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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的事迹在中国几乎是妇孺皆知，但对于凯瑟琳·霍尔女士知道的人就比较少了。霍尔的中国名字叫何明清，生于1897年。1923年，霍尔受新西兰圣公会的派遣来到中国，在北京学习中文一年之后，来到河北、山西一带做医务工作并传教。霍尔曾在安国县圣公会医院任护士长，1937年，她请示中华圣公会在曲阳县宋家庄建起了诊疗所，并任负责人。从1938年起，她和白求恩大夫在这里开始了频繁交往，为抗日战争的卫生事业献策出力，并在工作中建立起了真挚的友谊。
第一次会面
白求恩大夫和霍尔的第一次会面是在河北曲阳县的树沟。白求恩被聘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不久，即到唐县、曲阳一带巡回医治伤员，在这里他听说了霍尔支持抗日的许多事，知道她有美国护照，可以出入北平不受日军的检查，于是特意去与霍尔会面。两人一见如故。当时，八路军急需药品，霍尔便单独担负起去北平买药的重任。她每次都是以安国教会医院的名义买药，然后将这些药品转运到晋察冀边区。开始时她每月进北平两三次，后来逐渐增多。一年中她给晋察冀边区运送医药、医疗器械等物资多达30余次，动员输送知识分子和医务工作者40多人，为晋察冀边区的抗日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使得白求恩对她由衷地感激。
白求恩曾到宋家庄诊疗所看望霍尔，对该所比较齐全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非常羡慕。霍尔于是告诉医生吕中玉：“你把咱们用的手术器械和所有的外用药品都收到一起，装到箱子里，让他们带走。”
当晋察冀军区移驻唐县和家庄后，白求恩和霍尔来往更加密切，两人一起经常谈到边区医疗人员的缺乏。霍尔所在的安国县圣公会医院院长杜场曾，是全院有名的大夫，于是她就给杜场曾做工作，让他参加白求恩的医疗队为抗战出力，同时还做了其他一些医务人员的工作。在杜场曾院长的带领下，圣公会医院的王景和、张立新等12名医护人员参加了八路军的白求恩医疗队。
安国县城东关的民兵张德欣在埋设地雷时不慎被炸伤内脏，圣公会医院的医生做不了这个手术，霍尔立即把白求恩请来，为其做了手术。白求恩大夫率东征医疗队到冀中根据地进行战地救治伤员时，看到战斗在冀中的华北战地服务团女团员沈乃然得了脊椎结核症。白求恩决定送她到北平协和医院去治疗，但北平是敌占区。于是，白求恩找到霍尔，霍尔亲自把小沈送到协和医院。经过3个月的治疗后，霍尔又冒着风险，穿过封锁线，亲自把小沈接回根据地。
情深谊长
白求恩和霍尔在抗战烽火的工作之余，常常互相看望，促膝谈心，情谊愈来愈深厚。白求恩在宋家庄诊疗所看到霍尔的住地很潮湿，就送来一张行军床，让她可以移动睡觉，也便于晾晒进行消毒。后来，当日军烧毁霍尔的诊疗所迫使她离开曲阳时，霍尔又请吕中玉大夫把行军床送回白求恩处。白求恩逝世前，又把这张行军床和他平时用的那张行军床寺起留给了聂荣臻夫妇。
白求恩非常关心霍尔的安危，他知道霍尔因给边区运送药品、器械，为八路军伤员治伤，已经引起日军的注意、处境危险,于是他在自己的地图上特地用笔标出来家庄的位置,当日军“扫荡”到这里时，他便通知霍尔及时隐蔽或转移。
在抗战中，八路军的生活异常艰苦才霍尔知道白求恩在加拿大的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白求恩喜欢咖啡、嫩烤牛肉、苹果馅饼和冰淇淋，但在中国的抗日根据地，他自愿过着一个最普通的八路军战土的生活。因此霍尔经常请白求恩到宋家庄来喝杯羊奶、咖啡。在这偏远的深山喝不上牛奶，霍尔自己养了两只奶羊，有时她把羊奶积存起来送到白求恩的住地。。每当霍尔来看望时，白求恩就显得特别高兴，两个人谈起话来滔滔不绝。有时白求恩也带来一些战利品如罐头之类的东西看望霍尔，两人边吃边谈抗日战争形势。白求恩爱抽英国烟，霍尔知道这种烟在晋察冀边区是买不到的，于是在北平购买药品时买上一些，偷偷地带到边区送给白求恩。
思念绵绵
白求恩和霍尔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度，却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1939年，霍尔带着白求恩开的药品单子，去北平为边区购买药品，回到宋家庄，诊疗所被日军烧成废墟。原来霍尔的行为已经引起日军的注意，她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已无法在此工作。虽然她难舍一起战斗的战友白求恩，最后还是悄悄奔赴山西等地的抗日前线。临行前，她把自己多年来积存的英文书籍和近一个时期的《泰晤士报》集中到一起，告诉吕中玉：“白求恩大夫何时来这里时送给他。”
