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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的世界，是一个“强者为王”的“霸权世界”。
霸权世界，本质上是“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世界霸权，就是“国际专制”。霸权法则就是“一山不容二虎”、“一球不容两强”。这就把世界变成了“角斗场”。使国际社会陷入争霸和称霸的恶性循环，长期遭受战争的灾难和冷战的折磨。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是对旧型大国关系的深刻革命，是国际关系前所未有的伟大创新，是国际社会划时代的升级和转型，是中国梦的国际篇章。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就是“告别世界霸权”的过程，就是创造“无霸时代”的过程。从大英帝国时代的“殖民世界”，到美利坚帝国时代的“霸权世界”，到新型大国关系旗帜下的“文明世界”，这是国际社会的三大形态。
21世纪，是把世界霸权送进“历史博物馆”的世纪。共同打造新型大国关系的中美两国，必将成为“世界霸权的掘墓人”，成为国际文明新时代的开拓者。
一、世纪决赛——中美竞争模式如何选择
从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始，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就成为一种“战略决赛”关系。中国不可能停止和放慢前进与赶超的步伐而永远落后于美国；美国也不会轻易丢掉世界冠军国家的地位，坐看中国超越自己。中美两国在战略决赛过程中所选择的“决赛方式”，关系中美两国命运和世界前途，也标志和体现大国战略关系的文明进化程度。分析近代大国争夺世界领导权的历史进程，比较大国战略竞争的不同模式，对于选择和创新中美战略决赛模式，意义重大。
（一）大国关系演变：三种模式和三个阶段
近代世界大国之间，特别是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冠军国家的“卫冕之战”和潜在冠军国家的“夺冠之战”。这种围绕世界领导权的争夺战，主要有三种模式，呈现出三个历史阶段。
1、近代世界领导权争夺战的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以“战争”为最高竞争形式，通过大规模的战争进行武力“决斗”。这种决斗式的竞争，开始于世界体系形成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二种模式，不是以“大战”的形式进行“决斗”，而是以“冷战”的形式进行全方位的“对抗”。这种对抗性的竞争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
第三种模式，就是中美两国在21世纪以“非热战”也“非冷战”的方式进行的良性战略竞争。这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国际竞争，是造福中美两国、造福整个世界的战略竞争，是国际关系中前所未有的创新和文明。
2、近代世界领导权争夺战的三个阶段：
人类的20世纪，是战争与对抗的世纪。人类的21世纪，则是竞争与合作的世纪。从20世纪初期到21世纪中期，大约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三个50年。
第一阶段，20世纪上半期大国的战略竞争，是野蛮的竞争，是“丛林式”竞争。两次世界战争都是“角斗赛”，胜利者要把对手杀死。“你败我胜”的结局，以“你死我活”的争斗为前提。
第二阶段，20世纪下半期的战略竞争，是“拳击赛”竞争。双方对峙过招，你一拳、我一脚，虽然不像上半个世纪那么血腥和残酷，也是以“你衰我兴”为原则的竞争，是一场零和游戏。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是一场残酷的“拳击赛”。胜利者要把对方击倒，实现“你倒我立”、“你衰我兴”、“你输我赢”的结局和目标。
第三阶段，21世纪中国和美国新一轮世界领导权竞争赛，双方关系不是“你死我活”、“你倒我立”、“你输我赢”的关系，而是“你追我赶”、“你后我先”的关系。
中美两国的21世纪战略竞争，要从过去的“角斗场”和“拳击场”进入“田径比赛场”，中美两国应该创造新的国际竞争文明，创造新的大国战略决赛模式，产生新的大国关系规则。就像人类总是要离开丛林走进文明社会一样，国际社会也总是要脱离丛林法则走进文明世界。
（二）大国“角斗赛”：世界大战让全球陷入火海
大国之间的“角斗赛”，是通过战争来进行的。“战争”是最残酷的“竞争”。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大国战争是大国政治的继续，世界大战是世界政治的继续。但是，政治在战争中继续，过于残酷；以战争进行的政治，过于血腥。人类文明的发展，世界政治的进化，需要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有创新的思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让大国之间的政治，不再通过战争来进行。21世纪的中美两国，应该让自己的政治追求通过和平方式实现。
俾斯麦对大国“决斗”的战略思考，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俾斯麦在德国统一后告诫德国人说：“德意志民族经过漫长的分裂之后，终于得到了统一，那么我们就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致力于和平与公正……对于一些诉诸于武力的国际间的争执，经过深思之后，我想不能用简单的决斗方式来处理这些矛盾，这种方式似乎太欠妥当。”但是，在对于世界领导权的竞争中，决斗的方式似乎是唯一的方式，决斗的原则总是成为最终的指导原则。
战略家们对大国“决斗”的历史总结，闪耀着理性的光芒。当代西方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指出：还没有任何一个例子能够说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愿意向新兴强国让出对国际体系的统治以避免战争。吉尔平的这个结论是符合世界近代史中大国竞争的实际的。有的专家提出，近代世界有三个国家取得过霸权地位，它们是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而产生上述三个霸权国家的全球战争大概都持续了30年。1914～1945年，美国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走上世界领导国家的宝座。近代世界历史上的领导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打出来的“丛林之王”。
从近代世界冠军国家交接更替的历史来看，虽然新老冠军国家的交接更替过程，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性角力过程，但是决定最终结局的总是武力对决，是战争更替，这显然成為一条规律。 英国和美国，都是通过“角斗赛”走上霸权国家宝座的。美国走上冠军宝座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从近代世界冠军国家争夺战的历史来看，美国似乎是一个“和平登基”的典范，在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冠军更替是以“非战”的形式完成的。其实，美国走上冠军宝座的代价是空前的，美式登基的模式是“美国加冕，世界埋单”。后起的美国，在取代老牌霸主英国的过程中，那种所谓的“和平更替”，把“美国式的智慧”、“美国式的狡猾”，表现得淋漓尽致。
英美两国之间的霸权更替，如果不是德国在霸权争夺赛的决斗中冲在第一线，大大削弱了英国，那么美国和英国之间也难免会通过战争实现交接。二战以前，美国对英国的作战计划不断完善，英国也有对美国的作战计划。实际上，世界霸权在美英两国之间的所谓和平转移，对于美国来说是代价最小，而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则是代价最大的一次，是以两次世界大战、人类遭受空前浩劫为代价。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成为霸权竞争的制高点和霸权更替的必由之路。所以，世界霸权在英美两国之间更替的特殊形態，并没有改变霸权国家战争更替的铁律。
（三）大国“拳击赛”：长期冷战使世界充满恐惧
“冷战”是大国关系中代价高昂的一种“竞争”。把冷战作为一场拳击赛来分析，就可以看到冷战的冷酷在于一定要把对方击败出局，要比出个输赢。冷战的进步在于不是屠杀对手的生命，输者可以在恐惧中挣扎活命。
冷战之后，全世界都在批判“冷战思维”，将其当做大国竞争中的“魔鬼”。其实从国际社会冠军国家争夺战的过程中争夺形态的历史演变来看，“冷战”与“热战”比较，是一种进化，“冷战思维”相对于“热战思维”是一个进步，以冷战的方式进行大国角逐也是一种相对文明。冷战比大战文明。虽然这种文明是被逼出来的，是由于双方力量的势均力敌，由于原子时代威力巨大的武器对世界大战的抑制作用。
人们可以批判冷战，但冷战时期毕竟是一个有原子弹而没有发生原子战争的时期；是一个有超大规模军备竞赛而没有发生超大规模军事战争的时期；是一个有世界矛盾而没有发生世界战争的时期；是一个有核威慑而没有发生核进攻的时期；是公元1500年以来军事冲突最少和战争规模较小的时期；是超级大国在战略竞争中以较小代价决定胜负的时期。需要研究大国冷战时期的政治智慧和“冷战之中无大战”的奥妙。
冷战是美国对付苏联的一个战略选择，是霸权竞争的一个战略文明。“冷战思维”的时代已经终结。冷战作为大国竞争的一个历史阶段，它与冷战前相比较的文明性，并不能为它提供在冷战后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冷战让整个世界都战战兢兢生活在达莫克利斯利剑之下，全人类都成为大国博弈的人质，在时刻都可能被毁灭的冷和平中生存和生活。如此高昂的代价，人类难以长期承受。
美国和苏联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实质上是特殊形态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冷战，不是大国之间的“决斗比赛”，却是世界巨人之间的一场“拳击比赛”。在前两次世界大战中，角逐世界霸权的大国，是以世界为战场，进行你死我活的残酷“决斗”。而参加冷战的，是两个世界级的拳击手，他们以世界为自己的拳击比赛场地，进行着虽然不决死活，但是要决输赢的比赛，一方一定要把对方击败、打倒。在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世界潮流和时代要求的今天，“拳击式”的竞争模式，虽然不是要对手性命的决斗，但是也必然要像“决斗式”的竞争模式一样被时代淘汰，为人类文明所不齿。
（四）大国“田径赛”：你追我赶为人类进步提速
“田径赛”，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田径赛”，应该是中美两国在21世纪文明相处的新模式。21世纪的中美两国博弈，不可能是“决斗式”，也不能采用“拳击式”，只能是“田径式”。
中美“田径赛”，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中美两国在21世纪围绕冠军国家的竞争，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文明的一场大国竞争。它不是“决斗型”的大战竞争，也不是“拳击型”的冷战竞争，而是“田径型”的比赛竞争。
二是这场竞争是一场世纪性的竞争。它不是百米比赛，也不是万米比赛，而是一场“马拉松大赛”，是一场比魄力、比毅力、比耐力、比文明的竞赛。
中美两国竞争21世纪的“田径赛”，有两个最根本的特点：竞争的文明化和竞争的持久性。
在“田径赛”中，完全不必讳言“挑战”与“对手”这两个词。在“田径赛”中，“挑战”与“对手”都具有积极意义。
任何竞争性的活动，都不会没有挑战，也不会没有对手。竞争和比赛的实质就是挑战，就是以对手的存在为前提。国家间竞争也会有挑战。而冠军国家和潜在冠军国家之间更是客观上形成的一种卫冕和夺冠之间的挑战与迎战的对手关系。所以，不必讳言挑战，不必惧怕挑战。
根本问题，不在于是否挑战，而在于挑战的性质和方式，“决斗”性质的挑战，是你死我活的巨大灾难；“拳击”性质的挑战，是我赢你输的沉重代价；而“田径”性质的挑战，提高的是双方的运动成绩，这种挑战，既是正常比赛的必然形态，也是对参与竞争双方的激励和鞭策。不允许挑战，就等于不允许比赛，这不利于增加世界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国际社会废除“决斗赛”性质的挑战和“拳击赛”性质的挑战，却不能废除“田径赛”性质的挑战。国际社会，是一个“国际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每一个国家都想演好一个角色。国际舞台也是一个“国际赛场”，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运动员，作为运动员的国家和作为运动员的个人虽然有重大不同，但是都要跑出好成绩则是共同的追求。过去的国际赛场其实是一个“国际角斗场”；后来逐步文明化，成为一个“拳击比赛场”；现在则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田径比赛场”。国际社会综合国力的奥林匹克竞争时刻都在进行。中美两国战略竞争中的所谓挑战，是“跑步赛”、“跳高赛”、“举重赛”中的竞争和挑战，实践的是“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所以中国和美国的良性战略竞争，将为世界进步提供巨大的活力和推动力，而不是给世界带来灾祸。
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是由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努力、共创“大国竞争的新文化”；也是由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努力，共同创造国际舞台和谐相处的新规则、新秩序；用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引领和带动全球国家关系的新型化，将为人类社会创造出一种新型国际关系，这种新型国际关系将塑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所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必然结果，就是塑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型世界——无霸世界。所以，将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从决斗场、拳击场转移到田径场，纳入“跑道比赛”的轨道，这是国际政治中的一场革命，是大国竞争文化的一次历史性创新。 二、六次误判——美国对华决策的失败档案
《洛杉矶时报》曾经提醒美国政治家：中国是一个既让人害怕，又让人着迷的国家。美国必须找到正确的中国政策，不仅在这周不能犯错，这个月不能犯错，这十年不能犯错，即使在未来一个世纪，也不能在对华政策上犯错。
中美关系，每天都不能犯错误。为什么？因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无与伦比。
但是，人们看到，美国在中美关系上，总是“习惯性地犯错误”，总是“犯习惯性的错误”，美国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犯错误已经形成一种习惯”。
2004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主办的“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洪朝辉指出：自1980年代末以来，西方理论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解释与预测，无不失败。（香港博大出版社：《透视中国政治》，第393页，吴国光、程晓农编，2009年3月第1版）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曾说：“专家们对中国未来进行预测的记录之糟糕，是人们想象不到的。”（香港博大出版社：《透视中国政治》，第420页，吴国光、程晓农编，2009年3月第1版）
最近几年，美国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洲，实施包围遏制中国的“战略工程”，美国正在犯一个“世纪性错误”，美国正在犯美国历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错误”，美国正在犯一个令美国绝对“无法承担代价的错误”。
中国有句古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用来形容美国，那就是：不识中国真面目，只缘身在偏见中。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偏见，屡屡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二战以后，美国对中国的重大战略误判就有六次之多。
（一）第一次误判：共产党和国民党，谁能赢得中国？
二战后，中国的第一号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谁能够赢得中国？而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战略误判，导致其作出“扶蒋反共”的错误决策。
早在1944年7月～1945年3月，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多次接见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毛泽东曾经与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多次讨论战后中国可能出现的形势和对美国政策的建议。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取得成功的希望甚微，国民党不可能对政府进行令人满意的改组，国民党反人民的政策必将导致战后中国的内战，而中国共产党将反对内战。毛泽东希望美国不要给蒋介石提供先进武器打内战，不要支持国民党这个腐朽的政府。当时，美军观察组向美国国内提供了大量军事、政治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共产党由于得到当地百姓的完全支持而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甚至断言：“无论我们向现在这样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多少物资和供应，那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总有一天要接管中国。这也许要用一年或许多年的时间，但他们终将控制这个国家”。因此，观察组反对美国政府片面支持国民党的政策。他们认为美国“不能无限期地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他们向美国政府建议要给延安以援助，以便“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政策和目标”，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有长期的重大关系的”。在美国和中国的军事合作中，美国方面的代表史迪威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我以我所见到的一切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经济困窘、苛捐杂税、空话连篇、没有行动、囤积黑市、与敌通商。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说到做到”。但是，这些理智的结论和主张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和争论，朝向“扶蒋反共”的方向转变。1944年11月17日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在1945年2月～4月回美国述职，4月2日，他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举行记者招待会，把中国共产党称为“军阀”，声称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这种主张渐渐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在1945年4～5月间，是美国对华政策决定性地倾向于国民党一边的关键时刻，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拐点。此时的美国，在即将战胜德国和日本的情况下，在战后对付苏联的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在美国国内反共氛围开始猖獗，美国国务院中与中国有关系的人员大换班的情况下，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大格局基本确定。而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敏锐认识到这一点。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警告说：“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这时候还没有点美国的名字。但在1个半月后的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5、1103页）毛泽东在美国1945年上半年“扶蒋反共”政策正在形成的时候，就警告美国“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果然“犯下绝大的错误。”美国政府花费60亿以上美元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阻止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的图谋，也以失败告终。美国这次错误的结果和失败的代价，就是失去了中国，得罪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美国学者邹谠在他的著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一书的 “前言”中说：“衡量失败的标准，并不是中国的丧失。任何人都不会丧失他从未占有的东西。……然而如果用美国的目的、意图、利益衡量其政策，那么美国的政策是失败的。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中国曾经是美国的盟友；在朝鲜战场上，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美国军隊，并且作为强国出现在世界上。”“从送交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到北朝鲜进军前夕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中国政策的失败，是由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所决定的。这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间失去了平衡。美国曾经幻想并且相信，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成为一个大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将建立联合政府……”。著名的美国国际问题专家摩根索在为《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一书所作的“序”中说：二战以后，“中国的共产化，是美国外交政策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对我们集体的自我意识来说，‘丧失中国’是真正的创伤体验。它造成了类似神经病和精神病的症状，并且使人想起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区别：神经病患者相信二加二等于五，而精神病患者则知道二加二等于四，但是却对此闷闷不乐。讲到中国，美国人就分成两类，一类患了神经病，另一类则患了精神病。只有为数极少的、其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少数人，敢于以冷静的客观态度正视这个历史事实。这样做意味着正视我们自己，揭示我们判断的错误和行动的失误，因而发现，‘丧失中国’的原因，既不是疏忽大意，也不是一伙可以指认的替罪羊的叛国行为，而是我们自己，是那些表达了政府意向和民众意愿的政策。”“我们的中国政策的缺陷，揭示了我们外交政策的一种风格，它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民族特征。”（【美】邹谠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在大战略家摩根索看来，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预测和错误决策，根源在于美国领导集团中有两类政治病人，一类是精神病患者，一类是神经病患者。有了这两类病人，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就必然思维错乱。
