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法律作为市民社会的产物，不可避免的是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同理经济法的设计与一国的政治制度也是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政治目的引导经济法成为了一门独立的部门法，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又透露出经济法是在政治的作用下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为本质的。经济法中最特别的国家干预之调整手段又是遵循政治理论而完善建立的。
关键词政治学 经济法 社会利益 社会发展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5-055-02
现代政治是从近现代的国家上发展出来的，来自于市民社会的兴起,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并集中表现经济，且是以政治权利为核心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政治强调借助于社会公权力来维护、实现和协调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仔细分析政治与经济法，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有十分紧密的联系，经济法的法律规制是有着很深的政治学基础的。
一、经济法成为一门独立的部门法的政治学基础
经济法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社会整体效益的追求，这就是政治的价值取向——“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在经济法形成过程中的体现。社会整体效益是经济法的立身之本，并蕴涵着经济法的内在基本矛盾——国家介入与社会自治的对立耦合，且揭示着经济法的深层本质——社会性和经济性的有机统一。经济法追求社会整体利益，是站在社会全局的角度，通过政府经济行为对市场的规制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保障经济总量的平衡、优化经济结构、维护竞争秩序、协调社会再分配，优化市场的。
在近代，人们曾经认为个体效益是与社会整体效益一致的，社会整体效益就是全部个体效益总量的简单相加，只要达到了个体效益最大化就能促进社会总体效益最大化的实现。在追求个体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绝对的财产所有权和契约自由原则被认为是天赋权利，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无限扩张，使得个人本位的民商法统领经济生活。然而由于每个经济主体固有的狭隘性使资本和生产过分集中，很快便出现了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从而妨碍了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也损害了私人利益。因此，为了维护社会整体的利益与均衡，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对经济领域的调整就变得尤其重要，因此经济法就应运而生。
而在政治学领域社会利益最大化是以实现社会公正、效益、经济安全这三个具体价值为基础的，这三个价值同时也体现在经济法的立法理念上。
（一）社会公正——社会利益的核心
经济法不像民法那样以个体权利的保护为逻辑起点，它要求市场竞争的维护者建立和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使每个经营主体均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市场参与到竞争中去，并且为此担负的经济代价和取得收益回报的条件是相同的，以至于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领域、特别行为和经济弱者的具体人格予以倾斜性保护，通过干预和协助增强弱者地位，使弱者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能同强者抗衡[1]，是以形式上的不平等达到实质结果的平等，从实质上为实现社会主体生存、发展机会均等创造条件，使大家在竞争中处于同一起跑线。
（二）效益——社会利益的基础
此处的效益不仅是在经济上寻求利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发展。所以要求经济法必须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实现对特定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益最大化。用有限的资源生产更多的社会产品，为全部社会成员个体谋求更多的社会福利，从而通过对社会利益的促进而实现对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乃至国家利益的保护和增长，即只有在全社会总体效益增长的前提下，个体利益的增长才是真正高效益的增长，从而实现最大的公平、整体的公平。
（三）经济安全——社会利益的保障
要求经济法在运用国家之手对市场进行积极干预，克服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维护促进市场机制本身的积极因素。在抑制和克服市场机制的消极因素的同时，更要重视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安全性和合理性，使国家经济权利介入市场活动必须符合法定的目的和程序，要依法调制、适度调制，防止政府以社会利益为借口，随意破坏市场的自由竞争体制。
经济法为实现社会公正、效益和经济安全这三个目标，从而达到社会利益的平衡即利益的最大化，是被赋予了极高的政治目的的。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全面可持续发展，统治阶级或者在民主自主意识的觉醒下，看清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制定了经济法，或者推动了经济法的出台，使经济法担起了这样一个的角色。
二、经济法本质的政治学基础
经济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在国家经济调节中人们的行为规范；它调整国家经济调节中的社会关系，保障国家调节目标及这种国家意志的实现[2]；这种国家意志是因生产社会化引起经济调节机制变化这种特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在对经济法本质的探讨中，主要认为经济法是平衡法、社会本位法，同时也是利益和资源分配法。
（一）经济法是平衡法
