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谢山与胡稚威》，《王西庄与钱竹汀》，《章实斋与汪容甫》，收在柴德赓先生《史学丛考》一书中。浮生偷闲，检点书册，偶然得之，不觉有所思，有所想，而有所欲言。
　　三篇文章除对清代这几位著名学者其人其学进行评述外，尚寓有一个共同的论题，即所谓“文人相轻”。
　　全谢山与胡稚威，生则并时，地则同省，又同举博学鸿词，却因知遇不同而构隙：全初入京师即受知于方望溪，胡则为礼部尚书任兰枝所举，而任素与方不协，胡亦曾对方有所訾议。“谢山于望溪维护甚力，凡讥评望溪者，谢山必痛恶之”。此外，胡有名于当时，人们誉之颇高，也为谢所不满。以是二人冰炭不容。
　　王鸣盛与钱大昕，系同乡、同学、同年、同官，又是至亲(钱的夫人为王之胞妹)，交谊不可谓不厚。王著《十七史商榷》，钱作有《甘二史考异》，所治之学也相类，本不致存何芥蒂。只是因为王性倨傲，自视甚高，形之楮墨，便不免辞气骄人。訾毁古人已嫌过，对亲谊如钱(钱入赘王家，恐也是原因之一)，竟也气盛。所幸竹汀秉性宽厚谦和，尚不致构成很深的矛盾。
　　章实斋与汪容甫，为同时著名学者。汪以辞章早著声名，章却因学与时异而久不为当世所重(章氏之学至清季方成显学)。故两人虽先后同依朱筠、冯廷丞、毕沅幕下，却形同水火，章对汪尤其多所攻讦。依作者考订，当时章的名气远在汪之下，怨而生忌，怕是主因。
　　“升沉有定，人贵自立，性不相近，何可强同。喜则举之上天，怒则按之入地，悠悠人间，类有此事，曹子恒所谓文人相轻，自古已然。”(254页)学问不主一家，原当诸子并出，百家争鸣，这也是古义了。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所亲所爱，所怨所恨，一旦情感注入笔端，欲求摒弃私见，出以公论，便有些难。或才高傲世(如王西庄)，或不平而鸣(如章实斋)，或师承不同，学术异帜而生门户之见(如全谢山)，都不免发过激之论，作偏颇之辞，这当然不可称作有道有行，但也还可以理解。(如果不是纯粹出于偏狭的心理，也未尝不可认为是一种自信的表现，至少最初的出发点是如此)若彼时乃清平之世，学术气氛比较宽松自由，亦不致因此构成大患。其实有真学问在，自是历久而弥光，汪容甫为章实斋所诋，胡稚威为全谢山所屈，皆无足掩其学术文章之声光。而章与全也依然有其不可减损的学术地位。这一段公案至多不过留下话柄，为后人窃笑而已。反之，若世道险恶，党争频起，则文人无行与文人相轻，便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以致有性命之虞。
　　记起周密《癸辛杂识》中记子山隆吉事：镇江人梁栋，字隆吉，登第，尝授尉，与莫子山甚稔。一日，偶有客访子山，留饮，作菜元鱼为馔，偶不及栋，栋憾之，遂告子山尝作诗有讥讪语，官捕子出入狱。久之，始得脱而归，未凡病死。后十年，栋之弟投茅山许宗师为黄冠，许待之厚。既而栋又欲挈妻孥而来，许不从，栋遂大骂之。许不能堪，遂告其曾作诗云：“浮云暗不见青天”，指以为罪。于是捕至建康狱，未几病死。
　　一宴衔恨，遂以诗构罪；诟詈结怨，再以诗构罪，终致命殒二人，此已足令人骇怪。但思想起来，两番皆可因诗成狱(一句“浮云暗不见青天”竟可罪死！)，岂不更令人怪且骇吗？挟嫌报复，固已越出学术论争之域，是“无行”之尤了，本不值识者一嗤，但因此而构成血案，其责却不可尽诿于文人。想起后来愈演愈烈之文字狱，能不令人愈生寒懔？
　　《章实斋与汪容甫》一文撰写于一九六二年，故作者结论说：“我们今天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同时学者各抒所见、互相尊重，已形成风气，看到封建时代文人相轻的恶习，觉得好笑。但是，我们也还要随时警惕，因为我们还没有改造好。”三年之后，作者却连遭诬陷，屡受迫害，最后含冤逝世！可知钱大昕所说，做学问“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美”，固为学者当 具之懿德，也是繁荣学术所必须，但问题尚不止此。若先生九泉有知，想必今日要对当年的结论作出重要补充吧。
　　
　　(《史学丛考》，柴德赓著，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六月第一版，1.6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