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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抗日根据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1938年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决定撤销以王明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调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负责指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广大地区党的工作。这是党中央为了加强对华中地区的领导和纠正王明错误路线而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刘少奇就任新职以后,中原局工作有了很大起色。他一方面抓大政方针的落实,一方面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在皖东连续召开的3次中原局会议,充分体现了刘少奇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
一
中原局刚成立时,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组成人员为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5人,当时工作重点地区是在平汉路两侧。到了1939年秋冬,形势发生变化。日军占领武汉之后,对八路军、新四军疯狂“扫荡”。这样,华中地区就变成了敌后抗战的主要战场,因而中原局的工作重点也就必须移向华中。而当时中原局只有刘少奇、郑位三、彭雪枫3名委员。为此,当年12月中旬在皖东定远县瓦屋薛村召开的中原局会议上,刘少奇宣布了党中央根据他的建议做出的决定,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张云逸、副指挥徐海东和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等吸收为中原局委员,使领导机构进一步健全起来。
当时,由于在新四军领导层中有的同志存在着右倾思想,使得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和部署迟迟得不到贯彻落实。当时新四军的几支部队,除一部分已深入苏南、皖东和皖东北敌后外,其余大部分还徘徊在我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边沿地带。当时,江南新四军部队实际处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包围的态势中,而江北的新四军又来自各方,各有各的发展计划,有的主张向北,有的主张向西,有的主张江北部队过江向南。因此,新四军能否选择正确的战略发展方向已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当中原局组织健全后,刘少奇便将这一关系华中党组织和新四军前途命运的战略问题提到会议上进行重点讨论。
刘少奇根据华中地区各方的基本态势,按照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经过认真思考和缜密研究,明确提出了“大力向东,发展苏北”的战略方案。他指出,由于日军没有大举进攻河南、陕西,华中地区中的安徽、河南、湖北大部分为国民党所控制,新四军已失去了在皖东地区大发展的时机,如果我军继续坚持向西发展的方针,则在政治上、军事上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只有向东向敌后发展才有出路。他明确指出,华中新四军不是向北,也不是向西,更不是向南,而是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向东发展,“东进、东进、再东进”。他敏锐地意识到,豫皖苏及皖东地区都是面敌背顽,如果向西发展,不仅会受到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兵力的极大限制,而且易引起中间派的疑惧,政治上极为不利。北上华北、南渡长江,都不能打开新的局面。而东面的苏北,地域辽阔,处在敌后,有驰骋回旋的广大地盘。因此,新四军全力向苏北发展,独立自主地向东发展,既有理,又有利。
刘少奇之所以选择苏北作为发展华中的突击方向,是因为苏北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开辟苏北意义重大。苏北地区地处宁、沪、徐、蚌侧背,盛产粮、棉、盐,是连接新四军和八路军的重要纽带。苏北抗战局面一旦打开,便可背靠山东,凭江据海,放手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革命力量,使苏北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一块坚实的后方基地,从而粉碎蒋介石企图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困在敌后,隔断八路军与新四军之间的联系,伺机消灭新四军的阴谋。正因为如此,刘少奇指出:“苏北是我军在全国的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
刘少奇科学的分析和论述给大家极大启发。经过充分讨论,中原局会议最终确定以苏北作为新四军实现发展华中战略任务的突击方向。1939年12月19日,刘少奇向中央书记处电告对发展华中地区及工作部署的意见。电报说:在整个华中,有比较大的发展希望的地区,除“汉口附近直阳、京山、黄冈南李先念部活动地区”和“豫东彭雪枫部活动地区”外,江苏北部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这是我们的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
为了开辟和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刘少奇进一步向党中央提出具体的步骤和安排。1940年1月4日,他致电中央书记处并抄送项英:“彭雪枫立即可以率四五个团的兵力向苏北发展,直到海边,并建立苏北根据地”,“请江南抽调一二个团兵力过江北”。1月11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从江南抽调一两个团过江北发展,从第四、第五支队抽调二三个团到淮北,彭雪枫到苏北发展。
对刘少奇提出的大力向东发展苏北的方案,中央非常赞同。1940年3月21日,中央书记处电示:“你们的决心及布置均是正确的,望坚决执行。”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复电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内建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刘少奇关于大力发展苏北的战略决策,抓住了开辟和发展华中的关键,为新四军胜利实现党中央发展华中战略意图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战略发展方向的选择是十分正确的。苏北抗日根据地由于地处华中、华北联系的枢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是华中敌后抗日战场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的中枢,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它是整个华中之战略后方”,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影响华中全局的关键点。
