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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遗忘半个多世纪后，法国医生贝熙业的名字重被提起。在中国的41年，他历经民国、抗日、解放。他和诸多中法名流，曾掀起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勤工俭学运动；他曾不顾高龄，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药品送往抗日根据地。贝熙业在中国获得过声誉与社会地位，他的人生际遇也随这个国家的社会变革而起伏
法国医生贝熙业曾打算在中国终老，他甚至为自己选好墓地。然而1954年，他却不得不离开这个他生活了41年的国家。人生的终点，已不容他选择。
那年初夏的一个晚上，两名警察来到贝熙业在北京西山的家——贝家花园，他们带来了一封改变贝熙业命运的信。信中给他两个选择：一是留在中国，但必须放弃法国国籍；二是在一个月之内离开中国，但妻子吴似丹必须留下。
无奈、无助的贝熙业，想到给 “老相识”周恩来写信，信中他表示，自己把中国当成第二祖国，把中国人当成自己的人民。“根据我过去41年之所作所为，根据法律的规定，我这样一个又老又有病的人，是否可以在不工作也不需要任何负担的情况下住在北京？假若法律不允许，是否可以考虑把我的行期推迟到9月底？此外我还请求我的中国妻子保留她的中国籍并允许她跟我一起走。”
彼时，周恩来正在日内瓦开会，但他还是签署了通行令，吴似丹得以陪行不愿放弃法国国籍的贝熙业一同回国。
多年后，贝熙业的亲友仍记得，时年82岁的他携吴似丹踏上法国时的情景：10月27日，船到马赛港，岸边挤满接船的人，贝熙业的亲友也在其中。众多西装革履的乘客中，一对男女与其他人装束极不相同。男人高鼻深目，皓髯垂胸，却一身中式长袍，从外表判断，已是耄耋之年。他身旁女子，则是年轻纤瘦的东方容貌。她胆怯地挽着他，他手中则提着一只鸟笼，里面是只蒙古云雀。
妻子、云雀，成了贝熙业回国时的所有陪伴。在法国，他没有朋友，没有积蓄，更无人知晓他在中国曾经的声誉与传奇。
贝熙业全名让-热罗姆-奥古斯坦·贝熙业，1872年生于法国山区夏尔市，毕业于海军医学院，获医科博士学位。他曾以军医身份先后到印度、波斯等法国在亚非地区殖民地。1913年41岁的他抵达中国，先后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医生、北洋政府总统医疗顾问，以及北京法国医院院长等职。他在这里经历了民国、抗日、解放，是最知名的外国医生之一，他的病人包括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等四位民国总统，以及汪精卫、九世班禅、梅兰芳等社会名流。作为袁世凯医疗顾问，他获得过其亲自颁发的三等文虎勋章。
除达官显贵，在中国期间，贝熙业也坚持为普通百姓治病，费用全免。北京西山，他的住所贝家花园附近，就有当地村民感念其恩而命名的“贝大夫桥”。贝家花园碉楼正门上，悬挂着其好友李石曾手书的石匾“济世之医”。
只是，在贝熙业返法后，他的故事、他的声望，慢慢被人淡忘。更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为何被要求离开中国？贝熙业的名字，宛如历史中一个逐渐模糊的符号。
直到2001年，文化名人舒乙从好友处听说了贝熙业，他写下题为《要对得起朋友》的文章，表示要发掘这些“上世纪初在北京长住或呆过”，“一辈子和中国有不解之缘，为中国做过许多好事”的法国朋友的故事，并保护好他们的遗迹。舒乙随之以全国政协委员和国务院参事身份，不断为保护贝家花园等中法文化遗迹积极奔走。
此后，越来越多中法学者开始关注那段与贝熙业相关、尘封近一个世纪的往事。
年轻外交官、中国驻法使馆政治处政务参赞张伟便是其中之一。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伟得知贝熙业的故事，深受触动，随后他开始收集、整理关于贝熙业的史料。在完成大量走访后，2015年1月，张伟与妻子贺洁合著的《贝熙业传奇》一书在国内正式出版。
几乎就在张伟夫妇努力还原贝熙业在中国生活轨迹的同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也于2013年9月开始了寻找贝熙业之路。他的目标，是拍摄一部相关纪录片。在经历最初资料的稀缺后，他辗转见到贝熙业与吴似丹所生的儿子让-路易。在后者巴黎家中，他看到了贝熙业诸多遗物：信件、相册、文虎勋章、珍宝目录……
此后，因寻访贝熙业，张同道与张伟得以相识，两人的工作也产生了交集。每过一周或两周，身在法国的张伟便跑一趟让-路易家，取部分资料，发回国内，由张同道组织专家团队进行翻译。最终，张同道团队翻译法文资料80多万字，收集档案和文献两千多卷，纪录片《贝家花园往事》于今年6月登陆央视。
贝熙业的名字终于被拂去厚厚积尘，那段被掩藏几十年的斑驳往事渐渐显露出来。
贝大夫家的沙龙
贝熙业本身并不热衷政治，但由于在中国行医期间的极大声誉，加之“热心社会”的性情，使得他的命运与许多影响中国的重大事件交织在一起。
