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25日，3岁的小肯尼迪举起小手向父亲的灵柩敬礼的画面，伴随着国葬，定格成美国民众心中永远的痛。葬礼结束之后，新总统林登·约翰逊决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找出肯尼迪遇刺的真相，德克萨斯人厄尔·沃伦担任调查委员会主席。历经十个多月的调查，厚达51本的“沃伦报告”出炉，它得出结论：总统遇刺纯属凶手奥斯瓦尔德的个人行为。
　　根据联邦解密相关法令，沃伦报告牵涉的所有资料要等到2038年才会全部公开。“官方的史学家也许不会告诉你真相，统计数字总是表明公众对政府公布的版本深深地不信任。”斯通后来说，“那是一个狡猾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他采访了两百多人，甚至亲自到现场反复实验。《刺杀肯尼迪》彻底颠覆了官方调查报告，它在美国社会引发的强烈震荡，就像总统遇刺一样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
　　影片最后的庭审段落长达50分钟，高潮部分是扮演新奥尔良检察官吉姆·加里森的主演凯文·科斯特纳近半小时的最后陈述。他几乎就是向白宫、中情局、FBI和五角大楼发起猛烈质疑的斯通的翻版。 　　“当局在撒谎，史诗般的肯尼迪葬礼迷惑了我们的双眼和头脑。希特勒说：越大的谎言，就越有人相信。一个疯狂的无名之辈，想出风头暗杀了总统，这只是一长串名单中的第一个替罪羊。”片中的加里森检察官说道，“我们都成了哈姆雷特，认贼作父，凶手却同样占据着王位。肯尼迪总统和他被害的那些秘密终于与我们在我们的美国梦中相遇了，它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宪法核心是什么？我们生命的价值又是什么呢？一个国家的总统被杀害，在众多疑问面前，它的司法机构只会在那里发抖，那么这个国家的民主又是什么呢？还有多少政治谋杀被说成是心脏病发作、自杀、癌症和过量吸毒，还有多少飞机失事和车祸将发生在事情暴露的前夜呢？”
　　“……每次我的办公室或你们——人民，提出并要求查看证据时，得到的答案永远是：国家安全机密。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被夺走了生命，还有什么国家安全可言？什么样的国家安全被允许夺走人民手中最基本的权利，并允许一个看不见的政府统治我们的美国呢？这样的国家安全，当它看上去如此、闻上去如此、感觉上如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叫它：法西斯主义。”
　　最猛烈的开炮还在后面。“我向你们提出：发生在1963年11月22日的事件，那是一场政变。它最直接最可悲的后果，就是改变了肯尼迪从越南撤军的决定。每年消耗8000亿的战争是美国最大的生意。肯尼迪总统的谋杀案由美国政府的最高层精心策划，由五角大楼和国防部中的战争狂热分子来实施。胡佛和林登·约翰逊——因前总统被刺而入主白宫的这个总统，我相信他们是共犯。”
　　在这部影片中，斯通运用凌厉的剪辑节奏和娴熟技巧，真假莫辨地进出于真实纪录素材和虚构拍摄情节之间。反复打量审视历史画面的细节时，你很难怀疑他质疑的那些破绽。没有人愿意重温总统遇刺的历史镜头，片中当枪声响起的那一刻，斯通让整个画面顿时一片漆黑。回避伤痛画面的同时，震撼的力度丝毫不减。
　　在导演生涯中，他从来没像这次一样，成为那么多人眼里的大麻烦。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在长达7页的谴责声明中将这部影片斥为“和《意志的胜利》一样”，“都是宣传的经典，而且同样是谎言。”《华盛顿邮报》专栏记者乔治·威尔评价斯通说：“这个人只是会耍花招的骗子，他缺少教养和最起码的道德底线！”
　　当我们谈起这段往事时，斯通依然耿耿于怀：“美国的主流媒体对于《刺杀肯尼迪》一直不依不饶，他们说这片子完全是垃圾。不肯给我一个公正的评价。在这之后，我再想拍同类型的影片就非常困难，因为我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他们毁了我的职业生涯。”

