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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上中旬,在我国东北齐齐哈尔南嫩江桥地区,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阻击战。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今后保卫祖国的独立和安全是很有意义的。
一、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抗战
古今中外,当异族入侵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投降还是抗战。凡能坚决抗战者,则成为民族英雄,永垂青史。凡投降卖国,则为人民唾弃而遗臭万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政当局的高级官员,一部分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率部退守辽西,另一部分已投降日军,当了可耻的卖国贼。从而,在东北形成一股妥协投降的政治逆流。9月下旬,日军已占辽吉两省后,急图进占黑龙江,以霸占全东北。此时,省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万福麟在北平,由其子万国宾操纵军政大权,在此紧急关头束手无策。10月中旬,万福麟带领一批军政要员携眷及钱款逃往哈尔滨。“留省者和战参半,众认纷纭”,“主和”、“投降”之风甚盛。这时,马占山受命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在这种严重局面下,对日本侵略军的进攻,究竟采取何种对策,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如对敌妥协投降,可以换得高官厚禄;如实行“不抵抗”,可以一走了事,苟且偷安;如实行抵抗,不仅要同优势于自己数倍的强敌去作战,而且还冒犯蒋介石“中央”的“不抵抗”命令。更为困难的是,黑龙江省内部的主降势力竭力阻止抗日。但是,马占山力排众议,主张坚决抵抗日军侵略。
马占山本着坚决抵抗的方针,立即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战争准备,以迎击来犯之敌。
首先,整顿内部,安定社会秩序。他命令擅离职守的军政两署人员迅速到职办公,并任命了省城警备司令,省城公安局长,加强省城的社会治安。10月27日,他以代理省主席的名义发出通告,要求全体军政人员 “振刷精神,尽心职务,对于应办各项事件必须逐日清勿次第,赘须停顿,尚仍如前泄沓不知奋勉,则是自甘放弃玩忽功令,一经查出定撤惩不贷”。
其次,以防守嫩江桥为中心,部署兵力,赶修防御工事,加强江桥防御力量。
第三、电慰前线将士,激励他们作好杀敌的准备。同时发出布告,晓喻张海鹏部官兵“携械投诚者一律安置”。“献汉奸张海鹏首级者赏洋两万元”。
实行这些措施,有力地扭转了混乱的局势。对此《滨江时报》曾作报道:“自18日,马占山军队由黑河陆路开抵江省后,心略为镇定,次日晨马主席又由哈到省,立即布告安民,而张海鹏溃败之消息,又屡次传来,于是各商店纷纷开市,照常营业。前此弃职离省之各要人,亦陆续归来,各就原职,恐慌不定之人心,至是己大力镇定”,省城局势的稳定,军事部署的加强,为抵抗日军作好了准备。
坚持抗战不仅要挫败内部的投降派,还必须战胜来自敌方软硬兼施的引诱。马占山决心抗战后,日军便通过内奸,向马提出给500万美金出国游历考察,并交出黑省政权。此举被马占山断然拒绝,日军看软的一招不行,又来硬的一手,多次以关东军司令的名义通令马占山下野。马对这种无理威逼均未理采,仍坚持抗战。江桥之战的过程充分说明,当战、降两派分争时,主将能反对投降,坚决抵抗,这是能否进行首战的关键环节。否则,就必然走向妥协投降之路。
二、英勇善战,以弱制强
