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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上海，密布市区各处的电车对于公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就如同今日上海地铁对于公众一样重要。或许因为这种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尽管跟申城广大产业工人一样同属无产阶级，但电车工人却可以享受更为优越的薪酬和工作条件，消费能力也远胜于其他阶级兄弟。
靠电车工人起家、出名的店家
20世纪30年代，若步行至麦根路卡德路口，便可瞧见沪上老字号的“杨同兴”清真牛肉馆（近淮安路，近石门二路）。
当时，这家老字号在上海滩各路食客中声名远扬，甚至流传过“吃牛肉必到杨同兴”的说法。而这家小店开张之初，几乎就是靠着英商电车公司司售人员的工钱而兴旺起来，以至被称为沪上名店。
“杨同兴”有此发展，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其所在地恰好是英商3路电车的终点站。无论黎明、白天、深夜，这里都异常热闹。电车公司的司售人员交接班、上下班途中，都会在此饱餐一顿。再经过他们的口耳相传，“杨同兴”牛肉锅贴的美味也就随着电车的轨道而扬名沪上。
如此靠着电车工人而起家、出名的店家在沪上可为数不少。虽说这些街边食肆的价钱不贵，但毕竟也不是普通产业工人可以天天享受的舌尖美味。
而电车员工之所以能够时常光顾这些店家，有赖于他们较高的收入。
工资高，福利好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普通产业工人的月收入大概是20～30元，而大学毕业生一般月工资是50～60元。
与之相比，法商电车公司的司机每月最高可拿到55元，售票员可拿到49.5元，机械维修人员甚至可拿到84元。公司中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每月最高工资可以达到200元，普通办公室职员也可拿到每月60～100元的工资。除了日常工资外，每年还会多发一个月薪水作为年终奖。
换而言之，即便是从事最普通的售票工作，电车员工的收入也堪比当时的普通白领职员。
除了工资待遇较好外，电车公司员工往往还能享受较好的福利。例如从1929年开始，上海三大电车公司均开始实施“八小时工作制”（个别班头需要工作九至十个小时），每周轮休一次。内部管理岗位的职员每天工作6个小时，周六下午和周日休息。
公司会负责发放制服。以法电为例：一般工人每2年可领大衣一件、外衣2套、帽子2顶、雨衣1件、套鞋一双。
各家公司也有自己定点签约的医院，如法商电车的合作医院便是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若员工遭遇工伤，便由公司送医院，工资照给。若员工生病，由公司负责住院后的医药费，并可得部分工资（法商、英商为一半、华商为三分之二）。
一般而言，凡工作满5年或10年以上者，便可领取一笔退休金。1931年时，华商电车公司甚至为员工设立了人寿储金制度（即养老保险）：每月提取员工3天半的工资，公司另再补贴相同数额的工资，合并存入员工的人寿储金账户，年息1分，满5年后可自由提取。
如何捧得金饭碗
既然福利待遇如此“厚道”，那么人们对电车公司自然趋之若鹜。
总体而言，沪上三家电车公司的司机、驾驶员多来自江浙一带，以30～40岁的男性为主。虽然对受教育程度并无硬性规定，但仍多要求会识字并掌握基本算术常识，因此大多电车工人都是初小或高小程度。
文盲也有一小部分，但较之一般产业工人来说，这个领域的文盲要少很多。由于需要时常与外国乘客以及本公司外国管理人员打交道，所以即便中文大字认不得几个，却多少都会应付几句 “洋泾浜”英语。
除了文化水平要求外，电车公司一般会优先挑选身材魁梧、面目清秀、健壮有力者应招。
招聘司机时，还会有一些特别的考核内容，例如会乘报考人员不注意时，突然猛击其背部或腿部，模拟急刹车时的情形，以考验其在紧急情况下的第一反应，若能不倒地，便有可能优先录取。
