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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在拉丁美洲国家中，一批中左翼和左翼的政党纷纷上台执政，而且据报道，在今年将举行大选的十多个拉美国家当中，除个别国家外，中左翼获胜的可能性均高于右翼。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新自由主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给拉丁美洲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是密切相关的。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在拉丁美洲泛滥，除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统治集团利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趁这些国家处于债务或经济危机时迫使他们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外，有一批被称为“芝加哥弟子”的经济学家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关于“芝加哥弟子”，根据笔者的了解，大致有两种不同的涵盖范围。狭义的是指大约25名左右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并在皮诺切特执政时期被委以重任的智利经济学家。广义的是指近百名在该系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并返回各自国内任职的拉美地区的经济学家。这些人都深受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影响，并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尤其是阿诺德·哈伯格）有长期的联系，为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乃至世界（一些“芝加哥弟子”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里任职）的泛滥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实践是从智利开始的，而智利的“芝加哥弟子”在西方的名声最大，限于篇幅，本文将主要叙述他们的情况而对整个拉美的情况仅作简单介绍。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芝加哥大学经济系。
芝加哥大学是由约翰·洛克菲勒于1892年出资4500万美元建立的，从一开始就具有保守的亲资本家的传统和名声，甚至被人戏称为“标准石油大学”(标准石油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公司)。其经济系具有长期的保守主义传统，其第一任主任J.Lawrence Laughlin 就是美国当时最保守的经济学家之一。该系从一开始就以一个坚持正统经济学教条和极端保守主义的政策的中心而著称。在20世纪30年代，Frank Knight、Jacob Viner、Henry Simons、Lloyd Mints等一批非常聪明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加入了芝加哥经济系。有人把这个时期称为该系的黄金时期。虽然该系也曾经雇用过Oscar Lange之类的社会主义学者，但其主流一直是保守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一批重要学者的离开和去世，该系也曾经历过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但是，随着弗里德曼等人的加入以及另外一些学者的成长，该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并大大发展了芝加哥学派。该学派的学者都鼓吹自由市场经济，他们主张应该由市场来解决各种问题并对政府干预持怀疑和排斥的态度。他们坚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从而经济政策应该由专家来制定。
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而芝加哥学派只是处于边缘的地位。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西方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经济问题的出现，这种情况出现了变化。从7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发现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更有利于他们的利益，从而大量的金钱被投入到该系，在媒体的配合下，该学派在美国和世界的其他地方的影响都越来越大。
智利项目与芝加哥弟子的产生
在美国，年纪在60岁以上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芝加哥大学的一批教授参与了把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出口”到智利的一个项目。在这个项目中，这些教授选送了一批经济学家到智利的一个大学去进行经济学教育，同时从他们在智利的学生中选取了一批学生（到70年代早期其总数已经接近100）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念研究生，这批人中的绝大部分在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后又纷纷回到了智利。这批接受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学者后来在皮诺切特靠军事政变上台后都被提拔到了很高的位置，被人们称为“芝加哥弟子”。
