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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安民捡到鱼之前，跟老婆宋秋月吵了一架。他们吵架的原因很荒唐。天快亮时，谭安民做了个梦，梦见宋秋月从外面招来大批黑蚂蚁。一群蚂蚁啃掉他屁股下的椅子，让他像影子一样悬空。另一群蚂蚁则抬着肥软的蚁后，攻进了他藏私房钱的老式写字台。谭安民悬在空中，眼睁睁地看着写字台被蚂蚁们攻破，放私房钱的存折转眼成了蚂蚁们的食物。
“你啥意思嘛？弄一窝蚂蚁来搞事。”
“做梦啦？”宋秋月站在窗前说，“我母亲说过，猪在前面跑得欢，后面肯定有恶狗在追它。你老做同一个梦，难道后面没东西追你？”
“我后面没东西，是你弄蚂蚁来搞事。”
“我啥时弄蚂蚁了？你颠三倒四的有意思吗？”宋秋月语气严厉起来，她仿佛抓到了谭安民的把柄，用教训的口吻说，“谭安民，撒谎不是你的强项，如果你没想好理由，千万别动你的舌头。”
他们跟过去一样，沿着梦中的思维惯性吵起来。吵着吵着，谭安民醒了。他躺在床上没动，假装迷糊，脑子里却忙着把他说过的话过滤一遍，看是不是把私房钱的秘密说漏了。当他确定在半醒半睡中仍然守口如瓶，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侧身从床上坐起来，低着脑袋，闭上了嘴巴。
谭安民是从去年秋天开始梦见黑蚂蚁的。在这之前，他带着老婆孩子在省城闯荡了十五年，开了家鞋店，成了修补皮鞋的皮匠。很多年过去了，他没觉得自己跟这座城市有啥关系，活得无牵无挂，倒头就睡，从不做梦。有时听修补皮鞋的人说他们做过的梦，谭安民会偷偷发笑，觉得他们过得太娇气了。
没想到，自从去年买了现在居住的这套二手房，梦就上身了。谭安民后来分析，如果单单买套二手房，可能还不至于老做怪梦。问题是他买房时，最后把房款谈下来两万元，他没告诉老婆，私自把两万元变成一张定期存单，作为私房钱藏进了写字台。
从那以后，谭安民就被梦缠上了。一年多来，梦境大同小异，一般以宋秋月招来黑蚂蚁开篇，接着蚂蚁攻陷藏有秘密的写字台，又以他在梦中跟宋秋月大吵一架结束。如果做梦时被惊醒，他还会带着梦中的惯性，睁开眼睛跟老婆吵几句，直到尴尬地闭上嘴巴为止。
谭安民完全醒了，他在床沿坐了一会儿，有些心虚。等宋秋月折进厨房，他才到卫生间洗了把脸，像个大忙人，咋咋呼呼地带着家里的垃圾袋出门了。宋秋月听见铁门的开启声，在后面问他去哪里吃早饭。谭安民假装没听见，似乎他时间很紧，无暇他顾。
事实上，谭安民的时间是有些紧。他原计划天不亮就到火车站排队，买回老家过年的高铁票。谭安民老家在武陵山区，刚通高铁没几个月。本来，宋秋月让他在网上订票，他突发奇想，要全程体会从省城坐高铁回家的快乐，坚持亲自到火车站买票。从他所在的小区去火车站，要转两次车，时间有些晚了。
天色渐渐亮开，城里积了一丝若隐若现的薄雾，使清晨的省城看上去有些朦胧和轻飘。谭安民匆匆走过晨练的老人，大步流星地来到小区门口。小区门口有三个深蓝色垃圾桶。垃圾桶是为垃圾分类新换的，上面分别标注了可回收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谭安民每天早晨来小区门口丢垃圾，都会在三个垃圾桶前徘徊一阵，以确定手里的垃圾应该归入哪个垃圾桶。
