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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特征
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因此深入地认识它们的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奥肯(Okun,1962)首先用公式进行了表达,这一关系因此被索洛(Solow,1962)称为“奥肯法则”,如式(1):
其中:ut是当期失业率,ut-1是上期失业率,是实际增长率,是潜在增长率。
它也可以表示为失业率对自然失业率的偏离与产出缺口(即实际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的关系,如式(2):
其中Y是实际产出,Y*是潜在产出。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如何呢?由于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我们对中国1979-2007年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实证分析结果
ut-ut-1 =0.0045×gt - 0.1428
(0.161)(-0.510)
R2=0.0013(-0.0486);S.E=0.3997;
D.W=0.802;F=0.0258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8)》。回归模型系数下面括号内的值是该系数的t统计量。
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与城镇失业率之间都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因此,从中国的统计数据来看,现有宏观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关系的论断与中国的实际很不一致。
我们认为中国的失业数据的确可能存在问题,但是并不能因此断定真实的失业数据能满足 “奥肯法则”。另外,该方法在潜在产出水平的估计上值得商榷,因为潜在产出的估计需要假定一个自然失业率,但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是什么,是多少都不好解决。如果假定它为城镇的非加速通货膨胀时的失业率,那么在既定的城镇失业率下,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而使产出增加,是潜在产出的增加,还是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偏离?如果通过估算农村的隐性失业率而得出一个总的失业率,那么自1979年以来,该失业率基本处于单边下降的过程,那如何知道什么时候实际失业率偏离了自然失业率呢?所以我们认为用该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并不合理。
由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与现有理论的不一致,不是现有理论本身的逻辑有问题,而可能是现有理论假设前提在中国不适应。因此,要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必须将现有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
二、形成我国“高增长、低就业”的原因
如前所述,虽然我国经济近年来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但就业却并未与之相应增长,而是出现了就业率下降的局势,虽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体制转轨就是带来大批农村和城市失业队伍的重要原因之一。原有体制下我国农村的过剩的劳动力在户籍制度的掩护下一直没有显现出来,呈隐性失业状态,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户籍制度的淡出,农业富余劳动力开始显现,而城市过去在“低工资,广就业”的政策下也掩盖了失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原富余人员分离出来成为了现实的失业人口,农村和市场的两支失业队伍加在一起就大大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
此外,造成我国“高增长、低就业”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内生”性的,如:第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带来就业率的相对下降。一方面,有些传统产业已不再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逐渐走向衰落,从而出现失业增加的局面;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这些产业均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高,就业弹性低,就业需求相对下降,这些原因带来了就业压力的双向增加。第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是造成就业率下降的“内生”原因。我国近年来正处在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就业队伍的知识水平和素质能力正在不断提高,企业的组织管理水平也日趋上升,这也是造成管理者失业、下岗增加的重要原因。
从以上分析的几点原因中可以看出,我国近年的经济增长与知识积累、人力资本开发、科学研究、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学边干等因素的影响密不可分,因为技术的进步、资本的深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正是“内生”增长的直接表现。虽然目前还缺少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但我们可以通过企业研发费用投资水平、产业技术结构的转换及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能力等方面水平的提高来反映内生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于篇幅有限,在此,我们仅以研发费用投资情况为例来说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据国内权威研究机构的统计调查数字显示,近年来我国行业、企业对技术创新的认识普遍提高,不断加大研发投入,1998年前500家企业集团的研究开发费用比重为0.75%,2001年为1.04%,2006年继续提高到1.05%,分行业看,计算机应用服务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强,研发费用比例为9.28%,其他几个较高的行业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3.58%,武器弹药制造业3.32%,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26%,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3.03%。研发投入的增加为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增添了后劲。
三、几点建议
首先,我们认为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及时发放各类补贴等措施对于在短期内解决失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确实是非常必要的,但从长期来看,大力发展非义务教育,提高人才的知识技能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其次,应加快城市化进程,改革农村教育制度,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和农业劳动力质量。促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创造出更多的农业就业机会;再次,发展人力资本,减少结构性失业。我国目前劳动力的数量型过剩与质量型短缺的矛盾愈益突出,这种落后的人力状况势必难以满足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需要。要解决或缓解这一矛盾,就应该树立人力资本观念,把劳动力作为一个能动的、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加大对人力资本培养的投入,包括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举办各种职业类型培训班,以尽快地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使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减少结构性失业。
