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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台湾学者李敖即将年满80岁。年近耄耋，家庭和顺，在外人看来，李敖已经没什么遗憾事了。不过，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时，他透露了自己一桩未了的心愿。10年前，李敖访问北京大学时捐出35万元人民币，希望能在北大校园里立一尊胡适的铜像，却至今没有下文。
李敖向来“目中无人”，唯独对胡适非常尊敬，连胡适本人都对他说：“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在李敖眼中，胡适的人生有一条明显的分水岭——在新文化运动中充满光环，此后逐渐变得老惫而世故。
李敖
“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
胡适年长李敖44岁，是李敖的前辈，然而两人却有着一段忘年之交。
上世纪20年代，李敖的父亲就读于北京大学，胡适正是他的老师。李敖在北京念小学时，久闻胡适大名，一直希望能和胡适有所交流。1949年，李敖随父母迁到台湾，入读省立台中一中。当时，他从同学手上借了一本《胡适文选》，读后为其中的思想所折服，“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的道路”。1952年，17岁的李敖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1957年，李敖又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从读〈胡适文存〉说起》。
一年后，李敖终于见到了偶像。1958年，胡适从美国返回台湾，他的学生姚从吾任教于台湾大学，是李敖的老师。在姚从吾的安排下，李敖见到了胡适。令李敖意外的是，胡适对自己并不陌生。其实，胡适早在读到李敖的信时，就记住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对于李敖一年前发表的文章更是印象深刻。李敖在那篇文章中提起了胡适30多年前写的一封信，胡适因此说道：“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1961年，李敖进入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当研究助理。由于薪金不能按时发放，李敖经济拮据，连裤子都进了当铺。胡适得知后给他寄去一张千元支票，还附信说：“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壹仟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得来不易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当时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用1000元钱收买年轻人的心。但李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话不能这么讲。不送我，他也还是胡适啊，可是他送了我，就说明这个老先生关心年轻人。”李敖后来捐钱给北大为胡适立像，“算是1500倍还给胡适”。
1962年，胡适病重。去世前一天，胡适还让秘书把自己写的《康南尔君传》送给李敖。李敖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感叹：“胡适对我的好意，真可说至死方休。”胡适去世后留下一些遗稿，其中有一封给李敖的信。信里，胡适指出了李敖写的《播种者胡适》中有几处事实错误。但李敖说：“书里的内容我有根据，胡适老了，记错了。”
说到胡适的晚年，李敖不禁叹了口气说：“胡适一生中，花在思想作战上的精力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渐渐沦为浪花余沫。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不能相比。这是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
胡适曾于1938年至1942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图为正在大使任上工作的胡适（左）。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如果李敖的说法成立，胡适后半生花在思想作战上的精力太少，那原因只有一个：他卷入了政治漩涡，身心俱疲且难以自拔。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想利用胡适在国际上的声望，派他出使欧美争取援助。起初，胡适不想涉足政治，但又觉得民族危亡之时自己应该出点力，就接下了差事。
1938年7月，正在欧洲各国游说的胡适又接到了蒋介石的3封电报，希望他能出任驻美大使，胡适回电说：“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话虽如此，胡适内心仍然很矛盾，感觉当大使会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初心越来越远。在给朋友的一首诗里，他写下了“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的句子。这既是鼓励朋友，也实为自勉。