对于电车公司内部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的要求则更高，几乎从不对外公开招聘，所有相关岗位的职员都是由公司内中高层向需要用人的部门亲自介绍或推荐。除了各种对技术及个人素质的要求外，电车公司往往也会考虑其个人成长经历乃至背景。以法电为例，其中国籍职员多是从法国教会学校毕业（如震旦大学、法文书院、中法学堂及徐汇中学等），近四分之一者为天主教徒。
英商电车公司在成立之初，便制订了不少规则，对员工素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公司为此编写了《全体司机、售票及其他员工守则》，全体员工人手一册，上班必须随身携带。
该守则要求司售员工必须制服整洁，礼貌待客，严禁抽烟，不准闲谈。针对某些具体情况，还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如对司机要求：“在接近路边、弄堂口、仓库门口，当心有些东西突然冒出”、“不得与其他车辆赛跑，宁愿降速让他们过去”；又如对售票员要求：“对乘客要经常保持礼貌，售票时应‘请’当先，收钱时应说‘谢谢’”、“车满载时，应给乘客让座”。
法商电车公司也曾制订《司机工作守则》、《售票员工作守则》等类似内部规定。若有乘客投诉，轻则停工，重则开除。
此外，还设置专门巡视员专门负责“检查驾驶员与售票员是否整洁，钮扣与铜牌是否擦亮”。所以，当时法商电车的员工总给人仪态大方、制服鲜亮的感觉，再加上客观的收入，在普通人心目里，的确是一个“金饭碗”。
售票员的日常
电车上员工所需“装备”很多，售票员上班前要将票箱、票袋、票钳准备妥当，司机则要准备各类检修工具如木扎轧钳（用来收拾意外掉落的电线）。
运营时，售票员一般都会背着一个售票用的大皮袋，票价从几分钱到数角不等。他们对付逃票者都是“斗争经验丰富”的老法师。若有人企图躲到人堆里逃票，又或是企图下车再补票，并妄称刚上前，好补一张便宜车票，那么售票员都能当场揭穿：指出此人究竟是哪站上车的，照章补票，绝不含糊。 不过，真要有公司的查票员上车巡视，售票员也会提前高喊：“赤佬来了！”提醒那些还没买票的乘客赶紧补票，免得冤枉受罚，也省得自己因为少卖票而扣工钱。
除了监督、提醒乘客买票外，每当电车拥挤之时，售票员还会直着喉咙嚷：“大家当心点！”。这话其实是在提醒乘客留心扒手光顾的意思。真正本地的上海老乘客听到这声音，就会暗暗多份小心，只有那些初来乍到的外地乘客才会下意识摸起身上财物，这等于是将“要害所在”告诉了藏在人群中的小偷。当时扒手的偷窃伎俩已然“出神入化”，这类“洋盘”的乘客反倒容易不知不觉中失掉钱袋、时表等物。
除了偷财物外，每逢电车行驶迟缓时，还得小心车外有人把手伸进窗内摘了自己头上的帽子。此类手法被叫做“抛顶宫”，所以“老门槛”的上海人坐电车总会先把帽子摘下握在手里。不过，或许是因为有默契，一般扒手绝不敢碰售票员票袋里的钞票，也不敢碰他们头上漂亮的大盖帽。
除了练就“火眼金睛”、“仔细小心”以及“眼观六路”的本事外，这批售票员也往往会学习外语，尤其是行驶在租界的英商电车公司和法商电车公司的司售员。虽然未必标准，但用洋泾浜英语或法语来应付几句，对他们来说总归是“小菜一碟”。更稀奇的是有售票员甚至通晓连普通欧美人都未必会讲的外语。
早年在上海生活过的瑞娜·克拉斯在其回忆录《上海往事：1923-1949犹太少女的中国岁月》曾回忆过这么一个故事：1939年某日，两个新来的波兰犹太难民搭乘电车，一路上都用意第绪语讨论如何去拉希尔会堂（Ohel Rachel Synagogue）。结果，站在他们身旁的中国售票员忽然用流利的意第绪语告诉他们应该如何走。两位身处远东的波兰犹太人做梦也想不到，电车上的中国售票员居然能讲这种冷门的欧洲犹太人的语言，一问才晓得，这位售票员曾经在一位犹太老夫人家里当仆人。
这桩奇遇在当时沪上犹太人圈子一度被传为“美谈”。当时上海电车员工的素质亦可见一斑。
惹不起的电车工人
由于身处维持城市日常运作的机要岗位，同时又有知识和能力来“武装”自己，所以各路电车的司售员工成了不容置疑的工人“贵族”。
在一般人眼里，电车员工的社会地位并不低，司机有时会被称为“老爷”，售票员也被叫做“先生”。有此“身份”，电车工人轻易不会罢工，但若真罢工便多能“马到成功”争取到自己的利益。
早在1925年5月，英商电车便曾爆发过数百名工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导致仅有十分之一的电车能够正常运营。