它既是国家干预、参与、协调经济之法，又是规范政府干预之法，是平衡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之法，又是促进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的重要法律部门。经济法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防止和消除经济运行中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调，优化资源配置，以实现经济法主体利益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在经济社会化条件下的实质公平正义，平衡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使得经济法是不仅受市场的制约，还受政府的制约，即受政治的制约。为了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健康的发展，经济法不能只把自己置身于市场的环境下，它必须具有前瞻性和衡平性[3]。只有一个社会达到平衡的狀态，才能稳定的发展。所以经济法必须把自己置身在各个政治利益的冲突中，以社会的稳定发展为原则，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
（二）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
经济法社会本位性的实质是强调政府从社会公共利益角度对整个经济生活的介入，以消除自由放任经济和极端个体权利本位以及国家权力本位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解决市场主体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4]。经济法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它是经济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这主要体现在将有限的经济利益和稀缺的经济资源优先分配给哪个社会阶层，以保证社会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表象上看，经济法是涉及宏观调控、市场规制等经济手段的法律规范总和；本质上看，宏观调控、市场规制等各种经济手段都是为社会的共同利益服务的。例如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中，把环境资源和能源问题纳入到经济法的调控之下，充分体现了经济法还关注怎样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使社会的前进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再如社会分配法律制度，为了使全民都能公平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经济法针对各个阶层的特点，以宏观的视野对国民收入进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缓解阶级间的矛盾冲突。
（三）经济法是利益和资源分配法
经济法具有突出的经济性和政策性，因而承担着在经济法主体间分配有限经济利益的重要职能。经济法本质意义上的分配有两方面内涵：利益分配和资源分配。前者揭示了经济法通过法律所特有的利益激励和约束机制，间接引导主体的经济行为，以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比如：通过引导和规范政府制定和颁布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调整税收政策，最终影响各种经济主体的趋利行为，避免重复建设和无谓浪费等低效率经济现象的出现；或者通过竞争法和消费者保护法等一种有利于经济弱者的权利义务调整机制，抑制有损于经济公平环境并最终有害于经济长期效益的主体行为。后者揭示了经济法通过确认和规范国家在不影响市场正常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与参与，以实现国家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手段的有机结合，同样是为了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比如：通过国有企业法、国有投资法等规范和指引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市场不愿涉足或难以涉足的行业进行经济资源的调配；或者通过金融法、财政税收法、政府采购法等规范政府的经济行为，以合理有效地配置经济资源。
三、经济法调整方法的政治学基础
（一）公权介入经济法的原理
经济法有一个重要的调整方法就是公权力来调整经济关系，也即常说的国家干预，这个公权力实质上就是一种政治权力。
当国家运用公权力调整经济关系时，往往和当时的政治目标是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影响，其实质是使经济稳定、协调、高速地发展。在这里，国家不是其行为的直接受益主体，而是在为社会公益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5]。因此，国家承担社会经济职能，是国家作为最高权力主体对社会经济发展应尽的义务。这就客观地要求国家必须站在社会公益的立场，从社会经济生活总的角度，公正地对社会经济进行全局性地规划、干预、协调、服务和监督，以保证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国家实现其经济职能的行为，对社会经济主体来说，又是一种国家权力行使行为。一般情况下，这是一种强迫社会经济主体服从国家经济意志的行为。一方面要求强化国家的权威，依法赋予政府机关必要的权力，使国家的经济意志得以贯彻；另一方面又要对政府机关的权力及其界限做严格的限定，以防止政府权力给社会经济主体造成伤害、使生产力遭到破坏，从而违背设定国家经济职能的初衷。
关于经济法的这种特殊调整手段，国家作为一个特殊主体参与到经济关系之中的，国家成为了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它要求国家在经济领域中处于上位，配合整个社会的发展制定经济市场的规范，监督经济市场的运作，用国家当时的政治动向来调整经济的关注点。例如对于弱势群体或者特殊公共领域给予特殊的运行原则、强制的调整方法和赋予各个其他经济主体在其上的社会责任，而不是仍以意思自治为原则参与到经济竞争的中。这些都是国家在把政治目标灌输到经济生活领域中的表现，这种国家在经济市场中的绝对地位是不可挑战并且是必须的。市场经济是以利益最大化为驱动模式的，这必然会产生市场经济自由化不可避免的缺陷，即市场失灵。这其中包括：（1）国民经济的不平衡；（2）因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產生的市场外部不经济效应；（3）公共物品的生产和利用不合理；（4）社会分配不公；（5）垄断；（6）经济波动；（7）在利益最大化的趋势下，无视社会道德调节有益和有害物品的；（8）市场的信息被所占经济份额大的主体获得，从而形成信息的不充分和不对称。市场失灵是不可能靠平等主体的意思自治来解决的，也不可能靠市场的自主调节就能纠正的，只能借助国家力量予以矫正和弥补。公权力适时适度的介入是社会得以发展并且稳定发展的必然。
（二）公权介入经济法的界限
