎湖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沿海岛屿从来没有割让给日本。美国人一直在制造台澎的“国际地位未定”论，却无法否认沿海岛屿是中国领土这一毫无争议的事实。因此，要在台湾蒋介石控制的领土上制造“台湾共和国”，就必然牵涉到沿海岛屿的归属问题。杜勒斯意识到，协防沿海岛屿的问题，是“同共产党人发生磨擦以及同我们盟友产生不和的一个根源”。因此，杜勒斯的政策是将沿海岛屿尽量划出美国与台湾的协防范围以外，并伺机说服蒋介石放弃沿海岛屿的防卫，从而达到美国“划峡而治”的目标。
国民党撤出大陈岛以后，保卫金门、马祖的问题立即摆到了美国人的面前。1955年3月，艾森豪威尔在给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信中写道：如果蒋介石自愿撤离金门、马祖，他将很高兴，但他不愿为迫使蒋介石撤军而施加太大的压力，因为他担心国民党“可能在绝望之中放弃整个斗争”。在两难的抉择中，艾森豪威尔甚至诅咒道：“这些该死的小小沿海岛屿，有时我真恨不得让它们沉下去。”
4月下旬，美国国务院派遣饶伯森和雷德福前往台湾说服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
对于蒋介石来说，金门、马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巩固台湾，然后反攻大陆是蒋介石集团偏安台湾的精神支柱，也是岛内一切施政与稳定的重要基础。在蒋介石的棋盘上，金门、马祖的地位远比美国人考虑的重要得多。从军事上看，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进可以作为反攻大陆的踏板，退可以作为防守台湾、澎湖的屏障；从法律上看，占有沿海岛屿，标志着国民党政府仍然控制着部分中国大陆的领土，并非只能管理台湾一省的地方当局；在策略上，这些岛屿的存在不仅可以鼓舞国民党军的反共士气，而且也是把美国拖入国共新战争，并通过美国的支援而反攻大陆的理想基地。因此，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美国与蒋介石的战略利益冲突十分突出，不可能调和，故而其争论也就难以避免了。
饶伯森来到台湾以后，向蒋介石指出，美国的立场仍然是只保卫台澎而不保卫沿海岛屿。他对蒋介石说：“用一个巩固的阵地来代替这些已经受到削弱的阵地。……如果大元帅在考虑了所有情况之后同意撤出金门、马祖，美国将为撤退提供掩护，艾森豪威尔还将公开宣布，作为自卫措施，美国将与国民党一起实施并保持对南起汕头北至温州的中国沿海通道上的一切禁运品和战争物资的封锁，直到红色中国作出表示，放弃它公开宣称的以武力夺取福摩萨的企图。”
蒋介石向饶伯森明确表示：不管有没有美国的帮助，他都要防守金门、马祖。他还举出当初同意从大陈撤军时，台湾并没有坚持要美国作出保卫金门、马祖的公开声明作为证据，表明在美台关系出现困难的时候，总是台湾方面作出更大的牺牲。蒋介石判断共产党不会立即进攻金门、马祖，因为只有在直接进攻台湾的时候，共产党才会真正进攻金门、马祖。如果在这种时刻，未经交战而自动放弃金门、马祖，那么国民党军队本身的威信将会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同时，蒋介石也将这件事与美国的利益挂上钩，宣称，金门、马祖已经成为美国在远东威信的一个象征，如果美国迫使国民党放弃这些岛屿，那么会给美国在世界上的威望造成极坏的影响。
蒋介石进一步向美国人指出，封锁中国沿海交通，并不能补偿放弃金马所带来的损失。他回顾说，当时叶公超还在华盛顿帮助美国人劝说蒋介石放弃大陈岛时，他便指出，撤出大陈最终将导致有人提议从金门、马祖撤退，那么连小孩子也不相信在防守台湾时他能得到美国的支持。如果他放弃金门、马祖，只能导致产生进一步的压力，走向台湾被托管。
蒋介石还表示：鉴于这是朋友之间的谈话，出于最大的信任，他可以直言相告，如果台湾当局做出放弃金门和马祖的决定，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支持这个决定，他无法再领导他们，因此美国将不得不寻找另外一个蒋介石，可惜的是，美国再也找不到另一个像他这样对美国如此友好和如此反共的领袖了。蒋介石声称，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保住中国人对艾森豪威尔的信任，他将守住这些岛屿。他在会谈结束时，直截了当地对饶伯森说：他的答复是最后的正式答复。
1955年3月23日，蒋介石在接见美国报人塞尔资伯格的谈话中，公开指责英美关于要求蒋军撤出金门、马祖的主张。据塞氏说：蒋总统在谈话中，对那些在雅尔塔会议上欺骗他的盟国，现在复建议“从他较前缩小的辖区中再继续放弃若干地点”表示愤慨。蒋介石说：试图强迫我们不经一战而放弃沿海岛屿是不公正的。那将违背所有的国际正义和我们盟国的义务。我们的军队在任何情势下都将不从外岛撤退，我们将不对任何的压力屈服。我们决心打到最后一人。若因我们退出大陈便以为我们将撤退马祖、金门，那是一个错误，我们一定将为这二岛而战。这对中国来说，或将成为一场有决定性的战争。
