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5年7月，毛泽东连续为新华社撰写了两篇重要时评：《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和《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这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揭示了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
赫尔利的出尔反尔
赫尔利何许人也？他出生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战期间入伍，官至美军上校。一战结束后，赫尔利退伍经商，后又加入美国共和党，并出任美国陆军部长一职。二战期间，赫尔利受罗斯福总统委托，先后出访澳洲、苏联、近东和中国等地，执行各种对美国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外交使命。二战结束后，这位美国资深外交官，曾写下一段颇耐人寻味的文字：“在战争期间，我曾供职于爪哇、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西南太平洋一带，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外约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伊朗、俄国、阿富汗、印度、锡兰、缅甸和中国，在所有这些派遣的任务之中，中国的是最复杂和最困难的。”
抱怨中国的事情复杂和难办的赫尔利，其在中国的经历也是很具戏剧性的。直接促成赫尔利来华的，是著名的史迪威事件。史迪威是二战期间美国的著名将领，受罗斯福委派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与时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发生激烈冲突，为调和蒋、史矛盾，罗斯福把赫尔利这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为美国出色地完成了许多重大外交使命的外交明星派到了中国。出人意料的是，赫尔利在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冲突中，竟然站到了蒋介石的一边，他在提交给罗斯福的报告里写道：“如果你（指罗斯福）在这场争议中支持史迪威，你就会失去蒋介石，也就很可能会失掉中国。”根据赫尔利的建议，罗斯福下令把史迪威从中国召回。这位转战中印缅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的美国将军，回国后备受冷遇，最后在自己的私人别墅里抑郁而终。而赫尔利却凭借罗斯福的支持留在中国，取代史迪威成为罗斯福在中国的新代言人。
处理完史迪威事件后，赫尔利又出人意料地约见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代表林伯渠和董必武。1944年10月24日，林、董致电延安：赫尔利说，蒋介石21日交给他一份方案，被他当场退回，至于方案的内容，他保守秘密。他只打了一个比喻说，蒋叫你们在前面打，他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灭你们。他问蒋为什么不能和共产党并肩作战？他已告蒋，要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不能再等了。
11月7日，赫尔利和林伯渠同机抵达延安，前往机场迎接的周恩来看到这位穿着讲究、佩带大量勋章的美国将军时，问一同接机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他是谁？包瑞德答是罗斯福特使赫尔利，周恩来立即把毛泽东请到了机场。在延安期间，赫尔利与毛泽东多次会谈，并共同签署了战后由国共两党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五点协议”，还明确向毛泽东许诺说自己“要与毛主席站在一起”和国民党斗。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赫尔利还一再要求毛泽东给罗斯福总统写一封信，可以由他负责转交。毛泽东满足了赫尔利的要求，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亲笔信，对委托赫尔利转交关于建立联合政府协议一事作了说明，并祝贺罗斯福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11月9日下午，中共方面把反复修改过的协定草案交给了赫尔利，赫尔利看过后说：“这个方案是正确的。”第二天，11月10日，赫尔利与周恩来、包瑞德一起飞往重庆。10天后，赫尔利于11月21日上午在自己的寓所与周恩来晤谈，把蒋介石的三点反建议交给了周恩来，并委婉地告诉周恩来说自己只是国共双方谈判的见证人。第二天，11月22日上午周恩来再次来到赫尔利寓所时，国民党方面的宋子文和王世杰已经等候在那里，双方会谈不欢而散。但是，当天晚上赫尔利还是宴请了准备回延安的周恩来，表达了歉意。
12月4日，赫尔利再次约见周恩来，劝说中共方面接受国民党不组织联合政府的建议，先参加政府和军委会，“插一只脚进来”。周恩来明确答复这是一个救中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对中国人民负责。12月7日，周恩来和董必武一起飞回延安。
在接下来的电报往来中，赫尔利坚持要求中国共产党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办，但同时也答应为中共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以作为交换。延安方面对赫尔利的自食其言据理进行了驳斥，结果在是否向媒体公布赫尔利与毛泽东所达成的“五点协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激烈争执。最后，毛泽东从对美外交的全局出发，对赫尔利作出了让步，答应暂不公布协议内容，但是赫尔利的自食其言和明显的亲蒋行为令毛泽东感到有必要直接和白宫方面建立联系，以便让罗斯福了解到中国的真实情况。1945年1月9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代理组长克罗姆利少校秘密致电接替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转达了毛泽东的愿望：如果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把他们作为中国的一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加以接待，那么毛和周愿意一同或单独一人立即前往华盛顿举行探讨性的会谈。克罗姆利少校还同时告诉魏德迈，因为不相信赫尔利的判断力，周恩来希望不要将此事告知赫尔利。
