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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的陕甘宁边区，被称为全国的“民主模范区”，其突出的特色，除了政治民主，就是十分完善的社会建设。边区通过大生产、劳模运动等方式，使绝大部分群众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这在全面抗战的大背景下，是殊为不易的。在边区的各种社会建设中，“十一运动”广受关注。“十一运动”不是“十个一”，而是边区开展乡村社会建设的“十一项”举措，大致可分为区乡、村、户三个层面。在区乡要求“每区有一处铁匠铺，每乡有一个铁匠炉；每乡有一处民办学校和夜校；每区有一处卫生合作社，每乡有一个医生；每乡有一处义仓；每乡有一副货郎担”。在村的层面，“每村有一架织布机，每村有一个接生员，每村有一眼水井”。在家户的层面，要求“每户有一年余粮，每人识一千字，每户有一牛、一猪，每户种一百棵树，每户有一处厕所”。这些内容被分为11项，包括了边区经济、文化、卫生等各项建设，为边区人民实现富裕文明的生活理想设计了切实可行的路径，也为改造中国其他地区乡村社会的落后面貌树立了典范。
然而，关于“十一运动”最初是谁提出的，相关著作一直没有给出准确的答案。一些人认为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这一说法有其缘由，201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修订的《毛泽东年谱》中记载：1944年8月，同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交谈时，“毛泽东说，陕甘宁边区的农村要在几年里做到：每家余一年粮，拴一犋牛，扶育一百棵树，建一个厕所，掏一口井，每人还要识一千个字，而且每乡要有一个合作社，一个铁匠炉，一个民办小学，一个医务所，一个秧歌队……大家都要过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的生活”。这一段史料来源权威、描述详细，加深了人们的认识，即认为“十一运动”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
事实是否如此，还需要通过史料回归历史的“现场”。据当时出版的《解放日报》，早在1944年8月，“十一运动”已经在延安市开始了。9月15日，该报头版发表社论《十一运动》，其中指出：这个运动是全面的和长期的经济文化建设运动；它符合毛泽东所提倡的长期建设边区的方针，是抗战建设工作的重要部分。这一运动首先自延安市开始，在边区各县中尚属创举。这一运动的十一项具体任务，在各地实行起来，容有因地制宜、增减修改之处，但它的基本内容和精神，确是适合全边区各地人民的需要，值得大大提倡和推广。再向前追溯，在8月26日的《解放日报》上，确有“延市开展十一运动”的报道，其中述及：“上月延安市政府委员常驻议员联席会和区乡长联席会，总结了延市上半年的工作，指出延市的工作在很多方面超过原来计划”，为延安市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延市最近根据毛主席的号召，提出了‘十一运动’，这一长期建设延市的新方针，其具体内容如后：一、每户有一年余粮。二、每村一架织布机。三、每区一个铁匠铺，每乡一个铁匠炉。四、每乡一个民办学校和夜校，一个识字组和读报组，一个黑板报，一个秧歌队。五、每人识一千字。六、每区一个卫生合作社，每乡一个医生，每村一个接生員。七、每乡一个义仓。八、每乡一个货郎担。九、每户一牛一猪。十、每户种活一百棵树。十一、每村一个水井，每户一个厕所”。该报道并说，区乡联席会议后，区乡干部回去即着手准备实施“十一运动”，一般都经过乡一级“一揽子会议”及村民大会集中了下面的意见，制定出具体的实施计划，群众的反应一般都很积极，当前可以进行的各项工作，已经在各乡着手进行中。这一报道说明，“十一运动”最晚在1944年8月即由延安市提出，并在一些区乡已经着手讨论和实施。
可惜，1944年8、9月间的《解放日报》仅说明“根据毛主席的号召”，并未明确“十一运动”最初是由谁提出的。1944年，刚好也是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的年份。其中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的约翰·S·谢伟思先生，是美军观察组的主要成员之一。谢伟思在延安多次与毛泽东会面交谈，其中谈到了“十一运动”，这被详细记录在他发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该报告集中文名为《在中国失掉的机会》，1974年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1974， Random House），1989年，中国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翻译出版了该书。书中记述，1944年8月，毛泽东同谢伟思会面时，谈到许多重要内容，包括李鼎铭任边区政府代理主席一事。毛泽东建议说：你们还可以访问一下边区政府，再去农村走一走，去农家看一看。前些天李鼎铭代主席在开会时向农民提出：陕甘宁边区的农村要在几年里做到，每家余一年粮，拴一犋牛，抚育一百棵树，建一个厕所，掏一口井，每人还要识一千个字；而且每乡要有一个合作社、一个铁匠炉、一个民办小学、一个医务所、一个秧歌队。边区农民要过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的生活。谢伟思的这一记录，曾被陈敦德的《接触在1944：美军观察组》一书引用，后又被李长域写入《李鼎铭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一文中。