霍尔女士离开宋家庄后，吕中玉把霍尔女士留给白求恩的书箱和《泰晤士报》交给白求恩。白求恩看着这些书籍、报纸，深情地说：“她会回来的，一起制订的计划还没有实现。”不久白求恩又派人送来训练医务人员的资料和给霍尔的聘书，并有白求恩的亲笔签名。来人说，这都是白求恩大夫自己打印的，要想办法交给霍尔女士。
霍尔离开后，还通过关系运来一批药品、器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霍尔到了香港，经宋庆龄介绍，先在中国保卫人权大同盟工作。但她始终忘不了与白求恩一起在晋察冀边区同日军战斗的情形，忘不掉遭受战争苦难的曲阳、唐县人民，她把那里看成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这种割舍不断的感情，使她下决心回到晋察冀边区与白求恩一起工作，实现他们一起商定的建立卫生学校，为中国持久抗战培养医务人员的计划。于是她放弃在香港的工作，途经云、川、陕等地，历尽艰险回到河北。这时白求恩已经去世，霍尔到晋察冀边区同白求恩一起工作的愿望，变成了永久的思念。她怀着对白求恩的怀念，离开河北去了洛阳。在洛阳工作一段时间后，因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强迫中华圣公会驱逐她，加之患病行动不便，霍尔被迫回国。
白求恩是因给伤员作颅部手术，手指不慎感染中毒，以身殉职的。逝世的前一天，即1939年11月14日下午，白求恩在河北省唐县黄石村写下遗书，最后一句话是写给霍尔女士的：“请转达我对凯瑟琳·霍尔最诚挚的谢意，感谢她对我的帮助。”
难忘战友
霍尔带着对白求恩的思念离开中国，回到了故乡新西兰。新中国成立后，她曾要求到中国来，北京圣公会也想让霍尔来中国“支撑门户”，当时因受限制外国人人境政策的制约，霍尔的要求很难获准。后经吕正操请示周总理，同，意她来华。但她到了香港却被港英当局阻拦。1960年霍尔退休后，积极从事和平运动与新中友好工作，曾任新西兰和平理事会理事、新中友协奥克兰分会执委。她曾随新西兰昌德勒主教访问中国并专程到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为白求恩扫墓，默默寄托自己的哀思。当霍尔到中国访问时，看到在原圣公会医院旧址建起的安国县人民医院时，她又想起了白求恩当年在这里为八路军战士做手术的情景，她对这里的医生们说：“你们要好好学习白求恩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1981年，凯瑟琳·霍尔逝世，遵照她生前嘱托，她骨灰的一部分埋在曲阳烈士陵园，一部分撒在宋家庄的莲花山上，与白求恩陵园遥相守望……
(责编 卢 成)
第一次会面
白求恩大夫和霍尔的第一次会面是在河北曲阳县的树沟。白求恩被聘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不久，即到唐县、曲阳一带巡回医治伤员，在这里他听说了霍尔支持抗日的许多事，知道她有美国护照，可以出入北平不受日军的检查，于是特意去与霍尔会面。两人一见如故。当时，八路军急需药品，霍尔便单独担负起去北平买药的重任。她每次都是以安国教会医院的名义买药，然后将这些药品转运到晋察冀边区。开始时她每月进北平两三次，后来逐渐增多。一年中她给晋察冀边区运送医药、医疗器械等物资多达30余次，动员输送知识分子和医务工作者40多人，为晋察冀边区的抗日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使得白求恩对她由衷地感激。
白求恩曾到宋家庄诊疗所看望霍尔，对该所比较齐全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非常羡慕。霍尔于是告诉医生吕中玉：“你把咱们用的手术器械和所有的外用药品都收到一起，装到箱子里，让他们带走。”
当晋察冀军区移驻唐县和家庄后，白求恩和霍尔来往更加密切，两人一起经常谈到边区医疗人员的缺乏。霍尔所在的安国县圣公会医院院长杜场曾，是全院有名的大夫，于是她就给杜场曾做工作，让他参加白求恩的医疗队为抗战出力，同时还做了其他一些医务人员的工作。在杜场曾院长的带领下，圣公会医院的王景和、张立新等12名医护人员参加了八路军的白求恩医疗队。
安国县城东关的民兵张德欣在埋设地雷时不慎被炸伤内脏，圣公会医院的医生做不了这个手术，霍尔立即把白求恩请来，为其做了手术。白求恩大夫率东征医疗队到冀中根据地进行战地救治伤员时，看到战斗在冀中的华北战地服务团女团员沈乃然得了脊椎结核症。白求恩决定送她到北平协和医院去治疗，但北平是敌占区。于是，白求恩找到霍尔，霍尔亲自把小沈送到协和医院。经过3个月的治疗后，霍尔又冒着风险，穿过封锁线，亲自把小沈接回根据地。
情深谊长