时间还早，垃圾车未到，深蓝色垃圾桶里的垃圾堆积如山，有两包餐厨垃圾滚落地上。谭安民提着垃圾袋在垃圾桶前徘徊时，看见可回收的垃圾桶上的垃圾袋里露出一个鱼头。他心想，市民素质还是有待提高，鱼头明明属于餐厨垃圾，怎么能放到可回收的垃圾桶里呢？他這样想着，伸手去提垃圾袋。他把垃圾袋提起来，才发现，袋口露出的鱼头不是垃圾，而是一条鱼。他闻了闻，也闻不见什么异味。更诡异的是，他提起鱼头闻味道时，看见张开的鱼嘴里塞着一卷人民币。那钱他再熟悉不过了，全是百元大钞。
刚开始，谭安民认为这是个陷阱。他竖起耳朵，像听到了陌生人脚步声的看家狗，警惕地左右张望。脚步匆匆的行人从他面前走过，没一个人对他手里的鱼感兴趣。站了差不多一支烟的工夫，他才肯定地认为，这条鱼不是陷阱，而是让一个粗心大意的主人错扔了。
谭安民重新上楼回家，没等宋秋月问话，就从垃圾袋里掏出鱼，继而从鱼嘴里抠出一卷裹得紧紧的人民币。他剥开人民币外面的食品袋，数了数，整整两千元。在这个过程里，宋秋月大张着嘴，像一道没有门扇的大门。她说：“你在哪里捡的鱼？”
“小区门口垃圾桶里。”
“我明白了。”宋秋月神秘地说，“你遇到腐败分子了。我看过报道，行贿的人把钱藏到鱼里送人，受贿的人不知道鱼里有钱，看见鱼坏了，把鱼扔了。”
“你电视剧看多了，你看清楚，这是条好鱼。”谭安民把鱼放进冰箱，收好钱，洗了手继续说，“肯定是有人藏了私房钱，他正用食品袋裹钱，老婆买菜回来了，一时没藏处，慌乱之中藏到鱼嘴里，又让粗心的老婆给扔了。”
“听起来你很内行，你准备怎么办？”
“当然要还给人家。”谭安民老谋深算地说，“小区业主我都加有微信，我在朋友圈里发一条寻人启事，很快就能找到丢钱的人。”
宋秋月开店门去了。儿子谭小同一早到学校看期末成绩，家里没别的人，静悄悄的，如果不是窗外的车流声，谭安民会感觉自己已经回到了老家马王坪。既然已经晚了，他决定今天不去火车站。谭安民放松下来，拿出手机，斜躺在沙发上编发消息。他一会儿若有所思，一会儿修修补补，经过反复修改，他才把消息发到了朋友圈。
谭安民不愧是有私房钱的人，他发出去的消息声东击西，真相若隐若现。如果不是知情人，很难看出他是在找一个丢钱的人。谭安民发出的消息标题是《寻找一个丢鱼的人》，他要求参加活动的人描述家里丢掉的一条鱼，具体要描述所丢鱼的品种、形状、大小和丢鱼的时间、地点。最后，他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描述内容与真相相符，描述者将被确认为丢鱼的人，从而获得两千元的奖励。
这是个绝招。谭安民在心里得意地说。他用奖励的方式说出金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旁观者却永远不会弄明白，自然也就规避了钱被冒领的风险。发了消息，他又在家里转了一圈，检查了一下自己的私房钱，才到皮鞋店。皮鞋店的大门已经让宋秋月打开了，有人提了两双旧鞋，等他来修补。 “谁说我不愿意？高铁那么贵，我傻啊？”
宋秋月带着获胜的喜悦回家了。
宋秋月听信了谭安民的说法，真心把坐绿皮火车回家过年当成一次难得的旅行。她准备了卤菜、水果，甚至还给谭安民准备了二两白酒。七天后，当他们一家三口在火车站登上绿皮火车，真还有点旅行的感觉。列车像一条绿色巨蟒滑出站台，滑过灰色围墙和褐色楼房，滑进了冬日的田野。田野远处，是一些小村庄;村庄外，白鹭在水田上飞翔和漫步，姜黄色的阳光在它们洁白的羽毛上颤动。一家三口看着窗外的景物，吃吃喝喝，嘻嘻哈哈。
可惜好景不长，列车很快驶离丘陵地带，进入到武陵山区。随着大量的隧道出现，他们只能在黑暗中咀嚼和聆听单调的“咣当”声。似乎这还不够，列车速度逐渐慢下来，所有的小站都要停靠，连荒郊野岭也不例外。多数时间，他们一家三口只能看见车厢内的灯光在对方面孔上闪烁。谭安民看着宋秋月越来越阴沉的表情，假意去处理手机上寻找丢鱼人的信息，独自一人跑到车厢连接处躲起来。宋秋月等不及了，在火车上找到他，问他回省城坐啥车。谭安民早有防备，他说：“我还是坐绿皮火车，你和小同坐高铁。”