在50年代早期时，智利的学术界对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教条是排斥的。美国一位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高级援助官员意识到如果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能够给智利的大众启蒙以使之认识到他们政府对“外贸和外国投资”的错误观念的话将是非常符合美国利益的。同时他还认为如果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能够和智利当地的一所大学进行合作的话，他们所支付的美元将获得很好的效果。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从一开始，这个项目在美国的合作对象就排除了其他大学而指定了只能是芝加哥大学，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当时在美国并非主流。
刚开始，美国人在智利选取的合作对象是智利国立大学，但该校的经济学教授们并不欢迎这个要与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合作的项目，虽然这个项目可以给他们带来不少好处。美国人只好去和智利的天主教大学商谈合作事宜。这个具有保守传统的大学即便在智利也算不上是好大学，而且其经济学很弱。虽然刚开始这个大学还有点担心芝加哥学派的对人的理性的推崇与教会所鼓吹的教条之间的冲突，但考虑到与芝加哥大学建立官方的正式联系意味着可以极大的提高该校的声望，而且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正好可以填补该校在经济学方面的许多空白，他们最终达成了合作协议。
而对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而言，由于当时在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主流，其他大学（尤其是常春藤联盟的大学）的经济系对于研究生更有吸引力，故从国外招收一些很有潜力的研究生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何况这些学生的全部费用都有人支付了呢。同时他们中的发展经济学家还期望能从这种合作当中获得重要的学术回报。比如说在智利的研究基地将给舒尔茨（也就是那个号称提出了“穷人的经济学”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关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的假说提供一个试验场所。除此之外，他们还相信通过他们像传教士一样的工作在智利使得人们转而相信他们的更好的经济学说是对公众利益的一种贡献。舒尔茨曾在被人诘问为什么芝加哥大学在智利天主教大学的学者不与智利国立大学的学者合作时回答说：“我们到这里是来竞争的而不是来合作的。”
最初的协议是由美国政府（和其他美国基金会一起提供资金）、芝加哥大学和智利天主教大学三方在1956年签订。刚开始只签了三年，后来又几次续签，这个项目总共持续了8年。一开始，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被派到智利，他们改造了天主教大学的经济学教学大纲，并从本科毕业生中选送那些有潜力的学生到芝加哥留学，这些学生大部分都回到了智利，其中一部分（主要是最初的几届学生）回到了天主教大学接替了他们的美国老师。到1964年，这些“芝加哥弟子”已经完成了对该校经济系的控制。
这些“芝加哥弟子”刚开始在天主教大学也是比较孤立的。他们具有旺盛的精力和才气，同时对他们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理论的正确性具有傲慢的（盲目的）自信。即便是在智利天主教大学经济系的老一代教师中间他们也并不受欢迎，但他们仍然宣称他们是该校唯一的一群真正的社会科学专家。刚开始，由于芝加哥风格的教学方法太过抽象并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去太远，学生们也不喜欢他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赢得了一批忠诚的学生。美国政府的相关机构决定推广这种模式。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其他拉美国家的学生也被招到智利天主教大学进行本科学习，那些学业优秀的学生也被选送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专门为拉丁美洲学生设立的一个研究生项目中继续学习（该项目由弗里德曼的同事和朋友哈博格教授主持）。
他们在智利社会中刚开始也是孤立的。他们不仅与天主教大学的其他教授关系紧张，与智利的其他经济学家也几乎没有联系。他们也不受当地的商界的欢迎，因为企业家们普遍对他们对政府干预的大肆攻击不以为然。一件偶然的事件带来了转机。在1967年发生的一次学潮中，商界的领袖们发现，整个智利除了天主教大学经济学院外几乎所有的教育机构都在学生们的抗议中暂时关闭了。从此以后，“芝加哥弟子”就开始频繁地被邀请到那些企业资助的思想库和杂志发表演说。但是，他们对智利政策仍然没有什么影响。
皮诺切特独裁政府与“芝加哥弟子”
在1970年的选举中，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阿连德获得了36％的选票当选为总统，他对智利的矿业、工业和银行实施了较大规模的国有化，同时大幅度增加了在社会服务方面的政府开支。虽然这些政策在改善大众生活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这些政策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再加上国内外资本家的反对和捣乱，智利经济陷入了危机。1973年智利GDP下降了5.6%，通货膨胀率达到605.9%，1974年财政赤字占GDP的24.7%。 面对这种情况，反对派结成了同盟，而“芝加哥弟子”也第一次在其中获得了政治友谊。