因为公权介入存在着特殊性，所以就形成了公权干预的基本原则，即国家有必要介入经济以克服市场失灵，但为避免政府失灵，国家应当适度干预经济，当市场机制失效时，国家干预需加强，而当市场机制功能恢复时，国家干预则需递减。具体为：
1、正当干预
正当干预是对国家干预的最基本要求。它要求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对社会经济主体及经济活动之干预必须仰赖于法律之规定，不得与之相抵触，也不得在法律并无授权的情形下擅自干预。
2、谨慎干预
谨慎干预要求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干预时应当谨慎从事，符合市场机制自身的运作规律，不可因干预而压制市场主体的经济自主性与创造性，阻碍经济的高速、稳定的发展。
这是因为如果在调整经济关系中太广泛的运用公权力进行市场的盲目规范，整个经济市场必会陷入疲软之中，市场将会缺乏生机和自主发展的可能。反之，若公权力在经济关系中没有起到自己应该发挥的作用，不对市场做必要的限制而任其任意发展，整个市场将会毫无秩序并且过度自由化，那样的市场是无诚信的，利益的分配是混乱而不均的。所以公权力介入必须受到各方面的制约。这种制约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而且这种制约必须是适度的，是以确保社会的发展为原则的制约。这种制约的作用和反作用也是政治理论的运用。因为政治权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力量，它具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从积极的角度讲，它是组织社会、维持秩序、实现公共政策目标不可缺少的手段。从消极的方面讲，它也是实施专制和暴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在肯定和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对它保持高度戒备，限制和约束它行使的范围和方式。
注释：
[1]如在承认优胜劣汰的原则下对中小企业实行公力扶持，在鼓励自由竞争的大前提下规制反对市场垄断等.
[2]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 程宝山 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105.
[3]这个横平性和前瞻性的主体是政府.
[4]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 程宝山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3年9月第1版p123.
[5]当然，社会经济的稳定协调高速发展为国家自身的稳定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程宝山．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研究．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3.
[2]单飞跃．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47-50.
[3]成涛，徐澜波，李小年，卢晓亮，单永．经济法的理念与运作． 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5.13-15.
[4]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84.
[5]安旻，周运．论经济法的本质--兼评"国家干预说"等理论的缺陷[N/OL]. 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5827&page=2.
[6]李磊．论经济法产生的基础.行政与法．2003，（03）.
[7]顾功耘，罗培新．经济法前沿问题，2007．
[8]胡改容.再论经济法视野下国家干预的“适当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2-38.
关键词政治学 经济法 社会利益 社会发展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5-055-02
现代政治是从近现代的国家上发展出来的，来自于市民社会的兴起,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并集中表现经济，且是以政治权利为核心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政治强调借助于社会公权力来维护、实现和协调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仔细分析政治与经济法，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有十分紧密的联系，经济法的法律规制是有着很深的政治学基础的。
一、经济法成为一门独立的部门法的政治学基础
经济法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社会整体效益的追求，这就是政治的价值取向——“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在经济法形成过程中的体现。社会整体效益是经济法的立身之本，并蕴涵着经济法的内在基本矛盾——国家介入与社会自治的对立耦合，且揭示着经济法的深层本质——社会性和经济性的有机统一。经济法追求社会整体利益，是站在社会全局的角度，通过政府经济行为对市场的规制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保障经济总量的平衡、优化经济结构、维护竞争秩序、协调社会再分配，优化市场的。
在近代，人们曾经认为个体效益是与社会整体效益一致的，社会整体效益就是全部个体效益总量的简单相加，只要达到了个体效益最大化就能促进社会总体效益最大化的实现。在追求个体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绝对的财产所有权和契约自由原则被认为是天赋权利，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无限扩张，使得个人本位的民商法统领经济生活。然而由于每个经济主体固有的狭隘性使资本和生产过分集中，很快便出现了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从而妨碍了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也损害了私人利益。因此，为了维护社会整体的利益与均衡，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对经济领域的调整就变得尤其重要，因此经济法就应运而生。
而在政治学领域社会利益最大化是以实现社会公正、效益、经济安全这三个具体价值为基础的，这三个价值同时也体现在经济法的立法理念上。
（一）社会公正——社会利益的核心
