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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70年代末，中国开启了划时代意义的改革进程，同时也正是全球化方兴未艾之时。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中国的改革与各类国际组织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实现的资源整合交织在一起，打开国门成为影响改革的重要变量。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为推进经济改革提供了动力和参照系，以对外贸易、吸引投资、设立特区和加入国际组织为主要方面的开放政策更是对国内经济制度变革形成了倒逼机制，与源于国内的改革动力共同构成了推动和深化改革的合力。
[关键词]中国；改革；国际因素；倒逼机制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4-0027-03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趋势，任何民族与国家都无法回避。1978年以后，中国以开放的姿态主动全面地参与了这一进程。中国的对外开放从最初的引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加入各种主要国际组织、扩大贸易到后来的组建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地区以及加入WTO等，每一项开放政策的实施都必然对国内的相关体制提出改革要求。没有开放，经济改革能否提上议程尚未可知，更遑论将其推入深水区了。从这一意义上说，对外开放造就了国内改革。
一、开放带来解放思想的动力和推进经济改革的压力
“文革”之后，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改革迫在眉睫，开放如箭在弦。我们党和政府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开始重视了解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从1977年底开始，中国陆续派出多个官方代表团出国考察，到了1978年，有12位国家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既有周边邻国，也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从无来往的西方国家。每个访问团都被赋予了这样的使命:了解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考察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经验，以探索中国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途径和方法。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西欧五国考察团。这是新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代表团，也是直接推动改革开放的一次访问。代表团成员除了分管经济工作的谷牧外，还有七八位部级干部和20余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领导。考察团回来后向中央写了报告，为我国确立改革开放方略提供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参考材料。谷牧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中汇报了三个问题：二战后西欧科技进步迅速，中国落后了很多，它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值得借鉴；西欧的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出路，看好与中国的关系；可以采用国际经济运作中许多通行的办法。香港考察团则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在宝安、珠海建设经济特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听取了汇报，原则上同意他们的提议，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经济特区就肇始于此。
打开国门，见识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之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既感受到了刺激和压力，也开阔了眼界和思路。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1]除了考察资本主义世界，我们党也关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重点考察了南斯拉夫的市场化经济和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尤其是有关南斯拉夫的考察报告结论更具政治意味：因实行市场经济而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党仍然是社会主义政党。
邓小平1978年10月底出访日本，亲眼“见识”了这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他参观了当时日本最引以为豪的支柱企业，还亲自体验了世界上最快的气垫船和最快的火车。在从东京到京都的新干线列车上，日方陪同人员问邓小平：“现在时速是240公里，您感觉如何？”邓小平听后微微一笑：“这对于中国太快了”，“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2]
通过这些出访活动，人们形成了两点基本共识：中国同世界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正在拉大，必须急起直追；世界通行的发展经济的某些做法，包括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可以采用。[3]打开国门对于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开放的压力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形成开放“倒逼”改革之势
改革实质上就是以权力和利益调整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变迁，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方式方法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述就是：“白猫黑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所谓捉住老鼠，用后来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更为系统的说法来表述，就是“三个有利于”标准，这种对经济改革成效的务实主义的检验依据，其实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中的那块“石头”。河的此岸即经济是改革的起点和制度基础，河的对岸即是经济改革的方向与参照。
思想解放是经济改革的先导，开放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条件。我们处于一个相互依赖而不是彼此隔绝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与一切国家发生基于分工理论和比较优势的经济往来，关起门来搞建设既不能吸收先进技术，也难以降低生产成本。意识形态的桎梏必须要突破。历史证明，开放对思想解放、对顺利地启动和推进改革起了很大作用。从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看，每一次改革的深化、每一项大的改革举措的出台，都是在思想进一步解放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人们思想的解放又与开放的深人，新思想、新观念的不断引入有很大关系。