(王芹萼,河南城建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副教授)
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因此深入地认识它们的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奥肯(Okun,1962)首先用公式进行了表达,这一关系因此被索洛(Solow,1962)称为“奥肯法则”,如式(1):
其中:ut是当期失业率,ut-1是上期失业率,是实际增长率,是潜在增长率。
它也可以表示为失业率对自然失业率的偏离与产出缺口(即实际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的关系,如式(2):
其中Y是实际产出,Y*是潜在产出。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如何呢?由于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我们对中国1979-2007年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实证分析结果
ut-ut-1 =0.0045×gt - 0.1428
(0.161)(-0.510)
R2=0.0013(-0.0486);S.E=0.3997;
D.W=0.802;F=0.0258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8)》。回归模型系数下面括号内的值是该系数的t统计量。
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与城镇失业率之间都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因此,从中国的统计数据来看,现有宏观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关系的论断与中国的实际很不一致。
我们认为中国的失业数据的确可能存在问题,但是并不能因此断定真实的失业数据能满足 “奥肯法则”。另外,该方法在潜在产出水平的估计上值得商榷,因为潜在产出的估计需要假定一个自然失业率,但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是什么,是多少都不好解决。如果假定它为城镇的非加速通货膨胀时的失业率,那么在既定的城镇失业率下,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而使产出增加,是潜在产出的增加,还是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偏离?如果通过估算农村的隐性失业率而得出一个总的失业率,那么自1979年以来,该失业率基本处于单边下降的过程,那如何知道什么时候实际失业率偏离了自然失业率呢?所以我们认为用该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并不合理。
由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与现有理论的不一致,不是现有理论本身的逻辑有问题,而可能是现有理论假设前提在中国不适应。因此,要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必须将现有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
二、形成我国“高增长、低就业”的原因
如前所述,虽然我国经济近年来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但就业却并未与之相应增长,而是出现了就业率下降的局势,虽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体制转轨就是带来大批农村和城市失业队伍的重要原因之一。原有体制下我国农村的过剩的劳动力在户籍制度的掩护下一直没有显现出来,呈隐性失业状态,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户籍制度的淡出,农业富余劳动力开始显现,而城市过去在“低工资,广就业”的政策下也掩盖了失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原富余人员分离出来成为了现实的失业人口,农村和市场的两支失业队伍加在一起就大大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
此外,造成我国“高增长、低就业”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内生”性的,如:第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带来就业率的相对下降。一方面,有些传统产业已不再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逐渐走向衰落,从而出现失业增加的局面;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这些产业均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高,就业弹性低,就业需求相对下降,这些原因带来了就业压力的双向增加。第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是造成就业率下降的“内生”原因。我国近年来正处在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就业队伍的知识水平和素质能力正在不断提高,企业的组织管理水平也日趋上升,这也是造成管理者失业、下岗增加的重要原因。
从以上分析的几点原因中可以看出,我国近年的经济增长与知识积累、人力资本开发、科学研究、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学边干等因素的影响密不可分,因为技术的进步、资本的深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正是“内生”增长的直接表现。虽然目前还缺少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但我们可以通过企业研发费用投资水平、产业技术结构的转换及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能力等方面水平的提高来反映内生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于篇幅有限,在此,我们仅以研发费用投资情况为例来说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据国内权威研究机构的统计调查数字显示,近年来我国行业、企业对技术创新的认识普遍提高,不断加大研发投入,1998年前500家企业集团的研究开发费用比重为0.75%,2001年为1.04%,2006年继续提高到1.05%,分行业看,计算机应用服务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强,研发费用比例为9.28%,其他几个较高的行业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3.58%,武器弹药制造业3.32%,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26%,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3.03%。研发投入的增加为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增添了后劲。
三、几点建议
首先,我们认为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及时发放各类补贴等措施对于在短期内解决失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确实是非常必要的,但从长期来看,大力发展非义务教育,提高人才的知识技能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其次,应加快城市化进程,改革农村教育制度,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和农业劳动力质量。促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创造出更多的农业就业机会;再次,发展人力资本,减少结构性失业。我国目前劳动力的数量型过剩与质量型短缺的矛盾愈益突出,这种落后的人力状况势必难以满足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需要。要解决或缓解这一矛盾,就应该树立人力资本观念,把劳动力作为一个能动的、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加大对人力资本培养的投入,包括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举办各种职业类型培训班,以尽快地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使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减少结构性失业。
(王芹萼,河南城建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