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聂华苓12岁，成了流亡学生。她和同学们一起唱着流亡歌曲《松花江上》，歌词里那句“流浪、逃亡，逃亡、流浪”，竟成了她前半生的主旋律。
　　1949年，聂华苓24岁，带着家人迁往台湾。到达台北的那天，碰上台风。狂风呼天抢地哀嚎，薄板房子震得咯吱响，随时要裂开的样子。
　　1978年，聂华苓53岁。离开大陆29年后第一次返乡，她和家人几经周折前往诗人艾青家中拜访。她迎着日暮的夕阳，沿着窄窄的胡同往里走，胡同的另一头，艾青焦灼地站在门口等待。走近些，艾青看着她说：“怎么现在才来？”
　　2015年，聂华苓90岁，关于她人生的纪录片在武汉首映。这位著名作家、翻译家，因为和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共同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下称“国际写作计划”），为全世界中文作家与国际文坛的接轨提供了平台，在华人世界享有极高声誉。镜头之下，她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承载了她所处的时代，以及那一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过程。
　　北京时间6月6日23点，《环球人物》记者拨通聂华苓的电话时，大洋彼岸的她刚刚迎来周末的清晨。
　　在低谷中迎来曙光
　　90年前，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聂华苓出生于湖北武汉。因为父亲聂洗的桂系身份，1929年桂系失势后，聂华苓随家人躲避到汉口的日租界，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她爱呆在家里听父亲母亲讲外面的花花世界，也会溜进门房听听差们讲那些直系、奉系、皖系的军阀，以及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军阀打来打去，本来是朋友的，不知怎么一下子变成了仇人;本来是仇人的，一下子变成了朋友，结合起来打别人……”在自传《三生影像》中，那个乱世也因为聂华苓的笔触变得鲜活起来。
　　聂华苓11岁那年，父亲去世。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刚考入湖北省立一女中的聂华苓和同学们一起“排山倒海”地参加抗日活动。初中毕业后，她辗转来到战时陪都重庆，后进入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读书，并和同学王正路结了婚。
　　1949年，聂华苓拖着母亲和弟弟妹妹，冒着台风到达台北，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段落。她加入雷震和胡适创办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开始以本名写散文和小说，并受到雷震的赏识，成为编委会中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女性成员。
　　那时的台湾文坛，反共八股盛行，聂华苓却偏偏关注政治框架以外的纯文学作品。在她的主持下，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还有柏杨的小说、余光中的诗，一篇一篇在《自由中国》发表出来，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命运的捉弄却并未消停——1960年，言论开放的《自由中国》遭国民党当局封闭，聂华苓的家门外一直有特务徘徊，接着是母亲去世，她和王正路的婚姻也陷入“无救”状态。聂华苓遭遇了生命的低谷。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生命的曙光出现了。这道光，便是安格尔。这个著名的美国诗人，曾被约翰逊总统聘任为美国首任国家文学艺术委员会委员，并任华盛顿肯尼迪中心顾问。1934年，安格尔创办面对美国年轻作家的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并将它打造为全美最有声望的写作工作坊。
　　1963年，在欢迎安格尔访台的酒会上，55岁的安格尔与聂华苓不期而遇。在读过聂华苓的短篇小说集《翡翠猫》后，再见到作者本人，他对这个灵巧的女子着了迷，忍不住发出邀请：“你想去爱荷华吗？”

　　后半生的牵绊
　　1964年，聂华苓接受安格尔的邀请，从台湾来到爱荷华。3年后，国际写作计划诞生。1971年，他们结婚，把家安在爱荷华河边的小山上，取名红楼。聂华苓的流浪至此才真正结束，而安格尔和国际写作计划，成了她后半生的生活重心。
　　作家汪曾祺曾说聂华苓“心血来潮、感情用事、居然成事”，说的就是国际写作计划诞生的前因后果。但当《环球人物》记者拿着这12个字问起当时的情况，聂华苓哈哈大笑：“其实也算不上完全的心血来潮，是经历积累到那个阶段了。”
　　一次泛舟爱荷华河的时候，安格尔提起退休的打算，聂华苓突然建议：“你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写作计划？”“你这个想法有点疯狂！”安格尔说。“你试试吧！”面对聂华苓的坚持，两人又聊了许久，安格尔最终承认：“倒是个有趣的想法。”
　　就这样，从1967年开始，每年都会有二三十位外国优秀作家受邀来到国际写作计划。“交流时间起初是半个学年，后来出于财力、人力等方面的考虑，调整为3个月，人数渐渐变少，但越来越精。在爱荷华，作家们可以完全自主地写作、讨论、参观、旅行。”至于每位作家几千美元的经费，最初由她和安格尔自筹，后来得到一些基金会、学术机构甚至美国国务院的资助。