1978年7月至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工作务虚会上，李先念作了长篇讲话，不同寻常地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主张。关于对外开放，他认为，目前国际形势非常有利，现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中国强大繁荣，不再秉持两极对立的“冷战思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做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并且在1985年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潮流。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智慧的高屋建瓴的结论，它既为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前提，更为国内的改革预设了良好的宽松条件。）对外交往不再被看作是对政权构成威胁的一种行为，政治斗争的那根弦绷的也就不是那么紧了，引进技术、资金和管理制度等等就具有了可能。1978年底，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时，大家进一步摆脱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束缚，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普遍地感到了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邓小平后来总结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就是一个解放思想的过程。
面对差距，我们党的领导人开始反思闭关自守带来的危害，其中尤以邓小平的思考最为系统和深刻，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4]“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来说没有多大发展。”[5]“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6]显然，邓小平比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领导人对世界形势的把握更为准确，对中国落后原因的认识更为深刻。1979年1月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评选为1978年度风云人物，其获选理由是，邓小平把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了，让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让世界走进中国。我们党的领导人对打开国门必要性的反复论述奠定了开放以及后来加入WTO的“合法性”。
要想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管理与技术，就得要派出一批批的“取经人”，于是除了领导干部出国考察访问之外，留学制度也恢复了；要想了解国外的发展现状就得要保持信息的畅通，介绍西方国家情况的文章占据了一些刊物的很大篇幅。[7]外国人到中国、中国人到外国、还有越来越多深入中国的外国书刊和电子媒体。国际经济力量一波又一波地影响了中国人生活的许多层面，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活、经济状况以及权利与资源的分配。[8]一旦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壁垒被部分拆除，国际经济力量便不能不引发国内改革潮流的积极响应，从而形成了激进改革力量与保守势力在压力与危机不断转换的大背景下攻防转易的制度变迁轨迹。通过把经济开放与国内经济的市场化结合起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的福利状况都得到了提升，改革派领导人建立起了巨大的、源源不断的经济发展动力和政治支持。
外资企业的进入，进一步强化了对自主权和财产权的要求。国际资本看重的是法律保障。1978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来中国谈判时，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中国有一部政府法律，公布后投资双方可依法办事。在接受了通用公司的建议并经邓小平批示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于1978年7月8日施行，此后，诸如外商要求甚急的《版权法》、《专利法》等多部法律逐一实施。
中国的对外开放走的是一条体制外突破的道路，也可以称之为政策型开放，但它对新制度具有明显的探索和示范作用，从而最终推动了旧制度的瓦解。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为引进资金、技术而给予外商的“超国民待遇”必然引起国内企业、团体和个人的不满，这种不均衡的政策性变革开始向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性改革推进。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接轨，已经成为全中国的要求，不能再把优惠局限于特殊的领域和地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然，是把具有普遍性的国际标准移植到国内、无差别地适用于一切经济主体。如果说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地位标志着中国重返国际政治舞台，那么“入世”则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制度性开放阶段，“入世”使特殊政策的变动性得到根本解决。[9]
“入世”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新的重大机遇。“入世”后将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清理、修订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在WTO的框架下完善法律环境，并建立透明的、稳定的、可预见的经济体制。这种变化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更重要的是，同时也给国内各经济社会主体提供了一个一视同仁的可以稳定预期的制度环境。而且，在中国加入WTO以后，改革的时间表更是被严格锁定在WTO所允许的时间范围内，弹性越来越小，回旋和讨价还价的余地越来越小。有了这样一个外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变得不再是一个国内问题，而成为一个国际问题，不能再只根据我们自己的愿望和需求来进行，而要按照开放的国际标准、需求来进行，不再是一个愿不愿意、改不改的问题，而是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于是，开放的压力转化为改革的动力，这就是所谓“开放‘倒逼’改革”[10]，改革的紧迫性日趋强烈。加入WTO实质上就是通过引入外部规则与制度来规范和约束政府职能范围及其行为方式，在国内中介环节的作用下，把国际力量转换成国内体制变革的力量，推动中国建立起一种新的、与WTO规范相一致的国内治理形式，以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才能观察和认识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特征，这种现代化发展的共性和一般性成为一个国家学习和吸取别人经验与改革自身的基础。经济改革离不开对外开放的大环境。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改革开放应该是开放改革。”[11]30年前，中国基本上还是个自我孤立、自我封闭的国家。经过对外开放和制度变革，如今的中国不仅经济迅速发展并融入到全球经济当中，还在政治和国际事务领域基本融入世界体系。“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是要吸收国际的经验”[12]，更好地开展经济建设。事实上也如此，中国在开启制度转型后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创造了被国际社会普遍赞誉的“中国奇迹”。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2.
[2]于青.邓小平访日坚定改革开放决心[N].新京报，2008－10－22.
[3]孙大力.关于新时期对外开放决策的几个特点[J].中共党史研究，2007（2）.
[4][5][6][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4.90.367.266.
[7]萧冬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卷）[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780.
[8]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M].杨淑娟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8.150.