白求恩和霍尔在抗战烽火的工作之余，常常互相看望，促膝谈心，情谊愈来愈深厚。白求恩在宋家庄诊疗所看到霍尔的住地很潮湿，就送来一张行军床，让她可以移动睡觉，也便于晾晒进行消毒。后来，当日军烧毁霍尔的诊疗所迫使她离开曲阳时，霍尔又请吕中玉大夫把行军床送回白求恩处。白求恩逝世前，又把这张行军床和他平时用的那张行军床寺起留给了聂荣臻夫妇。
白求恩非常关心霍尔的安危，他知道霍尔因给边区运送药品、器械，为八路军伤员治伤，已经引起日军的注意、处境危险,于是他在自己的地图上特地用笔标出来家庄的位置,当日军“扫荡”到这里时，他便通知霍尔及时隐蔽或转移。
在抗战中，八路军的生活异常艰苦才霍尔知道白求恩在加拿大的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白求恩喜欢咖啡、嫩烤牛肉、苹果馅饼和冰淇淋，但在中国的抗日根据地，他自愿过着一个最普通的八路军战土的生活。因此霍尔经常请白求恩到宋家庄来喝杯羊奶、咖啡。在这偏远的深山喝不上牛奶，霍尔自己养了两只奶羊，有时她把羊奶积存起来送到白求恩的住地。。每当霍尔来看望时，白求恩就显得特别高兴，两个人谈起话来滔滔不绝。有时白求恩也带来一些战利品如罐头之类的东西看望霍尔，两人边吃边谈抗日战争形势。白求恩爱抽英国烟，霍尔知道这种烟在晋察冀边区是买不到的，于是在北平购买药品时买上一些，偷偷地带到边区送给白求恩。
思念绵绵
白求恩和霍尔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度，却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1939年，霍尔带着白求恩开的药品单子，去北平为边区购买药品，回到宋家庄，诊疗所被日军烧成废墟。原来霍尔的行为已经引起日军的注意，她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已无法在此工作。虽然她难舍一起战斗的战友白求恩，最后还是悄悄奔赴山西等地的抗日前线。临行前，她把自己多年来积存的英文书籍和近一个时期的《泰晤士报》集中到一起，告诉吕中玉：“白求恩大夫何时来这里时送给他。”
霍尔女士离开宋家庄后，吕中玉把霍尔女士留给白求恩的书箱和《泰晤士报》交给白求恩。白求恩看着这些书籍、报纸，深情地说：“她会回来的，一起制订的计划还没有实现。”不久白求恩又派人送来训练医务人员的资料和给霍尔的聘书，并有白求恩的亲笔签名。来人说，这都是白求恩大夫自己打印的，要想办法交给霍尔女士。
霍尔离开后，还通过关系运来一批药品、器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霍尔到了香港，经宋庆龄介绍，先在中国保卫人权大同盟工作。但她始终忘不了与白求恩一起在晋察冀边区同日军战斗的情形，忘不掉遭受战争苦难的曲阳、唐县人民，她把那里看成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这种割舍不断的感情，使她下决心回到晋察冀边区与白求恩一起工作，实现他们一起商定的建立卫生学校，为中国持久抗战培养医务人员的计划。于是她放弃在香港的工作，途经云、川、陕等地，历尽艰险回到河北。这时白求恩已经去世，霍尔到晋察冀边区同白求恩一起工作的愿望，变成了永久的思念。她怀着对白求恩的怀念，离开河北去了洛阳。在洛阳工作一段时间后，因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强迫中华圣公会驱逐她，加之患病行动不便，霍尔被迫回国。
白求恩是因给伤员作颅部手术，手指不慎感染中毒，以身殉职的。逝世的前一天，即1939年11月14日下午，白求恩在河北省唐县黄石村写下遗书，最后一句话是写给霍尔女士的：“请转达我对凯瑟琳·霍尔最诚挚的谢意，感谢她对我的帮助。”
难忘战友
霍尔带着对白求恩的思念离开中国，回到了故乡新西兰。新中国成立后，她曾要求到中国来，北京圣公会也想让霍尔来中国“支撑门户”，当时因受限制外国人人境政策的制约，霍尔的要求很难获准。后经吕正操请示周总理，同，意她来华。但她到了香港却被港英当局阻拦。1960年霍尔退休后，积极从事和平运动与新中友好工作，曾任新西兰和平理事会理事、新中友协奥克兰分会执委。她曾随新西兰昌德勒主教访问中国并专程到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为白求恩扫墓，默默寄托自己的哀思。当霍尔到中国访问时，看到在原圣公会医院旧址建起的安国县人民医院时，她又想起了白求恩当年在这里为八路军战士做手术的情景，她对这里的医生们说：“你们要好好学习白求恩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1981年，凯瑟琳·霍尔逝世，遵照她生前嘱托，她骨灰的一部分埋在曲阳烈士陵园，一部分撒在宋家庄的莲花山上，与白求恩陵园遥相守望……
(责编 卢 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