　　安格尔曾主持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22年，培养了不少有名的美国作家。他开玩笑：“猎狗闻得出肉骨头，我闻得出才华。”聂华苓和他大概是一类人。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是在1985年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当时，他刚33岁，出版了两部小说，名气还不是很大。聂华苓记得他很沉默，也很少参加组织的活动，几乎通宵写作。中国作家莫言也是在获诺奖前8年接到的邀请。 　　1981年，埃及和以色列正在开战，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了这两个国家的作家。在爱荷华一见到彼此，他们就互掷酒杯，破口大骂，可几个月过后，离开爱荷华时，他们在机场抱头痛哭。
　　就这样，40多年中，1400多位来自70多个国家的作家来到爱荷华。用中国作家刘恒的话说：“这是一个缩微的世界。它融合了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形形色色的作家、形形色色的人，也创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交流方式。”1976年，聂华苓和安格尔被24个国家联合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聂华苓也一直没有停止写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她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一朵小白花》，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等作品。
　　“我们这一刻在一起”
　　大陆作家真正参与到这个计划中，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作品好、会英语又出过国的萧乾，成了他们的第一个邀请对象。
　　那年初秋，聂华苓和安格尔特意举行了“中国周末”。在彼此隔绝了30年后，来自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的20多个华人作家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论中国文学。聂华苓记得，“每个人都抓着萧乾谈话，仿佛抓着的是故乡的泥土。萧乾应接不暇，却一直微笑着”。也是在那次讨论会上，她说：“我们不是来交锋，而是来交流，来互相了解、互相认识的。今天不可能得到任何具体结论。我们这一刻在一起，这就是结论。”
　　萧乾之后，丁玲、艾青、王蒙、刘宾雁、茹志鹃、王安忆、汪曾祺、余华、苏童、毕飞宇等大陆作家，郑愁予、白先勇、林怀民、蒋勋、陈映真等台湾作家，以及董启章、李怡等香港作家，先后来到爱荷华，通过国际写作计划与各国作家交流。聂华苓选人的标准只有3个字：作品好。爱荷华大学的图书馆、芝加哥图书馆等，都是她借阅中国文学作品的宝库。读过了，觉得好， “就和这位作家朋友取得联系，发出邀请”。
　　丁玲是在1981年来到爱荷华的，在此之前，西方世界对她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丁玲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像个天真的小女孩。”她和丈夫陈明住在山下的五月花公寓，聂华苓夫妇住在山上，散步10分钟就到了，4个人常一起坐在小院的台阶上谈天说地。
　　丁玲在爱荷华碰见了蒋勋。“她对他又喜欢又好奇，喜欢的是他这个人，好奇的是他从台湾来的。她总是笑眯眯地望着他。那时候，两岸还没有来往。”同样来自台湾的林怀民也说：“来到国际写作计划后，我才发现原来世界是可以这样自由的。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你开始摸索，自己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王安忆是在1983年跟着母亲茹志鹃来爱荷华的。在聂华苓眼中，这对母女的思想和对现实的看法，如同她们的创作，反映了不同的时代。“王安忆是历年在爱荷华活动最多的中国作家，和美国年轻人接触最多。活动之余，她会参加中国作家的聚会。她比大部分中国作家都洒脱，摆脱了很多牵牵绊绊，能独立地去看外面的世界。”
　　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1988年，聂华苓和安格尔退休。1991年，他们获得波兰政府文化部颁发的国际文化奖。那年3月，他们兴冲冲地准备去领奖，可安格尔倒在了芝加哥机场，再没有回来。
　　没有安格尔的日子，聂华苓的生活“似乎是老样子，很生动，很丰富。但回想起来，只是一片空白”。工作却并未停止。一位匿名人士向学校捐来50万美元的赞助，指明“供聂华苓为爱荷华大学运用”。“我用它来邀请中国作家。近十年，每年一位中文作家的费用，都是用这笔钱的利息支付的。”
　　聂华苓不再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活动，但仍会将到访的中国作家请到红楼喝茶，或到外面共进晚餐，与他们聊文学、中国，还有人生百态。“我用中文写作，却和中国离得很远。这个距离，让我对人对事都更客观，这在邀请作家时很有必要。但作家的生活不需要这种距离。作家就应该近距离地感受生活，然后将这种感受写入作品。”聂华苓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很难将某个时代的作家与另一个时代的作家相比较，但成长的土壤对作品有很大影响，“大陆作品有本土气息，有它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在其中;台湾的文学是内向的，属于岛屿文学;香港是中西都有，所以我说真正好的中文作品多半出自本土，它有深厚的根在那里。”
　　聂华苓自己的根，深深扎于大陆，在台湾长出了挺拔的枝干，最终将生命的枝叶散开在爱荷华。她已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安格尔的墓碑上。那块黑亮的大理石碑的背面，刻着安格尔的一句话：“我不能移山，但我能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