（二）第二次误判：中国人敢出兵朝鲜吗？
中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家。这使得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也具有传奇的色彩。在朝鲜战争中中国是否出兵，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国军队在朝鲜仁川登陆，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向中国边境挺进。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郑重提出两点意见，一点是：“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另一点是：“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周恩来外交文选》25、27页）尽管新中国领导人发出清晰严厉的警告，但是美国的政治家和前线统帅，都认为新中国根本没有胆量和力量与美国军队作战。美国方面在10月3日当天，就收到了潘尼迦通过外交途径转来的中国信息，但是不以为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这仅仅是中国的一个“警告”而已，并非中国“国家政策的官方声明”。美国总统杜鲁门也认为，中国出兵进入朝鲜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美国对这场战争已经“赢定了”。1950年10月4日，美国通过驻印度大使转达美国政府的回应，一方面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冲突，不会危及中国的安全，另一方面又杀机毕露，威胁中国不要低估美国全力支持太平洋地区国际和平的决心。于是美国继续挺进三八线。杜鲁门的女儿在为他的父亲撰写的传记中写道：当时他的父亲、身为美国总统的杜鲁门问麦克阿瑟将军：“中国或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如何？”麦克阿瑟将军回答：“可能性很小。”并且说：“要是他们在头一两个月内进行了干涉，那倒是有可能决定战局的。我们现在不再担心他们干涉了。我们无须毕恭毕敬地站着不动。中国人在满洲有30万军队，其中也许不到10万至12万5千人部署在鸭绿江沿岸。只有5、6万人可以渡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既然我们在朝鲜有自己的空军基地，因此，如果中国人试图攻下平壤，那一定会遭到最大的伤亡。”（金冲及：《20世纪中国史纲》第3卷723页）麦克阿瑟后来在回忆录中说：“由于我们的基本上无敌的空军具有随时可以摧毁鸭绿江南北的进攻基地和补给线的潜在威力，所以我本人的军事上的估计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军事指挥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兵力投入已经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这样，他们要冒的由于给养短缺而毁灭的风險就太大了。”（【美】《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265页）
在朝鲜战争中，新中国的对手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强国，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是8700万吨，中国只有61万吨。美国军队一个师有959门火炮，140多辆坦克，3800多辆各种车辆。志愿军一个军只有522门火炮，临时配备有100辆左右汽车，没有坦克。制空权和制海权都在美国军队手里。毛泽东在谈到朝鲜战争时说：“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800门炮，中国志愿军3个师才有50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宫力：《毛泽东与美国》78页）在朝鲜战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国家有16个，加上南朝鲜李承晚的军队，他们就有17个作战单位。他们是：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亚、希腊、菲律宾、泰国、新西兰、荷兰、比利时、哥伦比亚、卢森堡、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南非联邦，以及李承晚的军队。总兵力有42万人，飞机1100多架，军舰300多艘。1950年10月1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与美军统帅麦克阿瑟会谈后，发表广播讲话说：朝鲜共产党进行有效抵抗的力量不久就要结束了。美国错误认为，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力军力薄弱，根本不敢出兵迎战。麦克阿瑟声称，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战争。结果，1953年7月27日，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美国上将克拉克后来无可奈何地说自己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
美国学者邹谠在他的著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一书中指出：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后，中国国家总理通过印度驻北京大使向美国提出警告，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得不干涉。但是“显然，美国官员们拒绝相信：百年来一直是‘亚洲病夫’的中国，竟然敢于反抗并且能够成功地向世界第一流强国的得胜的军队挑战。不能充分地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以及对于中国政治军事潜力的低估，是美国作出错误决策的基础。”（【美】邹谠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500页，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关于美国人低估和误判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心和意志，该书指出：“据报道，毛泽东在事后解释他的干涉朝鲜的决定时，说过下面的话：‘胜利会把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到一个新高度；落后的中国跟第一流强国打成僵局就是中国的胜利；打败了也只不过是重演一下中国的抗日战争。’”（同上书，500页）“从朝鲜战争演化出来的新的力量对比，包含两个主要的成分：一是中国在远东以强国姿态出现，二是在北京、莫斯科、华盛顿之间形成新的斗争模式。北朝鲜战役是中国军队对一个大国作战所赢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自从鸦片战争揭开了现代中国的序幕以来，这一胜利对于一场国际战争的结局，具有持久性的影响。它标志着罗斯福总统在战时的要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获得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部分的实现。”（同上书第508～509页）
（三）第三次误判：苏联解体，下一个垮台的是中国
冷战结束以后，“历史的终结”成为西方的一种政治结论；苏联垮台以后，中国将是“第二个苏联”，也成为美国政治家们的坚定信念。但是，历史又一次愚弄了美国。今天的人们已经看到了结果：在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崛起了。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第二个苏联？反而是美国陷入空前的危机？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美国的一些战略家认为，“中国正处在疆土分裂、政治崩溃或民主革命的边缘”，下一个垮台的国家应该轮到中国了。冷战的胜利，使美国政要们欢欣鼓舞。尼克松出版了《1999：不战而胜》。布热津斯基出版了《大失败》，虽然他在《大失败》中，在对相关国家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类比中，承认中国的发展好于印度，但是仍然断言，到20世纪末社会主义将彻底失败。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宣称：“西方和西方观念的胜利首先明显地表现在，根本没有能够替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可行的思想体系。所以，世界不管怎样都将变得更加‘西化’。”在福山看来，没有任何政治价值能够和西方的自由民主竞争，苏联的解体说明自由民主是世界历史的最后一站。而西方民主的扩张，也似乎证明了“历史的终结”不是虚言。人们看到这样一张“世界民主国家版图”，那就是，苏联的解体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所谓第三波民主政治推向了高潮。根据统计，世界权威主义政体从1975年的68.7%下降到1995年的26.2%。而在同一时期，世界的民主政体从23.8%上升到47.6%。而部分民主政体也从7.5%上升到26.2%。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现了不同类型的民主政治。（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东方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第2页）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中国不走西方之路还有出路吗？
而历史的精彩就在于，“历史的终结”并没有终结中国的历史，新的创造性的历史在中国开始了。中国在僵化的苏联模式和危机的美国模式之外，走出了自己的一条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这条新路振兴了中国，繁荣了世界，也震动了美国。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1/2月号刊载的《重新思考“美国衰落”》的文章指出：“在中国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后，西方的分析家几乎没有人相信，20年后的中国，在政治体制上，依然会是一党执政的国家，没有人相信，中国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经济仍然能够快速增长。当时的西方普遍认为，中国必须在政治自由和经济破产之间做出选择，就是说，如果中国不搞政治自由的西方体制，就必然要面临经济破产的悲惨局面。但是中国在之后20年高速发展的现实，让美国莫名其妙——因为，一方面是中国经济持续成功，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继续巩固，中国共产党‘设法延续了一党制’。西方世界在中国看到了一种他们难以想象更难以接受的前景，那就是，当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时候，中国仍然会是由共产党执政的一党制国家。中国靠一党制，完全能够崛起为一个超越美国的国家。”
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第二个苏联？美国在冷战后对中国前景的预测为什么又成为一个新的错误判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没有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苏联僵化社会主义的重大区别，没有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美国特色资本主义的重大区别。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到今天的习近平，都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无论在对苏联，还是在对美国这两个大国的战略竞争中，都具有优勢的真正秘密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合成主义”，是集中与合成了世界各种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明成分，特别是集中了美国和苏联两种主义的积极成分，再加上中国的好东西，中国是采世界百花之精，酿中国特色之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优越于美国特色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优越于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而一些美国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则是一种误解。例如，美国《展望》杂志2010年4月号刊登《本世纪的战斗》的文章，作者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形成了与美国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了以国家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模式，现在，中国和美国两种品牌的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冲突。”中国比美国模式和苏联模式都更具有竞争的优势与潜力，关键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真正海纳百川的合成主义，是面向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世界主义。而美国模式和苏联模式，都是门户主义，就是固守自己体制的一个狭隘主义。
中国是集中世界各种主义中的精华来振兴自己，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美国则要用自己国家的一个主义来更新世界，美国路子只会越走越狭窄。
（四）第四次误判：“市场化”必然使中国“自由化”
改革开放将导致中国和平演变，中国将沿着市场经济大路，在与世界接轨中，进入西方轨道——这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梦”，是美国对中国的又一次战略误判。
西方看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说明中国接受了西方创造和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冷战后美国的历任总统，都坚定地相信，随着中国自由市场的发展，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会软化和消失。但是，令美国人大惑不解的是，中国实行市场化，却没有“自由化”，没有被“西化”！
美国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在2010年出版的《拒绝道歉》一书，是他竞选总统的政策宣言书，也体现了他对美国战略困境的思考。他说：虽然中国“拥抱了自由企业形式”，但是其“专制统治”的未来却与以前的专制国家失败的宿命形成巨大差异。“我本以为会看到许多中国人不满中共的统治，并且对于西方的自由抱有强烈的向往，但是当我2006年在清华大学与中国学生交流时，我发现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学习美式企业的经验，而不是促进美式自由。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当胡锦涛主席准备致辞时，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这也许是中国民族自豪感与新经济机会的体现。”
美国《洛杉矶时报》曾经刊登文章：《理解中国——西方错估中国已数十年了》，作者马丁·雅克指出：“中国拥抱了市场经济，但是它避开了西方式自由。”“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现代化进程必然导致西方化。但是，影响现代化的不仅仅是市场、竞争和技术，还有历史和文化。而中国的历史文化迥异于任何西方国家。”“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中国，就必须超越西方现实、经验和概念的局限。”
只要中国实行“经济市场化”，就必然走向“政治自由化”，这一西方定律在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误判，是由于美国人没有看到市场化和西方化的本质关系，没有看到市场经济与西方民主模式可以分离，经济上与西方接轨，不等于政治制度一定要与西方接轨。中国按照自己的国情进行经济市场化，但是没有按照美国的模式进行政治民主化。市场经济，是人类发展到现在，最有效的一种创造财富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也可以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过去，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误判，就是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市场经济。后来认识到，社会主义也必须建立和发展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但是当社会主义解放思想、纠正对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误判后，资本主义国家却陷入一个新的误判，就是认为市场经济只与西方政治体制相联，一个国家只要在经济体制上搞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体制上就必然要成为西方式的政治体制。因此，谁搞了市场经济，谁就必须和必然搞西方的政治体制。 西方认为，市场经济必然产生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是民主政治之母，中国市场经济化，必然是民主政治化。而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就是只要市场经济，不要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成功实现了市场经济与西方模式的民主政治的分离。这是三个打破：一是打破了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命脉的传统经典理论；二是打破了世界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一旦中国搞市场经济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传统信仰和担心疑虑；三是打破了西方政治家认为中国一旦搞起市场经济，就必然导致西方模式的政治民主化的信条。
