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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通常都说“以权谋私”、“以职谋私”，但却忽视了另一种谋私手段——以“左”谋私。
我们来看历史呗。康生的发迹并非因为是“官二代”，主要始于1942年在延安搞的那场“抢救失足者”运动。因为此，他很快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可谓是从领袖言论中领悟意向的神人，以在“潘杨事件”、“胡风事件”中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作为和在庐山会议上准确把握领袖的脉搏的“政治素养”，这位“好学生”差点将国家总理取而代之。至于张春桥、王洪文如何发迹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也无不靠制造一系列极“左”活动而大捞政治资本。诸如此类，正如史学家李乔先生所说的，这叫“左得利”。“因‘左’倾而捞得一顶官帽者亦所在多有”。古有“左迁”一词意为降职，而于今正相反——因“左”而升迁。
现今公然打着革命旗号要批斗谁，举着革命的高帽要压倒谁，已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浪潮所淹没，被建设“和谐社会”的旋律所和谐。但这决不能说以“左”谋私的市场就已消失，有些“革命同志”早已调换了“左”的方式。比如，在一个新理论提出之初，一个新精神下达之始，他们的响应比谁都迅速，行动比谁都积极，不辨是非，囫囵吞枣，有没有弄懂先来个抢先表态，辨没有辨清早来个遵照执行。就是要让上面看到他这个人永远是“革命的急先锋”，永远都是那么高调做事。对于这样的人，组织能不重视么？
仅仅自己“左”是不够的，有时还需要以打击 “右”作为垫脚石。比如风闻某人与上级精神有不一致的言论，或写文章偏离了“左”的调子，他们或充当告密者，或毫不迟疑地直扑上去，犹如疯狗一般一阵狂撕乱咬。如此这般，其勇于革命的豪情就出来了，爱憎分明的政治立场就出来了，在革命队伍里的可靠性也就出来了。对于这样的人，组织不重用又重用谁呢？
终于爬到了高位，可他们真的是要为革命做贡献吗？如果我们以为然，那就太幼稚了。在我所知的这些人中，无一不是以此来谋求更多的利益。权力大了，所享待遇的标准更高了，谋取私利的面也更广了。他们与那些从来不讲冠冕堂皇理论的打家劫舍者并无二致，送多少礼金，来之不拒；送多少财物，照单全收，甚至还要借助手中权力安插子女、荫庇子孙，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
还是马克思说得好：“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保持“左”行的人不仅有思想，而且有着与众不同的“深刻思想”。对他人，他们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对自己，他们比谁都看得明白，如意算盘比谁都打得精明。中国社会的快车许多时候都是偏“左”而行，现实告诉人们，宁“左”勿右，“左”比右好。如果说拿钱买官已是一种投资手段，那么“左”则是为升迁而做的一种精神和智力投资，是一种无本而又可靠的政治买卖。这是谋求私利最顶级的智慧，是一切有廉耻之人、有良知之人所不能做到的。
二
有以“左”谋权尔后以“权”谋私者，也有干脆一步到位以“左”谋私者。他们借助手中“左”的棒子，对偏离“左道”的人们直接实施手段。
早几年，南方某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几位年轻作者的丛书，其中两位作者就是我的朋友。图书出版发行不久，一向以“左”鼻子相嗅的某具有舆论监控权的人针对该丛书指出，有些观点犯了忌。于是向出版社提出处罚意见：全套丛书回收销毁，停用该出版社当年一半书号。这一举动不禁让这家出版社大骇——这样一来，丛书赔本事小，出版社全体员工半年没饭吃则事大，因此而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则事更大。于是，只好俯身向“左”鼻子相求，又是设酒宴，又是塞红包。果真“火到猪头烂”，事情很快摆平了，原来的处罚被大打了一个折扣。
开始我对这种事还是半信半疑，后来从某舆论监控部门调离出来的一位朋友向我揭其原来所在单位的老底，则使我置信不疑。她不断重复着说：“那里的一些年轻人让你很难想象有多坏”，他们成天紧握着极“左”的尺子来衡量工作中能涉及到的一切，稍一发现“问题”，就夸大其辞，虚张声势，把问题说得极其严重；接下来，他们就让你到他们那里去“攻关”。“攻关”很给力，他们满意了，你有问题也变得没有问题了。反之，便上纲上线，轻则当头头的有丢乌纱帽之虞，重则将关门歇业。至于“攻关”作何解，不言而喻。
什么是舆论正确，什么是舆论错误，原来其尺度有时不过是由某些手持“左”棒子的人的私欲来决定的。他们的胃口就是舆论犯忌的性质和程度。私欲大、胆子大，“左”棒子就舞得凶猛，于是，“犯忌”者就多而重。有良心，私欲小，棒子就举得没那么高，“犯忌”就小而轻。由此便可以进一步说，中国的舆论导向、意识形态走势，有时并不取决于最顶层的意志，而往往是由某几个人的私欲决定的。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民间有句俚语：“阎王易见，小鬼难缠。”我始终相信我们的执政党是最宽容的，是最有气量和气派的。也正因为如此，才领导亿万人民成功进行改革开放。比如中共十七大报告就告诫全党，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何谓“差异”？有的进步，有的落后，就是差异；何谓“多样”？观点或左，观点或右，就是多样。而这一切都是在执政党的“尊重”和“包容”之中的。可是，世上的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一个宏伟美妙的蓝图总是叫一些心怀不轨的人给涂鸦了。因此，对那些以“左”谋取一己之私而以损毁执政党声誉形象与未来前途为代价者，必须多加警惕，随时将其扫地出门。□