经济法不像民法那样以个体权利的保护为逻辑起点，它要求市场竞争的维护者建立和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使每个经营主体均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市场参与到竞争中去，并且为此担负的经济代价和取得收益回报的条件是相同的，以至于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领域、特别行为和经济弱者的具体人格予以倾斜性保护，通过干预和协助增强弱者地位，使弱者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能同强者抗衡[1]，是以形式上的不平等达到实质结果的平等，从实质上为实现社会主体生存、发展机会均等创造条件，使大家在竞争中处于同一起跑线。
（二）效益——社会利益的基础
此处的效益不仅是在经济上寻求利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发展。所以要求经济法必须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实现对特定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益最大化。用有限的资源生产更多的社会产品，为全部社会成员个体谋求更多的社会福利，从而通过对社会利益的促进而实现对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乃至国家利益的保护和增长，即只有在全社会总体效益增长的前提下，个体利益的增长才是真正高效益的增长，从而实现最大的公平、整体的公平。
（三）经济安全——社会利益的保障
要求经济法在运用国家之手对市场进行积极干预，克服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维护促进市场机制本身的积极因素。在抑制和克服市场机制的消极因素的同时，更要重视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安全性和合理性，使国家经济权利介入市场活动必须符合法定的目的和程序，要依法调制、适度调制，防止政府以社会利益为借口，随意破坏市场的自由竞争体制。
经济法为实现社会公正、效益和经济安全这三个目标，从而达到社会利益的平衡即利益的最大化，是被赋予了极高的政治目的的。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全面可持续发展，统治阶级或者在民主自主意识的觉醒下，看清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制定了经济法，或者推动了经济法的出台，使经济法担起了这样一个的角色。
二、经济法本质的政治学基础
经济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在国家经济调节中人们的行为规范；它调整国家经济调节中的社会关系，保障国家调节目标及这种国家意志的实现[2]；这种国家意志是因生产社会化引起经济调节机制变化这种特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在对经济法本质的探讨中，主要认为经济法是平衡法、社会本位法，同时也是利益和资源分配法。
（一）经济法是平衡法
它既是国家干预、参与、协调经济之法，又是规范政府干预之法，是平衡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之法，又是促进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的重要法律部门。经济法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防止和消除经济运行中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调，优化资源配置，以实现经济法主体利益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在经济社会化条件下的实质公平正义，平衡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使得经济法是不仅受市场的制约，还受政府的制约，即受政治的制约。为了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健康的发展，经济法不能只把自己置身于市场的环境下，它必须具有前瞻性和衡平性[3]。只有一个社会达到平衡的狀态，才能稳定的发展。所以经济法必须把自己置身在各个政治利益的冲突中，以社会的稳定发展为原则，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
（二）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
经济法社会本位性的实质是强调政府从社会公共利益角度对整个经济生活的介入，以消除自由放任经济和极端个体权利本位以及国家权力本位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解决市场主体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4]。经济法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它是经济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这主要体现在将有限的经济利益和稀缺的经济资源优先分配给哪个社会阶层，以保证社会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表象上看，经济法是涉及宏观调控、市场规制等经济手段的法律规范总和；本质上看，宏观调控、市场规制等各种经济手段都是为社会的共同利益服务的。例如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中，把环境资源和能源问题纳入到经济法的调控之下，充分体现了经济法还关注怎样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使社会的前进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再如社会分配法律制度，为了使全民都能公平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经济法针对各个阶层的特点，以宏观的视野对国民收入进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缓解阶级间的矛盾冲突。
（三）经济法是利益和资源分配法
经济法具有突出的经济性和政策性，因而承担着在经济法主体间分配有限经济利益的重要职能。经济法本质意义上的分配有两方面内涵：利益分配和资源分配。前者揭示了经济法通过法律所特有的利益激励和约束机制，间接引导主体的经济行为，以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比如：通过引导和规范政府制定和颁布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调整税收政策，最终影响各种经济主体的趋利行为，避免重复建设和无谓浪费等低效率经济现象的出现；或者通过竞争法和消费者保护法等一种有利于经济弱者的权利义务调整机制，抑制有损于经济公平环境并最终有害于经济长期效益的主体行为。后者揭示了经济法通过确认和规范国家在不影响市场正常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与参与，以实现国家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手段的有机结合，同样是为了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比如：通过国有企业法、国有投资法等规范和指引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市场不愿涉足或难以涉足的行业进行经济资源的调配；或者通过金融法、财政税收法、政府采购法等规范政府的经济行为，以合理有效地配置经济资源。
