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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学译文集》辑录了国外科学学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献资料，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向我国读者介绍了科学学的使命和沿革，理论和方法，对象和结构，以及最近的发展概况；介绍了科学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政策和组织，特别是美、日、西德等国发展科学的实践经验。这是一本能从多方面开拓眼界和启迪心智的书，值得向读书界推荐。
科学，这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产物，它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精神反映，是客观规律性的镜子。自从科学学诞生以后，科学就有了一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镜子，科学真理的镜子。
这一现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科学本身包含着自我认识的内在要求和能力。但在过去，以欧洲为例来说，科学的这一特征常常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歪曲而处于不自觉的水平。因为，当科学家本身还处于无权地位时，科学哪有权利自我认识。正如布鲁诺的肉体被他的衣冠同类用火刑消灭一样，科学的自我认识能力也受到它的精神族类——经院哲学和宗教的思想禁锢。中世纪之所以称为“黑暗的世纪”，从科学学的角度来说，盖源于此。但是，自从欧洲资产阶级凭借科学的力量打倒了封建的教权专制和君权专制之后，科学也就完成了从哲学与神学的奴婢地位解放出来的过程，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哲学再不能君临科学，而只能以“民主”的方式从自己的固有本职——方法论的功能出发对科学施加有往有来的影响。这一解放，使得蕴藏在科学内部的自我认识能力相应地自由发展起来。它首先表现为对科技发展史进行描述的兴趣，继而表现为对普通科学学和科学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兴趣。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终于使它通过其杰出代表人物的倡导而宣告科学学呱呱坠地。自此以后，科学学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至今方兴未艾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高潮的哺育，今天已经作为一个拥有众多分支学科的独立科学系统而开始发挥其实际应用的作用了。到此为止，科学学可以算是已经历尽漫漫长夜而开始进入旭日东升普施光明的时期了。如果借用库恩创造的“科学革命”这个词的话，这才是一次真正伟大的“科学革命”，是科学史上一次再接再厉持续奋斗了几百年之久才基本上大功告成的“民主革命”。门捷列夫说，“科学具有人民性”；恩格斯指出，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这些天才的洞察，已经由科学学的产生而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恩格斯在一八九○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曾说，马克思期望把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同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直接联系起来。今天，他的这个愿望已经进入自觉实现的时期。科学学的确立，同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党自觉地掌握这个强有力的武器是异常重要的。
我国自从一九七九年以来，科学学研究的发展极为迅速。现在已经有十余个省市成立了科学学组织，在一些大学中开设了科学学课程，每年都举行全国性的科学学讨论会，创办了科学学的定期出版物。这些迹象是我国科学与民主定将兴旺发达的好兆头。它的革命化作用要远远超过十年动乱时期喊得震天价响的任何“革命”口号。
广义的科学当然应该包括社会科学在内(我国还把人文科学置于社会科学范畴之内)，广义科学学当然也应该包括社会科学的科学学在内。因此，科学学的诞生和科学社会学的建立有同步现象，这绝非偶然。科学的许多方面或属性都是由社会科学来加以研究的。自从科学明显地变为直接生产力之后，自然科学就从现实的根本上与社会科学挂上了不解之钩。这是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化的首要内容，具体地说，就是自然科学已成为社会科学的广泛研究对象，或如列宁所说的，社会科学要研究社会现象中的自然规律。
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首先要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自然科学的是政治经济学。科学，作为生产力的一部分，是一种物化了的精神生产力，是一种精神产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也是商品，与其他商品一样，要服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它同样有价值与剩余价值范畴，要经历生产、分配、流通与消费的经济环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出现的“思想库”、“思想工厂”及其“知识商品”，为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典型的可视形象，是科学政治经济学的一种具体研究对象，更不必说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有机构成、商品价值构成、劳动力价格结构、国民总产值结构和社会职业人口构成或劳动力结构等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科学技术脑力劳动对于单纯体力劳动的相对增长和绝对增长的普遍趋势了。根据这种方兴未艾的趋势来看，现代社会的经济机制已与往昔大有区别，复杂多了。政治经济学势必有一天要研究精神劳动、知识生产的问题，要在传统的再生产理论之外讨论一种新的两大部类的再生产理论，即物质生产部类与知识生产部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与传统两大部类的错综关系问题，以及其他许多远非传统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的经济机制问题。本文集虽然收录了一篇关于科学经济学的论文，但可惜只讨论了科学部门经济学的问题，而没有讨论科学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例如，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高潮迭起，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能回避关于资本对于科技脑力劳动的剥削(马克思曾经涉及这一问题)，科技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变化和未来社会革命等问题的研究了。