胡适赴美上任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他印象极好，说：“胡大使名遍世界，今出任大使，必能更进一步促进中美之谅解。”当时美国厌战情绪很高，胡适争取援助的工作不好做。经过多方努力，胡适最终绕过美国中立法案，为中国争取到了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正当同僚为此兴奋不已时，胡适却略带无奈地写了一首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大使任上，胡适既是一个外交官，也还是那个知名学者，要应付学术界的场面事，出席学术会议。当时，不少大学都争相赠给他名誉博士学位，仅在1942年，他就接受了10个名誉博士学位。这也是日后他备受诟病的一件事。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华援助已是顺理成章的事。驻美大使由苦差变成了肥差，有人打起了驻美大使的主意。宋子文密电蒋介石说，要继续争取美国援助，“非空文宣教及演说所能奏效”。言下之意，胡适在美国到处演讲，戴博士帽，只是“空文宣教”，驻美大使应该换人。蒋介石征询胡适的意见，胡适当即“识趣”地回电：“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以书生而涉足政治，胡适终于体验到其中险恶。宋子文当上行政院长时，胡适在日记里写道：“如此自私自利的小人，任此大事，怎么得了！”
对于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的经历和成绩，李敖颇为认可。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大使任上，胡适没有政治资源，只能到处演讲、交朋友，才有可能完成使命。当时中国一穷二白，他跟陈光甫合作从美国借到了钱，这不是成绩吗？如果不是宋子文反对他，他也不会从驻美大使任上倒下来。” “我连书柜也料理不清，哪里能搞政治？”
卸去大使职位后，胡适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在美国做起了学术的老本行。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胡适相当兴奋，对国民党期望颇高，认为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指日可待。
1946年7月，胡适刚回国就在南京和蒋介石共进晚餐，席间两人相谈甚欢。这时，胡适已经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他自己很满意这个位置，说回来准备当个教书匠。在北大校长任上，他抱着发展教育的愿望，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加大教育投资的建议。只可惜，此时内战已经爆发，蒋介石盯着战场，顾不上胡适发展教育的提议，倒是对他的政治价值很有兴趣。
随着国民党在战场接连失利，蒋介石于1948年3月召开了“行宪国大”，企图在政治上扭转颓势。会议期间，蒋介石考虑到党内派系斗争和宪法对总统的约束，想放弃总统职位，当有实权的行政院长，而让人望颇高的胡适出面竞选总统。
蒋介石托人带话给胡适：“希望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胡适当即表示：“我实在无此勇气。”蒋介石得知后又派人前往催劝。胡适犯起了嘀咕：做了总统，那岂不是真的陷在政治泥潭里无法脱身了？不过，胡适还是对国民党抱有希望，经过再三考虑，答应了蒋介石。
就在胡适同意竞选总统后不久，事情又有了变化。国民党修改了刚刚通过的宪法，总统权力大增，蒋介石又眼馋起总统职位来。没过几天，蒋介石约胡适吃饭，假意道歉说，党内没有纪律，自己的政策行不通。此时的胡适已有几分世故，他故意说道：“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他还对蒋介石说，我不认为你这是失信于我。但他依然向蒋介石建言，国民党可以分化成两三个政党，实现真正的民主。一心想大权独揽的蒋介石自然不会理会胡适的建议。4月19日，蒋介石被选为总统，胡适本就无心做的“总统梦”也破碎了。
在这场闹剧中，胡适被人牵着鼻子走，有记者问他的感受，他一脸疲惫地说：“我是读书人，不会做官的。我连私人书柜也料理不清，哪里还能搞政治？”后来他还跟人说，我们不支持蒋介石政府，又能支持谁呢？
有人说胡适那时已是个“无力的政客”。李敖却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胡适不是政客，只是主张改良，反对革命。他发觉国民党不肯搞两党政治后，就劝蒋介石把国民党分成两个党，毁党造党。可见他虽然卷入了政治，但还算坦然。”
在李敖看来，蒋介石认为胡适是个书呆子，希望他来做总统，然后很客气地辞职，再推荐自己。“那根本是个骗局。”
“胡先生懦弱的本性真毕露无遗”
1949年后，国民党在战场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在官邸宴请胡适，劝他去美国：“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争取援助。我只要你出去看看。”蒋介石担心胡适留在大陆，日后恐被共产党利用，因此想让他尽快离开。
1949年4月，胡适抵达美国并多次声明，以后再也不问政治。之后的两年，胡适在美国讲学读书，日子还算清静。1951年12月17日，胡适生日那天，大雪纷飞，他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倍感凄凉：自己年事已高，连保险公司都拒绝了他心脏病的投保，万一哪天客死他乡……想到此处，胡适生出了返回台湾的想法。但直到1958年，他经犹豫再三，才最终决定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本以为就此能静下心来著书立说，但没想到，自己刚回台湾就和蒋介石发生了摩擦。蒋介石希望他把“中央研究院”办成“反共抗俄”的阵地，胡适却说，自己的任务还是走学术道路。胡适的态度令蒋介石很不满意。没过多久，一本名为《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就在台湾流传开来。书中对胡适多有诋毁之处，还总结了一个公式：理想的胡说的领袖=无智 无能 无为 外国大学生=胡适。
后来，在蒋介石谋求第三次连任“总统”时，胡适又劝他恪守“宪法”，树立“合法的、和平转移政权”的风范。李敖称胡适这样做“说明他是个头脑清醒的人，并且言行一致，在基本立场上还是光明磊落的”。他还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虽然蒋介石最后一任“总统”是非法的，但台湾没一个人敢反对他，包括钱穆都不敢，只有胡适反对。