三、经济法调整方法的政治学基础
（一）公权介入经济法的原理
经济法有一个重要的调整方法就是公权力来调整经济关系，也即常说的国家干预，这个公权力实质上就是一种政治权力。
当国家运用公权力调整经济关系时，往往和当时的政治目标是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影响，其实质是使经济稳定、协调、高速地发展。在这里，国家不是其行为的直接受益主体，而是在为社会公益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5]。因此，国家承担社会经济职能，是国家作为最高权力主体对社会经济发展应尽的义务。这就客观地要求国家必须站在社会公益的立场，从社会经济生活总的角度，公正地对社会经济进行全局性地规划、干预、协调、服务和监督，以保证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国家实现其经济职能的行为，对社会经济主体来说，又是一种国家权力行使行为。一般情况下，这是一种强迫社会经济主体服从国家经济意志的行为。一方面要求强化国家的权威，依法赋予政府机关必要的权力，使国家的经济意志得以贯彻；另一方面又要对政府机关的权力及其界限做严格的限定，以防止政府权力给社会经济主体造成伤害、使生产力遭到破坏，从而违背设定国家经济职能的初衷。
关于经济法的这种特殊调整手段，国家作为一个特殊主体参与到经济关系之中的，国家成为了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它要求国家在经济领域中处于上位，配合整个社会的发展制定经济市场的规范，监督经济市场的运作，用国家当时的政治动向来调整经济的关注点。例如对于弱势群体或者特殊公共领域给予特殊的运行原则、强制的调整方法和赋予各个其他经济主体在其上的社会责任，而不是仍以意思自治为原则参与到经济竞争的中。这些都是国家在把政治目标灌输到经济生活领域中的表现，这种国家在经济市场中的绝对地位是不可挑战并且是必须的。市场经济是以利益最大化为驱动模式的，这必然会产生市场经济自由化不可避免的缺陷，即市场失灵。这其中包括：（1）国民经济的不平衡；（2）因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產生的市场外部不经济效应；（3）公共物品的生产和利用不合理；（4）社会分配不公；（5）垄断；（6）经济波动；（7）在利益最大化的趋势下，无视社会道德调节有益和有害物品的；（8）市场的信息被所占经济份额大的主体获得，从而形成信息的不充分和不对称。市场失灵是不可能靠平等主体的意思自治来解决的，也不可能靠市场的自主调节就能纠正的，只能借助国家力量予以矫正和弥补。公权力适时适度的介入是社会得以发展并且稳定发展的必然。
（二）公权介入经济法的界限
因为公权介入存在着特殊性，所以就形成了公权干预的基本原则，即国家有必要介入经济以克服市场失灵，但为避免政府失灵，国家应当适度干预经济，当市场机制失效时，国家干预需加强，而当市场机制功能恢复时，国家干预则需递减。具体为：
1、正当干预
正当干预是对国家干预的最基本要求。它要求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对社会经济主体及经济活动之干预必须仰赖于法律之规定，不得与之相抵触，也不得在法律并无授权的情形下擅自干预。
2、谨慎干预
谨慎干预要求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干预时应当谨慎从事，符合市场机制自身的运作规律，不可因干预而压制市场主体的经济自主性与创造性，阻碍经济的高速、稳定的发展。
这是因为如果在调整经济关系中太广泛的运用公权力进行市场的盲目规范，整个经济市场必会陷入疲软之中，市场将会缺乏生机和自主发展的可能。反之，若公权力在经济关系中没有起到自己应该发挥的作用，不对市场做必要的限制而任其任意发展，整个市场将会毫无秩序并且过度自由化，那样的市场是无诚信的，利益的分配是混乱而不均的。所以公权力介入必须受到各方面的制约。这种制约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而且这种制约必须是适度的，是以确保社会的发展为原则的制约。这种制约的作用和反作用也是政治理论的运用。因为政治权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力量，它具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从积极的角度讲，它是组织社会、维持秩序、实现公共政策目标不可缺少的手段。从消极的方面讲，它也是实施专制和暴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在肯定和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对它保持高度戒备，限制和约束它行使的范围和方式。
注释：
[1]如在承认优胜劣汰的原则下对中小企业实行公力扶持，在鼓励自由竞争的大前提下规制反对市场垄断等.
[2]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 程宝山 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105.
[3]这个横平性和前瞻性的主体是政府.
[4]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 程宝山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3年9月第1版p123.
[5]当然，社会经济的稳定协调高速发展为国家自身的稳定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程宝山．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研究．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3.
[2]单飞跃．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47-50.
[3]成涛，徐澜波，李小年，卢晓亮，单永．经济法的理念与运作． 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5.13-15.
[4]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84.
[5]安旻，周运．论经济法的本质--兼评"国家干预说"等理论的缺陷[N/OL]. 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5827&page=2.
[6]李磊．论经济法产生的基础.行政与法．2003，（03）.
[7]顾功耘，罗培新．经济法前沿问题，2007．
[8]胡改容.再论经济法视野下国家干预的“适当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