1973年，由皮诺切特领导的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并建立了一个以皮诺切特为总统的独裁政府（已经公开的美国政府和情报机构的文件表明，从阿连德上台开始他们就策划并参与了一系列旨在推翻阿连德政府的活动，包括这次军事政变）。该政府当时要解决的任务首先就是控制通货膨胀并把上届政府国有化了的那些企业私有化。他们不懂经济，必须寻求经济学家的帮助。他们首先找到了基督教民主党的经济学家，但他们给他们的帮助附加了皮诺切特不愿接受的关于其人权政策方面的条件。皮诺切特只好去找那些“芝加哥弟子”，后者迅速拿出了方案并在政府关键经济部门中获得并长期控制了一批重要职位（比如说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
他们根据他们所掌握的“科学”开出了治疗智利经济问题的药方：必须用看不见的手去代替看得见的手，即用市场去代替政府干预。被国有化了的企业立即被私有化了，公共开支被大幅度地削减了，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政策被废除了，智利经济对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了。除了汇率仍然不允许浮动外，其他的经济政策都直接来源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著作。为了支持这些政策，虽然上述的“智利项目”已经结束了，弗里德曼、哈博格以及哈耶克都在随后不久访问了智利并发表了大量的演讲。
这些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虽然并不如他们所希望的那么快。随着关税水平的大幅度降低，进口替代制度被废除了，非传统性的出口大幅增长。但与此同时，失业率也大幅度攀升（到1982年达到了24％），贫富分化急剧加大。为了维护统治，皮诺切特政府对国内的批评者和反抗者实施了残酷镇压。
自由与独裁统治
有人也许会对高举自由大旗的芝加哥学派的弟子们如此自然的与一个独裁政府合作感到奇怪，但这并不是个案。在1965年苏哈托通过政变上台建立独裁统治后同样有一批美国培养的印尼经济学家与其合作并被提拔到了关键的经济部门的重要位置上，史称“伯克利黑帮”。他们推行的政策与“芝加哥弟子”的非常相似。
而且，有学者指出，这其实可以从芝加哥学派的主张中找到答案。该学派认为，他们的经济学是一种科学，而科学是与价值判断无关的，与价值相关的应该是意识形态。因此，在他们看来，如果一个独裁政府允许他们这样的掌握了科学的专家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去控制和制定各种政策，那么这个政府同样是很好的。同样，在他们看来，民主政体未必就是合适的，因为他们往往被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所困扰。
“智利奇迹”与国际经济学界的变化
随着开放政策的实施，外国投资开始增加，经济开始增长，虽然失业率不断攀升，实际工资下降，美国媒体以及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开始鼓吹所谓的“智利奇迹”，宣传自由市场经济在智利取得了成功。
与此同时，面对着60年代后期开始并在70年代开始加剧的一系列经济问题，以金融资产阶级为首的美国统治阶级开始意识到必须打垮国内外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并摧毁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而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正好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持。因而，从70年代开始，大量的（政府和各种基金的）资金被投向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资助他们作研究、开学术会议、办杂志并招收留学生。与此同时，美国的媒体也越来越多地给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发出声音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在1974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恐怕并不是偶然的。随后，该学派的舒尔茨和斯蒂格勒又分别于1979年和1982年获得该奖。这样，芝加哥学派在经济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和以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一起逐渐成为了美国和国际经济学界的主流学派。新自由主义也从被个别国家所接受发展到被少数国家，最后被多数国家所接受。
芝加哥学派在其他拉美国家的影响
随着智利项目的成功，如前所述，美国把该项目扩展到了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除了从这些国家招收本科生到智利天主教大学学习和选送其中的优秀者到芝加哥大学留学外，还在一些国家“复制”智利项目。比如说，在阿根廷，美国国际发展署资助设立了库依欧项目，让库依欧大学与芝加哥大学和智利天主教大学合作培养经济学家，并且仅在1962—1967年之间就选送了27个阿根廷的经济学学生到芝加哥大学留学。