历来反对异族入侵时,大多数守军都是弱军对强军的作战。这就有一个弱军如何应付强敌的问题。江桥抗战就是弱军对强敌的作战,从敌我力量对比上看,守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从人数上看日伪军共有3万余人,每次战斗可投入近万人;而守军则只有1.6万人每次战斗最多只能投入数千人。从装备上看,日军装备先进武器精良,拥有飞机、坦克、重炮和数量众多的机枪及新式步枪;而守军既无飞机坦克,又无重炮,步枪也都为旧式。从素质上看,日军训练有素战斗力强;而守军则为省防军缺乏训练,战斗力弱。从兵源物资供应上看,日军不仅有全国做后盾还有掠夺的辽吉两省的资源;而守军只有东北一隅,地瘠人稀,而且无源。江桥抗战之所以能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半月,做到以弱制强,给敌人以重创,这是因为:
第一,具有誓死必战的坚定决心。江桥抗战,中国军队 “盖自将帅以至士卒,人皆怀必死之心,故能强敌当前,而一无畏缩也”[1]。马占山在战争一开始就曾指出:“日军武器精良,胜我百倍”,“吾今日之作战,明知沙塞孤军,后无救援,军器窳败”,“我军死一人则少一分之实力”,但是“目睹辽吉沦陷,江省危如垒卵,与其坐失国土,委诸父老于不顾,毋宁牺牲一切,奋斗到底”[2]。许多军官和士兵也都抱定为国家誓死而战的决心。一位营长向前来慰问者表示:“吾侪期在必死…。吾侪之牺牲为有价值,否则中国万劫不复矣!”。“还有一老兵年四十余,自谓从军二十年已退伍矣。此次闻黑省战事起,卖其家产之半以从军,至途中为匪所劫,复货其家产之余,卒至军中为国效死。士卒均谓为国而战,虽死无憾”[3]。江桥之战,正因为中国军队从上至下均有誓死而战的坚定决心,才能同仇敌忾屡挫敌锋,坚持战斗。
第二,将帅垂范。江桥抗战,马占山一直站到斗争的最前线,并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广大官兵。他不但亲赴前线指挥,“勉励将士,抚慰伤兵”,而且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如11月7日,进犯洮昴之日本空军,肆无忌惮地向我阵地追逐“掷弹放枪”之时,“马占山总指挥迟至深夜,始由阵地返江”。又如,18日战斗十分激烈,马占山一天三次亲赴前方督战,于是“军心大振”,“各士兵激于大义,努力反攻,确仍将日军击退。”在乌乎马附近战斗中,“马将军曾亲率士卒反攻两次;亲手毙退缩之连长二人”,以激发全军奋勇杀敌。为了指挥战斗,“马占山将军每日仅眠三小时,一日之间,每往来省垣前线两次。”[4]各旅团营长也都能在战斗中率先垂范,卫队团团长徐宝珍在江桥阻击战时,“己五昼夜不遑饮食休息。全团官兵仍奋勇杀敌”。英国参赞某君,到江视察,并赴前线参观,见徐团长周身血污,双手持枪,仍督士兵抵御前扑后继,无回顾者。某参赞抚徐之背日:君尚能战乎?徐答日:“我官兵无不顾我,虽死剩一人,仍须抵抗到底也”。[5]
第三,士卒英勇战斗。江桥抗战,广大士兵在风雪严寒之中,既无后援,又缺乏供应,而兵器之不良尤为三省之最,却经日伏战壕中,无休息、无替换。面对日军上面飞机、下面炮火,陆空交施,凶暴之极的攻击,拼死抵抗,不为所屈,人一当百,碧血横流,虽死伤惨重,仍再接再励,战斗不息,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如苑崇谷旅赴嫩江东岸布防时,“所有炮兵因无船只,又因炮弹缺乏之故,士卒宁愿牺牲生命,不肯牺牲炮弹,将炮弹顶于头上,裸体渡江,水没及肩,冰寒澈骨,冻死士卒至一百余人 ”[6]。11月18日,当战事最激烈时,骑1旅第4团炮兵庞振海向敌群连发80余炮,忽炮筒断裂,仍“徒手奋呼杀杀不已”,“跣足裸体奔赴敌阵”。[7]
江桥之战,中国军队伤亡很大,据不完全统计约损失近万人。当然弱军欲战胜强军还有个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问题,在这方面江桥抗战是有教训的。如果当时中国军队能够掌握更先进的武器装备,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也许不会遭致失败,或者损失不会这样大。
三、举国一致,共同对敌。
反对异民族入侵的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只有举国一致,共同对敌,才能达到驱逐侵略者,保卫祖国的目的。江桥抗战,在这方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第一,政府要领导抗战。江桥抗战本来就是 “仅以一隅之兵力,焉能抵日人一国之大敌”的作战,这就更需要政府施以坚强领导,倾全国之力加以支持。但是当时的政府不仅不予领导和支持,却一再命令不予抵抗。特别是当江桥抗战处于极端困难,马占山多次发电乞求援助时,国民党政府除一纸电文外,却没有给一兵一卒,没给一枪一弹,没给一钱一物,终使马占山部弹尽粮绝而撤退。