如在担任北京法国医院院长一职时，贝熙业接待过很多前来寻求庇护的民国名人。黎元洪就曾于1917年、1924年两次避难于法国医院，以至于他和贝熙业结下深厚友谊，将其奉为上宾。黎元洪死后，其家属给贝熙业寄来遗电。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一些被通缉的国民党左派以及共产党人也曾在法国医院避过风头。1928年，北伐胜利后新军阀内讧，白崇禧男扮女装从法国医院逃出北京。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将军郝梦麟家眷也来此，得到贝熙业收留。
无心政治却被裹挟其中，这多少与贝熙业的朋友圈子有关。他所接触的，不是达官显贵，就是社会贤达，这让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处在中国政治漩涡中心，而每周三在大甜水井胡同16号贝宅定期举行的沙龙，更是中法名流汇集之地。
法国诗人、考古学家谢阁兰，汉学家伯希和、葛兰言，以及参与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人类学家德日进等，都是贝家沙龙的座上宾。而196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诗人圣·琼·佩斯，以及历尽10年心血校译法文版《红楼梦》的汉学家铎尔孟更是贝宅常客。只是，佩斯那时的身份，还是法国大使馆外交官阿历克斯·莱热。 让贝熙业深感自豪的是，除法国同胞，贝家沙龙还常常接待民国名人。他们中有北洋政府要员，如曾任总理、外交总长的孙宝琦，曾代理国务卿、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大清驻法公使裕庚的女儿容龄和她的姐姐德龄；也有支持孙中山国民政府的同盟会元老蔡元培、李石曾、张继、魏道明等。
作为沙龙主人，为人豪爽的贝熙业会为宾客备上美食、茶点、烟酒。法国前驻华大使毛磊曾这样形容贝家沙龙的景象：中法友人见面、问候、寒暄后，便围绕着总是和蔼可亲的主人，交换近来的种种消息。“人们谈论的内容，不外是这个处于危机之中的国度一周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京城里的尔虞我诈，以及外省的形势变化；多为宾客们旅行与活动的所见所闻。最后，还要根据《北京政治》月刊发布的消息，互相报告哪些人要走了，哪些人抵达了。”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碰撞下，参加贝家沙龙的中外名人，不久就掀起了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运动——勤工俭学潮，贝熙业也全身投入其中。
在出入贝家沙龙的中国人中，给贝熙业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李石曾。
作为前清重臣李鸿藻的第三子，李石曾五岁时曾被慈禧夸奖行礼如仪，日后必有出息。但慈禧想不到的是，被自己夸奖的这个孩子，将来会走上“革大清朝命”的道路。
1902年，李鸿藻见李石曾不安心仕途，便命他跟随邻居——驻法公使孙宝琦去法国上任。正是如此，走出国门眼界顿开的李石曾，有了从教育入手，即推动青年赴欧留学，改变中国命运的雄心。
欧洲诸国，李石曾首推法国。原因是，在地理位置上，法国与欧洲各国交通最为适中。在思想上，法国大革命思想、政教分离、崇尚平等自由，反对种族歧视观念深入中国人心。
1915年6月，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自此拉开序幕。
贝熙业也被邀请，参与到李石曾等人推动的事业中。由于贝熙业在法国驻华使馆中官阶高，在中外圈子中备受尊重，因此，许多需要法国人出面组织的事情基本都由他牵头。比如，1919年由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以及铎尔孟、贝熙业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法大学，为赴法留学生提供行前培训。贝熙业便担任中法大学法国方面董事。同时他们还说服法国政府利用“庚子赔款”部分返款给予中法大学资金支持，发动社会力量为热血青年赴法筹集行资。
1919年至1920年间，共有17批近2000名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他们当中涌现出许多革命先驱和新中国缔造者，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李维汉、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向警予等。
在这场勤工俭学运动中，贝熙业还负责为赴法学生体检，以及签发赴法推荐信等。他正是因此与周恩来结识，成为朋友。
除勤工俭学运动外，上世纪20年代，李石曾、蔡元培与铎尔孟、贝熙业等人，还在北京西山温泉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改变乡村面貌的实践。