在中美政治博弈方面，西方社会主流观点曾经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富裕起来以后，必将出现政治自由化，中国将作为温和的大国对于世界政治经济发挥建设性作用。冷战后，美国在一段时间内之所以对中国崛起听之任之，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精英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就是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市场化就会导致自由化，全球化就会加速“美国化”，会使美国价值观风靡世界。小布什和克林顿总统，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他们将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看作是改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途径；他们都把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作为输出美国价值观的载体。但是这是重大的理论误解，导致重大的政治误判。
一些美国学者反思认为，中国模式已经对美国的政治“软实力”构成挑战。认为，中国“享受市场经济红利却未实现民主化”，在亚洲造成“消极示范效应”，削弱了美式民主的号召力和美国在亚洲的地缘影响力。现在，欧洲和美国的精英们开始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后，价值观也将与美国和欧洲接近的预测不过是天真的幻想。
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破除了只有西方民主能够救中国、救世界的神话。而世界民主进程的发展，也说明在全球推行西式民主的失败。根据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差不多有100个国家，从权威主义政体转型到民主政体。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少于20个国家的民主转型比较成功。一些转型国家，实际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6页，东方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事实说明，在西方国家，民主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强力推行的民主往往是与政局动乱、与落后贫穷联系在一起。美国锁定一些所谓非民主或者欠民主国家，不惜采用武力手段对他们进行“民主救助”，结果多是灾难性的。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中国，将超越两党轮流执政的美国。这使西方政治制度的唯一性和神圣性不仅受到空前挑战，而且必须从“神坛”走下来，成为世界多样化政治制度系列中普通的一种模式。
（五）第五次误判：中国将在“崛起”中“崩溃”
“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只能做“普通大国”，永远不会成为“世界大国”，认为中国必然会在崛起的过程中崩溃。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崩溃论”一直流行美国、误导世界。“中国崩溃论”是对中国的误判，是对美国战略决策的误导。
即使像布热津斯基这样的大战略家，对中国崛起的误判也是惊人的。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一书中指出：“任何诸如此类关于‘中央王国’必然复兴而成为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预测都存在种种缺陷。……有人不久前就犯过这种错误。他们预言日本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并且预言日本必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现在，那些声称并且害怕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大国的人正在犯着同样的错误。”（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2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总的说来，即使到2020年，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大可能在全球性大国的主要方面真正具有竞争力。”（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2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2011年，布熱津斯基在他的新书《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中，纠正了自己的误判。他说：“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发展，中国在未来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领袖地位。考虑到中国最近的表现以及历史成就，那种认为中国经济会突然停止的想法是草率的。回想1995年的时候（实际上，这一年是中国30年经济腾飞的中间点），有几位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竟然提出，中国到2010年会像苏联那样落入同一条可怕的阴沟，因为苏联在30年前的60年代宣称自己到了1980年就会超越美国的经济实力。如今，即使疑心最重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实的，很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第176页，新华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阅读这两段话，感觉就是在预测中国的问题上，今天的布热津斯基在批评15年前的布热津斯基。
旁观者清。2010年3月29日俄罗斯《专家》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全速前进》，该文作者强调：“错估中国是西方重大战略失误”。“没有正确地评估中国的潜力和野心，这恐怕是西方近20年来所犯的重大战略失误。”“多年来，西方重要战略家一直在自欺欺人。‘中国很重要吗？’——这是1999年美国著名杂志《外交》中一篇文章的题目，该文作者，是被公认为‘中国通’的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专家杰拉尔德·西格尔。他预测‘中国仍然将是一个普通大国’。他的预测受到华盛顿的认同。其实他们都无视中国在应对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所表现出来的超乎想象的坚决和深思熟虑。”“中国在危机后变得更加强大和成熟。”“美国人只能安慰自己：中国仍然不太强，它永远不会成为世界大国。但是10年过去了，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统计，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的GDP从1999年的4.8万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8.8万亿美元。中国以最小的损失挺过了2007～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而且并不打算停下发展的脚步。”“根据美国估计，美国能够在战争中打赢中国的最后期限是2017年。况且，如今美国根本不想与中国交战。同时，它也不知道如何用和平方式控制中国。”“中国在10～20年后会成为全球领导者吗？它到底有多强大？它的弱点又在哪里呢？”“不论是欧盟还是美国，西方文明地区的没落，将使中国更有机会在最近30年内，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领袖。但是现在对于这一点妄加猜测是没有意义的。眼下中国还需要好好努力。” 美国的骄傲和对中国的偏见，决定了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潜力和崛起的能力不能有正确的评估。从1997年到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出台了5个“全球趋势报告”，四年一度的《全球趋势》报告，以预测未来15年为目标。美国从经济上预测中国，开始是集中在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现代化，后来是重点关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衰退的可能性以及将会带来的后果。在1997年发布的《2010年全球趋势》报告中，认为中国政权将继续面临税收困难，由于70%的人口在农村，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现代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2000年发布的《2015年全球趋势》报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也并不看好。报告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需要进行的结构性调整，经济全球化提出了更广泛的要求，还有方兴未艾的信息革命，都将会在中国引发更多更新的社会和经济动荡。美国在2004年发布的《2020年全球趋势》报告指出，“中国以庞大的人口为基础，到2020年将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看出，美国在2004年仍然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发展潜力，中国提前10年成为世界第二。
（六）第六次误判：中美关系是“第二场冷战”
美国在21世纪的最大错误，就是遏制中国、包围中国。
美国一些人总认为中国崛起，会成为第二个苏联，强大起来的中国会像当年的苏联那样与美国争霸；美国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以后，会在全世界像美国那样称王称霸。以美国之心度中国之腹，使得美国一些人非要把正在崛起的中国，定性为“第二个苏联”，非要把中美关系搞成“第二场冷战”。
虽然，在美国也有一些有识之士不赞成这样的冷战思维，例如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就提出，要建立中美“太平洋共同体”。但是现在人们看到的是，美国正在加紧构筑“太平洋封锁线”、“太平洋包围圈”。美国在战略误判的指导下，正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美国今天误判中国的焦点问题是：中国到底是谁？中国会是第二个苏联吗？中国会成为第二个美国吗？其实，中国的基本国策就是永远不争霸、永远不称霸。21世纪的中国，不是一个与美国搞冷战的“新苏联”，不会成为第二个苏联；中国不是一个要称霸世界的“新美国”，不会成为第二个美国；中国就是中国，中国是一个超越美苏冷战、超越美国霸权、也超越自己“世界革命”思维的一个21世纪新中国。这三个超越，就决定了21世纪的中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超越了“帝国国家”、“霸权国家”的“强而不霸”的新型国家。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没有英国帝国印记、没有苏联霸权痕迹、没有美国单边主义特征、也没有中国古代朝贡思维的新型冠军国家。中国的崛起，将让世界告别帝国传统、告别霸权时代，将开辟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无帝国、无霸权的新时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后，不会围堵美国。在中国第一的情况下，美国的日子要好过得多。
在21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最大错误，就是遏制和包围中国，因为这将浪费美国最大的战略资源，不仅给中国、也会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不幸，是损人也害己的行为。
美国是不是没有“中国通”呢？美国在二战后，在对中国问题上的判断和决策，的确是错误的判断多于正确的判断，是错误的决策多于正确的决策。面对中国这张考卷，美国的考试成绩很低，也可以说是不及格的。从这一点来说，美国的确缺乏“中国通”。
西方世界预言和判断中国，只有两次是成功的，一次是拿破仑的“中国论”——就是认为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就会震撼世界。现在看来，这个预言是正确的。中国这头睡狮，真的已经醒来，已经震撼世界。第二次是尼克松的“中国行”，他认为现代世界不能把红色中国隔离在外，他亲自走上打开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成为创造历史的人物。而美国今天的政治家依然在享受這次破冰之旅的战略红利。
三、读懂中国——美国精英的时代考卷
美国缺乏“中国通”，美国常是“中国盲”。中国为什么总是美国的一个谜？美国为什么老是读不懂中国、看不透中国、判不准中国？
《环球时报》2008年5月20日11版有一篇文章《在亚洲，美国为何总收获失败》。文章指出：“美国的亚洲外交似乎总是处于“失败——总结教训——再失败——再总结……”的无休止轮回中。在欧洲屡试不爽的均势战略、民主改造、和平演变等手段，在亚洲不是遭遇失败，就是收效甚微。”
“比较美国的欧洲与亚洲战略，欧洲战略显然更为成功。诸如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权、坐收两次世界大战‘渔翁之利’、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建立北约、成功改造德国、演变东欧和苏联，直至取得冷战胜利，达到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
“作为欧洲移民国家，美国欧洲战略之所以相对较为成功，在于美国对欧洲的认知和理解相对较为准确，文明与制度的相似，使其战略获得欧洲认同的程度也较高。相反，亚洲地缘政治复杂，文明与族群多样，宗教信仰与价值观念多元，社会制度差异普遍存在，亚洲是全球性、地区性矛盾汇集之地，而美国对真正的亚洲却缺乏了解，以致不断制造‘文明冲突’。美国或许可以成功地担当西方的领导角色，但却无力领导亚洲。”
中国专家的上述分析，很有见地。美国能够摆平欧洲、美洲、大洋洲，就是不能摆平亚洲。对于美国来说，亚洲是一个谜，中国更是谜中谜。美国在亚洲的失败，基本集中了美国外交失败的记录。而美国对中国的误判，又成为美国在亚洲所有误判中最带有战略性和经典性的误判。在中国，美国为什么总是收获“误判”？
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家，中国是不可预测的，世界最难预测的国家就是中国。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2011年5月2日文章《中国崛起，美国衰落？》指出，美国正步向迟暮之年，中国将挑战世界老大的地位，5000年中国焕发勃勃生机，而200年美国则老态龙钟。“不要忘记，中国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充满突变，其中的曲曲折折几乎不可能未卜先知，比如文革时期。没有任何情报机构、预言家或者美国人预想到这个独立、贫穷的共产党大国，会成为今日的第二大经济体。事实上，从上世纪中国沦为‘亚洲病夫’到后来的军阀混战，以及革命浪潮、对日战争、内战，最后到共产党统一国家，中国历史充满不可预测性。” 美国100年来没有读懂中国，美国更没有读懂新中国，没有读懂中国共产党，没有读懂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读懂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读懂中国文化。美国学者邹谠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一书中指出，美国在中国的战略失误，来源于“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和中国特点的错误理解。美国在传统上对中国怀着仁慈的感情，对它的进步寄于很高的希望，对美国精神的影响感到自豪。个性、温和、倾向民主，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特征，它将防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或者将改变共产主义的性质。据美国国务卿赫尔说，1941年3月14日，罗斯福总统对日本大使野村海军上将说：‘中国人民的构成与俄国人很不相同，他们有一种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他们稳定并指引他们前进的哲学。’他向日本大使保证，‘中国共产主义并不是俄国意义上的真正的共产主义，日本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恐惧是没有必要的。’1951年，魏德迈将军仍然认为可以赞同这样的观点：中国人是富有个性的人，他们‘以一种哲学的态度抗拒着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或思想。’直到1957年，曾经是中国主要的传教士教育家、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学生所热爱和尊重的燕京大学校长约翰·司徒雷登博士仍然认为难以相信‘具有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的中国，竟然被布尔什维主义统治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仍然坚信，中国大陆并不是不可挽回地失去了。”（【美】邹谠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200～201页，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西行漫記》的作者斯诺在1944年6月10日发表的《六千万人失去了盟友》的文章中说：“对于那些对中国背景知识了解甚少的美国人来说，‘共产主义’这个词也许会把人引入歧途。事实是中国从未有过共产主义，甚至在共产党地区也是这样。”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中国国民党政府垮台以后，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处于混乱之中。有人试图搜索在美国和中国的美国阴谋家，据说他们为效忠外国主人而将美国引入歧途。事实证明，这是个最危险、最徒劳、最有害的努力。实际上，这种普遍为人民所接受的错误概念，不会是一组阴谋家和特务的劳动成果，不管他们多么聪明。相反，对中共的性质和意图所持有的错误概念的根源存在于普遍的看法和倾向之间。美国的政治传统还使人们对政治理论缺乏兴趣，对共产主义愚昧无知，这就导致了错误概念的传播。”
美国一些人把美国在中国的决策失误与存在“阴谋分子”相联系。美国学者邹谠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一书中指出：“赫尔利在1945年、贾特在1947年都已经提出过存在阴谋分子的观点，作为对美国在华政策失败的一种辩解。……自从1949年以来，许多共和党领袖们都加强了对国务院的攻击，要求调查，并且要求进行人事改组。许多美国人不能认识到美国政策的失败植根于他们自己也同样有的假设和态度，因此他们用接受麦卡锡的有阴谋分子的观点，作为对他们受伤害的自尊心的一帖止痛药。用欢呼并且默许他在国务院内搜索不存在的共产党人，来追寻可行政策的代替物，来表示出他们对远东事务的焦虑。”“麦卡锡参议员是在准备1952年连任竞选中用的论题时，发现共产党员渗透入国务院这一问题的。1952年2月20日，他在参议院回答要求解释他的指控时，在发表的长篇讲话中，提出81名国务院过去和现在的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雇员的情报，并且把他们编成号。要求解雇和起诉他们。”（【美】邹谠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467页，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误判，归根结底，是来源于美国的战略短见、战略偏见、战略肤浅。法国政论家托克维尔1835年出版了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他说：华盛顿有一封致其同胞的值得赞美的信，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是这位伟人的政治遗嘱。“华盛顿说过一句值得钦佩的至理名言：‘一个国家总是习惯于怀恨或喜欢另一个国家，它便形同一个奴隶，即成为自己的爱和憎的奴隶。’”（《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12月第1版，第260页）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今天的美国，不识中国真面目，只缘身在陷阱中，就是掉入了美式战略思维的“陷阱”中。美国《外交政策》2012年2月14日，在“支持习近平”的文章中，总结了美国的反华思想：对于渲染美国经济功能性失调的人而言，中国今天的成功就像当年苏联人的卫星上天，在挑战美国；对于新保守主义和鹰派来说，中国在威胁美国世界统治者的宝座；而在那些笃信美国衰落的人眼中，中国就像一头美国迟早要适应的“800磅重的大猩猩”。而真正的中国远比飙升的GDP和军费开支复杂得多。
过去的中国，是世界的一个谜；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世界的一个谜，未来的中国更是世界的一个谜。不要说“美国缺乏中国通”，就是中国也难有“中国通”。因为中国的历史悠久、中国的国情复杂，中国的变化迅速，认识和把握中国矛盾和中国问题，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推动中国发展和实现中国崛起的特点规律，都是很不容易的，一不小心，就会失误、犯错误。