1958年4月10日，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左）与蒋介石在台北合影。
蒋介石不但不听胡适的劝阻，还拘捕了《自由中国》杂志社社长雷震。《自由中国》多次刊登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文章，雷震又是胡适的好友，胡适不能袖手旁观。他找到蒋介石求情，却遭冷遇。最终，雷震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罪名，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1961年，狱中的雷震迎来65岁生日。胡适想念友人，却在蒋介石的威权之下，连探监都不方便。他只好手书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句相赠：“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苦闷之情，可见一斑。历史学家唐德刚后来回忆说：“胡先生这个懦弱的本性，在当年所谓雷震案中真毕露无遗。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脸，似乎老了20年的样子，我所未见，看起来着实可怜。”
胡适在雷震案中的表现，让他昔日的崇拜者李敖“对大博士愈来愈失望”。“主要是因为胡适明明改变不了蒋介石政权，可他还是不能跟蒋介石决裂。雷震的案子，要是换做我，我就去美国不回来了，向蒋介石表示我对这个案子不满。”
1960年，李敖甚至批评胡适“失去了思想家的地位，世上不该有这么不进步的思想家”。多年过去，李敖至今没有改变自己当初的判断。他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解释说：“对于台湾而言，他没有失去思想家的地位，因为台湾根本没有进步嘛。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而言，我们的想法更新，他当时的头脑已经跟不上我们。”
雷震案之后，胡适身体一天不如一天。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一次酒会结束时突然仰身倒下，后脑碰到桌沿，随后重重摔在地上，从此再没醒来。事后，国民党成立了以陈诚为首的治丧委员会，蒋介石还亲自写了挽联：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胡适去世的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闻胡适心脏病暴卒，对革命事业确实去除了一个障碍。”
改良、温和渐进，是胡适一生政治理念的基调。李敖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评价说：“胡适那种改良、温和渐进的做法，两边都听不进去。共产党的路在1949年就走成功了，那以后中国的前途就由共产党决定了，现在过了60多年，台湾居然还有‘中华民国’，这不是主流了。当然，共产党也付出过不少代价，但是，付出代价之后，中国至少变成了一个强国。”
岁月流逝，当年给胡适写信的热血少年，将成耄耋老人。李敖却并没有因为年岁的增长，而改变对胡适的评价。“要说悲剧，搞政治的人都比较务实，胡适是个书呆子。他在新文化运动时充满了光环，1932年办《独立评论》时也还有一点点光环。之后他的光环就没有了，只剩老招牌，卖的也是老招牌。但是我了解胡适的处境，有些事不能都怪他。总的来看，胡适是个很全面的人，能说、能写、对人亲切、脑子好。”
李敖向来“目中无人”，唯独对胡适非常尊敬，连胡适本人都对他说：“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在李敖眼中，胡适的人生有一条明显的分水岭——在新文化运动中充满光环，此后逐渐变得老惫而世故。
“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
胡适年长李敖44岁，是李敖的前辈，然而两人却有着一段忘年之交。
上世纪20年代，李敖的父亲就读于北京大学，胡适正是他的老师。李敖在北京念小学时，久闻胡适大名，一直希望能和胡适有所交流。1949年，李敖随父母迁到台湾，入读省立台中一中。当时，他从同学手上借了一本《胡适文选》，读后为其中的思想所折服，“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的道路”。1952年，17岁的李敖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1957年，李敖又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从读〈胡适文存〉说起》。
一年后，李敖终于见到了偶像。1958年，胡适从美国返回台湾，他的学生姚从吾任教于台湾大学，是李敖的老师。在姚从吾的安排下，李敖见到了胡适。令李敖意外的是，胡适对自己并不陌生。其实，胡适早在读到李敖的信时，就记住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对于李敖一年前发表的文章更是印象深刻。李敖在那篇文章中提起了胡适30多年前写的一封信，胡适因此说道：“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1961年，李敖进入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当研究助理。由于薪金不能按时发放，李敖经济拮据，连裤子都进了当铺。胡适得知后给他寄去一张千元支票，还附信说：“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壹仟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得来不易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当时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用1000元钱收买年轻人的心。但李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话不能这么讲。不送我，他也还是胡适啊，可是他送了我，就说明这个老先生关心年轻人。”李敖后来捐钱给北大为胡适立像，“算是1500倍还给胡适”。