比如，为改变农村一盘散沙的局面，他们借鉴法国经验，在温泉地区实行乡村自治试点；为刺激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他们成立消费合作社，采取社员入股形式，每股五元，认购一股以上即为会员；为提高农民收入，他们还成立各种生产合作社，如园艺合作社、棉业合作社、牲畜合作社等。另外，他们还兴办公路、邮政、银行等社会事业。正是受西山社会实践的影响，民国乡村实践活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兴办起来。
出身农村的贝熙业对土地有着深厚情结，对西山社会实践始终积极参与。1923年，他还在此处选中一块山地，亲自设计建造了一组中西合璧的别墅山庄——贝家花园。贝家大宅的碉楼原本为防盗所建，但贝熙业最终将其改建为诊所，为周围村民免费提供治疗，经其救治的病人难以计数。
贝家花园的建成，也给贝熙业的诸多好友提供了一个新的聚会场所，原甜水井胡同的贝家沙龙部分迁至此处。
“自行车驼峰航线”
1928年8月，贝熙业回了一趟法国。这是他来中国后，第一次回国，一是为处理夫人去世后的遗产问题，二是在奥维涅新浴堡买下一片山坡地。那时的贝熙业又怎会想到，那里将会成为他人生最终的落寞归宿。
数月后，贝熙业回到中国，发现北京已成北平。
1928年6月，蒋介石北伐统一全国后，10月10日，在南京就任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同时决定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这使得原有170万人口的北京城，一下迁往南京的旧时官僚和富人达20万人之多。一时间，北平城街巷萧索，宅院空落。
贝熙业昔日中国好友，只有李石曾坚守古都，而贝熙业和铎尔孟最终也决定留下。
只是，在动荡的时局中，颇具理想主义主义色彩的西山实践已难以为继，因而从30年代起，贝熙业将更多精力放到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才上。1932年，他出任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首任院长，常北京上海两地奔波。在其任院长的6年时间里，震旦大学医学院奠定了在中国医学界的重要地位。
即便工作繁忙，贝家沙龙仍定期举行。贝熙业和他的朋友们借由把酒畅谈，暂时忘掉时局之乱。
然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的炮火，将贝熙业生活中仅有的平静，也击碎了。
贝家沙龙被迫暂停，同时，贝熙业也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他先是将贝家花园变成红十字救助站，收治往来伤病员，后又在朋友——新街口基督教堂长老、八路军晋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黄浩的委托下，承担起秘密运送平西抗日根据地所需药品的任务。
由于贝熙业拥有大甜水井胡同甲16号及贝家花园两处住宅，因此他常常驾驶自己的雪铁龙汽车往返于北平城内与西山之间，而贝家花园又与平西抗日根据地相接，这都为他运送药品提供了便利。加之贝熙业是法国使馆医生，享有外交特权，日本人对他即便有所怀疑，也奈何不得。
1939年2月，黄浩收到一份需要马上筹备的药品清单，数量巨大。此药单为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到冀中军分区视察后开出，需不折不扣完成。 经多方努力筹到药品后，黄浩找到贝熙业，此批药中的绝大部分，仍要靠他从北平城内运到城外西山。
一天，下午四点，贝熙业的雪铁龙汽车经过西直门城门，关卡中的日军、伪警察都知道，这是东交民巷法国医院老院长贝大夫的车，随即招手放行。
雪铁龙车一路疾驰，到达贝家花园。此后，与往次一样，在贝宅等候多时的地下交通员接到药，立即套上驴车，翻山越岭将药品送到根据地。
三天之后，当那些在上海、香港都罕见的德国拜尔生产的贵重药品及医疗器械摆在战地医院的药架上时，白求恩跷起大拇指连声称赞：“了不起！”
几年后，汽油成了战略物质，贝熙业的汽车无法开了。为保住通往根据地的生命线，贝熙业开始骑自行车运送药品。从城内到贝家花园有40多公里路，沿途还要经过多个日军关卡。在西山夜色初上的星空下，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白色八字胡的外国老人风尘仆仆地骑行在蜿蜒的山路上。
除运送药品，贝熙业一直以贝家花园为据点，支持着抗日。1941年12月，他收留了为躲避日本宪兵而开着校长司徒雷登汽车逃离校园，投奔他的燕京大学英国教授林迈可。和贝熙业一样，林迈可同样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最终，林迈可从贝家花园再次出发，几经辗转到达延安。在他的帮助下，1944年8月，延安建成可以将信号发射到美国和印度的大功率国际电台。9月1日，在中国黄土高原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窑洞里，首次向世界发出了以 “新华社延安”为电头的英文通讯稿。
1943年8月黄浩暴露，贝熙业第一时间找人将他接到贝家花园，并从那里把他送往抗日根据地。黄浩走后，贝熙业和其他中共党员对接，继续用自行车运送药品，他还在贝家花园治疗前来求医的负伤八路军战士，有时还会进山出诊。
重回人生起点