但是在中美关系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有一个明显的规律，那就是，当美国与中国合作与友好的时候，他的判断总是正确和赢利的——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和美国共同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就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美关系的历史证明，当美国与中国对抗的时候，美国对于新中国的重大判断没有对过，美国与新中国的博弈从来没有赢过；当美国与中国合作的时候，美国的战略决策就没有错过，美国在与对手的博弈中就没有输过。
四、同舟共济——地球容得下美中两强
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期间，发表了《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的演讲。提出“进入本世纪第二个10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美两国要努力构建和塑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两国要努力构建和塑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这可能吗？人们说，“一山”不容二虎，两个老虎之间怎么能够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呢？中美之间必然是“二虎相争、二虎相斗”。 其实，21世纪的中美两国，是完全可以建立起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的。
首先，人类的21世纪，就是一个完全不同于20世纪的“新型世纪”。在这个新型世纪里，大国之间只有建设起新型关系，才符合时代要求，才顺应世纪潮流。所以，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是大势所趋。
其次，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不是两只老虎之间的关系，而是美国老虎和中国大象的关系。一山可以不容二虎，但是一山容纳一只老虎和一头大象，是没有问题的。
其三，21世纪，中国这头大象再强大，其大象的善良本性不会改变，也就是说，中国大象不会变成一只老虎。而美国这只老虎，只要肯于自我转型，在时代潮流面前，也完全可以改变霸权国家的本性，由一个霸权国家转变（或自觉或被迫）为一个非霸权国家，由一只食肉动物全球虎，转变为一头食草动物的大象。
（一）美中不是“虎虎关系”，而是“虎象关系”
“一山”不容二虎，这在自然界中，的确是一个真理。但是“一球”能容美中，这将是21世纪一个新的国际现实。
在国际丛林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大致是四种类型：
1、国际关系中的“虎虎关系”——二虎“相争不让”
这第一种类型的“虎虎关系”，就是两个超级大国进行“二虎相争”、抢夺霸权。冷战期间的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就是国际丛林中的两只大老虎，他们互相都想吃掉对方。美国和苏联是“两个世界强权、一个政治性質”，他们都是“食肉动物”，他们不仅彼此是对方的威胁，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威胁。美国和苏联这两个霸权国家的竞争法则，就是“一山”不容“二虎”。
2、国际关系中的“虎象关系”——大象“强而不霸”
这第二种类型的“虎象关系”，就是“两个强国、不同性质”。美国是“老虎国家”，是食肉动物，它奉行的生存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中国是“大象国家”，是“食草动物”，它的生存法则是“以草为食”、“不进肉食”。老虎是大象的威胁，特别是对于未成年小象的威胁。而大象再强大，也不对老虎构成威胁。因为作为“食草动物”的大象，不仅对“虎肉”没有兴趣，就是对于森林中任何动物都没有“猎食”的兴趣。中国这头大象现在还没有真正长大，还不够强壮，还会受到美国这个“老虎国家”的威胁。所以中国要加快军队建设步伐，加快推进中国“强军大业”。当中国强大起来以后，当中国比美国还要强大的时候，中国也不是美国的威胁。因为当大象的力气比老虎还要大的时候，大象也不是对于老虎的威胁。成年的大象，强壮的大象，依然是低头吃草的“食草动物”，大象强大的唯一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能不被老虎威胁和吃掉。大象的特点和性格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老虎要欺负它，甚至要咬伤它和吃掉它，那么大象就会用长鼻子，把老虎卷起来，甩出去，让老虎跌个半死。或者，愤怒的大象抬起千钧大脚，把那前来伤害自己的老虎一脚踩翻。所以，“大象中国”的崛起和强大，不是对于“老虎美国”的威胁，而是要防止被美国威胁。所以，“一山”虽然不容“二虎”，但是“一球”能容“美中”，因为“中国象”和“美国虎”的性质不同，食草动物与食肉动物的天性不同。
3、国际关系中的“虎羊关系”——“弱肉强食”关系
在这第三种类型的“虎羊关系”中，羊是最爱好和平的动物，最善良的动物，最没有攻击能力而只有逃跑能力的动物。但是，羊的和平性格，不能为自己赢得和平；羊的善良本性，不能为自己赢得安全；最善良的羊，成为老虎最好的食物；最肥大的羊，不仅是老虎的猎物，也是野狼、野狗们的美食。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视野中，就是一只可以被瓜分的大肥羊。美国希望今天的中国只有财富崛起，而没有军力崛起，让中国成为21世纪的“大肥羊”。一些周边国家也幻想以小欺大，侵犯中国海权、占领中国岛屿，他们实在是打错了算盘。今天的中国是大象而不是绵羊，惹怒了大象，它是要卷起长鼻，抬起大脚，进行反击的。
4、国际关系中的“虎狐关系”——“狐假虎威”关系
这第四种类型的关系，就是中国成语中著名的“狐假虎威”，就是狡猾的狐狸，站在老虎的脊背上，在森林中招摇过市，借老虎的威风来吓唬其它的动物，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来谋取自己的私利。在当前东海和南海的海洋权益争议中，日本、菲律宾就是“狐假虎威”中的狐狸角色，他们站在美国这只全球虎的身上和背后，“狐假虎威”地与中国叫板，与中国对着干。
当年，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是一山二虎的关系，不能相互容纳，必须赶走和搞垮另一个。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作为大象和老虎的关系，是可以共同在森林中存在的。如果美国能够“立地成佛”，也由老虎变成大象，那中美关系就是大象和大象的关系。退一步说，就是美国不肯转型，继续充当“虎国”，只要中国大象不断强身健体，具有强大力量，那么美国老虎也不敢对中国大象张牙舞爪。
崛起的中国，不学“猛虎美国”；不做“绵羊中国”；要做“大象中国”；也反对一些国家狐假虎威。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不是“一山二虎”，不是“二虎相争”，而是中国大象遇上了美国老虎。除非老虎发疯，要吃大象，才会发生大象与猛虎的搏斗。中国大象与美国老虎，是可以在这个星球上共同存在的。这就是中美可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基础。
（二）中美关系与苏美关系的七个重大不同
21世纪的中美“田径赛”，与20世纪的苏美“拳击赛”，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体现为七个重要区别。
一是竞争的环境不同。苏联和美国的竞争，是两个不同社会的竞争，是一个地球、两个社会，一个地球、两个世界。苏联组织了一个以社会主义阵营为一体的社会主义社会，美国则组织了一个所谓“自由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个社会，国际世界分裂为对抗和敌对的两个世界——“自由世界”和“极权世界”。而中美两国在21世纪的竞争，不是两个社会和两个世界的竞争，而是共同营造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开放世界、和谐世界。中国不是要组成一个对立和对抗美国的另一个世界，而是融入世界，与国际接轨。 二是竞争的目标不同。苏联和美国的竞争，是世界霸权的竞争。而中国的国家特点是不称霸。中国要“争第一”，但是“不争霸”。中国要通过不争霸的道路成为世界第一，中国要建设一个强大的世界第一号的不称霸的国家。中国不是苏联式的“世界革命型”国家，也不是美国式的“输出民主型”国家。中国是和平型、友好型、特色型、防御型国家。因此，中国不需要运用冷战的武器去应对和处理中美关系。
三是竞争的队伍不同。苏联和美国的战略竞争是联盟之间的群体竞争，是阵营竞争，双方都各自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阵营，即使是不在阵营内的国家，也必须有立场、有态度，要划线、要站队。而在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中，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不与美国进行阵营对抗，这就对美国发动新冷战形成制约。
四是竞争的性质不同。苏联和美国的矛盾和竞争具有对抗性，因为苏联要打倒美国的社会制度，而美国也要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苏联是要把十月革命变成世界革命，美国是要把美国的民主制度变成世界的民主制度。苏联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双方都是战略进攻，都是输出模式，苏联要输出的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美国要输出的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模式，双方都要按照自己的模式去改变和塑造对手，去改变和塑造世界。苏联的社会主义是进攻型的社会主义，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美国的资本主义也是进攻型和扩张型的资本主义，要把全世界都变成美式民主世界、自由世界。而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则不同，中国不输出革命，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同时把自己纳入多元化的世界。
五是竞争的风险不同。美国和苏联的竞争，是时刻准备打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竞争，双方的几次危机，都险些促成毁灭人类的大战。而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在军事上可以说是“中美无大战”、“中美无核战”的竞争。
六是竞争的原则不同。苏联和美国的战略竞争，遵循的是“你死我活”、“你衰我兴”、“你败我胜”的零和原则。而中美竞争不是以“搞垮”、“战胜”对方为目的，从总体上来说，合作、互利、共赢、共荣的特点突出。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美国，这个地球也不能没有中国；未来的美国离不开繁荣的中国，未来的中国也需要一个繁荣的美国。
七是竞争的结局不同。苏联和美国的战略竞争，让整个世界付出高昂沉重的代价。而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将是一个创新过程，中美两国在政治竞争、经济竞争、外交竞争、军事竞争等方面都会有新的创造，将会是人类有史以来，特别是近代国际社会形成以來大国竞争中最文明的竞争，并且会创造出一种竞争的文明，把世界大国的战略竞争推进到一个新的文明阶段，使世界更文明、更和平、更民主、更发展。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将以一种区别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征战式”竞争，区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冷战式”竞争，以国际赛场上的“跑道式”竞争，把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战略竞争提升到一个空前文明的新阶段。国家间的战略竞争，是国际社会的一种战略秩序、战略规律、战略文化、战略文明的竞争。美国不能用与苏联进行竞争的思维和模式，来应对与中国战略竞争的实践。
以上七个重大区别，就决定了21世纪的中美竞争与20世纪的苏美竞争，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竞争，中美关系不会成为冷战关系，中美竞争不会成为新的冷战。
（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五不”和“五要”
新型大国关系，“新”在哪里？
中国领导人提出建立中美两国之间新型大国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在国际关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崭新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可以用“五不”、“五要”来描述。
一是“不为敌”——要为伴、要为友。中美两个国家不是敌人，也没有必要成为敌人。中美互相为伴为友，将会共同收获巨大的战略利益。而中美互相为敌、互相对抗，必然是互相折磨、互相伤害，将会共同收获失败。
二是“不冷战”——要包容、要合作。国际社会已经进入“非冷战时代”。21世纪的世界，已经经受不起冷战了。美国如果仍然陶醉于美苏冷战对苏联取胜的美好回忆中，期待用新冷战来对付中国而且再收获一次胜利，再复制一次成功，那就是幻想了。中美之间不应该有、也不允许有新的冷战，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不喜欢冷战、世界不欢迎冷战，更重要的是因为21世纪的美国，也根本承受不起新冷战。
三是“不打仗”——要和平、要和谐。新型大国关系，一定是不打仗的和平关系，是不对抗的和谐关系。美国最近10年是地狱10年、下沉的10年，重要原因是美国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不热心和平、不科学发展，反而搞了“两场战争、一场危机”。而这一场危机的重要原因，是那两场战争。那两场战争是世界一号国家与世界三流、四流的国家作战，尚且使美国衰落。如果美国要在世界大国之间玩战争游戏，又能得到多大便宜？
四是“不结盟”——要团结世界，不要分裂世界。美国倡导全球化，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全球联合、全球团结、全球合作的时代。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抛弃传统使用的结盟战略、阵营战略。大国之间不要以孤立对方为目的，结帮拉伙、搞团团伙伙。而是要坚持五湖四海，促进国际团结。世界的领袖国家、领导国家，更要做团结的模范，不能带头搞联盟、带头搞分裂。所有分裂地区和分裂世界的联盟组织，都应该被联合国宣布为“非法”，都应该被“解散”。
五是“不损人”——要利己，也要利人。要良性竞争，要合作共赢。这在经济贸易关系中特别突出。罗斯福就主张“共同繁荣”，1933年5月7日罗斯福在第二次炉边谈话中说：“除非我们能使全世界都获取重新繁荣，否则，我国的重新繁荣也是不会持久的。”
中美关系有三种前途：一是中美双方都用冷战思维，那就会冷战悲剧重演；二是美国用冷战思维遏制中国，中国用非冷战思维应对美国，这样中美关系就成为一场“半冷战”，就是美国的冷战对上了中国的非冷战。现在的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状态。三是美国在大国关系中实现转型，放弃冷战思维，中国和美国都不搞冷战思维，这样就可以创造新型大国关系。 五、外交突破——签署中美第四个联合公报
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中，有三个著名的联合公报，主导和规范着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这就是1972年2月28日签署的“上海公报”，中美双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达成共识；1978年12月16日发表的，明确宣布中美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的“建交公报”；1982年8月17日发表的针对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八·一七公报”。这三个公报是在1972年到1982年10年间签订的公报，至今已经过去30多年了，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和美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向21世纪的世界新格局和中美关系发展的新要求，需要尽快签署中美第四个联合公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公报”。
第四個联合公报的使命，是对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特征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形成共识，进行总体设计和系统规范。特别是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坚持的六项基本原则，向全世界郑重宣告、庄严承诺：
其一：超越“冷战思维”——中美两国共同承诺：在新型中美关系轨道上健康运转的中美两国，将是一个“不谋求霸权的中国”和一个“不遏制中国的美国”。
其二：不搞“联盟战略”——美国不组织“反华联盟”以遏制中国，中国不搞“反美联盟”来对抗美国。中美两国决心实现国际舞台和大国关系中的“去联盟化”、“非联盟化”。
其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美双方承诺：和平解决中美之间一切争端，不用武力解决中美之间的任何分歧和争执；两国之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相互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威胁使用核武器。双方保证在太空、海洋、陆地、网络空间，不向对方开第一枪。
其四：尊重对方“国家主权”——中美双方宣布：互不干涉内政；不支持对方内部的分裂势力和反政府势力。双方不向对方的任何一个地区出售武器。不插手对方国家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纠纷。美国不图谋从政治上颠覆中国，不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内外以颠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改变中国国家性质、分裂中国为目标的任何政治势力和政治活动。
其五：维护“联合国权威”——联合国是20世纪世界政治的伟大创造，是二战胜利的伟大成果，是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集体讨论、民主决策全球事务的活动舞台。任何国家、地区、团体和组织，都没有凌驾联合国之上的特权和霸权。中美两国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维护联合国权威、发挥联合国职能上具有特殊作用，担负特殊责任。中美两国宣布，不搞单边军事行动，一切跨国军事行动，必须得到联合国授权。
其六：建设“和平亚太”——21世纪上半叶的亚洲，不能成为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中美两国决心努力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防止对抗和冲突，防止亚太地区生乱、生战，共同建设“和平亚太”。
20世纪以来，中美两国有三次重大战略合作：中美第一次战略合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中美第二次战略合作，是在冷战后期，共同抗衡苏联霸权扩张主义；中美第三次战略合作，是在21世纪初期，沉重打击恐怖主义；中美第四次战略合作，将开创新型大国关系。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对美战略思维。今天的美国领导层，在国内改革中需要一个带领美国走出大危机的罗斯福，在开辟中美关系新局面上需要一个尼克松。
六、四大成果——为人类贡献辉煌
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都是世界上的伟大民族，都是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民族。这两个“明星民族”的世纪交会，将使他们各自更加闪光，将使我们这个星球更加明亮。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实质和目标，是建设“新型大国”、建设“新型世界”、建设“新型文明”。
中美两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将为人类贡献四大成果：
一是成功一个新中国——一个实现了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中国；
二是打造一个新美国——一个告别了世界霸权的新型文明美国；
三是出现一个新世界——一个摆脱了霸权折磨的民主世界；
四是形成一种新文明——一种以中美合作双赢带动全球共利共赢的新文明。
新型大国关系融通五湖四海，洗礼中美两国，洗礼整个世界。
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海阔天空中，中国梦、美国梦比翼双飞；中国梦、美国梦共同为世界梦领航。
新型大国关系开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金光大道上，13亿中国人民和3亿多美国人民，将携手共创未来、共享繁荣。
毛泽东说：“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我们说：世界如此多娇，引伟大民族竞折腰，数风流国家，中美领潮！