不言而喻，自然科学及其社会应用不仅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加以研究，还应该从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角度加以研究。这就是具体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等学科的科学学课题。例如，贝尔纳在一九五五年以十分沉痛的语调指出，“现在研究机关的教授们、所长们还在精疲力尽、低声下气地为争取研究条件而斗争。已经到了最后解放他们的时候了。”这种现象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这个问题就需要科学政治学、科学经济学、科学具体社会学等来加以解答。
不仅科学的外部联系(作为一种社会设施与其他社会设施的关系)有待社会科学方面的各种科学学去发掘其规律，而且科学的内部结构、内在逻辑和发展模式的问题，也等待社会科学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去进行科学学的研究。例如，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理论，有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贡献，但是，他对革命突变的过分强调，未免有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不应忘记，一切质变都不是突然从无到有地发生的，而是量变和微小质变的积累蜕化而成。量变是任何质变的基础。在“科学革命”的辩证过程中，被推翻的旧规范不能不是新规范这个合题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在科学发展的辩证法中，曾经占有一个量的地位的质，即使是魔鬼也不应无端地加以抛弃。应该抛弃的只是魔鬼企图超越真理的层次打扮成天使的奢望和达到这种奢望的反科学手段。任何科学，包括科学学在内，只有发达到能够应用数学分析的程度，才是完善的科学。本文集有不少作者主张质与量的综合方法和系统方法，这才是趋向完善的方法论。根据这种方法论，笔者认为，科学发展模式的图示更象一种来自不同中心的震波的交织，形成力的叠加的地方有可能是新的边缘科学的生长点，新的真理的形成、发展与激发更新的真理的起点。因此，科学的发展固然永远有偶然性，但预测和规划科学发展的可能性则将越来越大。
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必然有一个反馈作用，这就是社会科学也发生奔向自然科学的潮流，或社会科学也在自然科学化，社会科学已成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本来，从宏观方面看，人、社会和思维作为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当然地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过去自然科学家自身犹处于无权地位，他不能不小心地回避这方面的许多问题。今天，随着自然科学的解放与变为直接的生产力，并且影响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诸领域，它就自然而必然地要从科学学的角度去研究社会科学了。而首先要研究的，就是社会科学的哲学方法论问题。今后，社会科学不但向自然科学提供方法论，也要从自然科学吸收方法论的营养(数学方法，系统方法等)，使社会科学具有更高的精密性与预见性，从而反过来可以更好地帮助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应用。不应忘记，在科学变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中也包括社会科学在内，这就加强了对社会科学的严格要求，特别是方法论方面的要求。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科学，更不用说科学学了。这里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不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或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者，他们对科学又恨又怕，这是不足为奇的。例如，国外有一位不同凡响的大员，写了厚厚一本书，其中包括大量确实言之有物的反对官僚主义的内容，可是此人居然数典忘祖，在谈到科学界、教育界和知识分子问题时，却完全是一股冷嘲热讽的敌意。他认为要医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根深蒂固的痼疾，首先“应从知识分子中的精华身上开始”，这显然是本末倒置，实际上在为大垄断资产阶级说话。
第二种情况，有一部分科学家虽然赞成科学学，但却顾虑有了科学学之后，国家对科学更要加强管理，从而妨碍个人的自由研究。
第三种情况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部分人盲目地把科学学的应用同专家治国、技术统治、技术官僚等联系起来而加以反对。
这三种情况搅在一起，的确是很复杂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来加以剖析，我们就不难理解发展的辩证法，辨认出历史的主流。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心与劳力的对抗已达到全面的、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由于自身的法则，不能不在剥削工人的同时越来越要求剥削脑力劳动者。它一方面使局部工人变为多面发展的脑力体力劳动者，另方面使教育与科学工厂化，大批培养知识分子，使越来越多的学术中心、科学研究所、实验室、情报资料库等成为物化的生产力，以便使脑力劳动成为其猎取超额利润的主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与一切劳动对立的局面就开始出现，它的末日也就不会太远了。技术统治论不过是从劳心与劳力的全面对抗过渡到资本与一切劳动全面对抗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是资本主义官僚政治对科学技术最高也是最后的利用阶段(尽管为期很可能会相当长)。当然，资产阶级也会让一小部分专家学者分享一部分统治权(其形态即技术统治主义)，以便利用集中的大知识来统治分散的小知识，用一批知识部门来统治另一批知识部门等等。这当然不是知识、科学的过错。更不能因噎废食反对科学。而且，当科学不断向深广发展积累以后，知识统治知识的差别和领域将日益消失。当资本主义面临汪洋大海一般的知识劳动大军的时候，就必然要陷于灭顶之灾了。