“为啥你一个人坐绿皮火车？”
“我中途下车有事。”
“有啥事？”
“我去见个人，他没告诉我具体是啥事。”谭安民为了给自己编造理由赢得时间，像个十分孝顺的姑爷，大声说，“我忘了给你爸爸买烟了，我答应给他买烟的，你看，隔两天去拜年时怎么办？”
“回老家买是一样的。”
他把宋秋月的注意力转移开了。
因为想着自己替别人当老板的麻烦事，整个春节谭安民都过得心不在焉，丢三落四。他让谭小同在网上订了三张票，两张高铁票，一张绿皮火车票。绿皮火车票终点站不是省城，而是途中的一个县城，以便让他的谎言自圆其说。剩下那段路程他悄悄在网上订好了票，基本上做到了无缝衔接。等到了省城，他才发现这个计划还是有漏洞，回家时间提前了。为了制造他在中途下过车的假象，谭安民没直接回家，而是到火车站旁边的市场去闲逛。
在市场上，谭安民遇见了几个卖假古董的地摊。假古董种类繁多，有青铜刀币、汉代陶俑，最多的是青花瓷器和皇帝御批的文书。制造假古董的人粗心大意，漏洞百出，有张由乾隆朱笔御批过的奏折上全是简体字，奏请的事项是请皇帝到秦淮河上扫黄。乾隆没犹豫，直接批了同意。
站在古董摊前，谭安民有主意了。
他带着收获往回走，在人潮涌动的省城街头，他心情松弛，脚步轻快，仿佛已經是一个获胜者。事实上街上的景色也不错，春节后，大地有了暖意，仿佛昏睡了一个冬季的城市忽然醒了，寒冷的街上有了新叶萌发的清新气息，仿佛提前进入了春天。
“你知道我中途干什么去了吗？”为了先声夺人，谭安民一回到家，就故作惊奇，大呼小叫。他说：“他居然约我去寻宝。”
“寻啥宝？”
“他说有人挖到一批文物，约我一起到农村去寻出来。”
“值钱吗？”
“如果弄到一个，一辈子都不愁吃喝。可我不得空，没答应他。”
“你真蠢，现在答应他。”
“皮鞋店怎么办？”
“我来守。”
谭安民假意在一边跟不存在的人通电话，脑子里想的却是怎么处理自己那两个莫须有的公司。打完电话，他坐在沙发上，心里想，一听说能发大财，再老的女人也能兴奋得像个初恋的少女。老辈人说的没错，对爱唱反调的人，你得反着来。
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寻宝的内行，谭安民头天晚上还真下了些功夫。他准备了双肩包、水壶、干粮和一个假的指北针。从行头看，没人不对他寻宝的事情信以为真。第二天一早，他背着双肩包直接去了工商局，他认为税务局的人说的没错，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工商局把他名下的公司注销了，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春节后刚上班，整座城市还处在假期的眩晕之中，约有寒意的公交车里人影稀落，仿佛大家还没从假日的酣睡中醒过来。谭安民坐在靠窗边的椅子上，眼睛盯着同排女人手里的手机屏幕。女人看上去很年轻，她像捧一只黄瓜那样捧着手机，用两只灵活的拇指快速地发短信。她误以为谭安民在偷看手机里的内容，背过身，给他留下一个背影。其实，谭安民啥也没看见，他两眼空洞，脑子里一直在想，到了工商局，是先讲道理还是先撒泼？