这封密电很快就转到了赫尔利的手中，恼羞成怒的赫尔利立即于1月14日致电罗斯福，声称美国驻华人员中存在着破坏总统政策的阴谋，并建议罗斯福不要会见中共领导人。电报发出不久，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被解除了职务，明显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也被调回国内，后来还遭到了逮捕。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发表谈话，宣称美国绝不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如此出尔反尔的行径当然是令人不齿的，毛泽东后来为此撰写两篇时事评论对赫尔利予以痛斥和批判，也就不足为奇了。
罗斯福的变卦
在发表于1945年7月12日的《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一文中，毛泽东提到了当时已经去世的罗斯福，指出：“国民党政府在其内部的动员口号是反共第一，抗日被放在次要的地位。目前国民党政府一切军事布置的重心，并不是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向着解放区收复失地和消灭中国共产党方面。不论是为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或是战后的和平建设，这种情况均须严重地估计到。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他是估计到了这一点的，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1944年11月，赫尔利以罗斯福私人代表的资格来到延安的时候，他曾经赞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计划。但是他后来变卦了，赫尔利背叛了他在延安所说的话。这样一种变卦，露骨地表现于赫尔利4月2日在华盛顿所发表的声明。” 显然，为了顾全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外交关系的大局，毛泽东在这里使用了隐语和曲笔。罗斯福是在1945年4月12日突然发病去世的，而赫尔利公然发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言论是在1945年4月2日。因此，赫尔利的露骨变卦其实就是罗斯福的变卦。
珍珠港事件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要形成了三大战场：欧洲的苏德战场、亚洲的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罗斯福政府在反复斟酌后，确立了先欧后亚战略：先在欧洲联合英国和苏联解决纳粹德国，然后再回军亚太地区解决日本。为推行先欧后亚战略，美国一直不肯向太平洋战场投入过多的兵力与物资，这样中国战场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为了让中国坚持抗战以牵制日本兵力，罗斯福政府在给予中国大量援助的同时，一直密切注意着中国的政治走向，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一时期被纳入了罗斯福的全球战略视野。
其实，早在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刚刚爆发时，曾在罗斯福的佐治亚州温泉住宅警卫部队服役的美国军官卡尔逊上尉就以个人名义来到了中国。罗斯福在卡尔逊来华前专门找他谈话，要求他到中国后要经常给自己写信，把在中国的见闻告诉他，不过据卡尔逊本人回忆，罗斯福当时向他保证说“这些信，我们保守秘密，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卡尔逊来到中国后，先后两次到华北和西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旅行，后来还去延安逗留了10多天。他广泛接触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各级领导人，还和毛泽东作了两次长谈。所有这些经历卡尔逊都写信告诉了罗斯福。据罗斯福自己说，这些信件激发了他的想象力，让他了解了游击战的战略意义。卡尔逊回到美国后，继续在军队里服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按照八路军部队的模式组建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营，罗斯福之子詹姆斯.罗斯福少校还在这支部队里担任了卡尔逊的助手。
皖南事变发生后，罗斯福又派他的经济顾问和特别助理居里来华，面见蒋介石，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希望国共两党打内战，居里还以个人的名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会见周恩来的要求。美国总统特使的要求蒋介石当然不好反对，居里和周恩来顺利会晤。据居里自己回忆，在这次会见中，周恩来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居里回到美国后，在呈送给罗斯福的长篇调查报告里专门介绍了中国解放区当时推行的一种称为统一累进税制的税收制度，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推行统一累进税，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爱戴，并切实推进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理想在中国的实现进程。在热烈赞扬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居里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的反共与贪腐，他告诫罗斯福，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有在中国引发新内战的严重危险，并建议同样持反共立场的罗斯福：明智地运用美国在中国的影响，这不仅将是几亿中国人民的福利，也将是美国未来的福利。
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一文曾提到，“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他是估计到了这一点的”。所谓“这一点”，很明显是指国民党政府要以武力进攻和消灭中国共产党，而居里的报告显然是罗斯福了解到“这一点”的重要途径。事实上，美国也确实对国民党的反共行为作过遏制，美国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在居里回国后，很快就找到宋子文，明确地告诉宋“国共之间不和的后果远比起因更为严重”，并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团结和稳定至感关切”。
尽管美国一再表明自己反对国共分裂的态度，国共关系的发展还是如居里所预言，因国民党的反共行径而濒临内战边缘。两党关系的恶化引来了罗斯福政府更为直接的干预。1944年6月，罗斯福派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直接向蒋介石提出了派遣军事观察组去延安的要求。在美国的高压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了这一要求，美军延安观察组在几经曲折后最终成行。