我们已经有了一本这样的介绍科学学的书，这是必要的。我们更希望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我国实际的中国科学学著作，来促进、推动四化建设，使我国的科学的发展更加自觉，更加符合客观实际！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学学译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编译，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年三月第一版，1.50元)
科学，这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产物，它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精神反映，是客观规律性的镜子。自从科学学诞生以后，科学就有了一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镜子，科学真理的镜子。
这一现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科学本身包含着自我认识的内在要求和能力。但在过去，以欧洲为例来说，科学的这一特征常常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歪曲而处于不自觉的水平。因为，当科学家本身还处于无权地位时，科学哪有权利自我认识。正如布鲁诺的肉体被他的衣冠同类用火刑消灭一样，科学的自我认识能力也受到它的精神族类——经院哲学和宗教的思想禁锢。中世纪之所以称为“黑暗的世纪”，从科学学的角度来说，盖源于此。但是，自从欧洲资产阶级凭借科学的力量打倒了封建的教权专制和君权专制之后，科学也就完成了从哲学与神学的奴婢地位解放出来的过程，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哲学再不能君临科学，而只能以“民主”的方式从自己的固有本职——方法论的功能出发对科学施加有往有来的影响。这一解放，使得蕴藏在科学内部的自我认识能力相应地自由发展起来。它首先表现为对科技发展史进行描述的兴趣，继而表现为对普通科学学和科学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兴趣。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终于使它通过其杰出代表人物的倡导而宣告科学学呱呱坠地。自此以后，科学学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至今方兴未艾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高潮的哺育，今天已经作为一个拥有众多分支学科的独立科学系统而开始发挥其实际应用的作用了。到此为止，科学学可以算是已经历尽漫漫长夜而开始进入旭日东升普施光明的时期了。如果借用库恩创造的“科学革命”这个词的话，这才是一次真正伟大的“科学革命”，是科学史上一次再接再厉持续奋斗了几百年之久才基本上大功告成的“民主革命”。门捷列夫说，“科学具有人民性”；恩格斯指出，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这些天才的洞察，已经由科学学的产生而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恩格斯在一八九○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曾说，马克思期望把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同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直接联系起来。今天，他的这个愿望已经进入自觉实现的时期。科学学的确立，同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党自觉地掌握这个强有力的武器是异常重要的。
我国自从一九七九年以来，科学学研究的发展极为迅速。现在已经有十余个省市成立了科学学组织，在一些大学中开设了科学学课程，每年都举行全国性的科学学讨论会，创办了科学学的定期出版物。这些迹象是我国科学与民主定将兴旺发达的好兆头。它的革命化作用要远远超过十年动乱时期喊得震天价响的任何“革命”口号。
广义的科学当然应该包括社会科学在内(我国还把人文科学置于社会科学范畴之内)，广义科学学当然也应该包括社会科学的科学学在内。因此，科学学的诞生和科学社会学的建立有同步现象，这绝非偶然。科学的许多方面或属性都是由社会科学来加以研究的。自从科学明显地变为直接生产力之后，自然科学就从现实的根本上与社会科学挂上了不解之钩。这是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化的首要内容，具体地说，就是自然科学已成为社会科学的广泛研究对象，或如列宁所说的，社会科学要研究社会现象中的自然规律。
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首先要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自然科学的是政治经济学。科学，作为生产力的一部分，是一种物化了的精神生产力，是一种精神产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也是商品，与其他商品一样，要服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它同样有价值与剩余价值范畴，要经历生产、分配、流通与消费的经济环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出现的“思想库”、“思想工厂”及其“知识商品”，为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典型的可视形象，是科学政治经济学的一种具体研究对象，更不必说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有机构成、商品价值构成、劳动力价格结构、国民总产值结构和社会职业人口构成或劳动力结构等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科学技术脑力劳动对于单纯体力劳动的相对增长和绝对增长的普遍趋势了。根据这种方兴未艾的趋势来看，现代社会的经济机制已与往昔大有区别，复杂多了。政治经济学势必有一天要研究精神劳动、知识生产的问题，要在传统的再生产理论之外讨论一种新的两大部类的再生产理论，即物质生产部类与知识生产部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与传统两大部类的错综关系问题，以及其他许多远非传统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的经济机制问题。本文集虽然收录了一篇关于科学经济学的论文，但可惜只讨论了科学部门经济学的问题，而没有讨论科学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例如，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高潮迭起，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能回避关于资本对于科技脑力劳动的剥削(马克思曾经涉及这一问题)，科技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变化和未来社会革命等问题的研究了。