谭安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找到工商局，发现工商局已改成市场监管局了。负责接待他的人可能遇见过这种事，样子耐心，态度热情，只听了一遍，没等谭安民用其他手段，他们就用诚恳的口吻，承认谭安民讲的遭遇肯定是真的。谭安民差点流泪了，没想到问题解决得这么快。他说：“我还以为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把问题说清楚，没想到你们这么相信我。你们既然相信我，就把我名下的两个公司注销了。”
“这可办不到。”
“为啥？”
“假如你申请注销两个公司，相当于你承认两个公司是你的，那你得还税款和欠账，甚至坐牢。”市场监管局的人字斟句酌地说，“如果你不想还钱，也不想坐牢，你就得证明这两个公司是被别人冒名注册的。”
谭安民被说糊涂了，不知该证明自己是自己，还是证明自己不是自己。他像先礼后兵的君子那样，道理讲不通了，就大吵大闹，以期吸引出管事的人。这一招也没效果，大约这样的事太多了，接待他的人不为所动，态度温和，由着他吼叫。等他吼累了，他们利用他喘息的间隙，继续给他讲道理。他们真是会讲道理的人，从权利义务，讲到文明礼仪，从过往案例，讲到当下事情。他们一路讲下来，谭安民断断续续听明白了，有人用谭安民的名义注册公司，错的是盗用名义的人。谭安民的责任不大，只负担自己身份证复印件管理不善的责任。听到这里，谭安民吼起来，老子去年买二手房，那些孙子见我就要身份证复印件，谁知道是哪张让人拿去注册了公司？
讲道理的人温和地把手往下压，意思是让他平静一下。等他不闹了，他们又轻言细语地讲。谭安民这次又听清楚了，市场监管局的责任也不大，因为按照文件规定，申办公司的人负责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市场监管局只负责审核申办者的真实性。换句话说，就是市场监管局负责来办营业执照的那个人是真的，来办营业执照的那个人负责提供的老板是真的。从现在的情况看，申办公司那家伙跑了，责任全在那杂种身上，市场监管局和谭安民都没责任。谭安民说：“你们把我弄糊涂了，我想请教一下，你们到底要我干啥，才能解除我跟那两个公司的关系？” “证明你不是你。”
“你真会开玩笑，我怎么证明我不是我？”
“我真没开玩笑，你到派出所报案，等他们抓到假冒你的那个人，自然能证明你不是你。”接待谭安民的人经验丰富地把一些复印件用塑料袋装好，送给他说，“我们给你复印了一套公司申办时的材料，你报案时用得上。”
整个白天，谭安民就一直在几个单位之间窜动。他中午没吃饭，坐在广场边喝了几口水，有人打电话问他丢鱼的人找到没有，他说没有。那人就给他推荐了一个风水大师，建议谭安民去会会。谭安民说现在不得空，匆匆挂断了电话。
谭安民坐在椅子上还没起身，电话又响了，是宋秋月问他一双三十六码的女式牛皮鞋换后跟多少钱。谭安民说了价格，宋秋月又问他寻宝的进展，打听他在啥地方。谭安民说正在往村里赶，你听听狗叫。他把手机伸到身边一只宠物狗的嘴边，让它叫了两声。他拿过电话说不能再说了，谨防惊动了持宝人，弄不好会前功尽弃。
下午在派出所立案很顺利，谭安民还没来得及高兴，立案的警察又给他泼了一瓢冷水，警察说：“要破案，还得碰运气。”
“破案怎么靠运气呢？”
“你这点事，不可能上专门力量，只能看别的案子能不能顺带把那个家伙揪出来，如果你想快点，还得靠自己。”
“我自己怎么弄啊？”
“你这种案子以前有先例，那个给别的公司当老板的人是个生意人，要经常乘飞机，跟银行打交道，他等不及我们破案，就去法院把工商局告了，告他们不作为，结果他胜诉了。”
那天晚上，谭安民阴沉着脸，跟谁也不说话，对宋秋月的问题爱理不理。他不想理宋秋月，不是生她的气，而是挖空心思想下一步该怎么办。他想在宋秋月知道他欠了一百八十万元钱之前，把事情摆平。如果要快一点，得按警察提供的办法，到法院打官司。想到打官司他头皮发麻，他连起诉状都不会写，不知道怎么打官司。