循此线索，重新检视1944年的《解放日报》，可以发现1944年7月12日该报头条发表了《进一步准备反攻，进一步建设边区》的长文，该文注明系李鼎铭于7月10日在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该报告的最后部分提到了边区建设的设想：为了建设边区，需要有一个通盘打算的、全民的经济建设计划与文化建设计划，限年完成。为了人人丰衣足食，并有基础备荒和向前发展，要做到每家至少余一年粮。为了预防水灾特别是旱灾，要做到普遍兴修水利，每家平均植一百棵树。为了工业品特别是农具和布的完全自给，要努力发展家庭纺织业、合作纺织业与合作打铁业。为了消灭文盲，人人能读书读报，要发展小学、冬学、识字组与读报组，做到每人至少识一千字。为了抵抗疾病，保证人民健康，要做到每区一个医务所或卫生合作社，每乡一个医生。为了经济又为了卫生，要做到每家有一个适用的厕所。李鼎铭提出的“七个为了”，应该就是延安时期推行“十一运动”的雏形，而毛泽东向谢伟思所言的“开会”，应该就是7月10日的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
《解放日报》的这一记载，在《谢觉哉日记》中也能找到佐证。时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的谢觉哉在日记中简要记录了延安的“十一运动”。1944年边区计划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同时举行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6月14日的日记中，谢觉哉记载了大会的准备情况，其中写道：农业方面，每户最低要有一年余粮，一头耕牛，一百棵树。文化卫生方面：和愚昧斗，不论男女，每人最低要认得一千字；和疾病斗，每乡要有一个卫生所，有接生的、治一般疾病的、治牛羊疫的医生和药品；还要饮好水——打吃水井、窖雨水等；要一家有一茅厕，既卫生又经济。在10月9日的日记中，谢觉哉详细记录了延安市的“十一运动”，包括每户一年余粮，每村一架织布机，每区一个铁匠铺，每乡一个民办学校和夜校，每区一个卫生合作社，每乡一个义仓，每村一个水井等。谢觉哉的记载可以说明，“十一运动”的雏形虽然是李鼎铭在1944年7月正式提出的，但早在同年6月，李鼎铭在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准备会中就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想法，并与谢觉哉等做过多次讨论。后来，毛泽东获悉这一运动，及时进行了总结推广，进而成为影响全边区的一项社会建设运动。
（编辑 黄艳）
然而，关于“十一运动”最初是谁提出的，相关著作一直没有给出准确的答案。一些人认为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这一说法有其缘由，201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修订的《毛泽东年谱》中记载：1944年8月，同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交谈时，“毛泽东说，陕甘宁边区的农村要在几年里做到：每家余一年粮，拴一犋牛，扶育一百棵树，建一个厕所，掏一口井，每人还要识一千个字，而且每乡要有一个合作社，一个铁匠炉，一个民办小学，一个医务所，一个秧歌队……大家都要过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的生活”。这一段史料来源权威、描述详细，加深了人们的认识，即认为“十一运动”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
事实是否如此，还需要通过史料回归历史的“现场”。据当时出版的《解放日报》，早在1944年8月，“十一运动”已经在延安市开始了。9月15日，该报头版发表社论《十一运动》，其中指出：这个运动是全面的和长期的经济文化建设运动；它符合毛泽东所提倡的长期建设边区的方针，是抗战建设工作的重要部分。这一运动首先自延安市开始，在边区各县中尚属创举。这一运动的十一项具体任务，在各地实行起来，容有因地制宜、增减修改之处，但它的基本内容和精神，确是适合全边区各地人民的需要，值得大大提倡和推广。再向前追溯，在8月26日的《解放日报》上，确有“延市开展十一运动”的报道，其中述及：“上月延安市政府委员常驻议员联席会和区乡长联席会，总结了延市上半年的工作，指出延市的工作在很多方面超过原来计划”，为延安市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延市最近根据毛主席的号召，提出了‘十一运动’，这一长期建设延市的新方针，其具体内容如后：一、每户有一年余粮。二、每村一架织布机。三、每区一个铁匠铺，每乡一个铁匠炉。四、每乡一个民办学校和夜校，一个识字组和读报组，一个黑板报，一个秧歌队。五、每人识一千字。六、每区一个卫生合作社，每乡一个医生，每村一个接生員。七、每乡一个义仓。八、每乡一个货郎担。九、每户一牛一猪。十、每户种活一百棵树。十一、每村一个水井，每户一个厕所”。该报道并说，区乡联席会议后，区乡干部回去即着手准备实施“十一运动”，一般都经过乡一级“一揽子会议”及村民大会集中了下面的意见，制定出具体的实施计划，群众的反应一般都很积极，当前可以进行的各项工作，已经在各乡着手进行中。这一报道说明，“十一运动”最晚在1944年8月即由延安市提出，并在一些区乡已经着手讨论和实施。