不言而喻，自然科学及其社会应用不仅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加以研究，还应该从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角度加以研究。这就是具体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等学科的科学学课题。例如，贝尔纳在一九五五年以十分沉痛的语调指出，“现在研究机关的教授们、所长们还在精疲力尽、低声下气地为争取研究条件而斗争。已经到了最后解放他们的时候了。”这种现象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这个问题就需要科学政治学、科学经济学、科学具体社会学等来加以解答。
不仅科学的外部联系(作为一种社会设施与其他社会设施的关系)有待社会科学方面的各种科学学去发掘其规律，而且科学的内部结构、内在逻辑和发展模式的问题，也等待社会科学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去进行科学学的研究。例如，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理论，有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贡献，但是，他对革命突变的过分强调，未免有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不应忘记，一切质变都不是突然从无到有地发生的，而是量变和微小质变的积累蜕化而成。量变是任何质变的基础。在“科学革命”的辩证过程中，被推翻的旧规范不能不是新规范这个合题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在科学发展的辩证法中，曾经占有一个量的地位的质，即使是魔鬼也不应无端地加以抛弃。应该抛弃的只是魔鬼企图超越真理的层次打扮成天使的奢望和达到这种奢望的反科学手段。任何科学，包括科学学在内，只有发达到能够应用数学分析的程度，才是完善的科学。本文集有不少作者主张质与量的综合方法和系统方法，这才是趋向完善的方法论。根据这种方法论，笔者认为，科学发展模式的图示更象一种来自不同中心的震波的交织，形成力的叠加的地方有可能是新的边缘科学的生长点，新的真理的形成、发展与激发更新的真理的起点。因此，科学的发展固然永远有偶然性，但预测和规划科学发展的可能性则将越来越大。
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必然有一个反馈作用，这就是社会科学也发生奔向自然科学的潮流，或社会科学也在自然科学化，社会科学已成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本来，从宏观方面看，人、社会和思维作为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当然地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过去自然科学家自身犹处于无权地位，他不能不小心地回避这方面的许多问题。今天，随着自然科学的解放与变为直接的生产力，并且影响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诸领域，它就自然而必然地要从科学学的角度去研究社会科学了。而首先要研究的，就是社会科学的哲学方法论问题。今后，社会科学不但向自然科学提供方法论，也要从自然科学吸收方法论的营养(数学方法，系统方法等)，使社会科学具有更高的精密性与预见性，从而反过来可以更好地帮助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应用。不应忘记，在科学变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中也包括社会科学在内，这就加强了对社会科学的严格要求，特别是方法论方面的要求。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科学，更不用说科学学了。这里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不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或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者，他们对科学又恨又怕，这是不足为奇的。例如，国外有一位不同凡响的大员，写了厚厚一本书，其中包括大量确实言之有物的反对官僚主义的内容，可是此人居然数典忘祖，在谈到科学界、教育界和知识分子问题时，却完全是一股冷嘲热讽的敌意。他认为要医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根深蒂固的痼疾，首先“应从知识分子中的精华身上开始”，这显然是本末倒置，实际上在为大垄断资产阶级说话。
第二种情况，有一部分科学家虽然赞成科学学，但却顾虑有了科学学之后，国家对科学更要加强管理，从而妨碍个人的自由研究。
第三种情况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部分人盲目地把科学学的应用同专家治国、技术统治、技术官僚等联系起来而加以反对。
这三种情况搅在一起，的确是很复杂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来加以剖析，我们就不难理解发展的辩证法，辨认出历史的主流。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心与劳力的对抗已达到全面的、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由于自身的法则，不能不在剥削工人的同时越来越要求剥削脑力劳动者。它一方面使局部工人变为多面发展的脑力体力劳动者，另方面使教育与科学工厂化，大批培养知识分子，使越来越多的学术中心、科学研究所、实验室、情报资料库等成为物化的生产力，以便使脑力劳动成为其猎取超额利润的主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与一切劳动对立的局面就开始出现，它的末日也就不会太远了。技术统治论不过是从劳心与劳力的全面对抗过渡到资本与一切劳动全面对抗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是资本主义官僚政治对科学技术最高也是最后的利用阶段(尽管为期很可能会相当长)。当然，资产阶级也会让一小部分专家学者分享一部分统治权(其形态即技术统治主义)，以便利用集中的大知识来统治分散的小知识，用一批知识部门来统治另一批知识部门等等。这当然不是知识、科学的过错。更不能因噎废食反对科学。而且，当科学不断向深广发展积累以后，知识统治知识的差别和领域将日益消失。当资本主义面临汪洋大海一般的知识劳动大军的时候，就必然要陷于灭顶之灾了。
我们已经有了一本这样的介绍科学学的书，这是必要的。我们更希望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我国实际的中国科学学著作，来促进、推动四化建设，使我国的科学的发展更加自觉，更加符合客观实际！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学学译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编译，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年三月第一版，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