二
刘少奇在东进南下途中,深感新四军队伍在领导思想上,没有树立坚定而明确的发展自己力量的方针,在建军与精兵主义的口号下,放松了发展。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由于对同盟者顾虑太多,也失去了许多发展的机会。为了统一思想,1940年1月在安徽省定远县三家黄村,他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中原局会议。
刘少奇在会上首先批判了“华中特殊论”的错误思想。他指出:抗战以来,有些同志强调华中“情况特殊”,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是错误的,对形势的发展是极为有害的。任何政党,只有在战场上,在抗日武装斗争中,表现出自己最大能力时,才能巩固与发展自己。他针对当时全华中尚未建立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的情况,指出:抗战打日本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人;有了枪和人,还要有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政权。有了政权和根据地,我们就可以招兵、征粮和收税,就能让人民当家作主,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接着,又针对有人疑虑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否合法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在当前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日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全国人民最高的法律原则。”只要人民承认就是最合法的,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民族利益、抗日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这就是最合法的。针对一些领导屈从于国民党的限制,采取一些错误做法,他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木匠打枷枷自家。”
刘少奇还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他指出,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壮大人民力量,国民党不会同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就是把自己的手脚捆了起来。我们要放开手脚壮大队伍。“有人反对我们招兵买马,我看能招到兵买到马就不错,革命的兵为什么不招?革命的马为什么不买?有人不招,有马不骑,革命能胜利吗?”“发展革命武装,应当多多益善嘛!”
这次中原局会议,经过刘少奇的精心指导和耐心说服,出席会议的新四军领导干部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很快统一了思想认识。于是,中原局在1940年2月7日发出《关于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组织在苏北及皖东北目前的总任务,是争取该地区成立党领导下的抗日反奸的根据地。实现这个任务的中心一环,是大力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及党所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组织,必须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去组织游击队、自卫军和民众,不必等待任何人的允许,不必与任何人商定所谓共同纲领,应完全依照我党历来的主张,独立地进行。”“在今年6月底,要在苏皖边建立与发展党所领导的武装至3万人枪,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30万人。”
会后,华中敌后广大党员干部很快从右倾错误观点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思想豁然开朗,精神大振,从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指导方针。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自觉地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总结了经验教训。比如张劲夫就找到了打不开局面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对武装抗日游击战争重要性认识不足;二是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认识不清楚。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的转变,为摆脱当时的困境,扫除“寄人篱下”不敢有所作为的消极情绪,为创建皖东根据地和开辟华中抗战的新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第三次中原局会议,是1940年2月下旬在定远县大桥镇召开的。中心内容是帮助华中党组织和新四军树立起反磨擦思想。
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仅要打鬼子,还要反磨擦。华中新四军的反磨擦思想,是在刘少奇到华中后才真正确立起来的。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我击退后,1940年春,其反共磨擦的重点转向了华中地区。在皖东,桂系军阀李品仙部在津浦路西向我军进攻;在苏北,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也调集兵力向我津浦路东进攻。刘少奇根据面临的敌情,遵照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反磨擦斗争的方针,在会上强调指出,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只有敢于斗争,敢于针锋相对地反磨擦,敢于争取反磨擦的胜利,我们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也才能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反磨擦,我们只有小发展;反磨擦,就有大发展。这次会议后,刘少奇亲自领导、指挥了皖东的反磨擦斗争,取得了定远、半塔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为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扫清了障碍。
