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纪念理查德·威廉》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德国汉学家理查·威廉逝世后而写的一篇悼词，既高度评价了威廉一生的汉学成就和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更主要的是借此阐述了自己在中西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共创人类大同文化的观点。这些观点至今仍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文化意义。
荣格何许人也?理查德·威廉又何许人也?
其实他们都是西方人中敢于面向东方、向东方学习，并将接受的东方文化向西方输入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以自己的专业为束缚，而是从专业拓展的角度出发，博览东西文化，以关注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命运为己任，架设起东西方文化交流、借鉴和促进相互渗透的桥梁。可以这样说，他们是20世纪初期成就卓著的中国文化研究者和中学西渐的传播者。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875-1961)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是分析心理学的始创者，现代心理学的鼻祖之一。著有《无意识过程心理学》《心理类型》《分析心理学与梦的释义》和《记忆、梦、思考》等书。1902年获苏黎世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除精神病学研究外，对于人类灵魂之秘密的知识，他是无所不学的。由于不倦努力，他后来成为瑞士乃至西方著名的分析心理学家，也是杰出的东方文化研究者，曾为英国皇家医学会名誉会员、瑞士医学学术院名誉会员、巴赛尔大学医学教授、瑞士联邦工业研究所哲学及政治学名誉教授。荣格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目睹过西方科技文明和基督教文化的严重危机，深感西方文化需要东方文化的参与和制衡。因此，他继承莱布尼茨、叔本华、尼采、歌德等西方思想家面向东方的传统，潜心研究东方文化，把东方文化尤其印度和中国文化的珍宝融入自己的心理学理论之中，从而使自己的理论建构带有东西文化兼容并蓄的现代特色。他在其近两百种大大小小的著作中，阐述了分析心理学的主要观念，如原欲观念、无意识与潜意识、宗教心灵与积极想象法等，揭示出与现代人类密切关联的心理症问题，正如他在其著《人及其象征》中所言：“我深信，心灵的探讨必定会成为未来一门重要的科学。……这是一门我们最迫切需要的科学。因为世界发展的趋向显示，人类最大的敌人不在于饥荒、地震、病菌或癌症，而是在于人类本身：因为就目前而言，我们仍然没有任何适当方法来防止远比自然灾害更危险的人类心灵疾病的蔓延”。
理查德·威廉(1873-1930)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当时符腾堡王国的首府，是20世纪初叶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法兰克福大学汉语教授。原是魏玛同善会传教士，1899年被派到中国青岛，从事慈善事业，并在青岛、济南等地讲学。来中国后他给自己取了汉名卫希圣，字礼贤，亦作尉礼贤。1922年再次来华，被聘为北京大学德文教授。与来华传教使命迥然相反，威廉的传教成绩几乎等于零，在华25年不曾给一个中国基督教徒施行洗礼，但令人惊异的是，在他57年的生活道路中，有二十多个年头是在中国度过的，且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表现出博大的胸襟，并取得令人称羡的成就。他把《论语》《易经》《道德经》《庄子》和《列子》等重要儒道经典译成德文出版，并撰写《实用中国常识》《老子与道教》《中国的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等十余种专著，可谓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的一位功臣，对世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荣格和威廉是什么关系呢?为何有《纪念理查德·威廉》这样的悼词呢?
作为学者的荣格，既不懂汉语，也未曾到过中国，他得借助翻译资料来了解中国文化，进而研究中国文化，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心理学建构中。架设这种研究桥梁的工程师，就是威廉。正如荣格在悼词中所言，他有幸与一位西方的中国文化研究者建立联系，并结成跨国界的心灵契合的挚友，“我从未去过中国……也不熟悉它的语言……我的确像一个陌生人那样站在这一知识和经验的广阔领域之外，而威廉却在其中游刃有余。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他作为汉学家我作为医生很可能永不会发生联系。但我们在人文领域中相遇，它一开始就超越了学院的疆界，在那里有我们的接触点，在那里心灵的火花点燃了智慧的明灯，而这注定将成为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
威廉怀着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以及悠久华夏文化的无比热爱，在其不长的一生中勤奋著译，终因积劳成疾，于1930年3月1日在德国图宾根逝世。但他走得是那么平和，就像一个已经大彻大悟的中国哲人一样，是面带着微笑永别人世的。他身后大量的译作、著述和在东方学社、中国学院工作的成就与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在德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传播，不仅改变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在欧洲的落魄形象，而且为西方人打开了个新的、放射着异彩的精神世界，诚如当代德国著名汉学家鲍吾刚教授在《卫礼贤——两个世界的使者》一文赞扬威廉无疑是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悼词《纪念理查德·威廉》，全文近7000字，言辞切切，感人至深!