25日，蒋介石再次接见美国报人霍华德，表示：“保卫金门、马祖，并非出于刚愎的决定，亦并未看作单纯的一个有计划冒险，而是由于需要所使然。”蒋介石说：“希望这个需要将为自由世界所了解。这个决定牵涉到严重的士气问题，这个问题居于战术或战略的任何考虑之上。我们的军队必不能被要求放弃另一个战线，或自动的参加另一个撤退。……如果我们的士气被毁，即使我们的友人，亦将无法帮我们的忙。我个人极力反对此时采取可能在亚洲触发大战的任何行动；但我深信，沿海岛屿的坚决防御，最足以阻遏任何大规模战事早日发生。”
蒋介石与美国新闻界著名人士谈话以后，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以“蒋总统对金门、马祖的立场：不论有无美国的援助，他将保卫此二岛”为大字标题，向美国民众广泛宣传了蒋介石的主张。在蒋介石毫不妥协的态度面前，美国政府考虑到过分压迫蒋介石可能会产生的不利影响，故而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劝说蒋介石撤出金门、马祖的计划。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炮击金门。美国抓紧时机再次着手其从金马脱身的政策。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美国以前就认为把为数众多的部队部署在金门、马祖是相当愚蠢的。在面临攻击时撤退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大概会对台湾和其他地方的民心产生影响，但是“如果有了停火，我们的判断，甚至是军事上的判断，就是，使这些部队继续驻扎在那里不是明智的，也不是谨慎的。”为了迫使蒋介石从金马撤军，杜勒斯进一步表示，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美国也“不想承担任何这种义务”。同时，他还表示，美国希望中国政府接受和平解决的主张，并暗示，如果局势发展使实际执行从沿海岛屿撤兵成为重要的问题，美国有办法说服台湾当局。
杜勒斯的讲话，对于蒋介石来说，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蒋介石决定给予回击。10月1日，蒋介石在高雄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与杜勒斯的讲话针锋相对，蒋介石明确表示反对削减驻沿海岛屿的武装部队，也反对使沿海岛屿的地位有任何改变的做法。他指责杜勒斯的谈话令人“不能置信”，说：“杜勒斯先生一定知道，要求中共停火，那完全是如意算盘”。他说：“我现在还不能说杜勒斯先生讲那些话是为了外交上的理由呢，还是有其他的目的？”针对杜勒斯所说蒋在外岛部署重兵是不明智的话，蒋介石回答说：“就假定杜勒斯先生真的说了那句话，那亦只是片面的声明，我国政府并无接受的义务。”蒋介石还声称：决不理会所谓沿海岛屿“中立化”及撤出或减少驻军的各种主张，“就是战至最后一个人，流至最后一滴血，亦决不放弃金门群岛的尺土寸地，这是我可向各位坚决保证的”。
蒋介石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作出和平解放台湾的重要决策。
毛泽东说：“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周恩来也进一步指出：“新中国反对制造‘两个中国’，而美国则向蒋介石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蒋介石承认‘两个中国’，这将有助于把蒋介石推回到祖国来。这个情况是很微妙的。”
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首次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周恩来指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此后，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向台湾当局表达了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真诚愿望。
1960年10月，肯尼迪与尼克松竞选美国总统。他们在辩论中都利用中国台湾沿海岛屿问题，互相攻击。
肯尼迪在竞选辩论中表示，美国必须保卫台湾，但是应该划一条清楚的防线。他认为，金门、马祖对于防守台湾并非必不可缺，美国的防线应仅仅划在台湾本岛周围。他强调，为了两个在军事上无法防守或者对台湾的防御并不重要的小岛，而被伺机拖入一场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战争是不明智的。
蒋介石密切关注着这场有关台湾地位与命运的美国人之间的“辩论”。10月11日，他对美国记者考普莱发表谈话，不点名地批评了肯尼迪的论点，坚决地宣称，台湾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人，也不放弃沿海岛屿，哪怕美国不予支持也决不改变这一立场。