随着大量的芝加哥大学培养的经济学家回到拉美，这些“芝加哥弟子”在拉丁美洲的影响也逐渐增大，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拉丁美洲的学术界、商界，还表现在政界（其典型就是智利），为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的传播和泛滥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也为“拉美化”的出现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悲的是，这些人中的相当一批还以为自己掌握了科学，掌握了真理，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和真理在努力。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政府的国际援助机构，国际合作局及其后继者国际发展署和福特基金会、富布赖特基金会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通力合作，牵线搭桥，提供资助。随着美国经济学界的“新自由主义化”，美国的合作教育机构也不再仅限于芝加哥大学，而是扩展到了其他的大学，比如哈佛、耶鲁、斯坦福等。
一点反思
上面所讲的主要是美国向拉丁美洲有意识地传播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说，这种有意识的传播其实并不仅限于拉美，即便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以色列，早在50年代（和智利项目的开始时间相当）美国就资助建立了一个芝加哥学派的桥头堡，茅里斯·富克经济研究所。该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也是一个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博士帕提金。它对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在以色列的传播以及后来以色列开始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时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但这只是美国控制其他国家经济并获取各种利益的手段之一。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政策和措施。他们利用各种援助和合作的机会在各国培养亲美的精英人物。除了为各国培养经济学家外，美国为其他国家培养军事以及警察人才也是众所周知的。比如说，它有专门的学校为拉丁美洲培养这方面的各种层次的人才，其中的设在佐治亚州贝宁堡的美洲军事学院先后为拉美国家培养了近6万军警，其中包括后来通过政变上台建立了亲美独裁政府的若干臭名昭著的人物，比如说巴拿马的Manuel Noriega 和Omar Torrijos、阿根廷的Leopoldo Galtieri 和Roberto Viola、秘鲁的Juan Velasco Alvarado、厄瓜多尔的Guillermo Rodriguez以及玻利维亚的Hugo Banzer Suarez。后来，随着这个学院的名声越来越坏，面对着各界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压力，美国政府也只是在2001年把这个学院的名字改为西半球安全合作学院而已。由于在美国培训期间就吸收了美国的思想并和美国的相关人物建立了联系，这些人受训回国后往往和美国的军方或者情报机构保持着联系，与此同时他们往往在本国得到重用，一旦这些国家出现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政府，这批人会在美国的支持和怂恿之下发动军事政变并建立亲美政权，由于其上台本身是不合法的并且其政策往往对普通大众不利从而很难获取大众的支持，故这些政权往往是独裁性质。
如果再结合《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所揭露的情况以及已经公开的美国政府秘密文件档案，美国控制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手段大致可以总结如下：
一是设法为这些国家培养接受了对美国有利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军事及文化人才，最好是让这些理论被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流精英以及大众所接受，这样，这些国家的政策自然会对美国有利。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美国强大的文化霸权和宣传力量。
二是设法拉拢、收买和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精英，使他们的个人／家族利益与美国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自觉地推行对美国有利的政策并打击压制反对力量。
三是与此同时，向这些国家派出经济等方面的顾问（尽量以私人公司的名义），诱导这些国家向美国或者国际组织贷款，使这些国家逐渐积累其庞大的外债并要求他们用其最值钱的矿产、石油的资源作担保。当这些国家无力还债时，让他们用这些担保物抵债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资源。
四是如果上述手段未能奏效，这些国家的政策仍然对美国不利，那就制造并利用这些国家的债务或者经济危机迫使这些国家接受对美国有利的经济政策，最好由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国际组织出面。
五是如果这些国家不上当，其政府仍然执行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可以通过“颜色革命”等手段，利用非政府组织等发动老百姓起来示威游行，想方设法使那些不愿屈服的重要政治人物下台。或者支持这些国家的亲美军人实施政变。实在不行，可以使用暗杀手段。
六是如果这些手段全部失效，在需要的时候寻找借口军事入侵，建立傀儡政权或者寻求“国际托管”。