开春后的天气渐渐亮早了，早班公交车过去不久，谭安民就看见天光露出鱼肚白，像个阴郁的白内障患者。他起床洗漱之后，主动去厨房做了早餐，还破天荒地煎了三个鸡蛋。谭安民发现，一个人在感觉走投无路时，精力不太容易集中，有两次他把鸡蛋丢进了垃圾桶，把蛋壳放进了油锅。
刚摆好早餐，就有个家伙打电话来问他寻找丢鱼人的事。他告诉谭安民，大家怀疑他骗人，微信上已经不热闹了，只有几个跟谭安民关系密切的人相信他真是在寻找人。谭安民灵机一动，给一早打来电话的人出了一道考题，他说，我考考你，假如要打官司，該如何下手？
那是个喜欢卖弄的人，在宋秋月起床到坐上饭桌这段时间，一直在电话里卖弄他打官司的知识。他的知识也很有限，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内容，他建议谭安民去找律师。他像背广告词那样在电话里大声说，专业问题得交给专业人士。他们的对话引起了宋秋月的注意，等谭安民放下电话，她说：“哪个给你打电话？”
“寻宝的人。”
“我没听见你们说寻宝，倒听你说寻律师，怎么回事？”
“他想找律师咨询一下，寻宝算不算违法。”
那天早上埋下怀疑的种子，在宋秋月的心里慢慢长大。先是一株幼芽，接着长出了树叶。她没事的时候，把春节前后的事情捋来捋去，终于捋出了许多漏洞。她发现，谭安民一嘴胡言，他说的所有事情都经不住推敲。特别是寻宝这几天，那个县坐火车得半天，怎么可能早出晚归？她明显感觉谭安民并没离开城区。宋秋月像个狡诈之徒，潜伏在暗处察言观色，耐心等待抓住谭安民把柄的机会。
正如宋秋月猜测的那样，谭安民没出城，而是在隔他家两条街远的一家律师事务所里折腾。律师答应代理他的案子，前提是要先交两万元鉴定费。谭安民说：“我不明白，你律师费都没收，为啥要先收两万元鉴定费？”
“我得先鉴定你在申办材料上的签字。”
“你看不出来吗？那不是我的签字。”
“我看出来有用吗？得有权威机构鉴定，才能证明你跟公司没关系，这官司才有可能打下去。逻辑，你明白吗？打官司得讲逻辑。”
事情进行不下去了，谭安民给宋秋月撒了个谎，说寻宝人病了，他们要休息几天，又可以回来补鞋了。回到皮鞋店，有人来反映他把微信关了，询问修鞋的事情很不方便。他重新登录，发现朋友圈里清净得像口风平浪静的池塘，没任何一个人说寻找丢鱼人的事。谭安民想问一下，他关闭微信这段时间，有没有丢鱼人的线索？想了想，他把编好的微信删了。那件大事没办好，这件小事得先放一放。
鉴定费的事很折磨人，谭安民犹豫是不是要动用两万元私房钱。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很冤枉，另一方面又觉得无路可走。他在皮鞋店里犹豫了几天，把脾气变坏了，遇到事情喜欢发火。那天一个补鞋的中年男人光着一只脚坐在高脚凳上，斜视着谭安民的手，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忍不住指点起来，谭安民火了，他说：“你是皮匠还是我是皮匠？”
“你是皮匠，没人跟你抢。”
“既然我是皮匠，你指挥啥？”
“我没指挥你，只是提点建议，没想到，你是个暴脾气。”
当天下午，中年男人把谭安民的暴脾气言论发到了微信朋友圈。他用文学的夸张手法，细致地描写了小区的皮匠为了寻找一个丢鱼的人，性格渐渐变得古怪。最后，他在文末动情地说，求分享，求转发，就算大海捞针，也要把皮匠痴心寻找的那个丢鱼人找出来。