13日，蒋介石再次接见美国记者莫尔文，坚决地表示：“美国怎么做，是她自己的事情，而防卫中华民国的政策，乃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即使我们必须单独作战的话，我们也将贯彻到底！”当记者问及，是否在某种条件下，中华民国可以同意放弃外岛？蒋介石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外岛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即使战至最后一人，我们亦必防卫到底！”
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台湾“外交部”于10月14日发表声明，点名批评肯尼迪：一位负责任的美国政治领袖，在激烈的竞选期间，居然不负责任地，大慷他人之慨，而将另一个国家的领土随便处置了，实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而且这个国家，正好是他的盟邦。我们愿意确切地阐明我们的立场如下：在任何情形之后，中华民国决不会答应任何人的要求——包括肯尼迪议员在内——而放弃他的任何一平方英寸领土。
随后，蒋介石于10月底视察了金门，并在金门题字：“经营战场，培养战力”。11月底又在台湾举行14万人的军事大演习，向美国人一再表示他固守金门的决心与力量。
鉴于蒋介石反对“划峡而治”的态度，毛泽东说：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援蒋抗美，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通过台湾海峡危机，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基本定型。这就是把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中，待时机成熟时，将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同时在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基础上，力足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由于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坚定立场，从而使得50至60年代美国历届政府所推动的在联合国实现“两个中国”的方案一直未能得逞。
镇压岛内“台独”活动
台湾回归祖国以后，台湾岛内要求使台湾从中国大陆分离出去的政治活动分子，被称为“台独”分子。现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人正是“台独”分子最终集结而成的党派集团。而“台独”的发生与成长，都与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以及美国部分政客的支持与援助密不可分。
台湾最早的“台独”分子要数得上廖文毅和黄纪男等人。他们从国民党接收台湾时起，便着手策划台湾独立运动。1947年，廖文毅曾与黄纪男一道赴大陆专程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请求美国支持他们进行台湾独立活动。结果，司徒雷登认为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对抗政府的力量，全部都要依赖美国的支持而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这些“台独”分子的活动还是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关注，这就是美国在50年代初期的许多对华政策文件中，总是提出一旦台湾内部发生变故，美国便支持台湾的“独立自治运动”的由来。
1948年2月28日，即纪念台湾“二·二八”运动爆发一周年的当天，廖文毅等在香港成立了第一个海外台独组织——台湾再解放联盟。同年9月，他们向联合国提交了第一号请愿书，建议将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然后由人民投票决定台湾是否独立。
1950年2月，廖文毅等在日本组织“台湾民主独立党”。1955年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廖自任大统领，并发行机关报《台湾民报》。
1958年陈以德、林荣勋、李天福等人在美国成立“台湾独立联盟”。以费城为总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等地为分部，发行英文刊物《美丽岛》、《要求正义》等宣传“台独”理念的刊物。
1964年9月，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彭明敏和他的学生谢聪敏、魏廷朝等人发表《台湾自救宣言》，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控制下，地下活动败露，宣言传单在印刷厂全部被扣，主犯3人也立即被捕。1970年，彭明敏逃往美国，成为风云一时的“台湾独立联盟”主席。