此后数年间，罢工运动更是此起彼伏。1930年6月，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全体2000名电车工人均群起罢工，提出增加工作津贴、每周休息日工资照发等要求。最终虽没有答应全部要求，但资方在租界当局的斡旋下，最终仍作了较大让步以求市内交通“早日恢复原状”。
不仅是面对资方，哪怕是碰上横行街头的警察，电车工人常也针锋相对，群起而抗争，结果也多以电车员工胜利而告终。例如抗战结束后，上海的电车工人曾多次因为遭到国民党当局军警的无礼对待而抗议罢工。其中，最有趣的一次罢工便因1946年9月间的售票员与便衣警察群殴事件而起。
那一日早上，三名赶着下班回家的警察在静安寺附近急吼吼地跳上了已经启动的电车，结果其中一位胳膊被车门夹住，便破口怒斥售票员故意关门不让他上车。不一会儿，嘴仗便上演为全武行，三名警察和车上两位售票员乱战成一团。虽说警察是自然而然的暴力执法者，但无奈身边没有警棍，只得徒手肉搏。倒是两位售票员把自己手中的铜制剪票夹，挥舞得虎虎生风。结果，警察们被剪票夹砸得“杠头开花”，血流满脸。情急之下，警察们方才想起自己的身份，大呼“我是警察”，然后召集路上执勤的弟兄，把这两个彪悍的售票员拖进了长宁警察局。
先前吃亏的警察到了自己的地盘后，耀武扬威一番，于是也开始在审讯室里警棍乱舞了一番。出了恶气后，警察也就放了这两个售票员。
然而，当电车公司众工友得知此事，事态又进一步升级。全体售票员、驾驶员愤而抗议，要求严惩凶手，给予人身安全保障，全体罢工一日。如此一来，当天上海交通的拥堵混乱之情形便不难想象了，较之雪雨天的情形，道路拥堵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此事很快就惊动了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他要求社会局和警察局重新彻查此事，电车运营马上恢复。
最初，警察局方面仍不肯松口，在接受《新闻报》采访时表示：“时局动荡之秋，深虑捣乱分子从中煽惑，本局负有维持社会安宁之责、除劝令电车职工迅速复工外，对于幕后操纵人物，将予依法查惩。”
次日，罢工仍旧持续。吴国桢亲下命令斥责警察局掀起事端，不知大局，不体察民生要务。为求息事宁人起见，警察局以肇事的三位警察“影响交通秩序”为由，予以记大过处分。
于是，这场不大不小的罢工风波才算是平息下去，电车才又重新开动起来。
靠电车工人起家、出名的店家
20世纪30年代，若步行至麦根路卡德路口，便可瞧见沪上老字号的“杨同兴”清真牛肉馆（近淮安路，近石门二路）。
当时，这家老字号在上海滩各路食客中声名远扬，甚至流传过“吃牛肉必到杨同兴”的说法。而这家小店开张之初，几乎就是靠着英商电车公司司售人员的工钱而兴旺起来，以至被称为沪上名店。
“杨同兴”有此发展，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其所在地恰好是英商3路电车的终点站。无论黎明、白天、深夜，这里都异常热闹。电车公司的司售人员交接班、上下班途中，都会在此饱餐一顿。再经过他们的口耳相传，“杨同兴”牛肉锅贴的美味也就随着电车的轨道而扬名沪上。
如此靠着电车工人而起家、出名的店家在沪上可为数不少。虽说这些街边食肆的价钱不贵，但毕竟也不是普通产业工人可以天天享受的舌尖美味。
而电车员工之所以能够时常光顾这些店家，有赖于他们较高的收入。
工资高，福利好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普通产业工人的月收入大概是20～30元，而大学毕业生一般月工资是50～60元。
与之相比，法商电车公司的司机每月最高可拿到55元，售票员可拿到49.5元，机械维修人员甚至可拿到84元。公司中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每月最高工资可以达到200元，普通办公室职员也可拿到每月60～100元的工资。除了日常工资外，每年还会多发一个月薪水作为年终奖。
换而言之，即便是从事最普通的售票工作，电车员工的收入也堪比当时的普通白领职员。
除了工资待遇较好外，电车公司员工往往还能享受较好的福利。例如从1929年开始，上海三大电车公司均开始实施“八小时工作制”（个别班头需要工作九至十个小时），每周轮休一次。内部管理岗位的职员每天工作6个小时，周六下午和周日休息。