第二,军队要配合。反侵略战争的首战,虽是局部作战,亦需要全国军队给予有力的配合。众所周知,江桥抗战时,中国军队却没有支援和配合马占山部作战。关内的国民党军队都用于打内战,几十万精锐部队都集中到江西,由蒋介石亲自指挥去围剿红军。吉林省内的东北军对马占山的抗战,有的观望不动,有的甚致还暗中帮助日本关东军,如丁超之流。
第三,群众要支持。江桥抗战,从开始那天起就得到国内外爱国人士和群众的支援。特别是中共满洲省委和北方特委曾动员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其它阶层爱国分子,组成 “抗日援马代表团”奔赴战地慰问,并给予人力、物力的支持,甚至派志愿兵参加战斗。齐齐哈尔市和战地周围的人民自动起来援助抗战。工人、农民纷纷携带锹镐赶到前线赶修工事。妇女们昼夜赶制棉衣送往前线。市民们蒸馒头、打烧饼,杀猪羊,募集各种物品慰劳前线官兵。哈尔滨的市民们也自动捐献,支援抗战。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纷纷组织“援马抗日团”奔赴东北。各地反日团体、工农商学兵各界、海外华侨,纷纷募捐支援江桥抗战。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支援了江桥抗战。
四、政治外交斗争,紧密配合
对抗异族入侵,不仅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对国家的斗争。江桥首战,就是政治、军事、外交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斗争。既要在军事上坚持抗战,又要在政治、外交上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在这方面江桥抗战也是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第一,政治斗争坚持原则。日本在江桥之战中,始终采取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在军事进攻受挫后,则采用政治威逼之伎俩。对此,马占山则坚持斗争,绝不退让。
日军在第一阶段受挫后,就进行政治诱逼。11月8日,林义秀给马占山送来木庄繁强迫马下野的通告,并限时答复。马占山严词驳斥,并于11月10日发表灰电,通告江桥抗战开始及经过情形。电文中详述了日本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和我方据理驳斥及战争情况后,明确表示:“早知沙塞孤军,难抗强日,顾以存亡所系,公理攸关,岂能不与周旋,坐以待毙?授田横五百之义,本少康一旅之诚,谨先我同胞而赴国难焉”[8]。 关东军见中国军队态度强硬,更进一步提出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接受的无理要求,以便为军事进攻寻求新的“借口”。11日,关东军决定通过林义秀向马占山正式提出:“下野”、“撤出齐齐哈尔”、“日军进驻龙江站”等三项要求。
12日半夜,马占山给林义秀送去复函,全面拒绝日方的无理要求。[9]日军见政治威逼均未奏效,便转而一味依靠军事进攻。
第二,对外宣传,积极主动。江桥抗战时,马占山在对外宣传上是积极主动,卓有成效。他从受命之日起,至每日战斗都向南京、北京及全国各大报刊发表通电,详述事件的过程和所持之态度。因而,使国内外得以了解事实真相,并得到舆论界的大力支持和声援。对日军的欺骗宣传,则进行大力的揭露。如日军为掩盖侵华野心,给16日在巴黎召开的国际联盟理事会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极力宣称日军所以受到挫败是 “遇到苏联为后勤的中国军队”,“是有与苏俄密结”,“俄人加入作战”[10]等等。马白山对此谣言于11月11日发出通电声明:“据日方一再宣传,谓我黑龙江军有与苏俄密结,并有用俄教官等情。经郑重声明,绝非事实”。对日军的谣言予以严正驳斥。马占山还责成3旅参谋长石兰斌接待哈埠妇女慰问团代表和随行记者时,再次澄清事实真相。 “昨日有英国新闻记者来,要求到前线看看,余当允许,以便被外人明了我们无外力协助,俾证明外传我们阵地有外国兵、外国炮等说之不确。”[11]戳穿日本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