刘少奇主持召开的3次中原局会议,扭转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华中造成的被动局面,是成为华中工作打开新局面的重要转折点。通过3次中原局会议,华中地区的党组织和新四军,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战略发展方向,有效地解决了困扰多年的思想路线问题,振奋了干部和群众的精神,使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得以顺利贯彻。实践证明,刘少奇的思想及其实践对华中敌后军民的思想解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实施“发展华中”战略方针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新四军的壮大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一
中原局刚成立时,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组成人员为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5人,当时工作重点地区是在平汉路两侧。到了1939年秋冬,形势发生变化。日军占领武汉之后,对八路军、新四军疯狂“扫荡”。这样,华中地区就变成了敌后抗战的主要战场,因而中原局的工作重点也就必须移向华中。而当时中原局只有刘少奇、郑位三、彭雪枫3名委员。为此,当年12月中旬在皖东定远县瓦屋薛村召开的中原局会议上,刘少奇宣布了党中央根据他的建议做出的决定,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张云逸、副指挥徐海东和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等吸收为中原局委员,使领导机构进一步健全起来。
当时,由于在新四军领导层中有的同志存在着右倾思想,使得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和部署迟迟得不到贯彻落实。当时新四军的几支部队,除一部分已深入苏南、皖东和皖东北敌后外,其余大部分还徘徊在我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边沿地带。当时,江南新四军部队实际处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包围的态势中,而江北的新四军又来自各方,各有各的发展计划,有的主张向北,有的主张向西,有的主张江北部队过江向南。因此,新四军能否选择正确的战略发展方向已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当中原局组织健全后,刘少奇便将这一关系华中党组织和新四军前途命运的战略问题提到会议上进行重点讨论。
刘少奇根据华中地区各方的基本态势,按照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经过认真思考和缜密研究,明确提出了“大力向东,发展苏北”的战略方案。他指出,由于日军没有大举进攻河南、陕西,华中地区中的安徽、河南、湖北大部分为国民党所控制,新四军已失去了在皖东地区大发展的时机,如果我军继续坚持向西发展的方针,则在政治上、军事上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只有向东向敌后发展才有出路。他明确指出,华中新四军不是向北,也不是向西,更不是向南,而是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向东发展,“东进、东进、再东进”。他敏锐地意识到,豫皖苏及皖东地区都是面敌背顽,如果向西发展,不仅会受到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兵力的极大限制,而且易引起中间派的疑惧,政治上极为不利。北上华北、南渡长江,都不能打开新的局面。而东面的苏北,地域辽阔,处在敌后,有驰骋回旋的广大地盘。因此,新四军全力向苏北发展,独立自主地向东发展,既有理,又有利。
刘少奇之所以选择苏北作为发展华中的突击方向,是因为苏北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开辟苏北意义重大。苏北地区地处宁、沪、徐、蚌侧背,盛产粮、棉、盐,是连接新四军和八路军的重要纽带。苏北抗战局面一旦打开,便可背靠山东,凭江据海,放手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革命力量,使苏北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一块坚实的后方基地,从而粉碎蒋介石企图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困在敌后,隔断八路军与新四军之间的联系,伺机消灭新四军的阴谋。正因为如此,刘少奇指出:“苏北是我军在全国的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
刘少奇科学的分析和论述给大家极大启发。经过充分讨论,中原局会议最终确定以苏北作为新四军实现发展华中战略任务的突击方向。1939年12月19日,刘少奇向中央书记处电告对发展华中地区及工作部署的意见。电报说:在整个华中,有比较大的发展希望的地区,除“汉口附近直阳、京山、黄冈南李先念部活动地区”和“豫东彭雪枫部活动地区”外,江苏北部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这是我们的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
为了开辟和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刘少奇进一步向党中央提出具体的步骤和安排。1940年1月4日,他致电中央书记处并抄送项英:“彭雪枫立即可以率四五个团的兵力向苏北发展,直到海边,并建立苏北根据地”,“请江南抽调一二个团兵力过江北”。1月11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从江南抽调一两个团过江北发展,从第四、第五支队抽调二三个团到淮北,彭雪枫到苏北发展。
对刘少奇提出的大力向东发展苏北的方案,中央非常赞同。1940年3月21日,中央书记处电示:“你们的决心及布置均是正确的,望坚决执行。”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复电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内建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刘少奇关于大力发展苏北的战略决策,抓住了开辟和发展华中的关键,为新四军胜利实现党中央发展华中战略意图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战略发展方向的选择是十分正确的。苏北抗日根据地由于地处华中、华北联系的枢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是华中敌后抗日战场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的中枢,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它是整个华中之战略后方”,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影响华中全局的关键点。
二
刘少奇在东进南下途中,深感新四军队伍在领导思想上,没有树立坚定而明确的发展自己力量的方针,在建军与精兵主义的口号下,放松了发展。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由于对同盟者顾虑太多,也失去了许多发展的机会。为了统一思想,1940年1月在安徽省定远县三家黄村,他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中原局会议。
