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阁体》，并非单纯讨论文学及一种文学创作的形式，而是将之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进行追源溯流的研究。
　　洪武废相，渐后，始有内阁。乃自翰林院中简任词臣，作为天子的文学侍从，“职司代言”，能“预机务”，因有台阁之称。而台阁体，即是这样一批“毫无事权”的“文墨议论之官”(见《神宗实录》)所创立并倡导的文体或曰诗文模式。在文学史的讨论中，台阁体向不为所重。此类作品，缺乏创造性，内容贫弱，徒具典雅工丽、雍容华赡的形式而已。对这样一种并无多少艺术价值可言的文体，似亦无投入特别关注的必要。但作者在这里所作的讨论，却接触了此前一个被人忽略的问题，即台阁体的产生和流行与明前期的文化政策及知识分子政策的关系。
　　作者指出，明王朝是一个地地道道由农民起义军建立的王朝。朱氏集团的主要军事政治领袖，均为贫脊的淮西一带下层贫民。青少年时期饱受饥寒流离之苦，又以长期艰苦征战而得天下。故与以往新王朝的创建者不同，他们与旧王朝及在旧王朝供职的士大夫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相反，对贵族地主阶级有着本能的痛恨，对大多出身富裕家庭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视心理，思想情趣上不合拍。掌权后，便用一种近似恶作剧的方式来捉弄、折辱士大夫，摧挫他们的自尊心，以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如此政治背景之下，作为代言近臣的台阁体作家们，面临的是怎样的威胁？
　　继朱元璋大兴文字狱，无辜士子以“表笺祸”惨遭屠戮之后，又有靖难之变，储位之争，多少文士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其遭际之惨烈，数百年之下，犹令人悚然。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日有身家性命之虞。据叶盛《水东日记》载：台阁体作家“三杨”之一的杨荣曾对人言：“吾见人臣以伉直受祸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体，进谏贵有方。譬若侍上读《千文》，上云‘天地玄红’，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尝我？安如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黄’不可为‘玄红’？遽言之，无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询问，则应之曰：‘臣幼读《千文》，见书本是‘天地玄黄’，未知是否。’”如此惶惶凛凛，揣摩上意，慎尔出言，方可期以保全。这样一种心态，早已谈不上自己的独立人格，又怎能还有创造精神？笔下又如何能有生机呢？当然这决非历史上的殊例，但在讨论台阁体的时候，却可用以说明这一文体形成的某种特殊原因。被称为“以文章领袖缙绅”的李东阳，作有一则《纸铭》：“以白受缁，文斯生也。以方受割，用乃成也。制于物面为功，亦何病其形也？”适可用于自况。“制于物而为功”，一切听命于制者，哪有个人的创造性可言？文人之悲哀，莫大于此罢！《颜氏家训·文章》篇曾历数文人“自陷轻薄”之状，似失之于不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曹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本是一番人生抱负，相如献赋，思王上表，求用而已。而“元瑜俯首曹氏，嗣宗盘桓司马，父子酒歌，盖有不得已也”。(语出张溥)文士之用与不用，乃至一生一死，全系于统治者的一喜一怒之中，种种“不得已”，谁当其咎？至明永乐到弘治这一台阁体盛行的时期，情况便更有些特殊。
　　明代翰林院，较之前代，“益臻崇宏”，“更明显的变成一个中央政府里面唯一最高贵的学术集团”。(见钱穆《国史大纲》)又有庶吉士之增设，作为后起英俊，以备侍从台阁之用。由翰林院庶吉士到内阁大臣，是一条从道德文章到文章道德的路(明代前期阁臣入阁前有担任地方官经历者尤少)，通常说来，这批人是文章俊彦，而非官僚和政治家，但在被推上高位，即“台阁体”所谓之“台阁”之后，他们便随即陷入欲进不得、欲退不能，进、退皆难全身的境地，其文学创作，则必然终始受到政治环境的严格制约。这是台阁体作家的不幸，也是文学的不幸。正如作者在讨论中谈到的：“所谓‘台阁体’的繁荣，乃是在文学的悲剧的时代，在无数文学家的祭坛前，被迫上演的一出贫乏苍白、丝毫不能提起人们兴致的闹剧。”
　　不过，说令人提不起兴致，亦未全是。通过这一历史现象而洞见一代文士的命运及文学兴衰的契机，已是“兴致”之一；何况，尚非止此？
　　
　　(《论台阁体》，廖可斌著，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年十二月第一版，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