1962年，胡适病重。去世前一天，胡适还让秘书把自己写的《康南尔君传》送给李敖。李敖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感叹：“胡适对我的好意，真可说至死方休。”胡适去世后留下一些遗稿，其中有一封给李敖的信。信里，胡适指出了李敖写的《播种者胡适》中有几处事实错误。但李敖说：“书里的内容我有根据，胡适老了，记错了。”
说到胡适的晚年，李敖不禁叹了口气说：“胡适一生中，花在思想作战上的精力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渐渐沦为浪花余沫。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不能相比。这是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如果李敖的说法成立，胡适后半生花在思想作战上的精力太少，那原因只有一个：他卷入了政治漩涡，身心俱疲且难以自拔。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想利用胡适在国际上的声望，派他出使欧美争取援助。起初，胡适不想涉足政治，但又觉得民族危亡之时自己应该出点力，就接下了差事。
1938年7月，正在欧洲各国游说的胡适又接到了蒋介石的3封电报，希望他能出任驻美大使，胡适回电说：“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话虽如此，胡适内心仍然很矛盾，感觉当大使会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初心越来越远。在给朋友的一首诗里，他写下了“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的句子。这既是鼓励朋友，也实为自勉。
胡适赴美上任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他印象极好，说：“胡大使名遍世界，今出任大使，必能更进一步促进中美之谅解。”当时美国厌战情绪很高，胡适争取援助的工作不好做。经过多方努力，胡适最终绕过美国中立法案，为中国争取到了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正当同僚为此兴奋不已时，胡适却略带无奈地写了一首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大使任上，胡适既是一个外交官，也还是那个知名学者，要应付学术界的场面事，出席学术会议。当时，不少大学都争相赠给他名誉博士学位，仅在1942年，他就接受了10个名誉博士学位。这也是日后他备受诟病的一件事。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华援助已是顺理成章的事。驻美大使由苦差变成了肥差，有人打起了驻美大使的主意。宋子文密电蒋介石说，要继续争取美国援助，“非空文宣教及演说所能奏效”。言下之意，胡适在美国到处演讲，戴博士帽，只是“空文宣教”，驻美大使应该换人。蒋介石征询胡适的意见，胡适当即“识趣”地回电：“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以书生而涉足政治，胡适终于体验到其中险恶。宋子文当上行政院长时，胡适在日记里写道：“如此自私自利的小人，任此大事，怎么得了！”
对于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的经历和成绩，李敖颇为认可。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大使任上，胡适没有政治资源，只能到处演讲、交朋友，才有可能完成使命。当时中国一穷二白，他跟陈光甫合作从美国借到了钱，这不是成绩吗？如果不是宋子文反对他，他也不会从驻美大使任上倒下来。” “我连书柜也料理不清，哪里能搞政治？”
卸去大使职位后，胡适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在美国做起了学术的老本行。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胡适相当兴奋，对国民党期望颇高，认为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指日可待。
1946年7月，胡适刚回国就在南京和蒋介石共进晚餐，席间两人相谈甚欢。这时，胡适已经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他自己很满意这个位置，说回来准备当个教书匠。在北大校长任上，他抱着发展教育的愿望，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加大教育投资的建议。只可惜，此时内战已经爆发，蒋介石盯着战场，顾不上胡适发展教育的提议，倒是对他的政治价值很有兴趣。
随着国民党在战场接连失利，蒋介石于1948年3月召开了“行宪国大”，企图在政治上扭转颓势。会议期间，蒋介石考虑到党内派系斗争和宪法对总统的约束，想放弃总统职位，当有实权的行政院长，而让人望颇高的胡适出面竞选总统。
蒋介石托人带话给胡适：“希望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胡适当即表示：“我实在无此勇气。”蒋介石得知后又派人前往催劝。胡适犯起了嘀咕：做了总统，那岂不是真的陷在政治泥潭里无法脱身了？不过，胡适还是对国民党抱有希望，经过再三考虑，答应了蒋介石。
就在胡适同意竞选总统后不久，事情又有了变化。国民党修改了刚刚通过的宪法，总统权力大增，蒋介石又眼馋起总统职位来。没过几天，蒋介石约胡适吃饭，假意道歉说，党内没有纪律，自己的政策行不通。此时的胡适已有几分世故，他故意说道：“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他还对蒋介石说，我不认为你这是失信于我。但他依然向蒋介石建言，国民党可以分化成两三个政党，实现真正的民主。一心想大权独揽的蒋介石自然不会理会胡适的建议。4月19日，蒋介石被选为总统，胡适本就无心做的“总统梦”也破碎了。
