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精力过剩的少年，围坐在村里唯一的一台电视机前，观看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
　　对于这群少年而言，山村的日子，就意味着你可以整日穿着一条大裤衩，在村庄附近的河流、山地，在每一户人家的房前屋后，尽情挥洒自己的少年时光。而电视机这个高科技怪物的入驻，则意味着一个全新的世界开始介入并影响村民们数十年如一日的生活。
　　我就是这群少年中的一员，在这个夏天，我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有一个叫做“奥运会”的东西，见识到世界上有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排球。在我们那所乡村小学，只有一个质量非常低劣的篮球，之所以这样说，现在回想起来，它压根就不是一个标准圆形。比如说体操，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在某个铁杆上绕来绕去，无论如何，我不能把自己能够迅捷的爬上某棵大树跟这些充满技巧和柔韧性的运动联系起来。
　　那届运动会，唯一记住的运动员是一个叫做陆莉的小女孩。(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我现在用的搜狗输入法，打不出这个名字，但是倘若张朝阳是在1996年底，整出这个输入法，那陆莉很可能是排在第一个的词语。)当时，我惊奇地看着这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小女孩，在两根铁杆上跳来跳去，安稳落地，最后得了个10分——满分。虽然记住了，但我很难解释这其中包含一种怎样的情感，至少是无关国家、民族这么宏大的情感，譬如说当看到她得到金牌之后，国歌奏响，国旗飘扬，我也感到热血沸腾，像课本里面教导的那样，一种民族自豪感腾空而起，这种高标准的政治觉悟对于一个农村少年而言，无疑过于苛刻。
　　然而，这样一届奥运会，它之于的全部价值，都不会超过村小学那一座乒乓球台。更确切地说，对于12岁以前的我而言，所有关于体育，竞技，奥林匹克之类的东西的存在意义，都比不上这座小球台。这是一个爱好乒乓，20出头的年轻教师，利用学校修厕所的剩余转头，先围成一个箱子模样，然后把中间用土填满，上面铺一层转头，和一点水泥，就成了一个乒乓球桌。一到下课或者午间休息，这里变围了几十号人，每人五个球，谁输了谁下，轮流来。
　　对于一个不服输的少年而言，这张球桌的意义，不仅仅是打球的乐趣，更在于，你必须时刻告诫自己，你一定要把自己的球技练得更好，让自己坐庄，否则的话，你就会甚至一个课间休息也轮不到打一次球。那时候，为了精修球技，我自己用木板精心雕琢了一个球拍，随时都握在手上，没事的时候，一个人对着墙壁击球(可以帮助提高接球的稳定性)，在某日独自一人对着墙壁连续击球超过一千次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把这看做个人的重大成就，四处宣讲，有很炫耀的快乐。另外，当你碰到一个水准跟你差不多的，球就可以翻来覆去的打下去，在10分钟的课余时间，这意味着你们可以舞弊，尽量将你们的那局拖得足够长，当然，在相持的时候，少年那种最单纯的情意，也在双方的眉来眼去中逐渐发酵，比之于一个人击球，更有一种很温暖的快乐(比如说，这一辈子最好的朋友，也正是在发端于这张球桌)。
　　过了多年，这张没有支架的球桌终于塌陷，而我也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哪怕是业余的乒乓球高手(初中之后就逐渐荒废)，但那种心里丢失某种东西的感觉，却仍会时不时蔓上心头。我想，这其中所包含的某些纯粹的情感，那些充盈的快乐，或许就是我们人生中最可遇不可求的情愫。
　　多年后，在一次举国欢腾的运动盛会，我保持了冷静，对于我来说，那一块块的金牌，离我是那么的遥远，更确切地说，自己不会因为这些金牌而更快乐，或者而言，观看某些场次的比赛，和观看某些其他电视节目，没有多大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对于已经成为资深球迷的我，奥运会足球是不能入法眼的，而中国足球的那点破事，对于球迷的侮辱远大于快乐。
　　写到最后，总要来一点宏大叙事，我只能说，我看“体育”的标准很简单。他能给人民带来多少快乐，它就是多好的“体育”。而我们的问题，就是总是在制造那些不快乐的“体育”，譬如金牌战略，譬如大国荣耀，这些无关体育本意的玩意，而那些真正令人快乐的，那些孩子，学生，大众自发的参加的组织的“体育”，譬如说老师总是在课堂上三令五申别去踢球，别去打篮球，别去这样那样，却总是受到重重阻碍。
　　也许，那个塌陷的乒乓球台，真的很像这种不快乐之“体育”的时代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