公司会负责发放制服。以法电为例：一般工人每2年可领大衣一件、外衣2套、帽子2顶、雨衣1件、套鞋一双。
各家公司也有自己定点签约的医院，如法商电车的合作医院便是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若员工遭遇工伤，便由公司送医院，工资照给。若员工生病，由公司负责住院后的医药费，并可得部分工资（法商、英商为一半、华商为三分之二）。
一般而言，凡工作满5年或10年以上者，便可领取一笔退休金。1931年时，华商电车公司甚至为员工设立了人寿储金制度（即养老保险）：每月提取员工3天半的工资，公司另再补贴相同数额的工资，合并存入员工的人寿储金账户，年息1分，满5年后可自由提取。
如何捧得金饭碗
既然福利待遇如此“厚道”，那么人们对电车公司自然趋之若鹜。
总体而言，沪上三家电车公司的司机、驾驶员多来自江浙一带，以30～40岁的男性为主。虽然对受教育程度并无硬性规定，但仍多要求会识字并掌握基本算术常识，因此大多电车工人都是初小或高小程度。
文盲也有一小部分，但较之一般产业工人来说，这个领域的文盲要少很多。由于需要时常与外国乘客以及本公司外国管理人员打交道，所以即便中文大字认不得几个，却多少都会应付几句 “洋泾浜”英语。
除了文化水平要求外，电车公司一般会优先挑选身材魁梧、面目清秀、健壮有力者应招。
招聘司机时，还会有一些特别的考核内容，例如会乘报考人员不注意时，突然猛击其背部或腿部，模拟急刹车时的情形，以考验其在紧急情况下的第一反应，若能不倒地，便有可能优先录取。
对于电车公司内部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的要求则更高，几乎从不对外公开招聘，所有相关岗位的职员都是由公司内中高层向需要用人的部门亲自介绍或推荐。除了各种对技术及个人素质的要求外，电车公司往往也会考虑其个人成长经历乃至背景。以法电为例，其中国籍职员多是从法国教会学校毕业（如震旦大学、法文书院、中法学堂及徐汇中学等），近四分之一者为天主教徒。
英商电车公司在成立之初，便制订了不少规则，对员工素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公司为此编写了《全体司机、售票及其他员工守则》，全体员工人手一册，上班必须随身携带。
该守则要求司售员工必须制服整洁，礼貌待客，严禁抽烟，不准闲谈。针对某些具体情况，还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如对司机要求：“在接近路边、弄堂口、仓库门口，当心有些东西突然冒出”、“不得与其他车辆赛跑，宁愿降速让他们过去”；又如对售票员要求：“对乘客要经常保持礼貌，售票时应‘请’当先，收钱时应说‘谢谢’”、“车满载时，应给乘客让座”。
法商电车公司也曾制订《司机工作守则》、《售票员工作守则》等类似内部规定。若有乘客投诉，轻则停工，重则开除。
此外，还设置专门巡视员专门负责“检查驾驶员与售票员是否整洁，钮扣与铜牌是否擦亮”。所以，当时法商电车的员工总给人仪态大方、制服鲜亮的感觉，再加上客观的收入，在普通人心目里，的确是一个“金饭碗”。
售票员的日常
电车上员工所需“装备”很多，售票员上班前要将票箱、票袋、票钳准备妥当，司机则要准备各类检修工具如木扎轧钳（用来收拾意外掉落的电线）。
运营时，售票员一般都会背着一个售票用的大皮袋，票价从几分钱到数角不等。他们对付逃票者都是“斗争经验丰富”的老法师。若有人企图躲到人堆里逃票，又或是企图下车再补票，并妄称刚上前，好补一张便宜车票，那么售票员都能当场揭穿：指出此人究竟是哪站上车的，照章补票，绝不含糊。 不过，真要有公司的查票员上车巡视，售票员也会提前高喊：“赤佬来了！”提醒那些还没买票的乘客赶紧补票，免得冤枉受罚，也省得自己因为少卖票而扣工钱。
除了监督、提醒乘客买票外，每当电车拥挤之时，售票员还会直着喉咙嚷：“大家当心点！”。这话其实是在提醒乘客留心扒手光顾的意思。真正本地的上海老乘客听到这声音，就会暗暗多份小心，只有那些初来乍到的外地乘客才会下意识摸起身上财物，这等于是将“要害所在”告诉了藏在人群中的小偷。当时扒手的偷窃伎俩已然“出神入化”，这类“洋盘”的乘客反倒容易不知不觉中失掉钱袋、时表等物。