第三,外交斗争,针锋相对。“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江桥首战之时,外交斗争本应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但可惜的是当时外交斗争却软弱无力,一再忍让。江桥抗战时,正值国联开会之际。国联行政院11月16日“开会时日军更加横暴凶残,以飞机坦克攻击黑军,占领黑垣!……我代表将日军暴行向国联报告,国联似若充耳不闻,不先谋如何制止日军暴行,连日举行秘密会议”。本来中国是被侵略国家,正义和公理都在我们这一边,理应得到国联和欧美各国的支持和谅解,但是由于外交斗争不力,却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如国联决定派遣视察团至满洲视察,本应调查日军之侵略罪行,可却要调查: 1.中国不履行条约之实情;2.中国全国排日货运动之实情;3.中国对国联诸报告之真相;4.满洲败兵及马贼横行之实情;5.中国政府之无力、无统治而无具备近代国家完全形态之实情。[12]显然这种调查完全是强盗逻辑,是为侵略者张目,是对中国的侮辱。
“九·一八”事变和江桥抗战,中国外交斗争无力,充分说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无能。因而,必然遭到欺压和凌辱。我们一定要永远不忘记这个历史的沉痛教训。□
参考文献:
[1]《申报》,1931年11月18日。
[2]王秉忠等著:《马占山》,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3]《滨江时报》,1931年12月1日。
[4]《滨江时报》,1931年11月10、12、19日。
[5] 《马占山抗日战》,第19-27页。
[6] 《东北血痕》,第四章第17页。
[7] 《申报》,1931年11月26日。
[8][11] 《马占山将军抗日史料》,第10、17页。
[9] 《马占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版,第35页。
[10] 《国难痛史》,第185页。
[12] 《国闻周报》第八卷第46期。
一、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抗战
古今中外,当异族入侵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投降还是抗战。凡能坚决抗战者,则成为民族英雄,永垂青史。凡投降卖国,则为人民唾弃而遗臭万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政当局的高级官员,一部分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率部退守辽西,另一部分已投降日军,当了可耻的卖国贼。从而,在东北形成一股妥协投降的政治逆流。9月下旬,日军已占辽吉两省后,急图进占黑龙江,以霸占全东北。此时,省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万福麟在北平,由其子万国宾操纵军政大权,在此紧急关头束手无策。10月中旬,万福麟带领一批军政要员携眷及钱款逃往哈尔滨。“留省者和战参半,众认纷纭”,“主和”、“投降”之风甚盛。这时,马占山受命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在这种严重局面下,对日本侵略军的进攻,究竟采取何种对策,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如对敌妥协投降,可以换得高官厚禄;如实行“不抵抗”,可以一走了事,苟且偷安;如实行抵抗,不仅要同优势于自己数倍的强敌去作战,而且还冒犯蒋介石“中央”的“不抵抗”命令。更为困难的是,黑龙江省内部的主降势力竭力阻止抗日。但是,马占山力排众议,主张坚决抵抗日军侵略。
马占山本着坚决抵抗的方针,立即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战争准备,以迎击来犯之敌。