我们对抗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

　　“历史都是由消灭了英雄的人书写的。”斯通的好莱坞同行梅尔·吉布森在自己的导演处女作《勇敢的心》里，用这样的画外音开篇。
　　这也是斯通不厌其烦对外宣讲的观点：“就算有可能显得玩世不恭，我还是要说：历史最终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于是，他们刺杀了肯尼迪，重写了历史。你信不信，如果希特勒打赢了二战，今天我们读到的将是另一部美国史——一部为希特勒辩护的历史。希特勒是个怪物，但就像怪物弗兰肯斯坦，是被弗兰肯斯坦博士造出来的一样，希特勒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历史，总是赢家的历史，我们决不可轻视这种能够涂改历史进程的力量。”
　　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从华尔街股票商的中产之家走出来的年轻人，最终成为了一位不合作的电影导演？冥冥之中悄然催他上路的，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他希望人们警醒的这种“涂改历史的力量”。
　　1980年代中期，斯通有过一次特别的旅行，目的地是中美洲的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在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街道上，他遇到身着戎装的美国士兵。他上前和他们聊天，很自然谈到了越战。
　　“我问那些士兵是否记得越南，这些穿着和我当年一样军装的青年士兵，竟然没有一个人记得越南了。老实说，最糟糕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当年我们在越南干了些什么。这真是一个毁灭性的现实。对一个民族来说，它的公民对自己的历史表现出如此的冷漠和无知，没有比这更糟的了。”
　　他不止一次地承认，对他的人生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是越南战争。在斯通青年时期的1960年代，精神自由、男女平等、黑人平权和性解放等一系列社会运动，正伴着甲壳虫乐队吸收蓝调音乐进行的节奏革命，在年轻人中间席卷成风。
　　进入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耶鲁大学，并没能让青年斯通找到同伴。有意思的是，他同届的校友就有后来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小布什。从耶鲁退学之后，斯通来到越南支教。1967年，再返湄公河畔时，他已经穿上军装，遮天绿荫下的乡村教师摇身一变，成为陆军第二十五步兵师士兵。

　　“在你年轻时，没有比战争更富有戏剧性的了。”斯通后来回忆，“你要知道我的祖父参加过一战，而且伤得很重。我的父亲参加过二战，他是名军官，所以我从小在大人谈论战争的传统中长大。那时觉得参加战争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而梦想却以始料未及的速度破灭，年轻的士兵们很快发现，自己的到来不仅没能像出征前想象的那样，给这块土地带来民主和安宁，反而让自己背上了终身难以卸下的十字架。18个月之后，被战争彻底改变的斯通，带着劫后余生的无尽疲惫，和两枚政府颁发的勋章回国。从那时起，噩梦在他的世界里挥之不去。 　　后来在悉尼参加一个研讨会的时候，斯通吃惊地发现在座的大学生完全不知道越战和“东京湾事件”。“那是一个预先制定的人为事件，它直接导致了我们对北越宣战。人们也忘记了我们曾经对老挝和柬埔寨进行过地毯式轰炸，大约有一两百万越南人死掉，谁知道呢？他们甚至没有对越战失踪士兵进行确切统计。但是对于死难者来说，这就是一场大屠杀，而我们就是凶手之一。”
　　越战结束回国以后，斯通进入纽约州立大学学习电影，马丁·斯科西斯当时是学校教员。从1976年进入好莱坞到1986年导演处女作《萨尔瓦多》问世，斯通做了整整10年编剧。从自己在战争中的日记和书信入手，他开始创作一个新的剧本。新剧本的主人公是一个来自平民家庭的19岁大学生克里斯，弃学到越南参战，从此坠入深不见底的痛苦深渊。这就是斯通“越战三部曲”的开篇作《野战排》。
　　在国际影坛，几乎再找不到一位电影导演像他一样，将自己亲历的战争梦魇搬上大银幕。在他的镜头下，直升机冲过丛林田园之后，螺旋桨气流吹开防雨布，下面是触目惊心的美军尸体；谈笑中一只胳膊炸得粉碎；宁静的村庄突然枪声四起，但你永远不知道敌人在哪儿……
　　斯通为影坛缔造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战争体验，同时也带领了整个越战片类型进入反思的创作转折。斯皮尔伯格说：《野战排》已经超出了电影的范畴，它使人觉得自己到过越南战场，而且今后再也不想去了。在片尾，画外音传递了离开越南的主人公内心独白：我们对抗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
　　影片最终获得1987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斯通也凭借此片收获了第一座最佳导演的小金人。41岁的斯通站在领奖台上说道：“我想你们通过这一座金像奖，是在真心诚意地感谢我这位老兵。我想你们是在说，我们生活中不能再发生此类事情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美国就算从战争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在那儿死的美国士兵也就死得有价值了。”