[9]关立新.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向性的制度分析[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10]杜旭宇.论开放对改革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J].武警学院学报，2003(2).
[11]李慎之.开放救改革—邓小平有远见[J].亚洲周刊，2002（9）.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
■ 责任编辑：晏蔚青
[关键词]中国；改革；国际因素；倒逼机制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4-0027-03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趋势，任何民族与国家都无法回避。1978年以后，中国以开放的姿态主动全面地参与了这一进程。中国的对外开放从最初的引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加入各种主要国际组织、扩大贸易到后来的组建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地区以及加入WTO等，每一项开放政策的实施都必然对国内的相关体制提出改革要求。没有开放，经济改革能否提上议程尚未可知，更遑论将其推入深水区了。从这一意义上说，对外开放造就了国内改革。
一、开放带来解放思想的动力和推进经济改革的压力
“文革”之后，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改革迫在眉睫，开放如箭在弦。我们党和政府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开始重视了解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从1977年底开始，中国陆续派出多个官方代表团出国考察，到了1978年，有12位国家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既有周边邻国，也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从无来往的西方国家。每个访问团都被赋予了这样的使命:了解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考察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经验，以探索中国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途径和方法。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西欧五国考察团。这是新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代表团，也是直接推动改革开放的一次访问。代表团成员除了分管经济工作的谷牧外，还有七八位部级干部和20余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领导。考察团回来后向中央写了报告，为我国确立改革开放方略提供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参考材料。谷牧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中汇报了三个问题：二战后西欧科技进步迅速，中国落后了很多，它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值得借鉴；西欧的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出路，看好与中国的关系；可以采用国际经济运作中许多通行的办法。香港考察团则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在宝安、珠海建设经济特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听取了汇报，原则上同意他们的提议，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经济特区就肇始于此。
打开国门，见识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之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既感受到了刺激和压力，也开阔了眼界和思路。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1]除了考察资本主义世界，我们党也关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重点考察了南斯拉夫的市场化经济和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尤其是有关南斯拉夫的考察报告结论更具政治意味：因实行市场经济而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党仍然是社会主义政党。
邓小平1978年10月底出访日本，亲眼“见识”了这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他参观了当时日本最引以为豪的支柱企业，还亲自体验了世界上最快的气垫船和最快的火车。在从东京到京都的新干线列车上，日方陪同人员问邓小平：“现在时速是240公里，您感觉如何？”邓小平听后微微一笑：“这对于中国太快了”，“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2]
通过这些出访活动，人们形成了两点基本共识：中国同世界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正在拉大，必须急起直追；世界通行的发展经济的某些做法，包括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可以采用。[3]打开国门对于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开放的压力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形成开放“倒逼”改革之势
改革实质上就是以权力和利益调整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变迁，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方式方法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述就是：“白猫黑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所谓捉住老鼠，用后来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更为系统的说法来表述，就是“三个有利于”标准，这种对经济改革成效的务实主义的检验依据，其实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中的那块“石头”。河的此岸即经济是改革的起点和制度基础，河的对岸即是经济改革的方向与参照。
思想解放是经济改革的先导，开放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条件。我们处于一个相互依赖而不是彼此隔绝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与一切国家发生基于分工理论和比较优势的经济往来，关起门来搞建设既不能吸收先进技术，也难以降低生产成本。意识形态的桎梏必须要突破。历史证明，开放对思想解放、对顺利地启动和推进改革起了很大作用。从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看，每一次改革的深化、每一项大的改革举措的出台，都是在思想进一步解放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人们思想的解放又与开放的深人，新思想、新观念的不断引入有很大关系。
1978年7月至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工作务虚会上，李先念作了长篇讲话，不同寻常地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主张。关于对外开放，他认为，目前国际形势非常有利，现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中国强大繁荣，不再秉持两极对立的“冷战思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做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并且在1985年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潮流。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智慧的高屋建瓴的结论，它既为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前提，更为国内的改革预设了良好的宽松条件。）对外交往不再被看作是对政权构成威胁的一种行为，政治斗争的那根弦绷的也就不是那么紧了，引进技术、资金和管理制度等等就具有了可能。1978年底，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时，大家进一步摆脱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束缚，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普遍地感到了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邓小平后来总结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就是一个解放思想的过程。