遗憾的是，贝熙业以一己之力为抗日所做出的努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史料中只有零星记载。
这多少缘于新中国成立后，贝熙业一度尴尬的处境。
最初，北京的政治气氛是宽松的，选择留下的外国人依旧享受着过去所拥有的丰裕生活和行动自由。贝熙业也对新政权充满信心。共产党身居高位的官员中，有许多和他打过交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都是当年参与赴法勤工俭学潮，由此走上革命道路的。
更为重要的是，贝熙业已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当亲友来信劝他回国时，他回信表示，“这里缺医少药，我的病人都离不开我，我的职责让我继续留在这里。”
另外，贝熙业也在中国等来一份迟来的爱情——年轻女画家吴似丹走入贝熙业的生活。1952年，80岁的贝熙业和28岁的吴似丹登记结婚。
但造化弄人，中国国内形势很快开始逆转，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国内反帝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人们看待在京外国人的眼光开始异样。
另外，由于此后法国继续承认中华民国，留在北京的法国大使馆失去了外交地位，贝熙业不再担任教授和校医职务，只能成为一个私人诊所的医生。
随后破获的几起国际间谍案，更让贝熙业处境艰难。由于间谍案主角，都曾与贝熙业来往过密，人们开始怀疑他对新政权的态度。
此后一天，北京市卫生局找上门，来人客气地与贝熙业商量：您现在年事已高，每周也看不了几个病人，要不然把诊所关了？贝熙业听从建议，关闭了诊所。但之后不久，公安局找上门，带来的正是那封让他感觉如晴天霹雳的信——既然你已经不再行医，除非加入中国国籍，否则没有理由待在中国。
不愿放弃国籍又无计可施的贝熙业面对公安局日益急切的催促，最终痛下决心，收拾行囊。1954年10月1日，当全中国沉浸在建国5周年国庆的喜悦气氛时，贝熙业和吴似丹黯然登上前往法国的客轮。
回国后，因为经济窘迫，两人根本无法在大城市生活，多年前贝熙业一时冲动在奥维涅新浴堡买下的那块山地，成了他们此时唯一的落脚之处。
新浴堡是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庄，这里与北京西山环境极为相似。贝熙业夫妇在亲友的帮助下，建起一栋小木屋。82岁的贝熙业用几十年来一直拿手术刀的手，举起锤头铁镐，开荒垦地。渴了，饮一瓢山泉水，累了，就在树枝搭起的窝棚小憩。
曾经的辉煌已如过眼云烟。贝熙业重回人生起点。
唯一的惊喜是，1955年吴似丹竟然怀孕了并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让-路易。
1958年贝熙业去世，吴似丹34岁，让-路易3岁。在奥维涅这个封闭的小村庄，人们看让-路易这个混血儿的眼光是异样的，同学们都叫他“小毛（泽东）”。所幸，让-路易学习优异。他选择跟随父亲脚步，在15岁时考上了海军医科学校，从此离开奥维涅，此后成为知名心血管专家。
内向、孤僻的吴似丹余生都守着她和贝熙业最后的家。丈夫去世后，她一直靠卖画和给人打零工补贴家用。
1983年，让-路易陪母亲回过一次中国，仅仅是看望亲友。1992年吴似丹又独自回了一次北京，她前往西山，却未能进入贝家花园，只在附近留下几张伤感照片。
除了外形有些像中国人，对让-路易来说，中国仿佛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吴似丹从不让儿子说中文，也一直闭口不谈他父亲在中国的过往经历。
直到2011年，法国驻华使馆联系到让-路易，告诉他其父贝熙业离开中国时，有一批古董未能运走，一直存在使馆，希望他能来华处理。得知此事后，让-路易开始有了了解父亲在华经历的愿望。
此后，就有了他和张伟、张同道等人的接触。
便让-路易更加想不到的是，2014年中法两国建交50周年之际，由张伟起草报回国内的贝熙业的经历，成为到法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演讲中的素材，贝熙业的名字两次被提到。习近平主席称其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了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在张伟安排下，让-路易作为友好人士，被习近平接见。
此后第二天，让-路易去往北京，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西山，走进父母相识相恋共同生活过的地方。
而那时的贝家花园，已不是导演张同道开启贝熙业寻访之旅时，所见到的荒芜样子——“远远望去，一片密林托出一座孤独的楼顶……院里杂草丛生，秋千架只余铁环兀自悬空。回身向南，上一小台，是一座中式平房，也被封锁。”
2013年5月，贝家花园被北京市名城委员会办公室列入保护试点，在海淀区政府的主持下修缮一新。
这一切，是否会让贝熙业心有慰藉？毕竟，他对自己在中国，这个他视为第二祖国的地方，所获的荣誉是那样珍视——让-路易记得，他曾在整理父亲资料时，发现一张贝熙业写于1953年的便条：
“我刚刚翻阅了我的资料，它们未加整理，我已习惯了这种杂乱。
我关上抽屉，也许永远不会再打开它。