总之，美国的政策是通过各种公开和秘密的手段对第三世界国家从文化思想、经济、政治以至军事等方面从软到硬地进行渗透和控制，以维护美国的霸权和利益。第三世界国家要想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就必须在上述几方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防止“堡垒从内部被攻破”，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相当程度的阶级妥协和合作是不可能的，贫富分化、民族、宗教矛盾太多也是不行的。这是由于在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与国际大资本、官僚买办资本相比，民族资本总是相对弱小的，只有得到工农阶级的支持，民族资产阶级才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去维护民族利益。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关于“芝加哥弟子”，根据笔者的了解，大致有两种不同的涵盖范围。狭义的是指大约25名左右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并在皮诺切特执政时期被委以重任的智利经济学家。广义的是指近百名在该系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并返回各自国内任职的拉美地区的经济学家。这些人都深受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影响，并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尤其是阿诺德·哈伯格）有长期的联系，为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乃至世界（一些“芝加哥弟子”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里任职）的泛滥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实践是从智利开始的，而智利的“芝加哥弟子”在西方的名声最大，限于篇幅，本文将主要叙述他们的情况而对整个拉美的情况仅作简单介绍。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芝加哥大学经济系。
芝加哥大学是由约翰·洛克菲勒于1892年出资4500万美元建立的，从一开始就具有保守的亲资本家的传统和名声，甚至被人戏称为“标准石油大学”(标准石油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公司)。其经济系具有长期的保守主义传统，其第一任主任J.Lawrence Laughlin 就是美国当时最保守的经济学家之一。该系从一开始就以一个坚持正统经济学教条和极端保守主义的政策的中心而著称。在20世纪30年代，Frank Knight、Jacob Viner、Henry Simons、Lloyd Mints等一批非常聪明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加入了芝加哥经济系。有人把这个时期称为该系的黄金时期。虽然该系也曾经雇用过Oscar Lange之类的社会主义学者，但其主流一直是保守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一批重要学者的离开和去世，该系也曾经历过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但是，随着弗里德曼等人的加入以及另外一些学者的成长，该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并大大发展了芝加哥学派。该学派的学者都鼓吹自由市场经济，他们主张应该由市场来解决各种问题并对政府干预持怀疑和排斥的态度。他们坚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从而经济政策应该由专家来制定。
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而芝加哥学派只是处于边缘的地位。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西方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经济问题的出现，这种情况出现了变化。从7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发现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更有利于他们的利益，从而大量的金钱被投入到该系，在媒体的配合下，该学派在美国和世界的其他地方的影响都越来越大。
智利项目与芝加哥弟子的产生
在美国，年纪在60岁以上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芝加哥大学的一批教授参与了把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出口”到智利的一个项目。在这个项目中，这些教授选送了一批经济学家到智利的一个大学去进行经济学教育，同时从他们在智利的学生中选取了一批学生（到70年代早期其总数已经接近100）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念研究生，这批人中的绝大部分在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后又纷纷回到了智利。这批接受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学者后来在皮诺切特靠军事政变上台后都被提拔到了很高的位置，被人们称为“芝加哥弟子”。
在50年代早期时，智利的学术界对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教条是排斥的。美国一位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高级援助官员意识到如果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能够给智利的大众启蒙以使之认识到他们政府对“外贸和外国投资”的错误观念的话将是非常符合美国利益的。同时他还认为如果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能够和智利当地的一所大学进行合作的话，他们所支付的美元将获得很好的效果。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从一开始，这个项目在美国的合作对象就排除了其他大学而指定了只能是芝加哥大学，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当时在美国并非主流。