面对差距，我们党的领导人开始反思闭关自守带来的危害，其中尤以邓小平的思考最为系统和深刻，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4]“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来说没有多大发展。”[5]“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6]显然，邓小平比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领导人对世界形势的把握更为准确，对中国落后原因的认识更为深刻。1979年1月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评选为1978年度风云人物，其获选理由是，邓小平把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了，让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让世界走进中国。我们党的领导人对打开国门必要性的反复论述奠定了开放以及后来加入WTO的“合法性”。
要想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管理与技术，就得要派出一批批的“取经人”，于是除了领导干部出国考察访问之外，留学制度也恢复了；要想了解国外的发展现状就得要保持信息的畅通，介绍西方国家情况的文章占据了一些刊物的很大篇幅。[7]外国人到中国、中国人到外国、还有越来越多深入中国的外国书刊和电子媒体。国际经济力量一波又一波地影响了中国人生活的许多层面，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活、经济状况以及权利与资源的分配。[8]一旦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壁垒被部分拆除，国际经济力量便不能不引发国内改革潮流的积极响应，从而形成了激进改革力量与保守势力在压力与危机不断转换的大背景下攻防转易的制度变迁轨迹。通过把经济开放与国内经济的市场化结合起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的福利状况都得到了提升，改革派领导人建立起了巨大的、源源不断的经济发展动力和政治支持。
外资企业的进入，进一步强化了对自主权和财产权的要求。国际资本看重的是法律保障。1978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来中国谈判时，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中国有一部政府法律，公布后投资双方可依法办事。在接受了通用公司的建议并经邓小平批示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于1978年7月8日施行，此后，诸如外商要求甚急的《版权法》、《专利法》等多部法律逐一实施。
中国的对外开放走的是一条体制外突破的道路，也可以称之为政策型开放，但它对新制度具有明显的探索和示范作用，从而最终推动了旧制度的瓦解。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为引进资金、技术而给予外商的“超国民待遇”必然引起国内企业、团体和个人的不满，这种不均衡的政策性变革开始向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性改革推进。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接轨，已经成为全中国的要求，不能再把优惠局限于特殊的领域和地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然，是把具有普遍性的国际标准移植到国内、无差别地适用于一切经济主体。如果说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地位标志着中国重返国际政治舞台，那么“入世”则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制度性开放阶段，“入世”使特殊政策的变动性得到根本解决。[9]
“入世”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新的重大机遇。“入世”后将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清理、修订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在WTO的框架下完善法律环境，并建立透明的、稳定的、可预见的经济体制。这种变化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更重要的是，同时也给国内各经济社会主体提供了一个一视同仁的可以稳定预期的制度环境。而且，在中国加入WTO以后，改革的时间表更是被严格锁定在WTO所允许的时间范围内，弹性越来越小，回旋和讨价还价的余地越来越小。有了这样一个外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变得不再是一个国内问题，而成为一个国际问题，不能再只根据我们自己的愿望和需求来进行，而要按照开放的国际标准、需求来进行，不再是一个愿不愿意、改不改的问题，而是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于是，开放的压力转化为改革的动力，这就是所谓“开放‘倒逼’改革”[10]，改革的紧迫性日趋强烈。加入WTO实质上就是通过引入外部规则与制度来规范和约束政府职能范围及其行为方式，在国内中介环节的作用下，把国际力量转换成国内体制变革的力量，推动中国建立起一种新的、与WTO规范相一致的国内治理形式，以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才能观察和认识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特征，这种现代化发展的共性和一般性成为一个国家学习和吸取别人经验与改革自身的基础。经济改革离不开对外开放的大环境。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改革开放应该是开放改革。”[11]30年前，中国基本上还是个自我孤立、自我封闭的国家。经过对外开放和制度变革，如今的中国不仅经济迅速发展并融入到全球经济当中，还在政治和国际事务领域基本融入世界体系。“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是要吸收国际的经验”[12]，更好地开展经济建设。事实上也如此，中国在开启制度转型后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创造了被国际社会普遍赞誉的“中国奇迹”。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2.
[2]于青.邓小平访日坚定改革开放决心[N].新京报，2008－10－22.
[3]孙大力.关于新时期对外开放决策的几个特点[J].中共党史研究，2007（2）.
[4][5][6][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4.90.367.266.
[7]萧冬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卷）[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780.
[8]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M].杨淑娟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8.150.
[9]关立新.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向性的制度分析[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10]杜旭宇.论开放对改革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J].武警学院学报，2003(2).
[11]李慎之.开放救改革—邓小平有远见[J].亚洲周刊，2002（9）.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
■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