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蒋介石在台湾岛内实行军事若严，厉行党禁，坚决打击“台独”活动。岛内曾经破获数以千计的“台独”案件，都被冠以“匪谋”案等各种各样的罪名，加以严惩，故而使得“台独”活动在岛内难以立足。
在蒋介石时代，“台独”分子在台湾无法立足，而在美国、日本日见滋长壮大，就全赖美日两国政府的扶助与支持了。
1952年，曾经在台湾组织“台湾独立武装队”的“台独”首领史明，因秘密活动败露，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追捕，于3月偷渡日本。后国民党政府透过“外交部”寄出通缉状给日本政府，要求以“叛乱第一司令”的罪名引渡史明回国。日本政府得知情况以后，反而将原本因偷渡罪要遣返的史明留了下来，不仅不再遣返，更发给其在日居留权，允许其在日本继续从事“台独”活动。
一直受到台湾当局通缉与监视的廖文毅，也受到日本政府的庇护，不仅长期在日进行“台独”活动，而且于1961年受到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佛尔柏莱特的具名邀请，请廖作为台湾反对党的领袖到联合国发表演讲。当时这一邀请令日本的“台独”组织倍受鼓舞，廖文毅本人也振奋异常。结果逼得台湾当局不得不以取消蒋经国访美作抵制，并且在与美国谈判蒙古进入联合国问题以及阻止中共进入联合国问题上讨价还价，不惜在外交方面作出重大让步才得以封杀廖文毅访美。
这些海外“台独”组织的头面人物，大多有很深的日本或美国背景和日美情结。例如，最早从事“台独”活动的黄纪男和“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日本的“外交大使”陈智雄，都是自幼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外语学校。黄纪男毕业以后由日本政府派往马尼拉担任翻译工作，陈智雄则被日本外务省派往印尼担任外交官。他们都曾受到日本政府的长期“栽培”和“造就”，对于自己的出生地台湾的历史并无多少了解，相反对于日本政府却有不少感激之情。
由于台湾当局与日本政府的不断交涉，60年代中后期，在日本的“台独”活动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台湾当局也派遣不少特务对在日的“台独”分子进行分化、瓦解以及暗杀、私捕活动，故而至60年代末，“台独”分子逐渐向美国集中。美国也为这些“台独”分子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基地。
1969年9月20日，全球性台湾独立联盟筹备会议在纽约召开，扩组“台湾独立联盟”，将日本的“台独”组织全部收罗旗下，决定各本部在统一纲领下维持自主性，并将会议结论通知“台湾青年独立联盟”。美国总本部的机关刊物为汉文的《台湾青年》和英文的《独立台湾》。
“台独”组织头目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者又都以美国留学生居多。廖文毅曾是美国俄亥俄大学的留学生，“台湾独立联盟”的陈以德、陈隆志等都是台湾留美学生。“台独理论家”彭明敏也是留美的。这些人在美国对台政策的文件堆里寻找“台独”的理论依据，又跟随着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积极推波助澜、兴风作浪。
廖文毅从事早期“台独”活动时，其理论观点就是美国国务院炮制的“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鼓吹应“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台湾公民投票”等等。
“台湾独立联盟”的领导人李天福则于1958年4月在美国最具权威的外交杂志《外交事务季刊》上发表文章“The China Impasse A Formosan View”,提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反攻大陆神话论”、“台湾与中国分离的历史事实”、“台湾足以成为独立国家”等等谬论，许多观点成为“台独”运动的理论基础，影响了不少60年代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逼得当时的台湾驻美“大使”蒋廷黻也不得不起而撰文反驳李天福的观点。
60年代末担任“台湾独立联盟”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的陈隆志，曾是1958年台湾高考的状元，在台大读法律系时是彭明敏的学生。后来在美国耶鲁大学读博士时，其博士论文即是《台湾独立与建国》，是一部奠定“台独”理论的专著。
在美国的“台独”活动受到了美国一部分有影响人物的庇护与鼓励。1959年11月1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报告》中宣称：根据台湾人希望与大陆分离的民意调查结果，应成立“台湾共和国”，并使其成为联合国成员。1960年3月，美国外交杂志发表《重新考虑中国问题》，主张台湾应成为“中立国”，美国将继续承担保护台湾的义务。1961年1月，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提出“一个半中国”的方案，称台湾可以自行加入联合国和世界性的经济、贸易组织。这些报告和文章都或多或少地引用与反映了海外“台独”分子的要求与主张。