一方面，荣格怀着感激和敬仰的心情对威廉一生的贡献做出了恰如其分的总结与评价，“(威廉)这颗心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把一种持续了数千年、也许注定要永远消逝的文化珍贵遗产，给予了西方”、“这种人超越了自己的专业，其对知识的追求逐渐变成对全人类的关怀。或者勿宁说，这种关怀自始至终一如既往。此外还有什么能够这样完全地将他从欧洲人——的确，从传教士——的狭隘眼界中解放出来，以致他刚一探究中国人心灵的奥秘，就立刻觉察到那儿隐藏着我们需要的珍宝，并为了这一稀世珍宝而牺牲其欧洲人的偏见呢?”“威廉具有母性智慧的罕见天赋，他把他无与匹敌的才能归因于这种天赋，摸索着进入东方精神的道路，致力其举世无双的翻译工作”“正是理查，威廉，作为欧洲精神的使者，从东方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光明”、“威廉的毕生工作对我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因为它大大地澄清和确证了我在努力缓解欧洲人的精神痛苦时所一直寻找、追求、思考和致力的许多东西”。
另一方面，荣格也毫不隐讳地道出了他对东西文化的看法。这些观念实际上也是荣格分析心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没有对东西方文化共同性和差异性的比较研究，无法想象他的心理学建构是对全人类关怀的理论产物。正是这种将东西方文化相互结合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心理和人类文化的根本一致性，从而得出了人类将可以在同一地球上培育一种人类共同的幸福与未来，这实际上就是东西合璧、世界大同的理想。
首先，荣格对传统的“欧洲中心论”予以激烈地抨击。众所周知，从欧洲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文化价值观，“世界大战之浩劫所带来在我们意识观里的革命，已在我们内心生活中产生了，它摧毁了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价值”。这两次都在欧洲首先爆发的世界性灾难，使人难以解释，西方具有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和基督教文明，何以把人类引向世界大战的血腥浩劫之中?似乎对此诘问的最好回答是西方人的精神出现了危机。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产 生其间，其治疗对象就是人的精神危机。荣格深切地感受到西方文化已经危机四伏了，“基督宣扬其理念已近千年的今天，我们眼见的不是救世主再度君临之天国的千福年，而是存在于基督教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铁丝网、毒瓦斯。这真是一场天上人间的大浩劫”、“我们的世界已经获得了足以摧毁人类，使之变成宇宙尘埃的力量”。对此，荣格首先起而抨击“欧洲中心观”。他指出：“神秘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无以与之相对应的复兴——西方精神之光几乎因此而熄灭。我现在想到的不是我们的高等学府及其代表人物。作为一个与普通人打交道的医生，我知道大学已不再是传播光明的地方。人们厌倦了学科的专业化，厌倦了唯理主义与唯智主义。他们希望听见真理的声音，这种真理不是束缚而是拓展他们，不是蒙蔽而是照亮他们，不是像水一样流过而是深入到他们的骨髓之中。这一追求只是太容易把大批即便是无名的公众引入歧途”(贝《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现代人的心灵问题”》)。在荣格眼里，以“欧洲中心论”自傲的白人无疑是一群贪得无厌、幻想到处为王的“雅利安种猛兽”，他们到处侵占土地，用甜酒、性病和鸦片等对付东方和非洲黑人，对此“中国人或印度人对我们将有何感想?我们在黑人之中引起了怎么样的感想?”很明显，这种猛兽必将引起东方和非洲人民的正义抗争，并被击败。
面对西方的窘境，荣格非常赞赏威廉面向东方、为西方的精神世界的洗礼而深入研究中国文化的博大胸襟，“……是威廉从东方带来了新的光明。这是一种文化任务，认识到东方在我们的精神需求中必须贡献出多少东西”。威廉从东方带来的新的光明，正是西方社会所缺乏的文化的多样性和兼容性，以及社会的稳定性和人民生活的宁静状态。因此，在悼词中，荣格首先就以西方人的现实性精神危机为镜像，极力消除基督单一文明和自欺欺人的“欧洲中心论”在西方人中所造成的心理阴影，鼓励西人“睁眼”看东方文化，以增加自己对于社会发展的理解力。