我忽然想到，也许有一天，我的孩子或孙子辈会再看到它们，会因此知道这里面珍藏着我在中国漫长岁月中得到的小小荣誉。”
（本文参考《贝熙业传奇》张伟 贺洁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纪录片《贝家花园往事》）
法国医生贝熙业曾打算在中国终老，他甚至为自己选好墓地。然而1954年，他却不得不离开这个他生活了41年的国家。人生的终点，已不容他选择。
那年初夏的一个晚上，两名警察来到贝熙业在北京西山的家——贝家花园，他们带来了一封改变贝熙业命运的信。信中给他两个选择：一是留在中国，但必须放弃法国国籍；二是在一个月之内离开中国，但妻子吴似丹必须留下。
无奈、无助的贝熙业，想到给 “老相识”周恩来写信，信中他表示，自己把中国当成第二祖国，把中国人当成自己的人民。“根据我过去41年之所作所为，根据法律的规定，我这样一个又老又有病的人，是否可以在不工作也不需要任何负担的情况下住在北京？假若法律不允许，是否可以考虑把我的行期推迟到9月底？此外我还请求我的中国妻子保留她的中国籍并允许她跟我一起走。”
彼时，周恩来正在日内瓦开会，但他还是签署了通行令，吴似丹得以陪行不愿放弃法国国籍的贝熙业一同回国。
多年后，贝熙业的亲友仍记得，时年82岁的他携吴似丹踏上法国时的情景：10月27日，船到马赛港，岸边挤满接船的人，贝熙业的亲友也在其中。众多西装革履的乘客中，一对男女与其他人装束极不相同。男人高鼻深目，皓髯垂胸，却一身中式长袍，从外表判断，已是耄耋之年。他身旁女子，则是年轻纤瘦的东方容貌。她胆怯地挽着他，他手中则提着一只鸟笼，里面是只蒙古云雀。
妻子、云雀，成了贝熙业回国时的所有陪伴。在法国，他没有朋友，没有积蓄，更无人知晓他在中国曾经的声誉与传奇。
贝熙业全名让-热罗姆-奥古斯坦·贝熙业，1872年生于法国山区夏尔市，毕业于海军医学院，获医科博士学位。他曾以军医身份先后到印度、波斯等法国在亚非地区殖民地。1913年41岁的他抵达中国，先后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医生、北洋政府总统医疗顾问，以及北京法国医院院长等职。他在这里经历了民国、抗日、解放，是最知名的外国医生之一，他的病人包括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等四位民国总统，以及汪精卫、九世班禅、梅兰芳等社会名流。作为袁世凯医疗顾问，他获得过其亲自颁发的三等文虎勋章。
除达官显贵，在中国期间，贝熙业也坚持为普通百姓治病，费用全免。北京西山，他的住所贝家花园附近，就有当地村民感念其恩而命名的“贝大夫桥”。贝家花园碉楼正门上，悬挂着其好友李石曾手书的石匾“济世之医”。
只是，在贝熙业返法后，他的故事、他的声望，慢慢被人淡忘。更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为何被要求离开中国？贝熙业的名字，宛如历史中一个逐渐模糊的符号。
直到2001年，文化名人舒乙从好友处听说了贝熙业，他写下题为《要对得起朋友》的文章，表示要发掘这些“上世纪初在北京长住或呆过”，“一辈子和中国有不解之缘，为中国做过许多好事”的法国朋友的故事，并保护好他们的遗迹。舒乙随之以全国政协委员和国务院参事身份，不断为保护贝家花园等中法文化遗迹积极奔走。
此后，越来越多中法学者开始关注那段与贝熙业相关、尘封近一个世纪的往事。
年轻外交官、中国驻法使馆政治处政务参赞张伟便是其中之一。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伟得知贝熙业的故事，深受触动，随后他开始收集、整理关于贝熙业的史料。在完成大量走访后，2015年1月，张伟与妻子贺洁合著的《贝熙业传奇》一书在国内正式出版。
几乎就在张伟夫妇努力还原贝熙业在中国生活轨迹的同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也于2013年9月开始了寻找贝熙业之路。他的目标，是拍摄一部相关纪录片。在经历最初资料的稀缺后，他辗转见到贝熙业与吴似丹所生的儿子让-路易。在后者巴黎家中，他看到了贝熙业诸多遗物：信件、相册、文虎勋章、珍宝目录……
此后，因寻访贝熙业，张同道与张伟得以相识，两人的工作也产生了交集。每过一周或两周，身在法国的张伟便跑一趟让-路易家，取部分资料，发回国内，由张同道组织专家团队进行翻译。最终，张同道团队翻译法文资料80多万字，收集档案和文献两千多卷，纪录片《贝家花园往事》于今年6月登陆央视。
贝熙业的名字终于被拂去厚厚积尘，那段被掩藏几十年的斑驳往事渐渐显露出来。
贝大夫家的沙龙
贝熙业本身并不热衷政治，但由于在中国行医期间的极大声誉，加之“热心社会”的性情，使得他的命运与许多影响中国的重大事件交织在一起。
如在担任北京法国医院院长一职时，贝熙业接待过很多前来寻求庇护的民国名人。黎元洪就曾于1917年、1924年两次避难于法国医院，以至于他和贝熙业结下深厚友谊，将其奉为上宾。黎元洪死后，其家属给贝熙业寄来遗电。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一些被通缉的国民党左派以及共产党人也曾在法国医院避过风头。1928年，北伐胜利后新军阀内讧，白崇禧男扮女装从法国医院逃出北京。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将军郝梦麟家眷也来此，得到贝熙业收留。