首先,整顿内部,安定社会秩序。他命令擅离职守的军政两署人员迅速到职办公,并任命了省城警备司令,省城公安局长,加强省城的社会治安。10月27日,他以代理省主席的名义发出通告,要求全体军政人员 “振刷精神,尽心职务,对于应办各项事件必须逐日清勿次第,赘须停顿,尚仍如前泄沓不知奋勉,则是自甘放弃玩忽功令,一经查出定撤惩不贷”。
其次,以防守嫩江桥为中心,部署兵力,赶修防御工事,加强江桥防御力量。
第三、电慰前线将士,激励他们作好杀敌的准备。同时发出布告,晓喻张海鹏部官兵“携械投诚者一律安置”。“献汉奸张海鹏首级者赏洋两万元”。
实行这些措施,有力地扭转了混乱的局势。对此《滨江时报》曾作报道:“自18日,马占山军队由黑河陆路开抵江省后,心略为镇定,次日晨马主席又由哈到省,立即布告安民,而张海鹏溃败之消息,又屡次传来,于是各商店纷纷开市,照常营业。前此弃职离省之各要人,亦陆续归来,各就原职,恐慌不定之人心,至是己大力镇定”,省城局势的稳定,军事部署的加强,为抵抗日军作好了准备。
坚持抗战不仅要挫败内部的投降派,还必须战胜来自敌方软硬兼施的引诱。马占山决心抗战后,日军便通过内奸,向马提出给500万美金出国游历考察,并交出黑省政权。此举被马占山断然拒绝,日军看软的一招不行,又来硬的一手,多次以关东军司令的名义通令马占山下野。马对这种无理威逼均未理采,仍坚持抗战。江桥之战的过程充分说明,当战、降两派分争时,主将能反对投降,坚决抵抗,这是能否进行首战的关键环节。否则,就必然走向妥协投降之路。
二、英勇善战,以弱制强
历来反对异族入侵时,大多数守军都是弱军对强军的作战。这就有一个弱军如何应付强敌的问题。江桥抗战就是弱军对强敌的作战,从敌我力量对比上看,守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从人数上看日伪军共有3万余人,每次战斗可投入近万人;而守军则只有1.6万人每次战斗最多只能投入数千人。从装备上看,日军装备先进武器精良,拥有飞机、坦克、重炮和数量众多的机枪及新式步枪;而守军既无飞机坦克,又无重炮,步枪也都为旧式。从素质上看,日军训练有素战斗力强;而守军则为省防军缺乏训练,战斗力弱。从兵源物资供应上看,日军不仅有全国做后盾还有掠夺的辽吉两省的资源;而守军只有东北一隅,地瘠人稀,而且无源。江桥抗战之所以能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半月,做到以弱制强,给敌人以重创,这是因为:
第一,具有誓死必战的坚定决心。江桥抗战,中国军队 “盖自将帅以至士卒,人皆怀必死之心,故能强敌当前,而一无畏缩也”[1]。马占山在战争一开始就曾指出:“日军武器精良,胜我百倍”,“吾今日之作战,明知沙塞孤军,后无救援,军器窳败”,“我军死一人则少一分之实力”,但是“目睹辽吉沦陷,江省危如垒卵,与其坐失国土,委诸父老于不顾,毋宁牺牲一切,奋斗到底”[2]。许多军官和士兵也都抱定为国家誓死而战的决心。一位营长向前来慰问者表示:“吾侪期在必死…。吾侪之牺牲为有价值,否则中国万劫不复矣!”。“还有一老兵年四十余,自谓从军二十年已退伍矣。此次闻黑省战事起,卖其家产之半以从军,至途中为匪所劫,复货其家产之余,卒至军中为国效死。士卒均谓为国而战,虽死无憾”[3]。江桥之战,正因为中国军队从上至下均有誓死而战的坚定决心,才能同仇敌忾屡挫敌锋,坚持战斗。
第二,将帅垂范。江桥抗战,马占山一直站到斗争的最前线,并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广大官兵。他不但亲赴前线指挥,“勉励将士,抚慰伤兵”,而且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如11月7日,进犯洮昴之日本空军,肆无忌惮地向我阵地追逐“掷弹放枪”之时,“马占山总指挥迟至深夜,始由阵地返江”。又如,18日战斗十分激烈,马占山一天三次亲赴前方督战,于是“军心大振”,“各士兵激于大义,努力反攻,确仍将日军击退。”在乌乎马附近战斗中,“马将军曾亲率士卒反攻两次;亲手毙退缩之连长二人”,以激发全军奋勇杀敌。为了指挥战斗,“马占山将军每日仅眠三小时,一日之间,每往来省垣前线两次。”[4]各旅团营长也都能在战斗中率先垂范,卫队团团长徐宝珍在江桥阻击战时,“己五昼夜不遑饮食休息。全团官兵仍奋勇杀敌”。英国参赞某君,到江视察,并赴前线参观,见徐团长周身血污,双手持枪,仍督士兵抵御前扑后继,无回顾者。某参赞抚徐之背日:君尚能战乎?徐答日:“我官兵无不顾我,虽死剩一人,仍须抵抗到底也”。[5]