好莱坞为什么要拍这么多烂片

　　滥杀无辜和自相残杀，是越战带给斯通最直接的精神折磨。在《野战排》之后，斯通将越战反思从战场的直接描写转到国内，他改编越战老兵郎·科维克的自传，创作了《生于七月四日》。直到后来，他跳出美国老兵的视野，用亚洲人的视角，再度重新反思越战。这就是根据越南女作家黎里的自传改编的《天与地》。在片尾，黎里说：我命中注定，将永远活在两者之间：东方，西方；和平，战争；越南，美国。
　　采访时，我拿着一张《天与地》的DVD。这是越战三部曲的终结篇，斯通指着音像制作公司的名字介绍：他们很棒，出了很多优秀的电影。他把包装盒拿在手上仔细看了很久，得意之中又流露出几分惊喜：这是一部特别美的电影，我很喜欢。
　　“你知道的，一个人年轻时很难认清大局。你越老，看大局的眼光就会越清晰。”斯通说，“现在我看得就比之前都要清楚得多。我不是说我的观点都是对的，我也会犯错。但相较于很多人，我站得更前沿。”
　　在很多电影学者眼里，这是一位并不属于好莱坞的导演。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风格很不好莱坞。全美最知名的3所电影学府中，南加州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都在好莱坞的腹地洛杉矶，斯通则毕业于东海岸的纽约大学艺术学院。马丁·斯科西斯、斯派克·李、李安、科恩兄弟，当这些斯通校友的名字排列在一起时，你会发现人文情怀和作者风格差不多是这群优秀影人共同的师承和血脉。所以，这些导演几乎无一例外都有惨痛的商业失败。但是直到今天，他们没有一位有妥协的迹象。
　　在另一次演讲中，斯通说：我们时代的另一个噩梦，是传媒工业通过媒体控制我们对事件的态度。通过媒体，谎言成为真理。因为对美国电视媒体在辛普森杀妻案中近乎泛滥的渲染金钱和明星的恶俗表现极为不满，斯通将矛头对准了价值观混乱的电视荧屏。这就是《天生杀人狂》：一对杀人狂魔在电视媒体一路炒作之后，竟然成为新闻人物，甚至被无数青少年奉为偶像。
　　这部争议之作是斯通以电视为靶子，对大众媒体展开的一次猛烈批判。它开创的MV式的视听风格，又一次革新了后现代电影叙事语言。在一些学院派看来，片中那对杀人狂魔的主人公和特吕弗《四百击》中的安托万、戈达尔《筋疲力尽》中的米歇尔在精神上一脉相承，都是反叛时代的人物符号。评论界评价该片是“电影史上的暴力启示录”。因为过于暴力，斯通还为此招致诉讼。
　　在片中，男主人公米基在汽车旅馆里对着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暴力血腥镜头说道：我真不明白好莱坞导演为什么要拍这么多的大烂片？好莱坞到底还相不相信亲吻？
　　“这种从个人角度贴近电影的方式，在欧洲远比在美国要更为广泛地被接受。特吕弗或费里尼谈论他们的生活时，人们称他们为天才。而在美国，倘若有人这么干，就会被视为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大狂。”斯通对此极为不满。
　　迄今为止，大多数斯通作品都是选择敏感题材：越战、肯尼迪遇刺、水门事件、暴力犯罪、大众媒体批判……在严格的分级审查制度和积淀深重的社会心理面前，斯通怎样做到将想说的话大声公之于众？
　　“不，我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一直去做。我拍摄的关于卡斯特罗的纪录片，直到今天也没有在美国上映。《天生杀人狂》和审查制度较量了很久，他们……”一路侃侃而談的斯通突然停了下来，把头偏向一边，闭起眼睛。沉默，长时间的沉默。他很可能想起了一些痛苦的经历。终于，他从沉默中回来了，“只要有机会，我还是会抓住。”