其次，荣格在批判西方文化的同时，鼓励西方人无所畏惧地转向东方，汲取东方文化的精华。在其分析心理学中，荣格认为科学思想是西方心智的基础，但科学技术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片面的科学发展是危险的，片面的科学思维也是博学之士悲惨的空虚的精神反映。只有将现实的科技文明与更开阔更高级的心灵理解力结合到一起，才能使人类文明与人类大同命运和谐而进。然而，这种期望只有在东方才有通过生存而积累获得的广阔而深邃的生命意义的理解力。所以，荣格无所畏惧地转向东方，并鼓励已经饱受文化单调和人性压抑之苦的西方人也勇敢地面向东方，向东方学习。在悼词中，荣格非常赞赏了威廉能抛弃欧洲偏见而直面东方文化的精神，“只有一种包罗万象的人性、一种洞察全体的博大精神，能够使他面对一种深相脖异的精神，毫无保留地敞开自己，并通过以自己的种种天赋和才能为它服务来扩大其影响”。同时，荣格借此批判了基督徒的骄横，“因为所有平庸的精神接触到外来文化，不是夭折于放弃自己的盲目企图，就是沉溺于不理解和批判的傲慢热情。他们仅仅以外来文化的外表和皮毛自娱，始终没有尝到它的真正好处，因而从未达到真正的心灵交流，那种产生新生命的最亲昵的输入和相互渗透”。
由此可知，荣格所说的面向东方并不是去获取东方文化的外表与皮毛而自娱，而是要发现并汲取东方文化的精华，达到东西文化的互渗，以求全人类的和谐社会的创建。在悼词中，荣格推崇威廉对《易经》的译注，“我认为他最伟大的成就是他对《易经》的翻译和评注……威廉成功地以新的形式，使这部古代著作重新获得了生命……很可能再没有别的著作像这本书那样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生动气韵……它历尽沧桑岁月却依然万古长新，永葆其生命与价值”。言如心声，这实际上反映出荣格对东方文化、尤其中国文化之精华的认识，“几年以前，英国人类学会当时的主席问我，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有高度智慧的民族却没有科学上的成就。我回答说，这一定是一种视觉错误，因为中国人确有一种科学，它的标准经典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也如同中国许多别的东西一样，完全不同于我们科学的原理罢了”。应该说，荣格是非常重视《易经》的，几乎可以说，《易经》一直伴随着他的生活与工作。在威廉的《易经》译本出版前，荣格使用的是英国汉学家詹姆斯·列格的译本。在读到威廉译本后，荣格才深刻读懂了《易经》的心理学意义，从而使，之成为分析心理学的例证和渊源的有机组成部分。荣格不仅不同意将《易经》视为符咒的说法，“不仅许多汉学家，而且大多数现代中国人，都不能看出其真正的价值而把它仅仅视为荒谬的巫术符咒的汇编”，而且认为威廉这项工作的更重要方面，是“他把中国精神的生命胚芽接种到我们身上，能够对我们的世界观造成一种根本变化。我们不再被降低为崇拜的或批评的旁观者，而是不仅参与到东方精神之中，而且还成功地体验到《易经》的生气盎然的力量”。
我们知道，东西方的科学思维方式在本质上就是不同的，那么东方文化的精华究竟能带给西方人什么好处呢?在荣格看来，当西方人已经对科技至上和唯理性主义感到厌恶的时候，《易经》恰好适应了西方人自我认识的心理需要，它以纯朴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为西方人提供了一种更适宜和更正确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具有转变人类心灵的巨大力量，“这种根据同步原理的思维，在《易经》中达到了高峰，是中国人总的思维方式的最纯粹的表现”、“就在这时候，《易经》响应了我们心中某种需要进一步发展的东西”、“任何有幸与威廉一道体验到《易经》的神奇力量的人，像我一样，都不可能不发现这是一个阿基米德点，凭借这一个点，我们的西方心态将被撬离其基础”。上述所言，集中到一点就是，在西方土壤里移植古代中国智慧的生命胚芽，可以改变西方人狭隘的世界观和生命观，只有这样才能补救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偏颇。东方文化的精神与精华的价值，也正在此。
总之，《纪念理查德·威廉》虽是荣格对威廉在传播东西文化的贡献及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所做的最好总结，但更主要的是再现了荣格本人对于东西文化的重要观念。荣格毕生所建构的分析心理学更是他将东西方文化有机结合的结晶，表达了人类能在共同人性的基础上、由东西文化交融相合而能培育人类共同的幸福与未来的美好愿望。荣格的东西文化观，对于我们当前积极吸收外来一切文明成果、促进本民族文化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荣格何许人也?理查德·威廉又何许人也?