刚开始，美国人在智利选取的合作对象是智利国立大学，但该校的经济学教授们并不欢迎这个要与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合作的项目，虽然这个项目可以给他们带来不少好处。美国人只好去和智利的天主教大学商谈合作事宜。这个具有保守传统的大学即便在智利也算不上是好大学，而且其经济学很弱。虽然刚开始这个大学还有点担心芝加哥学派的对人的理性的推崇与教会所鼓吹的教条之间的冲突，但考虑到与芝加哥大学建立官方的正式联系意味着可以极大的提高该校的声望，而且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正好可以填补该校在经济学方面的许多空白，他们最终达成了合作协议。
而对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而言，由于当时在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主流，其他大学（尤其是常春藤联盟的大学）的经济系对于研究生更有吸引力，故从国外招收一些很有潜力的研究生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何况这些学生的全部费用都有人支付了呢。同时他们中的发展经济学家还期望能从这种合作当中获得重要的学术回报。比如说在智利的研究基地将给舒尔茨（也就是那个号称提出了“穷人的经济学”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关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的假说提供一个试验场所。除此之外，他们还相信通过他们像传教士一样的工作在智利使得人们转而相信他们的更好的经济学说是对公众利益的一种贡献。舒尔茨曾在被人诘问为什么芝加哥大学在智利天主教大学的学者不与智利国立大学的学者合作时回答说：“我们到这里是来竞争的而不是来合作的。”
最初的协议是由美国政府（和其他美国基金会一起提供资金）、芝加哥大学和智利天主教大学三方在1956年签订。刚开始只签了三年，后来又几次续签，这个项目总共持续了8年。一开始，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被派到智利，他们改造了天主教大学的经济学教学大纲，并从本科毕业生中选送那些有潜力的学生到芝加哥留学，这些学生大部分都回到了智利，其中一部分（主要是最初的几届学生）回到了天主教大学接替了他们的美国老师。到1964年，这些“芝加哥弟子”已经完成了对该校经济系的控制。
这些“芝加哥弟子”刚开始在天主教大学也是比较孤立的。他们具有旺盛的精力和才气，同时对他们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理论的正确性具有傲慢的（盲目的）自信。即便是在智利天主教大学经济系的老一代教师中间他们也并不受欢迎，但他们仍然宣称他们是该校唯一的一群真正的社会科学专家。刚开始，由于芝加哥风格的教学方法太过抽象并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去太远，学生们也不喜欢他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赢得了一批忠诚的学生。美国政府的相关机构决定推广这种模式。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其他拉美国家的学生也被招到智利天主教大学进行本科学习，那些学业优秀的学生也被选送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专门为拉丁美洲学生设立的一个研究生项目中继续学习（该项目由弗里德曼的同事和朋友哈博格教授主持）。
他们在智利社会中刚开始也是孤立的。他们不仅与天主教大学的其他教授关系紧张，与智利的其他经济学家也几乎没有联系。他们也不受当地的商界的欢迎，因为企业家们普遍对他们对政府干预的大肆攻击不以为然。一件偶然的事件带来了转机。在1967年发生的一次学潮中，商界的领袖们发现，整个智利除了天主教大学经济学院外几乎所有的教育机构都在学生们的抗议中暂时关闭了。从此以后，“芝加哥弟子”就开始频繁地被邀请到那些企业资助的思想库和杂志发表演说。但是，他们对智利政策仍然没有什么影响。
皮诺切特独裁政府与“芝加哥弟子”
在1970年的选举中，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阿连德获得了36％的选票当选为总统，他对智利的矿业、工业和银行实施了较大规模的国有化，同时大幅度增加了在社会服务方面的政府开支。虽然这些政策在改善大众生活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这些政策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再加上国内外资本家的反对和捣乱，智利经济陷入了危机。1973年智利GDP下降了5.6%，通货膨胀率达到605.9%，1974年财政赤字占GDP的24.7%。 面对这种情况，反对派结成了同盟，而“芝加哥弟子”也第一次在其中获得了政治友谊。
1973年，由皮诺切特领导的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并建立了一个以皮诺切特为总统的独裁政府（已经公开的美国政府和情报机构的文件表明，从阿连德上台开始他们就策划并参与了一系列旨在推翻阿连德政府的活动，包括这次军事政变）。该政府当时要解决的任务首先就是控制通货膨胀并把上届政府国有化了的那些企业私有化。他们不懂经济，必须寻求经济学家的帮助。他们首先找到了基督教民主党的经济学家，但他们给他们的帮助附加了皮诺切特不愿接受的关于其人权政策方面的条件。皮诺切特只好去找那些“芝加哥弟子”，后者迅速拿出了方案并在政府关键经济部门中获得并长期控制了一批重要职位（比如说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