我必须对他们有信心

　　“右翼说我是魔鬼，左翼说我是道德家，我到底是什么？很简单，你们希望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斯通说。
　　在奔赴越南战场之前，斯通曾渴望自己未来成为一个作家。后来他还是拿起了笔，不过写下的是电影剧本。拍完《天与地》后，1994年5月10日，他应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邀请，在学院礼堂作了一次“与历史对话“的主题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他向年轻人这样谈到自己为何从影：
　　我认为电影能使我们增强自身的免疫能力，因为没人会以一种真实面目进入电影中的世界。它是虚幻的，因此不会产生危险。当人们不再指望它给予什么的时候，也许是一个最理想的时刻。艺术家只有能够打动观众的心灵，他才能希望人们离开剧院的时候心灵得到净化。在一个体制使人越来越无关紧要，连梦想也被规范化、被破坏的时候，我坚信人类精神的巨大力量。那就是我们制作电影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喜欢一个快乐结局的原因，我觉得它对人们来说是有意义的。 　　在《刺杀肯尼迪》中，加里森检察官在最后陈词中说道：“回想我们小时候，大多数人认为正义会自己降落在我们身边，美德是对美德最好的回报，正义总会战胜邪恶。可我们长大后才知道，事情并不都是真的，每个人都必须为正义而斗争，而这并不容易。因为真理总会引起权势的恐慌，我们不得不冒着风险与权势斗争。我们只要为自己的信仰而斗争，这个国家就依然是我们的。寻求真理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人生价值，如果真理已经受到政府谋杀，人民不再受到尊重，那这个地方就不是我们出生的那个国家，肯定也不会是我将与之终身厮守的那个国家。”
　　“听着，我们就是恶霸！你们面对的是一条巨大的恶龙，它不是中国，是美国！”在日本广岛原子弹纪念活动的演讲中，斯通像电影里的加里森檢察官一样慷慨陈词，痛斥自己厮守至今的国家，也敲打着威胁东北亚和平的势力集团，“日本的军国主义正在死灰复燃……越战应该是亚洲最后一次大规模战争！但这有可能再次发生，你们必须有所担当！”
　　就像当年斯通根据自己的战地日记创作出《野战排》一样，一位美国记者不久前出版了书信集《对不起，来不及陪你长大》。它由17封家书组成，在它畅销的背后，是一位伤痛中的美国母亲向儿子含泪微笑诉说关于他父亲的故事。2006年10月，这个孩子只有6个月大，他的军人父亲在伊拉克的一次战斗中为国捐躯。这场未获得安理会授权的战争，历时9年，超过9000名美军将士身亡。
　　“所有想要取得发展的社会，都必须铭记历史。”采访时谈到这里，斯通捶了一下桌面，“否则，像美国，没从越战中吸取教训，就会继续展开伊战；没从伊战中吸取教训，就会继续对阿富汗开战。这是一个无休止的、愚蠢的战争循环。”
　　“每个孩子都应该学习历史，年轻人应该去思考他们的历史使命。”斯通说。“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关心过去。”在《刺杀肯尼迪》的片尾，加里森检察官没有赢得诉讼，当他和妻儿的身影消失在法庭外的走廊尽头时，斯通在片尾打出的最后一句字幕是：谨以此片，献给继续不断追求真理的青年。
　　在今天，太多的新鲜事物吸引着年轻人的注意力。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像斯通希望的那样，关心政治和历史。“我不在乎那些年轻人，他们也觉得我很烦人。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孤独。”
　　“你对年轻人还有信心吗？”我问斯通。
　　“我必须对他们有信心！上帝啊，为什么我用5年的时间来揭露美国不为人知的历史？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真的重视这些历史。你真的需要有希望，才能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存活下去。”
　　怎样存活，这是斯通从穿上军装踏上越南那一刻开始，直到今天始终在他内心咆哮的一个声音。就像他在《野战排》片尾，让主人公说出的结束语一样：我们将利用剩下的一生，尝试寻找生命的意义。

　　多年前，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刚刚拍完《天与地》的斯通，在座无虚席的学院礼堂，看着台下那些年轻的面孔，难掩激动地说：
　　我们上一代电影艺术家们也曾经被来自各方的敌人重重包围，但他们凭借着内心力量和伟大的爱征服了所有的对手。电影是什么？仅仅是在银幕上出现的这些被炫耀的脸吗？葛丽泰·嘉宝到茱莉亚·罗伯茨，人们对着银幕上的她们，深深地喜爱她们。电影的好大一部分力量，是来自于脸部特写。我想人们之所以想看到人脸，是因为那上面的悲伤、苦难、痛苦、复苏使观众再一次对人类有信心，坚信人们会渡过不如意的事情，每个早上起床之后就开始新的一天。
　　在这个世界上，体制压迫着个人，“民主社会”的领袖们在媒体上发出一些虚伪的声音欺骗着我们，集权制、跨国公司、强大的政府机构每天都在不停地榨取个人、掠走他们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纪，我认为我们是我们自身获得新生的希望所在。无论我们是在世界的哪一部分，印度加尔各答或是美国曼哈顿，我们每天清晨起床，接着辛勤度过这一天，创造价值，然后我们就赢得了生命的意义。如果不幸总是降临在我们身上，那么我相信人类比不幸更有力量。就像安德烈·马尔洛所说的那样：21世纪将是一个人类诗意栖居的世纪。否则，它将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