到了晚上，这条消息被无数次转发、引用、谈论，整个省城的微信圈子为此火爆到了大量手机流量消耗殆尽的程度，一度销声匿迹的“鞋帮”微信群死灰复燃，整夜都有人在谈论那个丢鱼的人。有文学爱好者大胆猜测，皮匠是无中生有，用的是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有阴阳爱好者笃定，皮匠绝非表面上那样简单，文字后面大有深意;更多的人则沿着以前的思路，继续讨论，谁是那个丢鱼人，是谁不愿意从皮匠那里获得两千元钱奖励？
这次谭安民没关闭微信，他把微信设置成免打扰，跑到阳台上用薄木板做信箱。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及时发现骗局，应该跟漏掉了重要信息有关。他欠那么多钱，除了登记的手机号码是假的，身份证上的地址是真的，他至少应该收到税单，不至于等到买高铁票时才发现自己给别人当了老板。他觉得有必要设置一只信箱。说干就干，他用废弃的薄木板做了一只杂志大小的信箱，恭恭敬敬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你啥意思嘛？弄一窝蚂蚁来搞事。”
“做梦啦？”宋秋月站在窗前说，“我母亲说过，猪在前面跑得欢，后面肯定有恶狗在追它。你老做同一个梦，难道后面没东西追你？”
“我后面没东西，是你弄蚂蚁来搞事。”
“我啥时弄蚂蚁了？你颠三倒四的有意思吗？”宋秋月语气严厉起来，她仿佛抓到了谭安民的把柄，用教训的口吻说，“谭安民，撒谎不是你的强项，如果你没想好理由，千万别动你的舌头。”
他们跟过去一样，沿着梦中的思维惯性吵起来。吵着吵着，谭安民醒了。他躺在床上没动，假装迷糊，脑子里却忙着把他说过的话过滤一遍，看是不是把私房钱的秘密说漏了。当他确定在半醒半睡中仍然守口如瓶，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侧身从床上坐起来，低着脑袋，闭上了嘴巴。
谭安民是从去年秋天开始梦见黑蚂蚁的。在这之前，他带着老婆孩子在省城闯荡了十五年，开了家鞋店，成了修补皮鞋的皮匠。很多年过去了，他没觉得自己跟这座城市有啥关系，活得无牵无挂，倒头就睡，从不做梦。有时听修补皮鞋的人说他们做过的梦，谭安民会偷偷发笑，觉得他们过得太娇气了。
没想到，自从去年买了现在居住的这套二手房，梦就上身了。谭安民后来分析，如果单单买套二手房，可能还不至于老做怪梦。问题是他买房时，最后把房款谈下来两万元，他没告诉老婆，私自把两万元变成一张定期存单，作为私房钱藏进了写字台。
从那以后，谭安民就被梦缠上了。一年多来，梦境大同小异，一般以宋秋月招来黑蚂蚁开篇，接着蚂蚁攻陷藏有秘密的写字台，又以他在梦中跟宋秋月大吵一架结束。如果做梦时被惊醒，他还会带着梦中的惯性，睁开眼睛跟老婆吵几句，直到尴尬地闭上嘴巴为止。
谭安民完全醒了，他在床沿坐了一会儿，有些心虚。等宋秋月折进厨房，他才到卫生间洗了把脸，像个大忙人，咋咋呼呼地带着家里的垃圾袋出门了。宋秋月听见铁门的开启声，在后面问他去哪里吃早饭。谭安民假装没听见，似乎他时间很紧，无暇他顾。
事实上，谭安民的时间是有些紧。他原计划天不亮就到火车站排队，买回老家过年的高铁票。谭安民老家在武陵山区，刚通高铁没几个月。本来，宋秋月让他在网上订票，他突发奇想，要全程体会从省城坐高铁回家的快乐，坚持亲自到火车站买票。从他所在的小区去火车站，要转两次车，时间有些晚了。