霸权世界，本质上是“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世界霸权，就是“国际专制”。霸权法则就是“一山不容二虎”、“一球不容两强”。这就把世界变成了“角斗场”。使国际社会陷入争霸和称霸的恶性循环，长期遭受战争的灾难和冷战的折磨。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是对旧型大国关系的深刻革命，是国际关系前所未有的伟大创新，是国际社会划时代的升级和转型，是中国梦的国际篇章。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就是“告别世界霸权”的过程，就是创造“无霸时代”的过程。从大英帝国时代的“殖民世界”，到美利坚帝国时代的“霸权世界”，到新型大国关系旗帜下的“文明世界”，这是国际社会的三大形态。
21世纪，是把世界霸权送进“历史博物馆”的世纪。共同打造新型大国关系的中美两国，必将成为“世界霸权的掘墓人”，成为国际文明新时代的开拓者。
一、世纪决赛——中美竞争模式如何选择
从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始，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就成为一种“战略决赛”关系。中国不可能停止和放慢前进与赶超的步伐而永远落后于美国；美国也不会轻易丢掉世界冠军国家的地位，坐看中国超越自己。中美两国在战略决赛过程中所选择的“决赛方式”，关系中美两国命运和世界前途，也标志和体现大国战略关系的文明进化程度。分析近代大国争夺世界领导权的历史进程，比较大国战略竞争的不同模式，对于选择和创新中美战略决赛模式，意义重大。
（一）大国关系演变：三种模式和三个阶段
近代世界大国之间，特别是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冠军国家的“卫冕之战”和潜在冠军国家的“夺冠之战”。这种围绕世界领导权的争夺战，主要有三种模式，呈现出三个历史阶段。
1、近代世界领导权争夺战的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以“战争”为最高竞争形式，通过大规模的战争进行武力“决斗”。这种决斗式的竞争，开始于世界体系形成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二种模式，不是以“大战”的形式进行“决斗”，而是以“冷战”的形式进行全方位的“对抗”。这种对抗性的竞争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
第三种模式，就是中美两国在21世纪以“非热战”也“非冷战”的方式进行的良性战略竞争。这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国际竞争，是造福中美两国、造福整个世界的战略竞争，是国际关系中前所未有的创新和文明。
2、近代世界领导权争夺战的三个阶段：
人类的20世纪，是战争与对抗的世纪。人类的21世纪，则是竞争与合作的世纪。从20世纪初期到21世纪中期，大约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三个50年。
第一阶段，20世纪上半期大国的战略竞争，是野蛮的竞争，是“丛林式”竞争。两次世界战争都是“角斗赛”，胜利者要把对手杀死。“你败我胜”的结局，以“你死我活”的争斗为前提。
第二阶段，20世纪下半期的战略竞争，是“拳击赛”竞争。双方对峙过招，你一拳、我一脚，虽然不像上半个世纪那么血腥和残酷，也是以“你衰我兴”为原则的竞争，是一场零和游戏。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是一场残酷的“拳击赛”。胜利者要把对方击倒，实现“你倒我立”、“你衰我兴”、“你输我赢”的结局和目标。
第三阶段，21世纪中国和美国新一轮世界领导权竞争赛，双方关系不是“你死我活”、“你倒我立”、“你输我赢”的关系，而是“你追我赶”、“你后我先”的关系。
中美两国的21世纪战略竞争，要从过去的“角斗场”和“拳击场”进入“田径比赛场”，中美两国应该创造新的国际竞争文明，创造新的大国战略决赛模式，产生新的大国关系规则。就像人类总是要离开丛林走进文明社会一样，国际社会也总是要脱离丛林法则走进文明世界。
（二）大国“角斗赛”：世界大战让全球陷入火海
大国之间的“角斗赛”，是通过战争来进行的。“战争”是最残酷的“竞争”。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大国战争是大国政治的继续，世界大战是世界政治的继续。但是，政治在战争中继续，过于残酷；以战争进行的政治，过于血腥。人类文明的发展，世界政治的进化，需要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有创新的思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让大国之间的政治，不再通过战争来进行。21世纪的中美两国，应该让自己的政治追求通过和平方式实现。
俾斯麦对大国“决斗”的战略思考，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俾斯麦在德国统一后告诫德国人说：“德意志民族经过漫长的分裂之后，终于得到了统一，那么我们就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致力于和平与公正……对于一些诉诸于武力的国际间的争执，经过深思之后，我想不能用简单的决斗方式来处理这些矛盾，这种方式似乎太欠妥当。”但是，在对于世界领导权的竞争中，决斗的方式似乎是唯一的方式，决斗的原则总是成为最终的指导原则。
战略家们对大国“决斗”的历史总结，闪耀着理性的光芒。当代西方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指出：还没有任何一个例子能够说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愿意向新兴强国让出对国际体系的统治以避免战争。吉尔平的这个结论是符合世界近代史中大国竞争的实际的。有的专家提出，近代世界有三个国家取得过霸权地位，它们是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而产生上述三个霸权国家的全球战争大概都持续了30年。1914～1945年，美国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走上世界领导国家的宝座。近代世界历史上的领导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打出来的“丛林之王”。
从近代世界冠军国家交接更替的历史来看，虽然新老冠军国家的交接更替过程，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性角力过程，但是决定最终结局的总是武力对决，是战争更替，这显然成為一条规律。 英国和美国，都是通过“角斗赛”走上霸权国家宝座的。美国走上冠军宝座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从近代世界冠军国家争夺战的历史来看，美国似乎是一个“和平登基”的典范，在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冠军更替是以“非战”的形式完成的。其实，美国走上冠军宝座的代价是空前的，美式登基的模式是“美国加冕，世界埋单”。后起的美国，在取代老牌霸主英国的过程中，那种所谓的“和平更替”，把“美国式的智慧”、“美国式的狡猾”，表现得淋漓尽致。
英美两国之间的霸权更替，如果不是德国在霸权争夺赛的决斗中冲在第一线，大大削弱了英国，那么美国和英国之间也难免会通过战争实现交接。二战以前，美国对英国的作战计划不断完善，英国也有对美国的作战计划。实际上，世界霸权在美英两国之间的所谓和平转移，对于美国来说是代价最小，而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则是代价最大的一次，是以两次世界大战、人类遭受空前浩劫为代价。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成为霸权竞争的制高点和霸权更替的必由之路。所以，世界霸权在英美两国之间更替的特殊形態，并没有改变霸权国家战争更替的铁律。
（三）大国“拳击赛”：长期冷战使世界充满恐惧
“冷战”是大国关系中代价高昂的一种“竞争”。把冷战作为一场拳击赛来分析，就可以看到冷战的冷酷在于一定要把对方击败出局，要比出个输赢。冷战的进步在于不是屠杀对手的生命，输者可以在恐惧中挣扎活命。
冷战之后，全世界都在批判“冷战思维”，将其当做大国竞争中的“魔鬼”。其实从国际社会冠军国家争夺战的过程中争夺形态的历史演变来看，“冷战”与“热战”比较，是一种进化，“冷战思维”相对于“热战思维”是一个进步，以冷战的方式进行大国角逐也是一种相对文明。冷战比大战文明。虽然这种文明是被逼出来的，是由于双方力量的势均力敌，由于原子时代威力巨大的武器对世界大战的抑制作用。
人们可以批判冷战，但冷战时期毕竟是一个有原子弹而没有发生原子战争的时期；是一个有超大规模军备竞赛而没有发生超大规模军事战争的时期；是一个有世界矛盾而没有发生世界战争的时期；是一个有核威慑而没有发生核进攻的时期；是公元1500年以来军事冲突最少和战争规模较小的时期；是超级大国在战略竞争中以较小代价决定胜负的时期。需要研究大国冷战时期的政治智慧和“冷战之中无大战”的奥妙。
冷战是美国对付苏联的一个战略选择，是霸权竞争的一个战略文明。“冷战思维”的时代已经终结。冷战作为大国竞争的一个历史阶段，它与冷战前相比较的文明性，并不能为它提供在冷战后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冷战让整个世界都战战兢兢生活在达莫克利斯利剑之下，全人类都成为大国博弈的人质，在时刻都可能被毁灭的冷和平中生存和生活。如此高昂的代价，人类难以长期承受。
美国和苏联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实质上是特殊形态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冷战，不是大国之间的“决斗比赛”，却是世界巨人之间的一场“拳击比赛”。在前两次世界大战中，角逐世界霸权的大国，是以世界为战场，进行你死我活的残酷“决斗”。而参加冷战的，是两个世界级的拳击手，他们以世界为自己的拳击比赛场地，进行着虽然不决死活，但是要决输赢的比赛，一方一定要把对方击败、打倒。在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世界潮流和时代要求的今天，“拳击式”的竞争模式，虽然不是要对手性命的决斗，但是也必然要像“决斗式”的竞争模式一样被时代淘汰，为人类文明所不齿。
（四）大国“田径赛”：你追我赶为人类进步提速
“田径赛”，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田径赛”，应该是中美两国在21世纪文明相处的新模式。21世纪的中美两国博弈，不可能是“决斗式”，也不能采用“拳击式”，只能是“田径式”。
中美“田径赛”，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中美两国在21世纪围绕冠军国家的竞争，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文明的一场大国竞争。它不是“决斗型”的大战竞争，也不是“拳击型”的冷战竞争，而是“田径型”的比赛竞争。
二是这场竞争是一场世纪性的竞争。它不是百米比赛，也不是万米比赛，而是一场“马拉松大赛”，是一场比魄力、比毅力、比耐力、比文明的竞赛。
中美两国竞争21世纪的“田径赛”，有两个最根本的特点：竞争的文明化和竞争的持久性。
在“田径赛”中，完全不必讳言“挑战”与“对手”这两个词。在“田径赛”中，“挑战”与“对手”都具有积极意义。
任何竞争性的活动，都不会没有挑战，也不会没有对手。竞争和比赛的实质就是挑战，就是以对手的存在为前提。国家间竞争也会有挑战。而冠军国家和潜在冠军国家之间更是客观上形成的一种卫冕和夺冠之间的挑战与迎战的对手关系。所以，不必讳言挑战，不必惧怕挑战。
根本问题，不在于是否挑战，而在于挑战的性质和方式，“决斗”性质的挑战，是你死我活的巨大灾难；“拳击”性质的挑战，是我赢你输的沉重代价；而“田径”性质的挑战，提高的是双方的运动成绩，这种挑战，既是正常比赛的必然形态，也是对参与竞争双方的激励和鞭策。不允许挑战，就等于不允许比赛，这不利于增加世界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国际社会废除“决斗赛”性质的挑战和“拳击赛”性质的挑战，却不能废除“田径赛”性质的挑战。国际社会，是一个“国际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每一个国家都想演好一个角色。国际舞台也是一个“国际赛场”，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运动员，作为运动员的国家和作为运动员的个人虽然有重大不同，但是都要跑出好成绩则是共同的追求。过去的国际赛场其实是一个“国际角斗场”；后来逐步文明化，成为一个“拳击比赛场”；现在则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田径比赛场”。国际社会综合国力的奥林匹克竞争时刻都在进行。中美两国战略竞争中的所谓挑战，是“跑步赛”、“跳高赛”、“举重赛”中的竞争和挑战，实践的是“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所以中国和美国的良性战略竞争，将为世界进步提供巨大的活力和推动力，而不是给世界带来灾祸。
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是由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努力、共创“大国竞争的新文化”；也是由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努力，共同创造国际舞台和谐相处的新规则、新秩序；用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引领和带动全球国家关系的新型化，将为人类社会创造出一种新型国际关系，这种新型国际关系将塑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所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必然结果，就是塑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型世界——无霸世界。所以，将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从决斗场、拳击场转移到田径场，纳入“跑道比赛”的轨道，这是国际政治中的一场革命，是大国竞争文化的一次历史性创新。 二、六次误判——美国对华决策的失败档案
《洛杉矶时报》曾经提醒美国政治家：中国是一个既让人害怕，又让人着迷的国家。美国必须找到正确的中国政策，不仅在这周不能犯错，这个月不能犯错，这十年不能犯错，即使在未来一个世纪，也不能在对华政策上犯错。
中美关系，每天都不能犯错误。为什么？因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无与伦比。
但是，人们看到，美国在中美关系上，总是“习惯性地犯错误”，总是“犯习惯性的错误”，美国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犯错误已经形成一种习惯”。
2004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主办的“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洪朝辉指出：自1980年代末以来，西方理论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解释与预测，无不失败。（香港博大出版社：《透视中国政治》，第393页，吴国光、程晓农编，2009年3月第1版）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曾说：“专家们对中国未来进行预测的记录之糟糕，是人们想象不到的。”（香港博大出版社：《透视中国政治》，第420页，吴国光、程晓农编，2009年3月第1版）
最近几年，美国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洲，实施包围遏制中国的“战略工程”，美国正在犯一个“世纪性错误”，美国正在犯美国历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错误”，美国正在犯一个令美国绝对“无法承担代价的错误”。
中国有句古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用来形容美国，那就是：不识中国真面目，只缘身在偏见中。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偏见，屡屡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二战以后，美国对中国的重大战略误判就有六次之多。
（一）第一次误判：共产党和国民党，谁能赢得中国？
二战后，中国的第一号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谁能够赢得中国？而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战略误判，导致其作出“扶蒋反共”的错误决策。
早在1944年7月～1945年3月，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多次接见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毛泽东曾经与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多次讨论战后中国可能出现的形势和对美国政策的建议。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取得成功的希望甚微，国民党不可能对政府进行令人满意的改组，国民党反人民的政策必将导致战后中国的内战，而中国共产党将反对内战。毛泽东希望美国不要给蒋介石提供先进武器打内战，不要支持国民党这个腐朽的政府。当时，美军观察组向美国国内提供了大量军事、政治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共产党由于得到当地百姓的完全支持而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甚至断言：“无论我们向现在这样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多少物资和供应，那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总有一天要接管中国。这也许要用一年或许多年的时间，但他们终将控制这个国家”。因此，观察组反对美国政府片面支持国民党的政策。他们认为美国“不能无限期地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他们向美国政府建议要给延安以援助，以便“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政策和目标”，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有长期的重大关系的”。在美国和中国的军事合作中，美国方面的代表史迪威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我以我所见到的一切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经济困窘、苛捐杂税、空话连篇、没有行动、囤积黑市、与敌通商。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说到做到”。但是，这些理智的结论和主张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和争论，朝向“扶蒋反共”的方向转变。1944年11月17日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在1945年2月～4月回美国述职，4月2日，他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举行记者招待会，把中国共产党称为“军阀”，声称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这种主张渐渐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在1945年4～5月间，是美国对华政策决定性地倾向于国民党一边的关键时刻，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拐点。此时的美国，在即将战胜德国和日本的情况下，在战后对付苏联的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在美国国内反共氛围开始猖獗，美国国务院中与中国有关系的人员大换班的情况下，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大格局基本确定。而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敏锐认识到这一点。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警告说：“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这时候还没有点美国的名字。但在1个半月后的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5、1103页）毛泽东在美国1945年上半年“扶蒋反共”政策正在形成的时候，就警告美国“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果然“犯下绝大的错误。”美国政府花费60亿以上美元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阻止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的图谋，也以失败告终。美国这次错误的结果和失败的代价，就是失去了中国，得罪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美国学者邹谠在他的著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一书的 “前言”中说：“衡量失败的标准，并不是中国的丧失。任何人都不会丧失他从未占有的东西。……然而如果用美国的目的、意图、利益衡量其政策，那么美国的政策是失败的。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中国曾经是美国的盟友；在朝鲜战场上，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美国军隊，并且作为强国出现在世界上。”“从送交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到北朝鲜进军前夕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中国政策的失败，是由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所决定的。这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间失去了平衡。美国曾经幻想并且相信，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成为一个大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将建立联合政府……”。著名的美国国际问题专家摩根索在为《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一书所作的“序”中说：二战以后，“中国的共产化，是美国外交政策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对我们集体的自我意识来说，‘丧失中国’是真正的创伤体验。它造成了类似神经病和精神病的症状，并且使人想起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区别：神经病患者相信二加二等于五，而精神病患者则知道二加二等于四，但是却对此闷闷不乐。讲到中国，美国人就分成两类，一类患了神经病，另一类则患了精神病。只有为数极少的、其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少数人，敢于以冷静的客观态度正视这个历史事实。这样做意味着正视我们自己，揭示我们判断的错误和行动的失误，因而发现，‘丧失中国’的原因，既不是疏忽大意，也不是一伙可以指认的替罪羊的叛国行为，而是我们自己，是那些表达了政府意向和民众意愿的政策。”“我们的中国政策的缺陷，揭示了我们外交政策的一种风格，它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民族特征。”（【美】邹谠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在大战略家摩根索看来，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预测和错误决策，根源在于美国领导集团中有两类政治病人，一类是精神病患者，一类是神经病患者。有了这两类病人，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就必然思维错乱。