他们根据他们所掌握的“科学”开出了治疗智利经济问题的药方：必须用看不见的手去代替看得见的手，即用市场去代替政府干预。被国有化了的企业立即被私有化了，公共开支被大幅度地削减了，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政策被废除了，智利经济对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了。除了汇率仍然不允许浮动外，其他的经济政策都直接来源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著作。为了支持这些政策，虽然上述的“智利项目”已经结束了，弗里德曼、哈博格以及哈耶克都在随后不久访问了智利并发表了大量的演讲。
这些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虽然并不如他们所希望的那么快。随着关税水平的大幅度降低，进口替代制度被废除了，非传统性的出口大幅增长。但与此同时，失业率也大幅度攀升（到1982年达到了24％），贫富分化急剧加大。为了维护统治，皮诺切特政府对国内的批评者和反抗者实施了残酷镇压。
自由与独裁统治
有人也许会对高举自由大旗的芝加哥学派的弟子们如此自然的与一个独裁政府合作感到奇怪，但这并不是个案。在1965年苏哈托通过政变上台建立独裁统治后同样有一批美国培养的印尼经济学家与其合作并被提拔到了关键的经济部门的重要位置上，史称“伯克利黑帮”。他们推行的政策与“芝加哥弟子”的非常相似。
而且，有学者指出，这其实可以从芝加哥学派的主张中找到答案。该学派认为，他们的经济学是一种科学，而科学是与价值判断无关的，与价值相关的应该是意识形态。因此，在他们看来，如果一个独裁政府允许他们这样的掌握了科学的专家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去控制和制定各种政策，那么这个政府同样是很好的。同样，在他们看来，民主政体未必就是合适的，因为他们往往被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所困扰。
“智利奇迹”与国际经济学界的变化
随着开放政策的实施，外国投资开始增加，经济开始增长，虽然失业率不断攀升，实际工资下降，美国媒体以及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开始鼓吹所谓的“智利奇迹”，宣传自由市场经济在智利取得了成功。
与此同时，面对着60年代后期开始并在70年代开始加剧的一系列经济问题，以金融资产阶级为首的美国统治阶级开始意识到必须打垮国内外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并摧毁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而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正好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持。因而，从70年代开始，大量的（政府和各种基金的）资金被投向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资助他们作研究、开学术会议、办杂志并招收留学生。与此同时，美国的媒体也越来越多地给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发出声音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在1974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恐怕并不是偶然的。随后，该学派的舒尔茨和斯蒂格勒又分别于1979年和1982年获得该奖。这样，芝加哥学派在经济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和以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一起逐渐成为了美国和国际经济学界的主流学派。新自由主义也从被个别国家所接受发展到被少数国家，最后被多数国家所接受。
芝加哥学派在其他拉美国家的影响
随着智利项目的成功，如前所述，美国把该项目扩展到了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除了从这些国家招收本科生到智利天主教大学学习和选送其中的优秀者到芝加哥大学留学外，还在一些国家“复制”智利项目。比如说，在阿根廷，美国国际发展署资助设立了库依欧项目，让库依欧大学与芝加哥大学和智利天主教大学合作培养经济学家，并且仅在1962—1967年之间就选送了27个阿根廷的经济学学生到芝加哥大学留学。
随着大量的芝加哥大学培养的经济学家回到拉美，这些“芝加哥弟子”在拉丁美洲的影响也逐渐增大，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拉丁美洲的学术界、商界，还表现在政界（其典型就是智利），为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的传播和泛滥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也为“拉美化”的出现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悲的是，这些人中的相当一批还以为自己掌握了科学，掌握了真理，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和真理在努力。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政府的国际援助机构，国际合作局及其后继者国际发展署和福特基金会、富布赖特基金会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通力合作，牵线搭桥，提供资助。随着美国经济学界的“新自由主义化”，美国的合作教育机构也不再仅限于芝加哥大学，而是扩展到了其他的大学，比如哈佛、耶鲁、斯坦福等。