天色渐渐亮开，城里积了一丝若隐若现的薄雾，使清晨的省城看上去有些朦胧和轻飘。谭安民匆匆走过晨练的老人，大步流星地来到小区门口。小区门口有三个深蓝色垃圾桶。垃圾桶是为垃圾分类新换的，上面分别标注了可回收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谭安民每天早晨来小区门口丢垃圾，都会在三个垃圾桶前徘徊一阵，以确定手里的垃圾应该归入哪个垃圾桶。
时间还早，垃圾车未到，深蓝色垃圾桶里的垃圾堆积如山，有两包餐厨垃圾滚落地上。谭安民提着垃圾袋在垃圾桶前徘徊时，看见可回收的垃圾桶上的垃圾袋里露出一个鱼头。他心想，市民素质还是有待提高，鱼头明明属于餐厨垃圾，怎么能放到可回收的垃圾桶里呢？他這样想着，伸手去提垃圾袋。他把垃圾袋提起来，才发现，袋口露出的鱼头不是垃圾，而是一条鱼。他闻了闻，也闻不见什么异味。更诡异的是，他提起鱼头闻味道时，看见张开的鱼嘴里塞着一卷人民币。那钱他再熟悉不过了，全是百元大钞。
刚开始，谭安民认为这是个陷阱。他竖起耳朵，像听到了陌生人脚步声的看家狗，警惕地左右张望。脚步匆匆的行人从他面前走过，没一个人对他手里的鱼感兴趣。站了差不多一支烟的工夫，他才肯定地认为，这条鱼不是陷阱，而是让一个粗心大意的主人错扔了。
谭安民重新上楼回家，没等宋秋月问话，就从垃圾袋里掏出鱼，继而从鱼嘴里抠出一卷裹得紧紧的人民币。他剥开人民币外面的食品袋，数了数，整整两千元。在这个过程里，宋秋月大张着嘴，像一道没有门扇的大门。她说：“你在哪里捡的鱼？”
“小区门口垃圾桶里。”
“我明白了。”宋秋月神秘地说，“你遇到腐败分子了。我看过报道，行贿的人把钱藏到鱼里送人，受贿的人不知道鱼里有钱，看见鱼坏了，把鱼扔了。”
“你电视剧看多了，你看清楚，这是条好鱼。”谭安民把鱼放进冰箱，收好钱，洗了手继续说，“肯定是有人藏了私房钱，他正用食品袋裹钱，老婆买菜回来了，一时没藏处，慌乱之中藏到鱼嘴里，又让粗心的老婆给扔了。”
“听起来你很内行，你准备怎么办？”
“当然要还给人家。”谭安民老谋深算地说，“小区业主我都加有微信，我在朋友圈里发一条寻人启事，很快就能找到丢钱的人。”
宋秋月开店门去了。儿子谭小同一早到学校看期末成绩，家里没别的人，静悄悄的，如果不是窗外的车流声，谭安民会感觉自己已经回到了老家马王坪。既然已经晚了，他决定今天不去火车站。谭安民放松下来，拿出手机，斜躺在沙发上编发消息。他一会儿若有所思，一会儿修修补补，经过反复修改，他才把消息发到了朋友圈。
谭安民不愧是有私房钱的人，他发出去的消息声东击西，真相若隐若现。如果不是知情人，很难看出他是在找一个丢钱的人。谭安民发出的消息标题是《寻找一个丢鱼的人》，他要求参加活动的人描述家里丢掉的一条鱼，具体要描述所丢鱼的品种、形状、大小和丢鱼的时间、地点。最后，他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描述内容与真相相符，描述者将被确认为丢鱼的人，从而获得两千元的奖励。
这是个绝招。谭安民在心里得意地说。他用奖励的方式说出金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旁观者却永远不会弄明白，自然也就规避了钱被冒领的风险。发了消息，他又在家里转了一圈，检查了一下自己的私房钱，才到皮鞋店。皮鞋店的大门已经让宋秋月打开了，有人提了两双旧鞋，等他来修补。 “谁说我不愿意？高铁那么贵，我傻啊？”
宋秋月带着获胜的喜悦回家了。
宋秋月听信了谭安民的说法，真心把坐绿皮火车回家过年当成一次难得的旅行。她准备了卤菜、水果，甚至还给谭安民准备了二两白酒。七天后，当他们一家三口在火车站登上绿皮火车，真还有点旅行的感觉。列车像一条绿色巨蟒滑出站台，滑过灰色围墙和褐色楼房，滑进了冬日的田野。田野远处，是一些小村庄;村庄外，白鹭在水田上飞翔和漫步，姜黄色的阳光在它们洁白的羽毛上颤动。一家三口看着窗外的景物，吃吃喝喝，嘻嘻哈哈。