第三,士卒英勇战斗。江桥抗战,广大士兵在风雪严寒之中,既无后援,又缺乏供应,而兵器之不良尤为三省之最,却经日伏战壕中,无休息、无替换。面对日军上面飞机、下面炮火,陆空交施,凶暴之极的攻击,拼死抵抗,不为所屈,人一当百,碧血横流,虽死伤惨重,仍再接再励,战斗不息,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如苑崇谷旅赴嫩江东岸布防时,“所有炮兵因无船只,又因炮弹缺乏之故,士卒宁愿牺牲生命,不肯牺牲炮弹,将炮弹顶于头上,裸体渡江,水没及肩,冰寒澈骨,冻死士卒至一百余人 ”[6]。11月18日,当战事最激烈时,骑1旅第4团炮兵庞振海向敌群连发80余炮,忽炮筒断裂,仍“徒手奋呼杀杀不已”,“跣足裸体奔赴敌阵”。[7]
江桥之战,中国军队伤亡很大,据不完全统计约损失近万人。当然弱军欲战胜强军还有个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问题,在这方面江桥抗战是有教训的。如果当时中国军队能够掌握更先进的武器装备,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也许不会遭致失败,或者损失不会这样大。
三、举国一致,共同对敌。
反对异民族入侵的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只有举国一致,共同对敌,才能达到驱逐侵略者,保卫祖国的目的。江桥抗战,在这方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第一,政府要领导抗战。江桥抗战本来就是 “仅以一隅之兵力,焉能抵日人一国之大敌”的作战,这就更需要政府施以坚强领导,倾全国之力加以支持。但是当时的政府不仅不予领导和支持,却一再命令不予抵抗。特别是当江桥抗战处于极端困难,马占山多次发电乞求援助时,国民党政府除一纸电文外,却没有给一兵一卒,没给一枪一弹,没给一钱一物,终使马占山部弹尽粮绝而撤退。
第二,军队要配合。反侵略战争的首战,虽是局部作战,亦需要全国军队给予有力的配合。众所周知,江桥抗战时,中国军队却没有支援和配合马占山部作战。关内的国民党军队都用于打内战,几十万精锐部队都集中到江西,由蒋介石亲自指挥去围剿红军。吉林省内的东北军对马占山的抗战,有的观望不动,有的甚致还暗中帮助日本关东军,如丁超之流。
第三,群众要支持。江桥抗战,从开始那天起就得到国内外爱国人士和群众的支援。特别是中共满洲省委和北方特委曾动员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其它阶层爱国分子,组成 “抗日援马代表团”奔赴战地慰问,并给予人力、物力的支持,甚至派志愿兵参加战斗。齐齐哈尔市和战地周围的人民自动起来援助抗战。工人、农民纷纷携带锹镐赶到前线赶修工事。妇女们昼夜赶制棉衣送往前线。市民们蒸馒头、打烧饼,杀猪羊,募集各种物品慰劳前线官兵。哈尔滨的市民们也自动捐献,支援抗战。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纷纷组织“援马抗日团”奔赴东北。各地反日团体、工农商学兵各界、海外华侨,纷纷募捐支援江桥抗战。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支援了江桥抗战。
四、政治外交斗争,紧密配合
对抗异族入侵,不仅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对国家的斗争。江桥首战,就是政治、军事、外交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斗争。既要在军事上坚持抗战,又要在政治、外交上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在这方面江桥抗战也是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第一,政治斗争坚持原则。日本在江桥之战中,始终采取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在军事进攻受挫后,则采用政治威逼之伎俩。对此,马占山则坚持斗争,绝不退让。