刘少奇在会上首先批判了“华中特殊论”的错误思想。他指出:抗战以来,有些同志强调华中“情况特殊”,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是错误的,对形势的发展是极为有害的。任何政党,只有在战场上,在抗日武装斗争中,表现出自己最大能力时,才能巩固与发展自己。他针对当时全华中尚未建立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的情况,指出:抗战打日本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人;有了枪和人,还要有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政权。有了政权和根据地,我们就可以招兵、征粮和收税,就能让人民当家作主,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接着,又针对有人疑虑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否合法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在当前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日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全国人民最高的法律原则。”只要人民承认就是最合法的,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民族利益、抗日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这就是最合法的。针对一些领导屈从于国民党的限制,采取一些错误做法,他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木匠打枷枷自家。”
刘少奇还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他指出,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壮大人民力量,国民党不会同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就是把自己的手脚捆了起来。我们要放开手脚壮大队伍。“有人反对我们招兵买马,我看能招到兵买到马就不错,革命的兵为什么不招?革命的马为什么不买?有人不招,有马不骑,革命能胜利吗?”“发展革命武装,应当多多益善嘛!”
这次中原局会议,经过刘少奇的精心指导和耐心说服,出席会议的新四军领导干部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很快统一了思想认识。于是,中原局在1940年2月7日发出《关于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组织在苏北及皖东北目前的总任务,是争取该地区成立党领导下的抗日反奸的根据地。实现这个任务的中心一环,是大力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及党所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组织,必须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去组织游击队、自卫军和民众,不必等待任何人的允许,不必与任何人商定所谓共同纲领,应完全依照我党历来的主张,独立地进行。”“在今年6月底,要在苏皖边建立与发展党所领导的武装至3万人枪,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30万人。”
会后,华中敌后广大党员干部很快从右倾错误观点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思想豁然开朗,精神大振,从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指导方针。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自觉地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总结了经验教训。比如张劲夫就找到了打不开局面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对武装抗日游击战争重要性认识不足;二是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认识不清楚。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的转变,为摆脱当时的困境,扫除“寄人篱下”不敢有所作为的消极情绪,为创建皖东根据地和开辟华中抗战的新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第三次中原局会议,是1940年2月下旬在定远县大桥镇召开的。中心内容是帮助华中党组织和新四军树立起反磨擦思想。
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仅要打鬼子,还要反磨擦。华中新四军的反磨擦思想,是在刘少奇到华中后才真正确立起来的。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我击退后,1940年春,其反共磨擦的重点转向了华中地区。在皖东,桂系军阀李品仙部在津浦路西向我军进攻;在苏北,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也调集兵力向我津浦路东进攻。刘少奇根据面临的敌情,遵照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反磨擦斗争的方针,在会上强调指出,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只有敢于斗争,敢于针锋相对地反磨擦,敢于争取反磨擦的胜利,我们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也才能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反磨擦,我们只有小发展;反磨擦,就有大发展。这次会议后,刘少奇亲自领导、指挥了皖东的反磨擦斗争,取得了定远、半塔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为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扫清了障碍。
刘少奇主持召开的3次中原局会议,扭转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华中造成的被动局面,是成为华中工作打开新局面的重要转折点。通过3次中原局会议,华中地区的党组织和新四军,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战略发展方向,有效地解决了困扰多年的思想路线问题,振奋了干部和群众的精神,使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得以顺利贯彻。实践证明,刘少奇的思想及其实践对华中敌后军民的思想解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实施“发展华中”战略方针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新四军的壮大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