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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许多读者误认为是电影《赤壁》的编剧,这让史杰鹏哭笑不得。通读了《三国志》《后汉书》,然后潜心创作出小说《赤壁》的史杰鹏,是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教师,其实他并不十分认可吴宇森拍摄《赤壁》的思路。
史杰鹏:被当成是《赤壁》的编剧,完全是个误会。我的确也写过相关的剧本。之前中影集团的老总韩三平看过我写的历史小说《亭长小武》,感觉写得不错,就找我与刘震云合作创作一个《赤壁》的剧本,想拍成一个大型的电视电影。创作过程中韩三平给了我们很多建议,他说让我们不要顾及大型的场面,只要写出好故事就行。不过他们还是有一些限制,这个剧本自我感觉不能自由发挥,交了稿子后就没了下文。后来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编辑杨晓燕向我约稿,建议我把剧本改成小说,现在这个小说和我其他小说不一样,有比较明显的剧本痕迹。
我的《赤壁》是“反战”的,和吴宇森的思路不一样。
中国的电影导演拿捏真实题材,往往能拍出比较优秀的小众文艺片,因为和自己的生活比较贴近,拍得也很真切,像贾樟柯的《小武》就很不错。可是一旦转向大片,问题就出来了,我觉得主要在于缺乏虚构的能力和创造力。中国可能不缺少优秀编剧,但缺少发现。
史杰鹏:我的专业是文字学,这是一项很理性的研究,可是我骨子里又很感性。理性的学术研究和感性的写作在我身上结合得并不是很好。我在写作的时候,经常会被一些学术上的事情打断,写作的思路和灵感要重新捡起来,原先的感觉就没有了。做研究也是这样。在做研究过程中常常会突然冒出一些写作计划,特别想把它们写出来。于是研究资料被搁在一边,等再做研究又要重来了。学术研究是非常细微的工作,长时期不接触材料,是做不出东西的。
话虽如此,做研究对搞创作也不是没有帮助。历史小说创作需要很多深邃的思考和细节的把握,做研究的背景就能发挥很大作用,一般的作家很难达到。作为一个学者,对写作绝对不会仅仅停留在现象表面,他会有许多思想性的东西呈现,历史学的研究对思想的把握是很有帮助的。
传统的写史方式,不是津津乐道一些王侯将相的权谋与伟绩,就是把历史翻译成白话文,或者讲几个有意思的故事。史杰鹏对这样的写作不敢恭维。他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试图用细节描绘“历史的味道”。
史杰鹏:传统的写史方式,不是津津乐道一些历史人物的权谋,歌颂王侯将相的丰功伟绩,就是把历史翻译成白话文,讲几个有意思的故事。这种传统历史讲述可以带动大众的阅读热情,为老百姓普及历史知识。但是要谈论其文化意义,我觉得不是很大。
我比较喜欢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的那种写作方式,既有丰富的想象,也有扎实的历史功底,更有他自己独特的历史观。但现在这样的好书很少。要找一个文笔好,又精通历史的人,真的很难。毕竟历史学学者做研究,不可能去关注大众的口味,他们不承担普及大众的义务。他们要做的只是还原历史中更精微的东西。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创作了《亭长小武》《婴齐传》《赌徒陈汤》《鹄奔亭》等历史小说。因为专业的原因,我阅读了很多汉简,从这些汉简中注意到汉代政治的基础就是由下层小吏组成的,汉简中记录了很多我们的正史中罕见的、关于当时下层官府的案例。那些下层小吏的命运大多都是很悲惨的,但我们的历史却忽略了这些东西,而我对这种历史的细节又比较关注。所以,我想把我关注到的历史细节,用我的方式表达出来,也就是把真实的汉代的历史社会风俗,融合到一个虚构的人物命运中去。虽然小说纯粹是历史故事,但是人物的想法融入了我的很多个人情感和当代思考。我最近写的《鹄奔亭》是一部历史悬疑小说,东汉时候主流的意识形态可能不会像我那么想,但不排除单个人会有超前的思维,可以和我们现代人合拍,所以我也把自己的感想填充到人物的描写中去。