（作者单位：解放军报社理论部）
责任编辑：张功杭
我们通常都说“以权谋私”、“以职谋私”，但却忽视了另一种谋私手段——以“左”谋私。
我们来看历史呗。康生的发迹并非因为是“官二代”，主要始于1942年在延安搞的那场“抢救失足者”运动。因为此，他很快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可谓是从领袖言论中领悟意向的神人，以在“潘杨事件”、“胡风事件”中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作为和在庐山会议上准确把握领袖的脉搏的“政治素养”，这位“好学生”差点将国家总理取而代之。至于张春桥、王洪文如何发迹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也无不靠制造一系列极“左”活动而大捞政治资本。诸如此类，正如史学家李乔先生所说的，这叫“左得利”。“因‘左’倾而捞得一顶官帽者亦所在多有”。古有“左迁”一词意为降职，而于今正相反——因“左”而升迁。
现今公然打着革命旗号要批斗谁，举着革命的高帽要压倒谁，已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浪潮所淹没，被建设“和谐社会”的旋律所和谐。但这决不能说以“左”谋私的市场就已消失，有些“革命同志”早已调换了“左”的方式。比如，在一个新理论提出之初，一个新精神下达之始，他们的响应比谁都迅速，行动比谁都积极，不辨是非，囫囵吞枣，有没有弄懂先来个抢先表态，辨没有辨清早来个遵照执行。就是要让上面看到他这个人永远是“革命的急先锋”，永远都是那么高调做事。对于这样的人，组织能不重视么？
仅仅自己“左”是不够的，有时还需要以打击 “右”作为垫脚石。比如风闻某人与上级精神有不一致的言论，或写文章偏离了“左”的调子，他们或充当告密者，或毫不迟疑地直扑上去，犹如疯狗一般一阵狂撕乱咬。如此这般，其勇于革命的豪情就出来了，爱憎分明的政治立场就出来了，在革命队伍里的可靠性也就出来了。对于这样的人，组织不重用又重用谁呢？
终于爬到了高位，可他们真的是要为革命做贡献吗？如果我们以为然，那就太幼稚了。在我所知的这些人中，无一不是以此来谋求更多的利益。权力大了，所享待遇的标准更高了，谋取私利的面也更广了。他们与那些从来不讲冠冕堂皇理论的打家劫舍者并无二致，送多少礼金，来之不拒；送多少财物，照单全收，甚至还要借助手中权力安插子女、荫庇子孙，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
还是马克思说得好：“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保持“左”行的人不仅有思想，而且有着与众不同的“深刻思想”。对他人，他们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对自己，他们比谁都看得明白，如意算盘比谁都打得精明。中国社会的快车许多时候都是偏“左”而行，现实告诉人们，宁“左”勿右，“左”比右好。如果说拿钱买官已是一种投资手段，那么“左”则是为升迁而做的一种精神和智力投资，是一种无本而又可靠的政治买卖。这是谋求私利最顶级的智慧，是一切有廉耻之人、有良知之人所不能做到的。
二
有以“左”谋权尔后以“权”谋私者，也有干脆一步到位以“左”谋私者。他们借助手中“左”的棒子，对偏离“左道”的人们直接实施手段。
早几年，南方某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几位年轻作者的丛书，其中两位作者就是我的朋友。图书出版发行不久，一向以“左”鼻子相嗅的某具有舆论监控权的人针对该丛书指出，有些观点犯了忌。于是向出版社提出处罚意见：全套丛书回收销毁，停用该出版社当年一半书号。这一举动不禁让这家出版社大骇——这样一来，丛书赔本事小，出版社全体员工半年没饭吃则事大，因此而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则事更大。于是，只好俯身向“左”鼻子相求，又是设酒宴，又是塞红包。果真“火到猪头烂”，事情很快摆平了，原来的处罚被大打了一个折扣。
开始我对这种事还是半信半疑，后来从某舆论监控部门调离出来的一位朋友向我揭其原来所在单位的老底，则使我置信不疑。她不断重复着说：“那里的一些年轻人让你很难想象有多坏”，他们成天紧握着极“左”的尺子来衡量工作中能涉及到的一切，稍一发现“问题”，就夸大其辞，虚张声势，把问题说得极其严重；接下来，他们就让你到他们那里去“攻关”。“攻关”很给力，他们满意了，你有问题也变得没有问题了。反之，便上纲上线，轻则当头头的有丢乌纱帽之虞，重则将关门歇业。至于“攻关”作何解，不言而喻。
什么是舆论正确，什么是舆论错误，原来其尺度有时不过是由某些手持“左”棒子的人的私欲来决定的。他们的胃口就是舆论犯忌的性质和程度。私欲大、胆子大，“左”棒子就舞得凶猛，于是，“犯忌”者就多而重。有良心，私欲小，棒子就举得没那么高，“犯忌”就小而轻。由此便可以进一步说，中国的舆论导向、意识形态走势，有时并不取决于最顶层的意志，而往往是由某几个人的私欲决定的。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民间有句俚语：“阎王易见，小鬼难缠。”我始终相信我们的执政党是最宽容的，是最有气量和气派的。也正因为如此，才领导亿万人民成功进行改革开放。比如中共十七大报告就告诫全党，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何谓“差异”？有的进步，有的落后，就是差异；何谓“多样”？观点或左，观点或右，就是多样。而这一切都是在执政党的“尊重”和“包容”之中的。可是，世上的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一个宏伟美妙的蓝图总是叫一些心怀不轨的人给涂鸦了。因此，对那些以“左”谋取一己之私而以损毁执政党声誉形象与未来前途为代价者，必须多加警惕，随时将其扫地出门。□
（作者单位：解放军报社理论部）
责任编辑：张功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