观察组的成行直接诱发了史迪威事件和赫尔利来华。
史迪威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一直深恶痛绝，他认为蒋政权“是个腐败残暴的政权”，而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日的，因此对派遣观察组赴延安一事，史迪威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
在中共中央的统筹安排下，美军观察组走访了延安地区的部队、机关和学校，又分批去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回去后，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向美国政府提交了78份调查报告，其中最为重要的政治报告指出，他们（美军观察组成员）确信共产党控制了敌后广大农村，确信中共是得到人民拥护的。观察组全体成员一致认为：共产党得到当地百姓的完全支持，八路军和人民完全团结一致。一个叫卢登的观察组成员感慨地说：“一个政权得到人民如此广泛、积极的支持，这在近代中国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至于国民党，一些对其种种腐败早已熟视无睹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在对比了两党的不同风气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国正处在蒋介石向共产党交权的边缘。
这些报告很快就被送往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财政部等重要国家机构，最后辗转送到了罗斯福手中并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美军观察组从延安返回后，向史迪威报告见闻的任务恰好是由卢登负责，他在呈送给史迪威的报告里对自己的感慨作了更为详尽的阐述：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办法“是简单而又基本的，即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的参加。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受到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了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卢登在报告中还建议史迪威向中国共产党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史迪威以其军人的直率与执着采纳了这一建议，并直接就此问题与蒋介石进行了交涉。蒋介石因此而感到了巨大压力，他担心：史迪威今已控制中国全部租借物资，若再统帅全部中国军队，加上装备中共，后患将不可测。蒋、史之间多年积累的对立情绪终于导致了他们的公开争吵，面对史蒋矛盾的全面激化，罗斯福不得不派赫尔利来华调停，如前文所述，根据赫尔利的建议，罗斯福把史迪威调回了美国。
史迪威事件的风波过去后，赫尔利和林伯渠一起飞赴延安，并当面向毛泽东许诺“要与毛主席站在一起”和国民党斗。可是，返回重庆后，他的态度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最后竟然以克罗姆利少校的电报为借口完全站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一边，与毛泽东和共产党斗，这的确是不折不扣的自食其言。当然，他这是得到了罗斯福默许和支持的，否则就不会有1945年4月2日的公开谈话。
赫尔利的出尔反尔
赫尔利何许人也？他出生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战期间入伍，官至美军上校。一战结束后，赫尔利退伍经商，后又加入美国共和党，并出任美国陆军部长一职。二战期间，赫尔利受罗斯福总统委托，先后出访澳洲、苏联、近东和中国等地，执行各种对美国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外交使命。二战结束后，这位美国资深外交官，曾写下一段颇耐人寻味的文字：“在战争期间，我曾供职于爪哇、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西南太平洋一带，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外约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伊朗、俄国、阿富汗、印度、锡兰、缅甸和中国，在所有这些派遣的任务之中，中国的是最复杂和最困难的。”
抱怨中国的事情复杂和难办的赫尔利，其在中国的经历也是很具戏剧性的。直接促成赫尔利来华的，是著名的史迪威事件。史迪威是二战期间美国的著名将领，受罗斯福委派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与时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发生激烈冲突，为调和蒋、史矛盾，罗斯福把赫尔利这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为美国出色地完成了许多重大外交使命的外交明星派到了中国。出人意料的是，赫尔利在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冲突中，竟然站到了蒋介石的一边，他在提交给罗斯福的报告里写道：“如果你（指罗斯福）在这场争议中支持史迪威，你就会失去蒋介石，也就很可能会失掉中国。”根据赫尔利的建议，罗斯福下令把史迪威从中国召回。这位转战中印缅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的美国将军，回国后备受冷遇，最后在自己的私人别墅里抑郁而终。而赫尔利却凭借罗斯福的支持留在中国，取代史迪威成为罗斯福在中国的新代言人。
处理完史迪威事件后，赫尔利又出人意料地约见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代表林伯渠和董必武。1944年10月24日，林、董致电延安：赫尔利说，蒋介石21日交给他一份方案，被他当场退回，至于方案的内容，他保守秘密。他只打了一个比喻说，蒋叫你们在前面打，他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灭你们。他问蒋为什么不能和共产党并肩作战？他已告蒋，要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不能再等了。