（二）第二次误判：中国人敢出兵朝鲜吗？
中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家。这使得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也具有传奇的色彩。在朝鲜战争中中国是否出兵，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国军队在朝鲜仁川登陆，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向中国边境挺进。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郑重提出两点意见，一点是：“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另一点是：“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周恩来外交文选》25、27页）尽管新中国领导人发出清晰严厉的警告，但是美国的政治家和前线统帅，都认为新中国根本没有胆量和力量与美国军队作战。美国方面在10月3日当天，就收到了潘尼迦通过外交途径转来的中国信息，但是不以为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这仅仅是中国的一个“警告”而已，并非中国“国家政策的官方声明”。美国总统杜鲁门也认为，中国出兵进入朝鲜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美国对这场战争已经“赢定了”。1950年10月4日，美国通过驻印度大使转达美国政府的回应，一方面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冲突，不会危及中国的安全，另一方面又杀机毕露，威胁中国不要低估美国全力支持太平洋地区国际和平的决心。于是美国继续挺进三八线。杜鲁门的女儿在为他的父亲撰写的传记中写道：当时他的父亲、身为美国总统的杜鲁门问麦克阿瑟将军：“中国或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如何？”麦克阿瑟将军回答：“可能性很小。”并且说：“要是他们在头一两个月内进行了干涉，那倒是有可能决定战局的。我们现在不再担心他们干涉了。我们无须毕恭毕敬地站着不动。中国人在满洲有30万军队，其中也许不到10万至12万5千人部署在鸭绿江沿岸。只有5、6万人可以渡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既然我们在朝鲜有自己的空军基地，因此，如果中国人试图攻下平壤，那一定会遭到最大的伤亡。”（金冲及：《20世纪中国史纲》第3卷723页）麦克阿瑟后来在回忆录中说：“由于我们的基本上无敌的空军具有随时可以摧毁鸭绿江南北的进攻基地和补给线的潜在威力，所以我本人的军事上的估计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军事指挥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兵力投入已经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这样，他们要冒的由于给养短缺而毁灭的风險就太大了。”（【美】《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265页）
在朝鲜战争中，新中国的对手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强国，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是8700万吨，中国只有61万吨。美国军队一个师有959门火炮，140多辆坦克，3800多辆各种车辆。志愿军一个军只有522门火炮，临时配备有100辆左右汽车，没有坦克。制空权和制海权都在美国军队手里。毛泽东在谈到朝鲜战争时说：“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800门炮，中国志愿军3个师才有50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宫力：《毛泽东与美国》78页）在朝鲜战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国家有16个，加上南朝鲜李承晚的军队，他们就有17个作战单位。他们是：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亚、希腊、菲律宾、泰国、新西兰、荷兰、比利时、哥伦比亚、卢森堡、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南非联邦，以及李承晚的军队。总兵力有42万人，飞机1100多架，军舰300多艘。1950年10月1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与美军统帅麦克阿瑟会谈后，发表广播讲话说：朝鲜共产党进行有效抵抗的力量不久就要结束了。美国错误认为，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力军力薄弱，根本不敢出兵迎战。麦克阿瑟声称，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战争。结果，1953年7月27日，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美国上将克拉克后来无可奈何地说自己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
美国学者邹谠在他的著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一书中指出：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后，中国国家总理通过印度驻北京大使向美国提出警告，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得不干涉。但是“显然，美国官员们拒绝相信：百年来一直是‘亚洲病夫’的中国，竟然敢于反抗并且能够成功地向世界第一流强国的得胜的军队挑战。不能充分地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以及对于中国政治军事潜力的低估，是美国作出错误决策的基础。”（【美】邹谠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500页，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关于美国人低估和误判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心和意志，该书指出：“据报道，毛泽东在事后解释他的干涉朝鲜的决定时，说过下面的话：‘胜利会把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到一个新高度；落后的中国跟第一流强国打成僵局就是中国的胜利；打败了也只不过是重演一下中国的抗日战争。’”（同上书，500页）“从朝鲜战争演化出来的新的力量对比，包含两个主要的成分：一是中国在远东以强国姿态出现，二是在北京、莫斯科、华盛顿之间形成新的斗争模式。北朝鲜战役是中国军队对一个大国作战所赢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自从鸦片战争揭开了现代中国的序幕以来，这一胜利对于一场国际战争的结局，具有持久性的影响。它标志着罗斯福总统在战时的要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获得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部分的实现。”（同上书第508～509页）
（三）第三次误判：苏联解体，下一个垮台的是中国
冷战结束以后，“历史的终结”成为西方的一种政治结论；苏联垮台以后，中国将是“第二个苏联”，也成为美国政治家们的坚定信念。但是，历史又一次愚弄了美国。今天的人们已经看到了结果：在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崛起了。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第二个苏联？反而是美国陷入空前的危机？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美国的一些战略家认为，“中国正处在疆土分裂、政治崩溃或民主革命的边缘”，下一个垮台的国家应该轮到中国了。冷战的胜利，使美国政要们欢欣鼓舞。尼克松出版了《1999：不战而胜》。布热津斯基出版了《大失败》，虽然他在《大失败》中，在对相关国家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类比中，承认中国的发展好于印度，但是仍然断言，到20世纪末社会主义将彻底失败。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宣称：“西方和西方观念的胜利首先明显地表现在，根本没有能够替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可行的思想体系。所以，世界不管怎样都将变得更加‘西化’。”在福山看来，没有任何政治价值能够和西方的自由民主竞争，苏联的解体说明自由民主是世界历史的最后一站。而西方民主的扩张，也似乎证明了“历史的终结”不是虚言。人们看到这样一张“世界民主国家版图”，那就是，苏联的解体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所谓第三波民主政治推向了高潮。根据统计，世界权威主义政体从1975年的68.7%下降到1995年的26.2%。而在同一时期，世界的民主政体从23.8%上升到47.6%。而部分民主政体也从7.5%上升到26.2%。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现了不同类型的民主政治。（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东方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第2页）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中国不走西方之路还有出路吗？
而历史的精彩就在于，“历史的终结”并没有终结中国的历史，新的创造性的历史在中国开始了。中国在僵化的苏联模式和危机的美国模式之外，走出了自己的一条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这条新路振兴了中国，繁荣了世界，也震动了美国。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1/2月号刊载的《重新思考“美国衰落”》的文章指出：“在中国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后，西方的分析家几乎没有人相信，20年后的中国，在政治体制上，依然会是一党执政的国家，没有人相信，中国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经济仍然能够快速增长。当时的西方普遍认为，中国必须在政治自由和经济破产之间做出选择，就是说，如果中国不搞政治自由的西方体制，就必然要面临经济破产的悲惨局面。但是中国在之后20年高速发展的现实，让美国莫名其妙——因为，一方面是中国经济持续成功，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继续巩固，中国共产党‘设法延续了一党制’。西方世界在中国看到了一种他们难以想象更难以接受的前景，那就是，当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时候，中国仍然会是由共产党执政的一党制国家。中国靠一党制，完全能够崛起为一个超越美国的国家。”
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第二个苏联？美国在冷战后对中国前景的预测为什么又成为一个新的错误判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没有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苏联僵化社会主义的重大区别，没有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美国特色资本主义的重大区别。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到今天的习近平，都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无论在对苏联，还是在对美国这两个大国的战略竞争中，都具有优勢的真正秘密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合成主义”，是集中与合成了世界各种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明成分，特别是集中了美国和苏联两种主义的积极成分，再加上中国的好东西，中国是采世界百花之精，酿中国特色之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优越于美国特色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优越于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而一些美国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则是一种误解。例如，美国《展望》杂志2010年4月号刊登《本世纪的战斗》的文章，作者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形成了与美国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了以国家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模式，现在，中国和美国两种品牌的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冲突。”中国比美国模式和苏联模式都更具有竞争的优势与潜力，关键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真正海纳百川的合成主义，是面向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世界主义。而美国模式和苏联模式，都是门户主义，就是固守自己体制的一个狭隘主义。
中国是集中世界各种主义中的精华来振兴自己，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美国则要用自己国家的一个主义来更新世界，美国路子只会越走越狭窄。
（四）第四次误判：“市场化”必然使中国“自由化”
改革开放将导致中国和平演变，中国将沿着市场经济大路，在与世界接轨中，进入西方轨道——这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梦”，是美国对中国的又一次战略误判。
西方看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说明中国接受了西方创造和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冷战后美国的历任总统，都坚定地相信，随着中国自由市场的发展，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会软化和消失。但是，令美国人大惑不解的是，中国实行市场化，却没有“自由化”，没有被“西化”！
美国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在2010年出版的《拒绝道歉》一书，是他竞选总统的政策宣言书，也体现了他对美国战略困境的思考。他说：虽然中国“拥抱了自由企业形式”，但是其“专制统治”的未来却与以前的专制国家失败的宿命形成巨大差异。“我本以为会看到许多中国人不满中共的统治，并且对于西方的自由抱有强烈的向往，但是当我2006年在清华大学与中国学生交流时，我发现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学习美式企业的经验，而不是促进美式自由。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当胡锦涛主席准备致辞时，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这也许是中国民族自豪感与新经济机会的体现。”
美国《洛杉矶时报》曾经刊登文章：《理解中国——西方错估中国已数十年了》，作者马丁·雅克指出：“中国拥抱了市场经济，但是它避开了西方式自由。”“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现代化进程必然导致西方化。但是，影响现代化的不仅仅是市场、竞争和技术，还有历史和文化。而中国的历史文化迥异于任何西方国家。”“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中国，就必须超越西方现实、经验和概念的局限。”
只要中国实行“经济市场化”，就必然走向“政治自由化”，这一西方定律在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误判，是由于美国人没有看到市场化和西方化的本质关系，没有看到市场经济与西方民主模式可以分离，经济上与西方接轨，不等于政治制度一定要与西方接轨。中国按照自己的国情进行经济市场化，但是没有按照美国的模式进行政治民主化。市场经济，是人类发展到现在，最有效的一种创造财富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也可以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过去，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误判，就是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市场经济。后来认识到，社会主义也必须建立和发展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但是当社会主义解放思想、纠正对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误判后，资本主义国家却陷入一个新的误判，就是认为市场经济只与西方政治体制相联，一个国家只要在经济体制上搞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体制上就必然要成为西方式的政治体制。因此，谁搞了市场经济，谁就必须和必然搞西方的政治体制。 西方认为，市场经济必然产生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是民主政治之母，中国市场经济化，必然是民主政治化。而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就是只要市场经济，不要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成功实现了市场经济与西方模式的民主政治的分离。这是三个打破：一是打破了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命脉的传统经典理论；二是打破了世界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一旦中国搞市场经济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传统信仰和担心疑虑；三是打破了西方政治家认为中国一旦搞起市场经济，就必然导致西方模式的政治民主化的信条。