除了偷财物外，每逢电车行驶迟缓时，还得小心车外有人把手伸进窗内摘了自己头上的帽子。此类手法被叫做“抛顶宫”，所以“老门槛”的上海人坐电车总会先把帽子摘下握在手里。不过，或许是因为有默契，一般扒手绝不敢碰售票员票袋里的钞票，也不敢碰他们头上漂亮的大盖帽。
除了练就“火眼金睛”、“仔细小心”以及“眼观六路”的本事外，这批售票员也往往会学习外语，尤其是行驶在租界的英商电车公司和法商电车公司的司售员。虽然未必标准，但用洋泾浜英语或法语来应付几句，对他们来说总归是“小菜一碟”。更稀奇的是有售票员甚至通晓连普通欧美人都未必会讲的外语。
早年在上海生活过的瑞娜·克拉斯在其回忆录《上海往事：1923-1949犹太少女的中国岁月》曾回忆过这么一个故事：1939年某日，两个新来的波兰犹太难民搭乘电车，一路上都用意第绪语讨论如何去拉希尔会堂（Ohel Rachel Synagogue）。结果，站在他们身旁的中国售票员忽然用流利的意第绪语告诉他们应该如何走。两位身处远东的波兰犹太人做梦也想不到，电车上的中国售票员居然能讲这种冷门的欧洲犹太人的语言，一问才晓得，这位售票员曾经在一位犹太老夫人家里当仆人。
这桩奇遇在当时沪上犹太人圈子一度被传为“美谈”。当时上海电车员工的素质亦可见一斑。
惹不起的电车工人
由于身处维持城市日常运作的机要岗位，同时又有知识和能力来“武装”自己，所以各路电车的司售员工成了不容置疑的工人“贵族”。
在一般人眼里，电车员工的社会地位并不低，司机有时会被称为“老爷”，售票员也被叫做“先生”。有此“身份”，电车工人轻易不会罢工，但若真罢工便多能“马到成功”争取到自己的利益。
早在1925年5月，英商电车便曾爆发过数百名工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导致仅有十分之一的电车能够正常运营。
此后数年间，罢工运动更是此起彼伏。1930年6月，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全体2000名电车工人均群起罢工，提出增加工作津贴、每周休息日工资照发等要求。最终虽没有答应全部要求，但资方在租界当局的斡旋下，最终仍作了较大让步以求市内交通“早日恢复原状”。
不仅是面对资方，哪怕是碰上横行街头的警察，电车工人常也针锋相对，群起而抗争，结果也多以电车员工胜利而告终。例如抗战结束后，上海的电车工人曾多次因为遭到国民党当局军警的无礼对待而抗议罢工。其中，最有趣的一次罢工便因1946年9月间的售票员与便衣警察群殴事件而起。
那一日早上，三名赶着下班回家的警察在静安寺附近急吼吼地跳上了已经启动的电车，结果其中一位胳膊被车门夹住，便破口怒斥售票员故意关门不让他上车。不一会儿，嘴仗便上演为全武行，三名警察和车上两位售票员乱战成一团。虽说警察是自然而然的暴力执法者，但无奈身边没有警棍，只得徒手肉搏。倒是两位售票员把自己手中的铜制剪票夹，挥舞得虎虎生风。结果，警察们被剪票夹砸得“杠头开花”，血流满脸。情急之下，警察们方才想起自己的身份，大呼“我是警察”，然后召集路上执勤的弟兄，把这两个彪悍的售票员拖进了长宁警察局。
先前吃亏的警察到了自己的地盘后，耀武扬威一番，于是也开始在审讯室里警棍乱舞了一番。出了恶气后，警察也就放了这两个售票员。
然而，当电车公司众工友得知此事，事态又进一步升级。全体售票员、驾驶员愤而抗议，要求严惩凶手，给予人身安全保障，全体罢工一日。如此一来，当天上海交通的拥堵混乱之情形便不难想象了，较之雪雨天的情形，道路拥堵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此事很快就惊动了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他要求社会局和警察局重新彻查此事，电车运营马上恢复。
最初，警察局方面仍不肯松口，在接受《新闻报》采访时表示：“时局动荡之秋，深虑捣乱分子从中煽惑，本局负有维持社会安宁之责、除劝令电车职工迅速复工外，对于幕后操纵人物，将予依法查惩。”
次日，罢工仍旧持续。吴国桢亲下命令斥责警察局掀起事端，不知大局，不体察民生要务。为求息事宁人起见，警察局以肇事的三位警察“影响交通秩序”为由，予以记大过处分。
于是，这场不大不小的罢工风波才算是平息下去，电车才又重新开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