11月7日，赫尔利和林伯渠同机抵达延安，前往机场迎接的周恩来看到这位穿着讲究、佩带大量勋章的美国将军时，问一同接机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他是谁？包瑞德答是罗斯福特使赫尔利，周恩来立即把毛泽东请到了机场。在延安期间，赫尔利与毛泽东多次会谈，并共同签署了战后由国共两党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五点协议”，还明确向毛泽东许诺说自己“要与毛主席站在一起”和国民党斗。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赫尔利还一再要求毛泽东给罗斯福总统写一封信，可以由他负责转交。毛泽东满足了赫尔利的要求，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亲笔信，对委托赫尔利转交关于建立联合政府协议一事作了说明，并祝贺罗斯福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11月9日下午，中共方面把反复修改过的协定草案交给了赫尔利，赫尔利看过后说：“这个方案是正确的。”第二天，11月10日，赫尔利与周恩来、包瑞德一起飞往重庆。10天后，赫尔利于11月21日上午在自己的寓所与周恩来晤谈，把蒋介石的三点反建议交给了周恩来，并委婉地告诉周恩来说自己只是国共双方谈判的见证人。第二天，11月22日上午周恩来再次来到赫尔利寓所时，国民党方面的宋子文和王世杰已经等候在那里，双方会谈不欢而散。但是，当天晚上赫尔利还是宴请了准备回延安的周恩来，表达了歉意。
12月4日，赫尔利再次约见周恩来，劝说中共方面接受国民党不组织联合政府的建议，先参加政府和军委会，“插一只脚进来”。周恩来明确答复这是一个救中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对中国人民负责。12月7日，周恩来和董必武一起飞回延安。
在接下来的电报往来中，赫尔利坚持要求中国共产党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办，但同时也答应为中共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以作为交换。延安方面对赫尔利的自食其言据理进行了驳斥，结果在是否向媒体公布赫尔利与毛泽东所达成的“五点协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激烈争执。最后，毛泽东从对美外交的全局出发，对赫尔利作出了让步，答应暂不公布协议内容，但是赫尔利的自食其言和明显的亲蒋行为令毛泽东感到有必要直接和白宫方面建立联系，以便让罗斯福了解到中国的真实情况。1945年1月9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代理组长克罗姆利少校秘密致电接替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转达了毛泽东的愿望：如果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把他们作为中国的一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加以接待，那么毛和周愿意一同或单独一人立即前往华盛顿举行探讨性的会谈。克罗姆利少校还同时告诉魏德迈，因为不相信赫尔利的判断力，周恩来希望不要将此事告知赫尔利。
这封密电很快就转到了赫尔利的手中，恼羞成怒的赫尔利立即于1月14日致电罗斯福，声称美国驻华人员中存在着破坏总统政策的阴谋，并建议罗斯福不要会见中共领导人。电报发出不久，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被解除了职务，明显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也被调回国内，后来还遭到了逮捕。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发表谈话，宣称美国绝不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如此出尔反尔的行径当然是令人不齿的，毛泽东后来为此撰写两篇时事评论对赫尔利予以痛斥和批判，也就不足为奇了。
罗斯福的变卦
在发表于1945年7月12日的《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一文中，毛泽东提到了当时已经去世的罗斯福，指出：“国民党政府在其内部的动员口号是反共第一，抗日被放在次要的地位。目前国民党政府一切军事布置的重心，并不是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向着解放区收复失地和消灭中国共产党方面。不论是为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或是战后的和平建设，这种情况均须严重地估计到。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他是估计到了这一点的，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1944年11月，赫尔利以罗斯福私人代表的资格来到延安的时候，他曾经赞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计划。但是他后来变卦了，赫尔利背叛了他在延安所说的话。这样一种变卦，露骨地表现于赫尔利4月2日在华盛顿所发表的声明。” 显然，为了顾全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外交关系的大局，毛泽东在这里使用了隐语和曲笔。罗斯福是在1945年4月12日突然发病去世的，而赫尔利公然发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言论是在1945年4月2日。因此，赫尔利的露骨变卦其实就是罗斯福的变卦。
珍珠港事件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要形成了三大战场：欧洲的苏德战场、亚洲的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罗斯福政府在反复斟酌后，确立了先欧后亚战略：先在欧洲联合英国和苏联解决纳粹德国，然后再回军亚太地区解决日本。为推行先欧后亚战略，美国一直不肯向太平洋战场投入过多的兵力与物资，这样中国战场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为了让中国坚持抗战以牵制日本兵力，罗斯福政府在给予中国大量援助的同时，一直密切注意着中国的政治走向，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一时期被纳入了罗斯福的全球战略视野。
其实，早在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刚刚爆发时，曾在罗斯福的佐治亚州温泉住宅警卫部队服役的美国军官卡尔逊上尉就以个人名义来到了中国。罗斯福在卡尔逊来华前专门找他谈话，要求他到中国后要经常给自己写信，把在中国的见闻告诉他，不过据卡尔逊本人回忆，罗斯福当时向他保证说“这些信，我们保守秘密，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卡尔逊来到中国后，先后两次到华北和西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旅行，后来还去延安逗留了10多天。他广泛接触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各级领导人，还和毛泽东作了两次长谈。所有这些经历卡尔逊都写信告诉了罗斯福。据罗斯福自己说，这些信件激发了他的想象力，让他了解了游击战的战略意义。卡尔逊回到美国后，继续在军队里服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按照八路军部队的模式组建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营，罗斯福之子詹姆斯.罗斯福少校还在这支部队里担任了卡尔逊的助手。