其实他们都是西方人中敢于面向东方、向东方学习，并将接受的东方文化向西方输入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以自己的专业为束缚，而是从专业拓展的角度出发，博览东西文化，以关注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命运为己任，架设起东西方文化交流、借鉴和促进相互渗透的桥梁。可以这样说，他们是20世纪初期成就卓著的中国文化研究者和中学西渐的传播者。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875-1961)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是分析心理学的始创者，现代心理学的鼻祖之一。著有《无意识过程心理学》《心理类型》《分析心理学与梦的释义》和《记忆、梦、思考》等书。1902年获苏黎世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除精神病学研究外，对于人类灵魂之秘密的知识，他是无所不学的。由于不倦努力，他后来成为瑞士乃至西方著名的分析心理学家，也是杰出的东方文化研究者，曾为英国皇家医学会名誉会员、瑞士医学学术院名誉会员、巴赛尔大学医学教授、瑞士联邦工业研究所哲学及政治学名誉教授。荣格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目睹过西方科技文明和基督教文化的严重危机，深感西方文化需要东方文化的参与和制衡。因此，他继承莱布尼茨、叔本华、尼采、歌德等西方思想家面向东方的传统，潜心研究东方文化，把东方文化尤其印度和中国文化的珍宝融入自己的心理学理论之中，从而使自己的理论建构带有东西文化兼容并蓄的现代特色。他在其近两百种大大小小的著作中，阐述了分析心理学的主要观念，如原欲观念、无意识与潜意识、宗教心灵与积极想象法等，揭示出与现代人类密切关联的心理症问题，正如他在其著《人及其象征》中所言：“我深信，心灵的探讨必定会成为未来一门重要的科学。……这是一门我们最迫切需要的科学。因为世界发展的趋向显示，人类最大的敌人不在于饥荒、地震、病菌或癌症，而是在于人类本身：因为就目前而言，我们仍然没有任何适当方法来防止远比自然灾害更危险的人类心灵疾病的蔓延”。
理查德·威廉(1873-1930)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当时符腾堡王国的首府，是20世纪初叶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法兰克福大学汉语教授。原是魏玛同善会传教士，1899年被派到中国青岛，从事慈善事业，并在青岛、济南等地讲学。来中国后他给自己取了汉名卫希圣，字礼贤，亦作尉礼贤。1922年再次来华，被聘为北京大学德文教授。与来华传教使命迥然相反，威廉的传教成绩几乎等于零，在华25年不曾给一个中国基督教徒施行洗礼，但令人惊异的是，在他57年的生活道路中，有二十多个年头是在中国度过的，且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表现出博大的胸襟，并取得令人称羡的成就。他把《论语》《易经》《道德经》《庄子》和《列子》等重要儒道经典译成德文出版，并撰写《实用中国常识》《老子与道教》《中国的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等十余种专著，可谓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的一位功臣，对世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荣格和威廉是什么关系呢?为何有《纪念理查德·威廉》这样的悼词呢?
作为学者的荣格，既不懂汉语，也未曾到过中国，他得借助翻译资料来了解中国文化，进而研究中国文化，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心理学建构中。架设这种研究桥梁的工程师，就是威廉。正如荣格在悼词中所言，他有幸与一位西方的中国文化研究者建立联系，并结成跨国界的心灵契合的挚友，“我从未去过中国……也不熟悉它的语言……我的确像一个陌生人那样站在这一知识和经验的广阔领域之外，而威廉却在其中游刃有余。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他作为汉学家我作为医生很可能永不会发生联系。但我们在人文领域中相遇，它一开始就超越了学院的疆界，在那里有我们的接触点，在那里心灵的火花点燃了智慧的明灯，而这注定将成为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
威廉怀着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以及悠久华夏文化的无比热爱，在其不长的一生中勤奋著译，终因积劳成疾，于1930年3月1日在德国图宾根逝世。但他走得是那么平和，就像一个已经大彻大悟的中国哲人一样，是面带着微笑永别人世的。他身后大量的译作、著述和在东方学社、中国学院工作的成就与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在德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传播，不仅改变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在欧洲的落魄形象，而且为西方人打开了个新的、放射着异彩的精神世界，诚如当代德国著名汉学家鲍吾刚教授在《卫礼贤——两个世界的使者》一文赞扬威廉无疑是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悼词《纪念理查德·威廉》，全文近7000字，言辞切切，感人至深!