可惜，1944年8、9月间的《解放日报》仅说明“根据毛主席的号召”，并未明确“十一运动”最初是由谁提出的。1944年，刚好也是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的年份。其中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的约翰·S·谢伟思先生，是美军观察组的主要成员之一。谢伟思在延安多次与毛泽东会面交谈，其中谈到了“十一运动”，这被详细记录在他发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该报告集中文名为《在中国失掉的机会》，1974年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1974， Random House），1989年，中国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翻译出版了该书。书中记述，1944年8月，毛泽东同谢伟思会面时，谈到许多重要内容，包括李鼎铭任边区政府代理主席一事。毛泽东建议说：你们还可以访问一下边区政府，再去农村走一走，去农家看一看。前些天李鼎铭代主席在开会时向农民提出：陕甘宁边区的农村要在几年里做到，每家余一年粮，拴一犋牛，抚育一百棵树，建一个厕所，掏一口井，每人还要识一千个字；而且每乡要有一个合作社、一个铁匠炉、一个民办小学、一个医务所、一个秧歌队。边区农民要过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的生活。谢伟思的这一记录，曾被陈敦德的《接触在1944：美军观察组》一书引用，后又被李长域写入《李鼎铭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一文中。
循此线索，重新检视1944年的《解放日报》，可以发现1944年7月12日该报头条发表了《进一步准备反攻，进一步建设边区》的长文，该文注明系李鼎铭于7月10日在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该报告的最后部分提到了边区建设的设想：为了建设边区，需要有一个通盘打算的、全民的经济建设计划与文化建设计划，限年完成。为了人人丰衣足食，并有基础备荒和向前发展，要做到每家至少余一年粮。为了预防水灾特别是旱灾，要做到普遍兴修水利，每家平均植一百棵树。为了工业品特别是农具和布的完全自给，要努力发展家庭纺织业、合作纺织业与合作打铁业。为了消灭文盲，人人能读书读报，要发展小学、冬学、识字组与读报组，做到每人至少识一千字。为了抵抗疾病，保证人民健康，要做到每区一个医务所或卫生合作社，每乡一个医生。为了经济又为了卫生，要做到每家有一个适用的厕所。李鼎铭提出的“七个为了”，应该就是延安时期推行“十一运动”的雏形，而毛泽东向谢伟思所言的“开会”，应该就是7月10日的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
《解放日报》的这一记载，在《谢觉哉日记》中也能找到佐证。时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的谢觉哉在日记中简要记录了延安的“十一运动”。1944年边区计划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同时举行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6月14日的日记中，谢觉哉记载了大会的准备情况，其中写道：农业方面，每户最低要有一年余粮，一头耕牛，一百棵树。文化卫生方面：和愚昧斗，不论男女，每人最低要认得一千字；和疾病斗，每乡要有一个卫生所，有接生的、治一般疾病的、治牛羊疫的医生和药品；还要饮好水——打吃水井、窖雨水等；要一家有一茅厕，既卫生又经济。在10月9日的日记中，谢觉哉详细记录了延安市的“十一运动”，包括每户一年余粮，每村一架织布机，每区一个铁匠铺，每乡一个民办学校和夜校，每区一个卫生合作社，每乡一个义仓，每村一个水井等。谢觉哉的记载可以说明，“十一运动”的雏形虽然是李鼎铭在1944年7月正式提出的，但早在同年6月，李鼎铭在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准备会中就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想法，并与谢觉哉等做过多次讨论。后来，毛泽东获悉这一运动，及时进行了总结推广，进而成为影响全边区的一项社会建设运动。
（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