日军在第一阶段受挫后,就进行政治诱逼。11月8日,林义秀给马占山送来木庄繁强迫马下野的通告,并限时答复。马占山严词驳斥,并于11月10日发表灰电,通告江桥抗战开始及经过情形。电文中详述了日本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和我方据理驳斥及战争情况后,明确表示:“早知沙塞孤军,难抗强日,顾以存亡所系,公理攸关,岂能不与周旋,坐以待毙?授田横五百之义,本少康一旅之诚,谨先我同胞而赴国难焉”[8]。 关东军见中国军队态度强硬,更进一步提出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接受的无理要求,以便为军事进攻寻求新的“借口”。11日,关东军决定通过林义秀向马占山正式提出:“下野”、“撤出齐齐哈尔”、“日军进驻龙江站”等三项要求。
12日半夜,马占山给林义秀送去复函,全面拒绝日方的无理要求。[9]日军见政治威逼均未奏效,便转而一味依靠军事进攻。
第二,对外宣传,积极主动。江桥抗战时,马占山在对外宣传上是积极主动,卓有成效。他从受命之日起,至每日战斗都向南京、北京及全国各大报刊发表通电,详述事件的过程和所持之态度。因而,使国内外得以了解事实真相,并得到舆论界的大力支持和声援。对日军的欺骗宣传,则进行大力的揭露。如日军为掩盖侵华野心,给16日在巴黎召开的国际联盟理事会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极力宣称日军所以受到挫败是 “遇到苏联为后勤的中国军队”,“是有与苏俄密结”,“俄人加入作战”[10]等等。马白山对此谣言于11月11日发出通电声明:“据日方一再宣传,谓我黑龙江军有与苏俄密结,并有用俄教官等情。经郑重声明,绝非事实”。对日军的谣言予以严正驳斥。马占山还责成3旅参谋长石兰斌接待哈埠妇女慰问团代表和随行记者时,再次澄清事实真相。 “昨日有英国新闻记者来,要求到前线看看,余当允许,以便被外人明了我们无外力协助,俾证明外传我们阵地有外国兵、外国炮等说之不确。”[11]戳穿日本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
第三,外交斗争,针锋相对。“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江桥首战之时,外交斗争本应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但可惜的是当时外交斗争却软弱无力,一再忍让。江桥抗战时,正值国联开会之际。国联行政院11月16日“开会时日军更加横暴凶残,以飞机坦克攻击黑军,占领黑垣!……我代表将日军暴行向国联报告,国联似若充耳不闻,不先谋如何制止日军暴行,连日举行秘密会议”。本来中国是被侵略国家,正义和公理都在我们这一边,理应得到国联和欧美各国的支持和谅解,但是由于外交斗争不力,却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如国联决定派遣视察团至满洲视察,本应调查日军之侵略罪行,可却要调查: 1.中国不履行条约之实情;2.中国全国排日货运动之实情;3.中国对国联诸报告之真相;4.满洲败兵及马贼横行之实情;5.中国政府之无力、无统治而无具备近代国家完全形态之实情。[12]显然这种调查完全是强盗逻辑,是为侵略者张目,是对中国的侮辱。
“九·一八”事变和江桥抗战,中国外交斗争无力,充分说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无能。因而,必然遭到欺压和凌辱。我们一定要永远不忘记这个历史的沉痛教训。□
参考文献:
[1]《申报》,1931年11月18日。
[2]王秉忠等著:《马占山》,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3]《滨江时报》,1931年12月1日。
[4]《滨江时报》,1931年11月10、12、19日。
[5] 《马占山抗日战》,第19-27页。
[6] 《东北血痕》,第四章第17页。
[7] 《申报》,1931年11月26日。
[8][11] 《马占山将军抗日史料》,第10、17页。
[9] 《马占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版,第35页。
[10] 《国难痛史》,第185页。
[12] 《国闻周报》第八卷第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