一方面，荣格怀着感激和敬仰的心情对威廉一生的贡献做出了恰如其分的总结与评价，“(威廉)这颗心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把一种持续了数千年、也许注定要永远消逝的文化珍贵遗产，给予了西方”、“这种人超越了自己的专业，其对知识的追求逐渐变成对全人类的关怀。或者勿宁说，这种关怀自始至终一如既往。此外还有什么能够这样完全地将他从欧洲人——的确，从传教士——的狭隘眼界中解放出来，以致他刚一探究中国人心灵的奥秘，就立刻觉察到那儿隐藏着我们需要的珍宝，并为了这一稀世珍宝而牺牲其欧洲人的偏见呢?”“威廉具有母性智慧的罕见天赋，他把他无与匹敌的才能归因于这种天赋，摸索着进入东方精神的道路，致力其举世无双的翻译工作”“正是理查，威廉，作为欧洲精神的使者，从东方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光明”、“威廉的毕生工作对我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因为它大大地澄清和确证了我在努力缓解欧洲人的精神痛苦时所一直寻找、追求、思考和致力的许多东西”。
另一方面，荣格也毫不隐讳地道出了他对东西文化的看法。这些观念实际上也是荣格分析心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没有对东西方文化共同性和差异性的比较研究，无法想象他的心理学建构是对全人类关怀的理论产物。正是这种将东西方文化相互结合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心理和人类文化的根本一致性，从而得出了人类将可以在同一地球上培育一种人类共同的幸福与未来，这实际上就是东西合璧、世界大同的理想。
首先，荣格对传统的“欧洲中心论”予以激烈地抨击。众所周知，从欧洲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文化价值观，“世界大战之浩劫所带来在我们意识观里的革命，已在我们内心生活中产生了，它摧毁了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价值”。这两次都在欧洲首先爆发的世界性灾难，使人难以解释，西方具有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和基督教文明，何以把人类引向世界大战的血腥浩劫之中?似乎对此诘问的最好回答是西方人的精神出现了危机。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产 生其间，其治疗对象就是人的精神危机。荣格深切地感受到西方文化已经危机四伏了，“基督宣扬其理念已近千年的今天，我们眼见的不是救世主再度君临之天国的千福年，而是存在于基督教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铁丝网、毒瓦斯。这真是一场天上人间的大浩劫”、“我们的世界已经获得了足以摧毁人类，使之变成宇宙尘埃的力量”。对此，荣格首先起而抨击“欧洲中心观”。他指出：“神秘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无以与之相对应的复兴——西方精神之光几乎因此而熄灭。我现在想到的不是我们的高等学府及其代表人物。作为一个与普通人打交道的医生，我知道大学已不再是传播光明的地方。人们厌倦了学科的专业化，厌倦了唯理主义与唯智主义。他们希望听见真理的声音，这种真理不是束缚而是拓展他们，不是蒙蔽而是照亮他们，不是像水一样流过而是深入到他们的骨髓之中。这一追求只是太容易把大批即便是无名的公众引入歧途”(贝《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现代人的心灵问题”》)。在荣格眼里，以“欧洲中心论”自傲的白人无疑是一群贪得无厌、幻想到处为王的“雅利安种猛兽”，他们到处侵占土地，用甜酒、性病和鸦片等对付东方和非洲黑人，对此“中国人或印度人对我们将有何感想?我们在黑人之中引起了怎么样的感想?”很明显，这种猛兽必将引起东方和非洲人民的正义抗争，并被击败。
面对西方的窘境，荣格非常赞赏威廉面向东方、为西方的精神世界的洗礼而深入研究中国文化的博大胸襟，“……是威廉从东方带来了新的光明。这是一种文化任务，认识到东方在我们的精神需求中必须贡献出多少东西”。威廉从东方带来的新的光明，正是西方社会所缺乏的文化的多样性和兼容性，以及社会的稳定性和人民生活的宁静状态。因此，在悼词中，荣格首先就以西方人的现实性精神危机为镜像，极力消除基督单一文明和自欺欺人的“欧洲中心论”在西方人中所造成的心理阴影，鼓励西人“睁眼”看东方文化，以增加自己对于社会发展的理解力。