在中美政治博弈方面，西方社会主流观点曾经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富裕起来以后，必将出现政治自由化，中国将作为温和的大国对于世界政治经济发挥建设性作用。冷战后，美国在一段时间内之所以对中国崛起听之任之，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精英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就是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市场化就会导致自由化，全球化就会加速“美国化”，会使美国价值观风靡世界。小布什和克林顿总统，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他们将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看作是改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途径；他们都把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作为输出美国价值观的载体。但是这是重大的理论误解，导致重大的政治误判。
一些美国学者反思认为，中国模式已经对美国的政治“软实力”构成挑战。认为，中国“享受市场经济红利却未实现民主化”，在亚洲造成“消极示范效应”，削弱了美式民主的号召力和美国在亚洲的地缘影响力。现在，欧洲和美国的精英们开始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后，价值观也将与美国和欧洲接近的预测不过是天真的幻想。
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破除了只有西方民主能够救中国、救世界的神话。而世界民主进程的发展，也说明在全球推行西式民主的失败。根据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差不多有100个国家，从权威主义政体转型到民主政体。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少于20个国家的民主转型比较成功。一些转型国家，实际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6页，东方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事实说明，在西方国家，民主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强力推行的民主往往是与政局动乱、与落后贫穷联系在一起。美国锁定一些所谓非民主或者欠民主国家，不惜采用武力手段对他们进行“民主救助”，结果多是灾难性的。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中国，将超越两党轮流执政的美国。这使西方政治制度的唯一性和神圣性不仅受到空前挑战，而且必须从“神坛”走下来，成为世界多样化政治制度系列中普通的一种模式。
（五）第五次误判：中国将在“崛起”中“崩溃”
“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只能做“普通大国”，永远不会成为“世界大国”，认为中国必然会在崛起的过程中崩溃。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崩溃论”一直流行美国、误导世界。“中国崩溃论”是对中国的误判，是对美国战略决策的误导。
即使像布热津斯基这样的大战略家，对中国崛起的误判也是惊人的。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一书中指出：“任何诸如此类关于‘中央王国’必然复兴而成为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预测都存在种种缺陷。……有人不久前就犯过这种错误。他们预言日本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并且预言日本必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现在，那些声称并且害怕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大国的人正在犯着同样的错误。”（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2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总的说来，即使到2020年，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大可能在全球性大国的主要方面真正具有竞争力。”（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2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2011年，布熱津斯基在他的新书《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中，纠正了自己的误判。他说：“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发展，中国在未来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领袖地位。考虑到中国最近的表现以及历史成就，那种认为中国经济会突然停止的想法是草率的。回想1995年的时候（实际上，这一年是中国30年经济腾飞的中间点），有几位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竟然提出，中国到2010年会像苏联那样落入同一条可怕的阴沟，因为苏联在30年前的60年代宣称自己到了1980年就会超越美国的经济实力。如今，即使疑心最重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实的，很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第176页，新华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阅读这两段话，感觉就是在预测中国的问题上，今天的布热津斯基在批评15年前的布热津斯基。
旁观者清。2010年3月29日俄罗斯《专家》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全速前进》，该文作者强调：“错估中国是西方重大战略失误”。“没有正确地评估中国的潜力和野心，这恐怕是西方近20年来所犯的重大战略失误。”“多年来，西方重要战略家一直在自欺欺人。‘中国很重要吗？’——这是1999年美国著名杂志《外交》中一篇文章的题目，该文作者，是被公认为‘中国通’的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专家杰拉尔德·西格尔。他预测‘中国仍然将是一个普通大国’。他的预测受到华盛顿的认同。其实他们都无视中国在应对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所表现出来的超乎想象的坚决和深思熟虑。”“中国在危机后变得更加强大和成熟。”“美国人只能安慰自己：中国仍然不太强，它永远不会成为世界大国。但是10年过去了，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统计，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的GDP从1999年的4.8万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8.8万亿美元。中国以最小的损失挺过了2007～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而且并不打算停下发展的脚步。”“根据美国估计，美国能够在战争中打赢中国的最后期限是2017年。况且，如今美国根本不想与中国交战。同时，它也不知道如何用和平方式控制中国。”“中国在10～20年后会成为全球领导者吗？它到底有多强大？它的弱点又在哪里呢？”“不论是欧盟还是美国，西方文明地区的没落，将使中国更有机会在最近30年内，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领袖。但是现在对于这一点妄加猜测是没有意义的。眼下中国还需要好好努力。” 美国的骄傲和对中国的偏见，决定了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潜力和崛起的能力不能有正确的评估。从1997年到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出台了5个“全球趋势报告”，四年一度的《全球趋势》报告，以预测未来15年为目标。美国从经济上预测中国，开始是集中在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现代化，后来是重点关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衰退的可能性以及将会带来的后果。在1997年发布的《2010年全球趋势》报告中，认为中国政权将继续面临税收困难，由于70%的人口在农村，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现代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2000年发布的《2015年全球趋势》报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也并不看好。报告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需要进行的结构性调整，经济全球化提出了更广泛的要求，还有方兴未艾的信息革命，都将会在中国引发更多更新的社会和经济动荡。美国在2004年发布的《2020年全球趋势》报告指出，“中国以庞大的人口为基础，到2020年将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看出，美国在2004年仍然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发展潜力，中国提前10年成为世界第二。
（六）第六次误判：中美关系是“第二场冷战”
美国在21世纪的最大错误，就是遏制中国、包围中国。
美国一些人总认为中国崛起，会成为第二个苏联，强大起来的中国会像当年的苏联那样与美国争霸；美国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以后，会在全世界像美国那样称王称霸。以美国之心度中国之腹，使得美国一些人非要把正在崛起的中国，定性为“第二个苏联”，非要把中美关系搞成“第二场冷战”。
虽然，在美国也有一些有识之士不赞成这样的冷战思维，例如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就提出，要建立中美“太平洋共同体”。但是现在人们看到的是，美国正在加紧构筑“太平洋封锁线”、“太平洋包围圈”。美国在战略误判的指导下，正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美国今天误判中国的焦点问题是：中国到底是谁？中国会是第二个苏联吗？中国会成为第二个美国吗？其实，中国的基本国策就是永远不争霸、永远不称霸。21世纪的中国，不是一个与美国搞冷战的“新苏联”，不会成为第二个苏联；中国不是一个要称霸世界的“新美国”，不会成为第二个美国；中国就是中国，中国是一个超越美苏冷战、超越美国霸权、也超越自己“世界革命”思维的一个21世纪新中国。这三个超越，就决定了21世纪的中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超越了“帝国国家”、“霸权国家”的“强而不霸”的新型国家。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没有英国帝国印记、没有苏联霸权痕迹、没有美国单边主义特征、也没有中国古代朝贡思维的新型冠军国家。中国的崛起，将让世界告别帝国传统、告别霸权时代，将开辟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无帝国、无霸权的新时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后，不会围堵美国。在中国第一的情况下，美国的日子要好过得多。
在21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最大错误，就是遏制和包围中国，因为这将浪费美国最大的战略资源，不仅给中国、也会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不幸，是损人也害己的行为。
美国是不是没有“中国通”呢？美国在二战后，在对中国问题上的判断和决策，的确是错误的判断多于正确的判断，是错误的决策多于正确的决策。面对中国这张考卷，美国的考试成绩很低，也可以说是不及格的。从这一点来说，美国的确缺乏“中国通”。
西方世界预言和判断中国，只有两次是成功的，一次是拿破仑的“中国论”——就是认为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就会震撼世界。现在看来，这个预言是正确的。中国这头睡狮，真的已经醒来，已经震撼世界。第二次是尼克松的“中国行”，他认为现代世界不能把红色中国隔离在外，他亲自走上打开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成为创造历史的人物。而美国今天的政治家依然在享受這次破冰之旅的战略红利。
三、读懂中国——美国精英的时代考卷
美国缺乏“中国通”，美国常是“中国盲”。中国为什么总是美国的一个谜？美国为什么老是读不懂中国、看不透中国、判不准中国？
《环球时报》2008年5月20日11版有一篇文章《在亚洲，美国为何总收获失败》。文章指出：“美国的亚洲外交似乎总是处于“失败——总结教训——再失败——再总结……”的无休止轮回中。在欧洲屡试不爽的均势战略、民主改造、和平演变等手段，在亚洲不是遭遇失败，就是收效甚微。”
“比较美国的欧洲与亚洲战略，欧洲战略显然更为成功。诸如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权、坐收两次世界大战‘渔翁之利’、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建立北约、成功改造德国、演变东欧和苏联，直至取得冷战胜利，达到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
“作为欧洲移民国家，美国欧洲战略之所以相对较为成功，在于美国对欧洲的认知和理解相对较为准确，文明与制度的相似，使其战略获得欧洲认同的程度也较高。相反，亚洲地缘政治复杂，文明与族群多样，宗教信仰与价值观念多元，社会制度差异普遍存在，亚洲是全球性、地区性矛盾汇集之地，而美国对真正的亚洲却缺乏了解，以致不断制造‘文明冲突’。美国或许可以成功地担当西方的领导角色，但却无力领导亚洲。”
中国专家的上述分析，很有见地。美国能够摆平欧洲、美洲、大洋洲，就是不能摆平亚洲。对于美国来说，亚洲是一个谜，中国更是谜中谜。美国在亚洲的失败，基本集中了美国外交失败的记录。而美国对中国的误判，又成为美国在亚洲所有误判中最带有战略性和经典性的误判。在中国，美国为什么总是收获“误判”？
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家，中国是不可预测的，世界最难预测的国家就是中国。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2011年5月2日文章《中国崛起，美国衰落？》指出，美国正步向迟暮之年，中国将挑战世界老大的地位，5000年中国焕发勃勃生机，而200年美国则老态龙钟。“不要忘记，中国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充满突变，其中的曲曲折折几乎不可能未卜先知，比如文革时期。没有任何情报机构、预言家或者美国人预想到这个独立、贫穷的共产党大国，会成为今日的第二大经济体。事实上，从上世纪中国沦为‘亚洲病夫’到后来的军阀混战，以及革命浪潮、对日战争、内战，最后到共产党统一国家，中国历史充满不可预测性。” 美国100年来没有读懂中国，美国更没有读懂新中国，没有读懂中国共产党，没有读懂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读懂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读懂中国文化。美国学者邹谠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一书中指出，美国在中国的战略失误，来源于“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和中国特点的错误理解。美国在传统上对中国怀着仁慈的感情，对它的进步寄于很高的希望，对美国精神的影响感到自豪。个性、温和、倾向民主，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特征，它将防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或者将改变共产主义的性质。据美国国务卿赫尔说，1941年3月14日，罗斯福总统对日本大使野村海军上将说：‘中国人民的构成与俄国人很不相同，他们有一种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他们稳定并指引他们前进的哲学。’他向日本大使保证，‘中国共产主义并不是俄国意义上的真正的共产主义，日本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恐惧是没有必要的。’1951年，魏德迈将军仍然认为可以赞同这样的观点：中国人是富有个性的人，他们‘以一种哲学的态度抗拒着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或思想。’直到1957年，曾经是中国主要的传教士教育家、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学生所热爱和尊重的燕京大学校长约翰·司徒雷登博士仍然认为难以相信‘具有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的中国，竟然被布尔什维主义统治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仍然坚信，中国大陆并不是不可挽回地失去了。”（【美】邹谠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200～201页，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西行漫記》的作者斯诺在1944年6月10日发表的《六千万人失去了盟友》的文章中说：“对于那些对中国背景知识了解甚少的美国人来说，‘共产主义’这个词也许会把人引入歧途。事实是中国从未有过共产主义，甚至在共产党地区也是这样。”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中国国民党政府垮台以后，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处于混乱之中。有人试图搜索在美国和中国的美国阴谋家，据说他们为效忠外国主人而将美国引入歧途。事实证明，这是个最危险、最徒劳、最有害的努力。实际上，这种普遍为人民所接受的错误概念，不会是一组阴谋家和特务的劳动成果，不管他们多么聪明。相反，对中共的性质和意图所持有的错误概念的根源存在于普遍的看法和倾向之间。美国的政治传统还使人们对政治理论缺乏兴趣，对共产主义愚昧无知，这就导致了错误概念的传播。”
美国一些人把美国在中国的决策失误与存在“阴谋分子”相联系。美国学者邹谠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一书中指出：“赫尔利在1945年、贾特在1947年都已经提出过存在阴谋分子的观点，作为对美国在华政策失败的一种辩解。……自从1949年以来，许多共和党领袖们都加强了对国务院的攻击，要求调查，并且要求进行人事改组。许多美国人不能认识到美国政策的失败植根于他们自己也同样有的假设和态度，因此他们用接受麦卡锡的有阴谋分子的观点，作为对他们受伤害的自尊心的一帖止痛药。用欢呼并且默许他在国务院内搜索不存在的共产党人，来追寻可行政策的代替物，来表示出他们对远东事务的焦虑。”“麦卡锡参议员是在准备1952年连任竞选中用的论题时，发现共产党员渗透入国务院这一问题的。1952年2月20日，他在参议院回答要求解释他的指控时，在发表的长篇讲话中，提出81名国务院过去和现在的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雇员的情报，并且把他们编成号。要求解雇和起诉他们。”（【美】邹谠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467页，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误判，归根结底，是来源于美国的战略短见、战略偏见、战略肤浅。法国政论家托克维尔1835年出版了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他说：华盛顿有一封致其同胞的值得赞美的信，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是这位伟人的政治遗嘱。“华盛顿说过一句值得钦佩的至理名言：‘一个国家总是习惯于怀恨或喜欢另一个国家，它便形同一个奴隶，即成为自己的爱和憎的奴隶。’”（《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12月第1版，第260页）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今天的美国，不识中国真面目，只缘身在陷阱中，就是掉入了美式战略思维的“陷阱”中。美国《外交政策》2012年2月14日，在“支持习近平”的文章中，总结了美国的反华思想：对于渲染美国经济功能性失调的人而言，中国今天的成功就像当年苏联人的卫星上天，在挑战美国；对于新保守主义和鹰派来说，中国在威胁美国世界统治者的宝座；而在那些笃信美国衰落的人眼中，中国就像一头美国迟早要适应的“800磅重的大猩猩”。而真正的中国远比飙升的GDP和军费开支复杂得多。
过去的中国，是世界的一个谜；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世界的一个谜，未来的中国更是世界的一个谜。不要说“美国缺乏中国通”，就是中国也难有“中国通”。因为中国的历史悠久、中国的国情复杂，中国的变化迅速，认识和把握中国矛盾和中国问题，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推动中国发展和实现中国崛起的特点规律，都是很不容易的，一不小心，就会失误、犯错误。