一点反思
上面所讲的主要是美国向拉丁美洲有意识地传播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说，这种有意识的传播其实并不仅限于拉美，即便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以色列，早在50年代（和智利项目的开始时间相当）美国就资助建立了一个芝加哥学派的桥头堡，茅里斯·富克经济研究所。该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也是一个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博士帕提金。它对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在以色列的传播以及后来以色列开始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时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但这只是美国控制其他国家经济并获取各种利益的手段之一。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政策和措施。他们利用各种援助和合作的机会在各国培养亲美的精英人物。除了为各国培养经济学家外，美国为其他国家培养军事以及警察人才也是众所周知的。比如说，它有专门的学校为拉丁美洲培养这方面的各种层次的人才，其中的设在佐治亚州贝宁堡的美洲军事学院先后为拉美国家培养了近6万军警，其中包括后来通过政变上台建立了亲美独裁政府的若干臭名昭著的人物，比如说巴拿马的Manuel Noriega 和Omar Torrijos、阿根廷的Leopoldo Galtieri 和Roberto Viola、秘鲁的Juan Velasco Alvarado、厄瓜多尔的Guillermo Rodriguez以及玻利维亚的Hugo Banzer Suarez。后来，随着这个学院的名声越来越坏，面对着各界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压力，美国政府也只是在2001年把这个学院的名字改为西半球安全合作学院而已。由于在美国培训期间就吸收了美国的思想并和美国的相关人物建立了联系，这些人受训回国后往往和美国的军方或者情报机构保持着联系，与此同时他们往往在本国得到重用，一旦这些国家出现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政府，这批人会在美国的支持和怂恿之下发动军事政变并建立亲美政权，由于其上台本身是不合法的并且其政策往往对普通大众不利从而很难获取大众的支持，故这些政权往往是独裁性质。
如果再结合《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所揭露的情况以及已经公开的美国政府秘密文件档案，美国控制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手段大致可以总结如下：
一是设法为这些国家培养接受了对美国有利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军事及文化人才，最好是让这些理论被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流精英以及大众所接受，这样，这些国家的政策自然会对美国有利。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美国强大的文化霸权和宣传力量。
二是设法拉拢、收买和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精英，使他们的个人／家族利益与美国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自觉地推行对美国有利的政策并打击压制反对力量。
三是与此同时，向这些国家派出经济等方面的顾问（尽量以私人公司的名义），诱导这些国家向美国或者国际组织贷款，使这些国家逐渐积累其庞大的外债并要求他们用其最值钱的矿产、石油的资源作担保。当这些国家无力还债时，让他们用这些担保物抵债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资源。
四是如果上述手段未能奏效，这些国家的政策仍然对美国不利，那就制造并利用这些国家的债务或者经济危机迫使这些国家接受对美国有利的经济政策，最好由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国际组织出面。
五是如果这些国家不上当，其政府仍然执行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可以通过“颜色革命”等手段，利用非政府组织等发动老百姓起来示威游行，想方设法使那些不愿屈服的重要政治人物下台。或者支持这些国家的亲美军人实施政变。实在不行，可以使用暗杀手段。
六是如果这些手段全部失效，在需要的时候寻找借口军事入侵，建立傀儡政权或者寻求“国际托管”。
总之，美国的政策是通过各种公开和秘密的手段对第三世界国家从文化思想、经济、政治以至军事等方面从软到硬地进行渗透和控制，以维护美国的霸权和利益。第三世界国家要想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就必须在上述几方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防止“堡垒从内部被攻破”，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相当程度的阶级妥协和合作是不可能的，贫富分化、民族、宗教矛盾太多也是不行的。这是由于在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与国际大资本、官僚买办资本相比，民族资本总是相对弱小的，只有得到工农阶级的支持，民族资产阶级才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去维护民族利益。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