其次，荣格在批判西方文化的同时，鼓励西方人无所畏惧地转向东方，汲取东方文化的精华。在其分析心理学中，荣格认为科学思想是西方心智的基础，但科学技术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片面的科学发展是危险的，片面的科学思维也是博学之士悲惨的空虚的精神反映。只有将现实的科技文明与更开阔更高级的心灵理解力结合到一起，才能使人类文明与人类大同命运和谐而进。然而，这种期望只有在东方才有通过生存而积累获得的广阔而深邃的生命意义的理解力。所以，荣格无所畏惧地转向东方，并鼓励已经饱受文化单调和人性压抑之苦的西方人也勇敢地面向东方，向东方学习。在悼词中，荣格非常赞赏了威廉能抛弃欧洲偏见而直面东方文化的精神，“只有一种包罗万象的人性、一种洞察全体的博大精神，能够使他面对一种深相脖异的精神，毫无保留地敞开自己，并通过以自己的种种天赋和才能为它服务来扩大其影响”。同时，荣格借此批判了基督徒的骄横，“因为所有平庸的精神接触到外来文化，不是夭折于放弃自己的盲目企图，就是沉溺于不理解和批判的傲慢热情。他们仅仅以外来文化的外表和皮毛自娱，始终没有尝到它的真正好处，因而从未达到真正的心灵交流，那种产生新生命的最亲昵的输入和相互渗透”。
由此可知，荣格所说的面向东方并不是去获取东方文化的外表与皮毛而自娱，而是要发现并汲取东方文化的精华，达到东西文化的互渗，以求全人类的和谐社会的创建。在悼词中，荣格推崇威廉对《易经》的译注，“我认为他最伟大的成就是他对《易经》的翻译和评注……威廉成功地以新的形式，使这部古代著作重新获得了生命……很可能再没有别的著作像这本书那样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生动气韵……它历尽沧桑岁月却依然万古长新，永葆其生命与价值”。言如心声，这实际上反映出荣格对东方文化、尤其中国文化之精华的认识，“几年以前，英国人类学会当时的主席问我，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有高度智慧的民族却没有科学上的成就。我回答说，这一定是一种视觉错误，因为中国人确有一种科学，它的标准经典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也如同中国许多别的东西一样，完全不同于我们科学的原理罢了”。应该说，荣格是非常重视《易经》的，几乎可以说，《易经》一直伴随着他的生活与工作。在威廉的《易经》译本出版前，荣格使用的是英国汉学家詹姆斯·列格的译本。在读到威廉译本后，荣格才深刻读懂了《易经》的心理学意义，从而使，之成为分析心理学的例证和渊源的有机组成部分。荣格不仅不同意将《易经》视为符咒的说法，“不仅许多汉学家，而且大多数现代中国人，都不能看出其真正的价值而把它仅仅视为荒谬的巫术符咒的汇编”，而且认为威廉这项工作的更重要方面，是“他把中国精神的生命胚芽接种到我们身上，能够对我们的世界观造成一种根本变化。我们不再被降低为崇拜的或批评的旁观者，而是不仅参与到东方精神之中，而且还成功地体验到《易经》的生气盎然的力量”。
我们知道，东西方的科学思维方式在本质上就是不同的，那么东方文化的精华究竟能带给西方人什么好处呢?在荣格看来，当西方人已经对科技至上和唯理性主义感到厌恶的时候，《易经》恰好适应了西方人自我认识的心理需要，它以纯朴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为西方人提供了一种更适宜和更正确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具有转变人类心灵的巨大力量，“这种根据同步原理的思维，在《易经》中达到了高峰，是中国人总的思维方式的最纯粹的表现”、“就在这时候，《易经》响应了我们心中某种需要进一步发展的东西”、“任何有幸与威廉一道体验到《易经》的神奇力量的人，像我一样，都不可能不发现这是一个阿基米德点，凭借这一个点，我们的西方心态将被撬离其基础”。上述所言，集中到一点就是，在西方土壤里移植古代中国智慧的生命胚芽，可以改变西方人狭隘的世界观和生命观，只有这样才能补救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偏颇。东方文化的精神与精华的价值，也正在此。
总之，《纪念理查德·威廉》虽是荣格对威廉在传播东西文化的贡献及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所做的最好总结，但更主要的是再现了荣格本人对于东西文化的重要观念。荣格毕生所建构的分析心理学更是他将东西方文化有机结合的结晶，表达了人类能在共同人性的基础上、由东西文化交融相合而能培育人类共同的幸福与未来的美好愿望。荣格的东西文化观，对于我们当前积极吸收外来一切文明成果、促进本民族文化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