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我在西雅图避暑，挚友黄安国用微信发来了很多消息和照片，都是他的小舅阎明复的回忆录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出版座谈会的现场。胡德平、邓榕、刘源、杨绍明、陶斯亮、陈小鲁等建国元老的后代几乎都出席了会议，可见这位大家公认的老大哥在红二代心目中不可取代的地位。
　　
　　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安国和我从同事很快变成了好友。他住在市委机关附近的华东局高干大院。有时候，工作忙得过了机关食堂的午饭时间，他就邀我一起回家吃饭。安国的7个兄弟姐妹大部分轮流在家陪父母吃饭，十分热闹。时间一久，我和他的家人都熟稔起来。他母亲阎阿姨几乎把我当作了家庭一员。1985年夏天，我和安国去北京出差，他邀我一起去看望小舅。此时，阎明复刚出任中央统战部长。到了万寿路大院，远远看见他在院子里散步，个子高大，仪表堂堂，背有点微驼，说话的语速缓慢，英俊的脸上带着一丝疲劳和忧郁的神态。这就是我对阎明复的第一印象。他把我俩带到家里坐下，话不多，但亲切和蔼。这次见面不久，他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和安国进京办事还一起去看过他几次，官越做越大，但仍是那样亲切和蔼。逐渐熟悉以后，再叫阎部长有点拗口，安国就让我跟着叫他小舅。
　　1991年，阎明复创办了中华慈善总会。他曾感慨地说：“我无法再为人民做更多的事了，余生就能帮一个（弱势者）算一个吧。”此时，我也已经远赴海外，只是偶然从安国那里听到一点小舅的消息。再见阎明复是1995年6月，当时我在香港《亚洲周刊》工作。阎阿姨从上海打电话给我说，“辽宁要举行纪念阎宝航百年诞辰活动，张学良之子闾琳也将代表其父从美国赶来出席。安国远在加拿大，你就代表他参加，不用记者的名义。你是自己家里人，我们可以商量把握报导的尺度。”放下电话，我连夜赶到沈阳，下了飞机就直奔阎明复的房间。
　　劫后重逢，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有点激动。那次会议很隆重，罗青长等中共情报战线的老领导都特地赶来参加，还指挥我们合唱当年的东北抗日救亡歌曲。我以张学良和阎宝航两代人的情谊为主题写了长篇报道，配上阎明复和张闾琳的合影。《亚洲周刊》发表后，世界各地的华文报纸广泛转载，国内《参考消息》也全文刊登。
　　此后，我常去北京出差，只要有空就会去看望阎明复。安国从加拿大回国后，我们更是常常一起去看他。2002年的一个冬夜，我俩去北京办事，约小舅在前门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火锅聊天。他告诉我们在动手写回忆录。讲起中苏关系变迁的历史，阎明复是自始至终参与的唯一见证人了。他从1957年开始担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等领导人做了17年俄文翻译，参与了中苏两党高层的每一次会谈，亲历了中苏关系由‘蜜月’走向分裂的全过程。我饶有兴趣地听他讲述其中的细节。这些故事都出现在这次出版的回忆录中。
　　2005年前后，创立于1991年的阎宝航基金会在上海重新注册为阎宝航社会公益基金会，阎明复担任理事长。因为需要一位非亲属成员担任领导职务，阎阿姨要我出任副理事长。第二年，阎明复患上肝病，胡锦涛总书记指示成立医疗小组，到上海请华东医院的肝胆权威专家会诊。我和安国去医院探望他，听我说起南怀瑾在上海，就要我陪他去见一面。原来，他和怀师相交已久。阎明复草创中华慈善基金会时去香港找怀师，怀师当场把在座的杨麟介绍给他，捐资100万元作开办费。
　　这些年，阎明复一直被恶疾缠绕，健康状况时好时坏，回忆录的出版也算了了一个心愿。我在香港这个小岛上遥祝他早日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