无心政治却被裹挟其中，这多少与贝熙业的朋友圈子有关。他所接触的，不是达官显贵，就是社会贤达，这让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处在中国政治漩涡中心，而每周三在大甜水井胡同16号贝宅定期举行的沙龙，更是中法名流汇集之地。
法国诗人、考古学家谢阁兰，汉学家伯希和、葛兰言，以及参与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人类学家德日进等，都是贝家沙龙的座上宾。而196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诗人圣·琼·佩斯，以及历尽10年心血校译法文版《红楼梦》的汉学家铎尔孟更是贝宅常客。只是，佩斯那时的身份，还是法国大使馆外交官阿历克斯·莱热。 让贝熙业深感自豪的是，除法国同胞，贝家沙龙还常常接待民国名人。他们中有北洋政府要员，如曾任总理、外交总长的孙宝琦，曾代理国务卿、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大清驻法公使裕庚的女儿容龄和她的姐姐德龄；也有支持孙中山国民政府的同盟会元老蔡元培、李石曾、张继、魏道明等。
作为沙龙主人，为人豪爽的贝熙业会为宾客备上美食、茶点、烟酒。法国前驻华大使毛磊曾这样形容贝家沙龙的景象：中法友人见面、问候、寒暄后，便围绕着总是和蔼可亲的主人，交换近来的种种消息。“人们谈论的内容，不外是这个处于危机之中的国度一周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京城里的尔虞我诈，以及外省的形势变化；多为宾客们旅行与活动的所见所闻。最后，还要根据《北京政治》月刊发布的消息，互相报告哪些人要走了，哪些人抵达了。”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碰撞下，参加贝家沙龙的中外名人，不久就掀起了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运动——勤工俭学潮，贝熙业也全身投入其中。
在出入贝家沙龙的中国人中，给贝熙业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李石曾。
作为前清重臣李鸿藻的第三子，李石曾五岁时曾被慈禧夸奖行礼如仪，日后必有出息。但慈禧想不到的是，被自己夸奖的这个孩子，将来会走上“革大清朝命”的道路。
1902年，李鸿藻见李石曾不安心仕途，便命他跟随邻居——驻法公使孙宝琦去法国上任。正是如此，走出国门眼界顿开的李石曾，有了从教育入手，即推动青年赴欧留学，改变中国命运的雄心。
欧洲诸国，李石曾首推法国。原因是，在地理位置上，法国与欧洲各国交通最为适中。在思想上，法国大革命思想、政教分离、崇尚平等自由，反对种族歧视观念深入中国人心。
1915年6月，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自此拉开序幕。
贝熙业也被邀请，参与到李石曾等人推动的事业中。由于贝熙业在法国驻华使馆中官阶高，在中外圈子中备受尊重，因此，许多需要法国人出面组织的事情基本都由他牵头。比如，1919年由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以及铎尔孟、贝熙业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法大学，为赴法留学生提供行前培训。贝熙业便担任中法大学法国方面董事。同时他们还说服法国政府利用“庚子赔款”部分返款给予中法大学资金支持，发动社会力量为热血青年赴法筹集行资。
1919年至1920年间，共有17批近2000名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他们当中涌现出许多革命先驱和新中国缔造者，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李维汉、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向警予等。
在这场勤工俭学运动中，贝熙业还负责为赴法学生体检，以及签发赴法推荐信等。他正是因此与周恩来结识，成为朋友。
除勤工俭学运动外，上世纪20年代，李石曾、蔡元培与铎尔孟、贝熙业等人，还在北京西山温泉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改变乡村面貌的实践。
比如，为改变农村一盘散沙的局面，他们借鉴法国经验，在温泉地区实行乡村自治试点；为刺激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他们成立消费合作社，采取社员入股形式，每股五元，认购一股以上即为会员；为提高农民收入，他们还成立各种生产合作社，如园艺合作社、棉业合作社、牲畜合作社等。另外，他们还兴办公路、邮政、银行等社会事业。正是受西山社会实践的影响，民国乡村实践活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兴办起来。