皖南事变发生后，罗斯福又派他的经济顾问和特别助理居里来华，面见蒋介石，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希望国共两党打内战，居里还以个人的名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会见周恩来的要求。美国总统特使的要求蒋介石当然不好反对，居里和周恩来顺利会晤。据居里自己回忆，在这次会见中，周恩来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居里回到美国后，在呈送给罗斯福的长篇调查报告里专门介绍了中国解放区当时推行的一种称为统一累进税制的税收制度，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推行统一累进税，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爱戴，并切实推进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理想在中国的实现进程。在热烈赞扬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居里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的反共与贪腐，他告诫罗斯福，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有在中国引发新内战的严重危险，并建议同样持反共立场的罗斯福：明智地运用美国在中国的影响，这不仅将是几亿中国人民的福利，也将是美国未来的福利。
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一文曾提到，“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他是估计到了这一点的”。所谓“这一点”，很明显是指国民党政府要以武力进攻和消灭中国共产党，而居里的报告显然是罗斯福了解到“这一点”的重要途径。事实上，美国也确实对国民党的反共行为作过遏制，美国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在居里回国后，很快就找到宋子文，明确地告诉宋“国共之间不和的后果远比起因更为严重”，并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团结和稳定至感关切”。
尽管美国一再表明自己反对国共分裂的态度，国共关系的发展还是如居里所预言，因国民党的反共行径而濒临内战边缘。两党关系的恶化引来了罗斯福政府更为直接的干预。1944年6月，罗斯福派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直接向蒋介石提出了派遣军事观察组去延安的要求。在美国的高压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了这一要求，美军延安观察组在几经曲折后最终成行。
观察组的成行直接诱发了史迪威事件和赫尔利来华。
史迪威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一直深恶痛绝，他认为蒋政权“是个腐败残暴的政权”，而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日的，因此对派遣观察组赴延安一事，史迪威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
在中共中央的统筹安排下，美军观察组走访了延安地区的部队、机关和学校，又分批去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回去后，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向美国政府提交了78份调查报告，其中最为重要的政治报告指出，他们（美军观察组成员）确信共产党控制了敌后广大农村，确信中共是得到人民拥护的。观察组全体成员一致认为：共产党得到当地百姓的完全支持，八路军和人民完全团结一致。一个叫卢登的观察组成员感慨地说：“一个政权得到人民如此广泛、积极的支持，这在近代中国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至于国民党，一些对其种种腐败早已熟视无睹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在对比了两党的不同风气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国正处在蒋介石向共产党交权的边缘。
这些报告很快就被送往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财政部等重要国家机构，最后辗转送到了罗斯福手中并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美军观察组从延安返回后，向史迪威报告见闻的任务恰好是由卢登负责，他在呈送给史迪威的报告里对自己的感慨作了更为详尽的阐述：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办法“是简单而又基本的，即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的参加。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受到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了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卢登在报告中还建议史迪威向中国共产党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史迪威以其军人的直率与执着采纳了这一建议，并直接就此问题与蒋介石进行了交涉。蒋介石因此而感到了巨大压力，他担心：史迪威今已控制中国全部租借物资，若再统帅全部中国军队，加上装备中共，后患将不可测。蒋、史之间多年积累的对立情绪终于导致了他们的公开争吵，面对史蒋矛盾的全面激化，罗斯福不得不派赫尔利来华调停，如前文所述，根据赫尔利的建议，罗斯福把史迪威调回了美国。
史迪威事件的风波过去后，赫尔利和林伯渠一起飞赴延安，并当面向毛泽东许诺“要与毛主席站在一起”和国民党斗。可是，返回重庆后，他的态度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最后竟然以克罗姆利少校的电报为借口完全站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一边，与毛泽东和共产党斗，这的确是不折不扣的自食其言。当然，他这是得到了罗斯福默许和支持的，否则就不会有1945年4月2日的公开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