在这场闹剧中，胡适被人牵着鼻子走，有记者问他的感受，他一脸疲惫地说：“我是读书人，不会做官的。我连私人书柜也料理不清，哪里还能搞政治？”后来他还跟人说，我们不支持蒋介石政府，又能支持谁呢？
有人说胡适那时已是个“无力的政客”。李敖却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胡适不是政客，只是主张改良，反对革命。他发觉国民党不肯搞两党政治后，就劝蒋介石把国民党分成两个党，毁党造党。可见他虽然卷入了政治，但还算坦然。”
在李敖看来，蒋介石认为胡适是个书呆子，希望他来做总统，然后很客气地辞职，再推荐自己。“那根本是个骗局。”
“胡先生懦弱的本性真毕露无遗”
1949年后，国民党在战场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在官邸宴请胡适，劝他去美国：“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争取援助。我只要你出去看看。”蒋介石担心胡适留在大陆，日后恐被共产党利用，因此想让他尽快离开。
1949年4月，胡适抵达美国并多次声明，以后再也不问政治。之后的两年，胡适在美国讲学读书，日子还算清静。1951年12月17日，胡适生日那天，大雪纷飞，他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倍感凄凉：自己年事已高，连保险公司都拒绝了他心脏病的投保，万一哪天客死他乡……想到此处，胡适生出了返回台湾的想法。但直到1958年，他经犹豫再三，才最终决定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本以为就此能静下心来著书立说，但没想到，自己刚回台湾就和蒋介石发生了摩擦。蒋介石希望他把“中央研究院”办成“反共抗俄”的阵地，胡适却说，自己的任务还是走学术道路。胡适的态度令蒋介石很不满意。没过多久，一本名为《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就在台湾流传开来。书中对胡适多有诋毁之处，还总结了一个公式：理想的胡说的领袖=无智 无能 无为 外国大学生=胡适。
后来，在蒋介石谋求第三次连任“总统”时，胡适又劝他恪守“宪法”，树立“合法的、和平转移政权”的风范。李敖称胡适这样做“说明他是个头脑清醒的人，并且言行一致，在基本立场上还是光明磊落的”。他还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虽然蒋介石最后一任“总统”是非法的，但台湾没一个人敢反对他，包括钱穆都不敢，只有胡适反对。
蒋介石不但不听胡适的劝阻，还拘捕了《自由中国》杂志社社长雷震。《自由中国》多次刊登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文章，雷震又是胡适的好友，胡适不能袖手旁观。他找到蒋介石求情，却遭冷遇。最终，雷震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罪名，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1961年，狱中的雷震迎来65岁生日。胡适想念友人，却在蒋介石的威权之下，连探监都不方便。他只好手书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句相赠：“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苦闷之情，可见一斑。历史学家唐德刚后来回忆说：“胡先生这个懦弱的本性，在当年所谓雷震案中真毕露无遗。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脸，似乎老了20年的样子，我所未见，看起来着实可怜。”
胡适在雷震案中的表现，让他昔日的崇拜者李敖“对大博士愈来愈失望”。“主要是因为胡适明明改变不了蒋介石政权，可他还是不能跟蒋介石决裂。雷震的案子，要是换做我，我就去美国不回来了，向蒋介石表示我对这个案子不满。”
1960年，李敖甚至批评胡适“失去了思想家的地位，世上不该有这么不进步的思想家”。多年过去，李敖至今没有改变自己当初的判断。他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解释说：“对于台湾而言，他没有失去思想家的地位，因为台湾根本没有进步嘛。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而言，我们的想法更新，他当时的头脑已经跟不上我们。”
雷震案之后，胡适身体一天不如一天。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一次酒会结束时突然仰身倒下，后脑碰到桌沿，随后重重摔在地上，从此再没醒来。事后，国民党成立了以陈诚为首的治丧委员会，蒋介石还亲自写了挽联：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胡适去世的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闻胡适心脏病暴卒，对革命事业确实去除了一个障碍。”
改良、温和渐进，是胡适一生政治理念的基调。李敖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评价说：“胡适那种改良、温和渐进的做法，两边都听不进去。共产党的路在1949年就走成功了，那以后中国的前途就由共产党决定了，现在过了60多年，台湾居然还有‘中华民国’，这不是主流了。当然，共产党也付出过不少代价，但是，付出代价之后，中国至少变成了一个强国。”
岁月流逝，当年给胡适写信的热血少年，将成耄耋老人。李敖却并没有因为年岁的增长，而改变对胡适的评价。“要说悲剧，搞政治的人都比较务实，胡适是个书呆子。他在新文化运动时充满了光环，1932年办《独立评论》时也还有一点点光环。之后他的光环就没有了，只剩老招牌，卖的也是老招牌。但是我了解胡适的处境，有些事不能都怪他。总的来看，胡适是个很全面的人，能说、能写、对人亲切、脑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