史杰鹏:被当成是《赤壁》的编剧,完全是个误会。我的确也写过相关的剧本。之前中影集团的老总韩三平看过我写的历史小说《亭长小武》,感觉写得不错,就找我与刘震云合作创作一个《赤壁》的剧本,想拍成一个大型的电视电影。创作过程中韩三平给了我们很多建议,他说让我们不要顾及大型的场面,只要写出好故事就行。不过他们还是有一些限制,这个剧本自我感觉不能自由发挥,交了稿子后就没了下文。后来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编辑杨晓燕向我约稿,建议我把剧本改成小说,现在这个小说和我其他小说不一样,有比较明显的剧本痕迹。
我的《赤壁》是“反战”的,和吴宇森的思路不一样。
中国的电影导演拿捏真实题材,往往能拍出比较优秀的小众文艺片,因为和自己的生活比较贴近,拍得也很真切,像贾樟柯的《小武》就很不错。可是一旦转向大片,问题就出来了,我觉得主要在于缺乏虚构的能力和创造力。中国可能不缺少优秀编剧,但缺少发现。
史杰鹏:我的专业是文字学,这是一项很理性的研究,可是我骨子里又很感性。理性的学术研究和感性的写作在我身上结合得并不是很好。我在写作的时候,经常会被一些学术上的事情打断,写作的思路和灵感要重新捡起来,原先的感觉就没有了。做研究也是这样。在做研究过程中常常会突然冒出一些写作计划,特别想把它们写出来。于是研究资料被搁在一边,等再做研究又要重来了。学术研究是非常细微的工作,长时期不接触材料,是做不出东西的。
话虽如此,做研究对搞创作也不是没有帮助。历史小说创作需要很多深邃的思考和细节的把握,做研究的背景就能发挥很大作用,一般的作家很难达到。作为一个学者,对写作绝对不会仅仅停留在现象表面,他会有许多思想性的东西呈现,历史学的研究对思想的把握是很有帮助的。
传统的写史方式,不是津津乐道一些王侯将相的权谋与伟绩,就是把历史翻译成白话文,或者讲几个有意思的故事。史杰鹏对这样的写作不敢恭维。他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试图用细节描绘“历史的味道”。
史杰鹏:传统的写史方式,不是津津乐道一些历史人物的权谋,歌颂王侯将相的丰功伟绩,就是把历史翻译成白话文,讲几个有意思的故事。这种传统历史讲述可以带动大众的阅读热情,为老百姓普及历史知识。但是要谈论其文化意义,我觉得不是很大。
我比较喜欢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的那种写作方式,既有丰富的想象,也有扎实的历史功底,更有他自己独特的历史观。但现在这样的好书很少。要找一个文笔好,又精通历史的人,真的很难。毕竟历史学学者做研究,不可能去关注大众的口味,他们不承担普及大众的义务。他们要做的只是还原历史中更精微的东西。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创作了《亭长小武》《婴齐传》《赌徒陈汤》《鹄奔亭》等历史小说。因为专业的原因,我阅读了很多汉简,从这些汉简中注意到汉代政治的基础就是由下层小吏组成的,汉简中记录了很多我们的正史中罕见的、关于当时下层官府的案例。那些下层小吏的命运大多都是很悲惨的,但我们的历史却忽略了这些东西,而我对这种历史的细节又比较关注。所以,我想把我关注到的历史细节,用我的方式表达出来,也就是把真实的汉代的历史社会风俗,融合到一个虚构的人物命运中去。虽然小说纯粹是历史故事,但是人物的想法融入了我的很多个人情感和当代思考。我最近写的《鹄奔亭》是一部历史悬疑小说,东汉时候主流的意识形态可能不会像我那么想,但不排除单个人会有超前的思维,可以和我们现代人合拍,所以我也把自己的感想填充到人物的描写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