由于美国政府一直推行“两个中国”的分裂中国领土的对华政策，故而使“台独”分子找到了精神上的支柱。他们在美国的宣传活动如鱼得水，畅行无阻，还经常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推波助澜。
60年代初期，美国推出“一中一台”方案，全美“台湾独立联盟”主席陈以德便在参加密西根大学举行的“中国问题与台湾前途讨论会”上发表意见，声称赞成中共进入联合国，也支持台湾人民自决。
1969年10月，联合国讨论中国加入联合国议案时，台独联盟的副主席陈隆志便向《纽约时报》投稿，提出台湾法律地位未定，台湾人不希望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应在承认中共之后，交由台湾住民自决，等等。
同年11月，联合国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时，“台独”联盟各地代表100多人在联合国驻地示威游行三个半小时，口号是“将台湾交还给台湾人”、“台湾人要自由”等。台独联盟还不断向美国决策官员进行寄送材料、拜访和游说活动，并送备忘录给联合国秘书长、各国元首、总理、外交部长等。当时的沙特阿拉伯驻联合国代表在提出有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时，就引用了陈隆志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建议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台湾住民公民投票。
对于海外“台独”分子的活动，蒋介石有点鞭长莫及，但他仍然采取了种种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的手段加以遏制。廖文毅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以后，他派出的东南亚外交大使陈智雄在日本活动频繁，后被台湾特务秘密逮捕，用邮袋装运回国，于1963年5月在台北执行枪决。
对于海外“台独”分子，台湾当局更多采用的是分化利诱政策。1965年，国民党派廖文毅的侄女婿陈长秀到日本诱逼廖文毅回台投诚。陈长秀向廖文毅哭诉，廖的兄嫂均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有可能判死刑，只有廖文毅回台，他们才能得救。并且，如果廖肯归顺，国民党将给其部长级高官，并发还查封他家的大批土地。廖文毅顶不过亲情骨肉的份量，遂于5月14日回到台湾，接受了国民党委任的水库兴建委员会副主委的职务，过上了包酒女的消沉生活。
随后，国民党还安排陈以德的父亲到美国，带着台湾报道的大量有关廖文毅投诚的消息，劝告陈以德放弃“台独”立场，回台湾。陈以德拒绝了父亲的要求，不愿回台湾，但也在第二年辞去“台湾独立联盟”主席的职务，搬到俄亥俄州脱离“台独”活动的地方去了。
至1970年，“台独”分子在美国刺杀访美的蒋经国未遂以后，美国“台独”组织内部发生了分歧与分化，加上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要转变，开始缓解中美关系，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台独”宣传在美国也逐渐失去市场，“台独”活动也随之消沉。
蒋介石之镇压“台独”活动，一方面反映了他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立场，有其可取的一面。蒋介石在台湾几十年，在教育问题上，不断灌输“台湾民众根在大陆”的理念，要求台湾学子对大陆的省份地形倒背如流，在国文课本中传播中华传统文学作品。他甚至压抑当地通行的闽南语而大力推行国语，使得海峡两岸虽有半个世纪的隔绝，而台湾民众对于大陆并不陌生，两岸民众间仍然保存着共同的文化血脉。在这一点上，蒋介石用心良苦。但另一方面，蒋介石顽固坚持其反共立场，拒绝走和平统一祖国的道路，在外交上奉行倚美保台的单一亲美政策，并企图在美国的援助下实现其“统一大陆”的美梦，而美国恰恰利用这一点来达到其控制台湾、分裂中国的目标，蒋介石不得不在这种外交矛盾中备受煎迫。与此同时，在50年代到70年代，蒋介石一直在台湾推行强制性的独裁统治，在镇压“台独”活动的同时，对岛内民众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斗争也采取高压手段，故而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抗和民主愿望的高涨，一些人并将这一愿望的实现部分地寄托于“台独”。这些因素都为“台独”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有形和无形的空间。这又是一个蒋介石无法摆脱的政治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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