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80万人。教育部11月22日下发《关于做好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指出高校毕业生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就业形势严峻，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工作任务更为艰巨繁重。
　　《通知》中的一项要求引起关注与热议：探索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和重点产业人才供需年度报告制度，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机制，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
　　将就业率与专业招生计划直接挂钩，教育部的这项探索您怎么看？
　　
　　我能为儿子提供假就業协议吗
　　儿子今年大学毕业，想继续深造，所以没找工作。有一天，他告诉我，老师要他提供一份就业协议，需要用工单位和当地劳动部门盖章，希望其在一周内寄给他。儿子说他要考研，没找工作，老师说没关系，只要按他说的做就是。儿子问我怎么办？
　　高校就业率造假的新闻早有耳闻，想不到这回摊到自己头上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告诉儿子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
　　我体谅老师，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校方如不想方设法提高当年的就业率，就通不过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绩效考核，甚至会影响到专业的设置及学校的命运。不信请看教育部21日下发的《关于做好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通知表示，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
　　如果此规定得以执行，它不仅会进一步削弱和动摇现已岌岌可危的基础性教育课程和专业，更会加剧高校毕业就业率的造假之风。没有哪所高校愿意因为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而调减某专业的招生计划直至停招，这样会直接影响到教育经费的投入和教育资源的配置，因而高校势必倾向于造假甚至造假愈演愈烈。
　　我没想到儿子在大学接受的最后一课竟是“造假”。这令我这个从事了半辈子中学教育的老师伤心不已。
　　就业率造假源于教育行政部门掌握了考核高校的行政大权，将就业率作为考核高校领导政绩的主要依据之一。如今又将考核标准细化到60%，这等于进一步损害了高校办学自主权。
　　另外，这也加剧了高校之间的恶性竞争。就业率高的高校能招到更多优质生源，争取到更多办学经费，因此，在就业率上，谁都不愿甘居人下。诚如某高校招生就业办负责人所言，“高校之间攀比就业率，实际上就是在争夺生源。”一旦这种攀比建立在虚假的就业率数据上，那它就是恶性竞争，容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造假者名利双收，不愿造假的高校却面临某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的危险。
　　（原载于《中国青年报》2011年11月23日评论，作者：王学进）
　　
　　就业岂可主宰专业
　　依现状而言，探索高校专业退出机制，当然是一种善意的尝试。在一个时期的大扩招之后，大学生过剩已成必须正视的问题。
　　只是，任凭理想如何丰满，现实也未必不会骨感。“专业退出”在理论上固然极具价值，但现实层面的运作困境，同样不容回避：首先，有鉴于数据造假频发，所谓“就业率”天然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要说“60%”，就是“100%”的就业比例，也可轻易造出；再者，特定专业的供需前景，并非恒定不变，而处于动态变化中。“连续两年就业率低于60%”，万一第三年、第四年就行情看涨呢？
　　更深层的纠结在于，一味依就业率调整专业设置，本就预示着某种错位——高等学府彻底矮化为市场的劳工流水线。诚然，强调教育与产业相协调无错，可将此过程简化为，“就业比例主宰专业存废”，就未免太过了。长此以往，高等教育因失去前瞻性和科学性，而注定变得短视功利，直至神圣感消退。必须厘清的是，功利的用人单位，全无义务为一个民族的学术未来负责。那么，大学仰招聘者之鼻息，与饮鸩止渴何异？
　　回溯不算长的高校扩招史，便不难发现大学生就业难，很大原因恰在于当年放任“市场塑造高教”。但讽刺的是，如今解决问题的努力，又绕回到当初的老路——仍以市场行情为起点，仍从供需维度考量学科设置。从酿错到纠错，错乱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受此支配，“专业退出机制”即便初衷良好、目的正确，也难免不会铸成另一场悲剧。
　　终究，“教育与产业相协调”，不能简单置换为“专业存废与就业率相挂钩”。而且，大学生就业难，想必也不是调整几个专业便能纾解。蓝领精英奇缺、格式化的大学生泛滥，在教育资源宏观配置偏差的前提下，裁撤个别低就业率专业，只能是杯水车薪的象征性动作。事实上，重塑职业教育的社会声名，重划高教与职教的格局分配，或许会更为有效。
　　（摘自《华西都市报》，作者： 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