但是在中美关系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有一个明显的规律，那就是，当美国与中国合作与友好的时候，他的判断总是正确和赢利的——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和美国共同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就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美关系的历史证明，当美国与中国对抗的时候，美国对于新中国的重大判断没有对过，美国与新中国的博弈从来没有赢过；当美国与中国合作的时候，美国的战略决策就没有错过，美国在与对手的博弈中就没有输过。
四、同舟共济——地球容得下美中两强
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期间，发表了《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的演讲。提出“进入本世纪第二个10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美两国要努力构建和塑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两国要努力构建和塑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这可能吗？人们说，“一山”不容二虎，两个老虎之间怎么能够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呢？中美之间必然是“二虎相争、二虎相斗”。 其实，21世纪的中美两国，是完全可以建立起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的。
首先，人类的21世纪，就是一个完全不同于20世纪的“新型世纪”。在这个新型世纪里，大国之间只有建设起新型关系，才符合时代要求，才顺应世纪潮流。所以，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是大势所趋。
其次，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不是两只老虎之间的关系，而是美国老虎和中国大象的关系。一山可以不容二虎，但是一山容纳一只老虎和一头大象，是没有问题的。
其三，21世纪，中国这头大象再强大，其大象的善良本性不会改变，也就是说，中国大象不会变成一只老虎。而美国这只老虎，只要肯于自我转型，在时代潮流面前，也完全可以改变霸权国家的本性，由一个霸权国家转变（或自觉或被迫）为一个非霸权国家，由一只食肉动物全球虎，转变为一头食草动物的大象。
（一）美中不是“虎虎关系”，而是“虎象关系”
“一山”不容二虎，这在自然界中，的确是一个真理。但是“一球”能容美中，这将是21世纪一个新的国际现实。
在国际丛林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大致是四种类型：
1、国际关系中的“虎虎关系”——二虎“相争不让”
这第一种类型的“虎虎关系”，就是两个超级大国进行“二虎相争”、抢夺霸权。冷战期间的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就是国际丛林中的两只大老虎，他们互相都想吃掉对方。美国和苏联是“两个世界强权、一个政治性質”，他们都是“食肉动物”，他们不仅彼此是对方的威胁，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威胁。美国和苏联这两个霸权国家的竞争法则，就是“一山”不容“二虎”。
2、国际关系中的“虎象关系”——大象“强而不霸”
这第二种类型的“虎象关系”，就是“两个强国、不同性质”。美国是“老虎国家”，是食肉动物，它奉行的生存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中国是“大象国家”，是“食草动物”，它的生存法则是“以草为食”、“不进肉食”。老虎是大象的威胁，特别是对于未成年小象的威胁。而大象再强大，也不对老虎构成威胁。因为作为“食草动物”的大象，不仅对“虎肉”没有兴趣，就是对于森林中任何动物都没有“猎食”的兴趣。中国这头大象现在还没有真正长大，还不够强壮，还会受到美国这个“老虎国家”的威胁。所以中国要加快军队建设步伐，加快推进中国“强军大业”。当中国强大起来以后，当中国比美国还要强大的时候，中国也不是美国的威胁。因为当大象的力气比老虎还要大的时候，大象也不是对于老虎的威胁。成年的大象，强壮的大象，依然是低头吃草的“食草动物”，大象强大的唯一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能不被老虎威胁和吃掉。大象的特点和性格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老虎要欺负它，甚至要咬伤它和吃掉它，那么大象就会用长鼻子，把老虎卷起来，甩出去，让老虎跌个半死。或者，愤怒的大象抬起千钧大脚，把那前来伤害自己的老虎一脚踩翻。所以，“大象中国”的崛起和强大，不是对于“老虎美国”的威胁，而是要防止被美国威胁。所以，“一山”虽然不容“二虎”，但是“一球”能容“美中”，因为“中国象”和“美国虎”的性质不同，食草动物与食肉动物的天性不同。
3、国际关系中的“虎羊关系”——“弱肉强食”关系
在这第三种类型的“虎羊关系”中，羊是最爱好和平的动物，最善良的动物，最没有攻击能力而只有逃跑能力的动物。但是，羊的和平性格，不能为自己赢得和平；羊的善良本性，不能为自己赢得安全；最善良的羊，成为老虎最好的食物；最肥大的羊，不仅是老虎的猎物，也是野狼、野狗们的美食。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视野中，就是一只可以被瓜分的大肥羊。美国希望今天的中国只有财富崛起，而没有军力崛起，让中国成为21世纪的“大肥羊”。一些周边国家也幻想以小欺大，侵犯中国海权、占领中国岛屿，他们实在是打错了算盘。今天的中国是大象而不是绵羊，惹怒了大象，它是要卷起长鼻，抬起大脚，进行反击的。
4、国际关系中的“虎狐关系”——“狐假虎威”关系
这第四种类型的关系，就是中国成语中著名的“狐假虎威”，就是狡猾的狐狸，站在老虎的脊背上，在森林中招摇过市，借老虎的威风来吓唬其它的动物，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来谋取自己的私利。在当前东海和南海的海洋权益争议中，日本、菲律宾就是“狐假虎威”中的狐狸角色，他们站在美国这只全球虎的身上和背后，“狐假虎威”地与中国叫板，与中国对着干。
当年，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是一山二虎的关系，不能相互容纳，必须赶走和搞垮另一个。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作为大象和老虎的关系，是可以共同在森林中存在的。如果美国能够“立地成佛”，也由老虎变成大象，那中美关系就是大象和大象的关系。退一步说，就是美国不肯转型，继续充当“虎国”，只要中国大象不断强身健体，具有强大力量，那么美国老虎也不敢对中国大象张牙舞爪。
崛起的中国，不学“猛虎美国”；不做“绵羊中国”；要做“大象中国”；也反对一些国家狐假虎威。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不是“一山二虎”，不是“二虎相争”，而是中国大象遇上了美国老虎。除非老虎发疯，要吃大象，才会发生大象与猛虎的搏斗。中国大象与美国老虎，是可以在这个星球上共同存在的。这就是中美可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基础。
（二）中美关系与苏美关系的七个重大不同
21世纪的中美“田径赛”，与20世纪的苏美“拳击赛”，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体现为七个重要区别。
一是竞争的环境不同。苏联和美国的竞争，是两个不同社会的竞争，是一个地球、两个社会，一个地球、两个世界。苏联组织了一个以社会主义阵营为一体的社会主义社会，美国则组织了一个所谓“自由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个社会，国际世界分裂为对抗和敌对的两个世界——“自由世界”和“极权世界”。而中美两国在21世纪的竞争，不是两个社会和两个世界的竞争，而是共同营造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开放世界、和谐世界。中国不是要组成一个对立和对抗美国的另一个世界，而是融入世界，与国际接轨。 二是竞争的目标不同。苏联和美国的竞争，是世界霸权的竞争。而中国的国家特点是不称霸。中国要“争第一”，但是“不争霸”。中国要通过不争霸的道路成为世界第一，中国要建设一个强大的世界第一号的不称霸的国家。中国不是苏联式的“世界革命型”国家，也不是美国式的“输出民主型”国家。中国是和平型、友好型、特色型、防御型国家。因此，中国不需要运用冷战的武器去应对和处理中美关系。
三是竞争的队伍不同。苏联和美国的战略竞争是联盟之间的群体竞争，是阵营竞争，双方都各自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阵营，即使是不在阵营内的国家，也必须有立场、有态度，要划线、要站队。而在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中，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不与美国进行阵营对抗，这就对美国发动新冷战形成制约。
四是竞争的性质不同。苏联和美国的矛盾和竞争具有对抗性，因为苏联要打倒美国的社会制度，而美国也要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苏联是要把十月革命变成世界革命，美国是要把美国的民主制度变成世界的民主制度。苏联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双方都是战略进攻，都是输出模式，苏联要输出的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美国要输出的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模式，双方都要按照自己的模式去改变和塑造对手，去改变和塑造世界。苏联的社会主义是进攻型的社会主义，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美国的资本主义也是进攻型和扩张型的资本主义，要把全世界都变成美式民主世界、自由世界。而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则不同，中国不输出革命，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同时把自己纳入多元化的世界。
五是竞争的风险不同。美国和苏联的竞争，是时刻准备打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竞争，双方的几次危机，都险些促成毁灭人类的大战。而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在军事上可以说是“中美无大战”、“中美无核战”的竞争。
六是竞争的原则不同。苏联和美国的战略竞争，遵循的是“你死我活”、“你衰我兴”、“你败我胜”的零和原则。而中美竞争不是以“搞垮”、“战胜”对方为目的，从总体上来说，合作、互利、共赢、共荣的特点突出。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美国，这个地球也不能没有中国；未来的美国离不开繁荣的中国，未来的中国也需要一个繁荣的美国。
七是竞争的结局不同。苏联和美国的战略竞争，让整个世界付出高昂沉重的代价。而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将是一个创新过程，中美两国在政治竞争、经济竞争、外交竞争、军事竞争等方面都会有新的创造，将会是人类有史以来，特别是近代国际社会形成以來大国竞争中最文明的竞争，并且会创造出一种竞争的文明，把世界大国的战略竞争推进到一个新的文明阶段，使世界更文明、更和平、更民主、更发展。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将以一种区别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征战式”竞争，区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冷战式”竞争，以国际赛场上的“跑道式”竞争，把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战略竞争提升到一个空前文明的新阶段。国家间的战略竞争，是国际社会的一种战略秩序、战略规律、战略文化、战略文明的竞争。美国不能用与苏联进行竞争的思维和模式，来应对与中国战略竞争的实践。
以上七个重大区别，就决定了21世纪的中美竞争与20世纪的苏美竞争，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竞争，中美关系不会成为冷战关系，中美竞争不会成为新的冷战。
（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五不”和“五要”
新型大国关系，“新”在哪里？
中国领导人提出建立中美两国之间新型大国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在国际关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崭新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可以用“五不”、“五要”来描述。
一是“不为敌”——要为伴、要为友。中美两个国家不是敌人，也没有必要成为敌人。中美互相为伴为友，将会共同收获巨大的战略利益。而中美互相为敌、互相对抗，必然是互相折磨、互相伤害，将会共同收获失败。
二是“不冷战”——要包容、要合作。国际社会已经进入“非冷战时代”。21世纪的世界，已经经受不起冷战了。美国如果仍然陶醉于美苏冷战对苏联取胜的美好回忆中，期待用新冷战来对付中国而且再收获一次胜利，再复制一次成功，那就是幻想了。中美之间不应该有、也不允许有新的冷战，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不喜欢冷战、世界不欢迎冷战，更重要的是因为21世纪的美国，也根本承受不起新冷战。
三是“不打仗”——要和平、要和谐。新型大国关系，一定是不打仗的和平关系，是不对抗的和谐关系。美国最近10年是地狱10年、下沉的10年，重要原因是美国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不热心和平、不科学发展，反而搞了“两场战争、一场危机”。而这一场危机的重要原因，是那两场战争。那两场战争是世界一号国家与世界三流、四流的国家作战，尚且使美国衰落。如果美国要在世界大国之间玩战争游戏，又能得到多大便宜？
四是“不结盟”——要团结世界，不要分裂世界。美国倡导全球化，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全球联合、全球团结、全球合作的时代。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抛弃传统使用的结盟战略、阵营战略。大国之间不要以孤立对方为目的，结帮拉伙、搞团团伙伙。而是要坚持五湖四海，促进国际团结。世界的领袖国家、领导国家，更要做团结的模范，不能带头搞联盟、带头搞分裂。所有分裂地区和分裂世界的联盟组织，都应该被联合国宣布为“非法”，都应该被“解散”。
五是“不损人”——要利己，也要利人。要良性竞争，要合作共赢。这在经济贸易关系中特别突出。罗斯福就主张“共同繁荣”，1933年5月7日罗斯福在第二次炉边谈话中说：“除非我们能使全世界都获取重新繁荣，否则，我国的重新繁荣也是不会持久的。”
中美关系有三种前途：一是中美双方都用冷战思维，那就会冷战悲剧重演；二是美国用冷战思维遏制中国，中国用非冷战思维应对美国，这样中美关系就成为一场“半冷战”，就是美国的冷战对上了中国的非冷战。现在的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状态。三是美国在大国关系中实现转型，放弃冷战思维，中国和美国都不搞冷战思维，这样就可以创造新型大国关系。 五、外交突破——签署中美第四个联合公报
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中，有三个著名的联合公报，主导和规范着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这就是1972年2月28日签署的“上海公报”，中美双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达成共识；1978年12月16日发表的，明确宣布中美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的“建交公报”；1982年8月17日发表的针对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八·一七公报”。这三个公报是在1972年到1982年10年间签订的公报，至今已经过去30多年了，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和美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向21世纪的世界新格局和中美关系发展的新要求，需要尽快签署中美第四个联合公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公报”。
第四個联合公报的使命，是对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特征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形成共识，进行总体设计和系统规范。特别是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坚持的六项基本原则，向全世界郑重宣告、庄严承诺：
其一：超越“冷战思维”——中美两国共同承诺：在新型中美关系轨道上健康运转的中美两国，将是一个“不谋求霸权的中国”和一个“不遏制中国的美国”。
其二：不搞“联盟战略”——美国不组织“反华联盟”以遏制中国，中国不搞“反美联盟”来对抗美国。中美两国决心实现国际舞台和大国关系中的“去联盟化”、“非联盟化”。
其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美双方承诺：和平解决中美之间一切争端，不用武力解决中美之间的任何分歧和争执；两国之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相互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威胁使用核武器。双方保证在太空、海洋、陆地、网络空间，不向对方开第一枪。
其四：尊重对方“国家主权”——中美双方宣布：互不干涉内政；不支持对方内部的分裂势力和反政府势力。双方不向对方的任何一个地区出售武器。不插手对方国家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纠纷。美国不图谋从政治上颠覆中国，不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内外以颠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改变中国国家性质、分裂中国为目标的任何政治势力和政治活动。
其五：维护“联合国权威”——联合国是20世纪世界政治的伟大创造，是二战胜利的伟大成果，是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集体讨论、民主决策全球事务的活动舞台。任何国家、地区、团体和组织，都没有凌驾联合国之上的特权和霸权。中美两国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维护联合国权威、发挥联合国职能上具有特殊作用，担负特殊责任。中美两国宣布，不搞单边军事行动，一切跨国军事行动，必须得到联合国授权。
其六：建设“和平亚太”——21世纪上半叶的亚洲，不能成为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中美两国决心努力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防止对抗和冲突，防止亚太地区生乱、生战，共同建设“和平亚太”。
20世纪以来，中美两国有三次重大战略合作：中美第一次战略合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中美第二次战略合作，是在冷战后期，共同抗衡苏联霸权扩张主义；中美第三次战略合作，是在21世纪初期，沉重打击恐怖主义；中美第四次战略合作，将开创新型大国关系。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对美战略思维。今天的美国领导层，在国内改革中需要一个带领美国走出大危机的罗斯福，在开辟中美关系新局面上需要一个尼克松。
六、四大成果——为人类贡献辉煌
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都是世界上的伟大民族，都是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民族。这两个“明星民族”的世纪交会，将使他们各自更加闪光，将使我们这个星球更加明亮。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实质和目标，是建设“新型大国”、建设“新型世界”、建设“新型文明”。
中美两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将为人类贡献四大成果：
一是成功一个新中国——一个实现了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中国；
二是打造一个新美国——一个告别了世界霸权的新型文明美国；
三是出现一个新世界——一个摆脱了霸权折磨的民主世界；
四是形成一种新文明——一种以中美合作双赢带动全球共利共赢的新文明。
新型大国关系融通五湖四海，洗礼中美两国，洗礼整个世界。
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海阔天空中，中国梦、美国梦比翼双飞；中国梦、美国梦共同为世界梦领航。
新型大国关系开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金光大道上，13亿中国人民和3亿多美国人民，将携手共创未来、共享繁荣。
毛泽东说：“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我们说：世界如此多娇，引伟大民族竞折腰，数风流国家，中美领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