出身农村的贝熙业对土地有着深厚情结，对西山社会实践始终积极参与。1923年，他还在此处选中一块山地，亲自设计建造了一组中西合璧的别墅山庄——贝家花园。贝家大宅的碉楼原本为防盗所建，但贝熙业最终将其改建为诊所，为周围村民免费提供治疗，经其救治的病人难以计数。
贝家花园的建成，也给贝熙业的诸多好友提供了一个新的聚会场所，原甜水井胡同的贝家沙龙部分迁至此处。
“自行车驼峰航线”
1928年8月，贝熙业回了一趟法国。这是他来中国后，第一次回国，一是为处理夫人去世后的遗产问题，二是在奥维涅新浴堡买下一片山坡地。那时的贝熙业又怎会想到，那里将会成为他人生最终的落寞归宿。
数月后，贝熙业回到中国，发现北京已成北平。
1928年6月，蒋介石北伐统一全国后，10月10日，在南京就任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同时决定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这使得原有170万人口的北京城，一下迁往南京的旧时官僚和富人达20万人之多。一时间，北平城街巷萧索，宅院空落。
贝熙业昔日中国好友，只有李石曾坚守古都，而贝熙业和铎尔孟最终也决定留下。
只是，在动荡的时局中，颇具理想主义主义色彩的西山实践已难以为继，因而从30年代起，贝熙业将更多精力放到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才上。1932年，他出任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首任院长，常北京上海两地奔波。在其任院长的6年时间里，震旦大学医学院奠定了在中国医学界的重要地位。
即便工作繁忙，贝家沙龙仍定期举行。贝熙业和他的朋友们借由把酒畅谈，暂时忘掉时局之乱。
然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的炮火，将贝熙业生活中仅有的平静，也击碎了。
贝家沙龙被迫暂停，同时，贝熙业也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他先是将贝家花园变成红十字救助站，收治往来伤病员，后又在朋友——新街口基督教堂长老、八路军晋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黄浩的委托下，承担起秘密运送平西抗日根据地所需药品的任务。
由于贝熙业拥有大甜水井胡同甲16号及贝家花园两处住宅，因此他常常驾驶自己的雪铁龙汽车往返于北平城内与西山之间，而贝家花园又与平西抗日根据地相接，这都为他运送药品提供了便利。加之贝熙业是法国使馆医生，享有外交特权，日本人对他即便有所怀疑，也奈何不得。
1939年2月，黄浩收到一份需要马上筹备的药品清单，数量巨大。此药单为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到冀中军分区视察后开出，需不折不扣完成。 经多方努力筹到药品后，黄浩找到贝熙业，此批药中的绝大部分，仍要靠他从北平城内运到城外西山。
一天，下午四点，贝熙业的雪铁龙汽车经过西直门城门，关卡中的日军、伪警察都知道，这是东交民巷法国医院老院长贝大夫的车，随即招手放行。
雪铁龙车一路疾驰，到达贝家花园。此后，与往次一样，在贝宅等候多时的地下交通员接到药，立即套上驴车，翻山越岭将药品送到根据地。
三天之后，当那些在上海、香港都罕见的德国拜尔生产的贵重药品及医疗器械摆在战地医院的药架上时，白求恩跷起大拇指连声称赞：“了不起！”
几年后，汽油成了战略物质，贝熙业的汽车无法开了。为保住通往根据地的生命线，贝熙业开始骑自行车运送药品。从城内到贝家花园有40多公里路，沿途还要经过多个日军关卡。在西山夜色初上的星空下，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白色八字胡的外国老人风尘仆仆地骑行在蜿蜒的山路上。
除运送药品，贝熙业一直以贝家花园为据点，支持着抗日。1941年12月，他收留了为躲避日本宪兵而开着校长司徒雷登汽车逃离校园，投奔他的燕京大学英国教授林迈可。和贝熙业一样，林迈可同样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最终，林迈可从贝家花园再次出发，几经辗转到达延安。在他的帮助下，1944年8月，延安建成可以将信号发射到美国和印度的大功率国际电台。9月1日，在中国黄土高原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窑洞里，首次向世界发出了以 “新华社延安”为电头的英文通讯稿。
1943年8月黄浩暴露，贝熙业第一时间找人将他接到贝家花园，并从那里把他送往抗日根据地。黄浩走后，贝熙业和其他中共党员对接，继续用自行车运送药品，他还在贝家花园治疗前来求医的负伤八路军战士，有时还会进山出诊。
重回人生起点
遗憾的是，贝熙业以一己之力为抗日所做出的努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史料中只有零星记载。
这多少缘于新中国成立后，贝熙业一度尴尬的处境。
最初，北京的政治气氛是宽松的，选择留下的外国人依旧享受着过去所拥有的丰裕生活和行动自由。贝熙业也对新政权充满信心。共产党身居高位的官员中，有许多和他打过交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都是当年参与赴法勤工俭学潮，由此走上革命道路的。
更为重要的是，贝熙业已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当亲友来信劝他回国时，他回信表示，“这里缺医少药，我的病人都离不开我，我的职责让我继续留在这里。”
另外，贝熙业也在中国等来一份迟来的爱情——年轻女画家吴似丹走入贝熙业的生活。1952年，80岁的贝熙业和28岁的吴似丹登记结婚。
但造化弄人，中国国内形势很快开始逆转，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国内反帝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人们看待在京外国人的眼光开始异样。
另外，由于此后法国继续承认中华民国，留在北京的法国大使馆失去了外交地位，贝熙业不再担任教授和校医职务，只能成为一个私人诊所的医生。
随后破获的几起国际间谍案，更让贝熙业处境艰难。由于间谍案主角，都曾与贝熙业来往过密，人们开始怀疑他对新政权的态度。
此后一天，北京市卫生局找上门，来人客气地与贝熙业商量：您现在年事已高，每周也看不了几个病人，要不然把诊所关了？贝熙业听从建议，关闭了诊所。但之后不久，公安局找上门，带来的正是那封让他感觉如晴天霹雳的信——既然你已经不再行医，除非加入中国国籍，否则没有理由待在中国。
不愿放弃国籍又无计可施的贝熙业面对公安局日益急切的催促，最终痛下决心，收拾行囊。1954年10月1日，当全中国沉浸在建国5周年国庆的喜悦气氛时，贝熙业和吴似丹黯然登上前往法国的客轮。
回国后，因为经济窘迫，两人根本无法在大城市生活，多年前贝熙业一时冲动在奥维涅新浴堡买下的那块山地，成了他们此时唯一的落脚之处。
新浴堡是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庄，这里与北京西山环境极为相似。贝熙业夫妇在亲友的帮助下，建起一栋小木屋。82岁的贝熙业用几十年来一直拿手术刀的手，举起锤头铁镐，开荒垦地。渴了，饮一瓢山泉水，累了，就在树枝搭起的窝棚小憩。
曾经的辉煌已如过眼云烟。贝熙业重回人生起点。
唯一的惊喜是，1955年吴似丹竟然怀孕了并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让-路易。
1958年贝熙业去世，吴似丹34岁，让-路易3岁。在奥维涅这个封闭的小村庄，人们看让-路易这个混血儿的眼光是异样的，同学们都叫他“小毛（泽东）”。所幸，让-路易学习优异。他选择跟随父亲脚步，在15岁时考上了海军医科学校，从此离开奥维涅，此后成为知名心血管专家。
内向、孤僻的吴似丹余生都守着她和贝熙业最后的家。丈夫去世后，她一直靠卖画和给人打零工补贴家用。
1983年，让-路易陪母亲回过一次中国，仅仅是看望亲友。1992年吴似丹又独自回了一次北京，她前往西山，却未能进入贝家花园，只在附近留下几张伤感照片。
除了外形有些像中国人，对让-路易来说，中国仿佛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吴似丹从不让儿子说中文，也一直闭口不谈他父亲在中国的过往经历。
直到2011年，法国驻华使馆联系到让-路易，告诉他其父贝熙业离开中国时，有一批古董未能运走，一直存在使馆，希望他能来华处理。得知此事后，让-路易开始有了了解父亲在华经历的愿望。
此后，就有了他和张伟、张同道等人的接触。
便让-路易更加想不到的是，2014年中法两国建交50周年之际，由张伟起草报回国内的贝熙业的经历，成为到法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演讲中的素材，贝熙业的名字两次被提到。习近平主席称其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了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在张伟安排下，让-路易作为友好人士，被习近平接见。
此后第二天，让-路易去往北京，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西山，走进父母相识相恋共同生活过的地方。
而那时的贝家花园，已不是导演张同道开启贝熙业寻访之旅时，所见到的荒芜样子——“远远望去，一片密林托出一座孤独的楼顶……院里杂草丛生，秋千架只余铁环兀自悬空。回身向南，上一小台，是一座中式平房，也被封锁。”
2013年5月，贝家花园被北京市名城委员会办公室列入保护试点，在海淀区政府的主持下修缮一新。
这一切，是否会让贝熙业心有慰藉？毕竟，他对自己在中国，这个他视为第二祖国的地方，所获的荣誉是那样珍视——让-路易记得，他曾在整理父亲资料时，发现一张贝熙业写于1953年的便条：
“我刚刚翻阅了我的资料，它们未加整理，我已习惯了这种杂乱。
我关上抽屉，也许永远不会再打开它。
我忽然想到，也许有一天，我的孩子或孙子辈会再看到它们，会因此知道这里面珍藏着我在中国漫长岁月中得到的小小荣誉。”
（本文参考《贝熙业传奇》张伟 贺洁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纪录片《贝家花园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