可惜好景不长，列车很快驶离丘陵地带，进入到武陵山区。随着大量的隧道出现，他们只能在黑暗中咀嚼和聆听单调的“咣当”声。似乎这还不够，列车速度逐渐慢下来，所有的小站都要停靠，连荒郊野岭也不例外。多数时间，他们一家三口只能看见车厢内的灯光在对方面孔上闪烁。谭安民看着宋秋月越来越阴沉的表情，假意去处理手机上寻找丢鱼人的信息，独自一人跑到车厢连接处躲起来。宋秋月等不及了，在火车上找到他，问他回省城坐啥车。谭安民早有防备，他说：“我还是坐绿皮火车，你和小同坐高铁。”
“为啥你一个人坐绿皮火车？”
“我中途下车有事。”
“有啥事？”
“我去见个人，他没告诉我具体是啥事。”谭安民为了给自己编造理由赢得时间，像个十分孝顺的姑爷，大声说，“我忘了给你爸爸买烟了，我答应给他买烟的，你看，隔两天去拜年时怎么办？”
“回老家买是一样的。”
他把宋秋月的注意力转移开了。
因为想着自己替别人当老板的麻烦事，整个春节谭安民都过得心不在焉，丢三落四。他让谭小同在网上订了三张票，两张高铁票，一张绿皮火车票。绿皮火车票终点站不是省城，而是途中的一个县城，以便让他的谎言自圆其说。剩下那段路程他悄悄在网上订好了票，基本上做到了无缝衔接。等到了省城，他才发现这个计划还是有漏洞，回家时间提前了。为了制造他在中途下过车的假象，谭安民没直接回家，而是到火车站旁边的市场去闲逛。
在市场上，谭安民遇见了几个卖假古董的地摊。假古董种类繁多，有青铜刀币、汉代陶俑，最多的是青花瓷器和皇帝御批的文书。制造假古董的人粗心大意，漏洞百出，有张由乾隆朱笔御批过的奏折上全是简体字，奏请的事项是请皇帝到秦淮河上扫黄。乾隆没犹豫，直接批了同意。
站在古董摊前，谭安民有主意了。
他带着收获往回走，在人潮涌动的省城街头，他心情松弛，脚步轻快，仿佛已經是一个获胜者。事实上街上的景色也不错，春节后，大地有了暖意，仿佛昏睡了一个冬季的城市忽然醒了，寒冷的街上有了新叶萌发的清新气息，仿佛提前进入了春天。
“你知道我中途干什么去了吗？”为了先声夺人，谭安民一回到家，就故作惊奇，大呼小叫。他说：“他居然约我去寻宝。”
“寻啥宝？”
“他说有人挖到一批文物，约我一起到农村去寻出来。”
“值钱吗？”
“如果弄到一个，一辈子都不愁吃喝。可我不得空，没答应他。”
“你真蠢，现在答应他。”
“皮鞋店怎么办？”
“我来守。”
谭安民假意在一边跟不存在的人通电话，脑子里想的却是怎么处理自己那两个莫须有的公司。打完电话，他坐在沙发上，心里想，一听说能发大财，再老的女人也能兴奋得像个初恋的少女。老辈人说的没错，对爱唱反调的人，你得反着来。
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寻宝的内行，谭安民头天晚上还真下了些功夫。他准备了双肩包、水壶、干粮和一个假的指北针。从行头看，没人不对他寻宝的事情信以为真。第二天一早，他背着双肩包直接去了工商局，他认为税务局的人说的没错，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工商局把他名下的公司注销了，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春节后刚上班，整座城市还处在假期的眩晕之中，约有寒意的公交车里人影稀落，仿佛大家还没从假日的酣睡中醒过来。谭安民坐在靠窗边的椅子上，眼睛盯着同排女人手里的手机屏幕。女人看上去很年轻，她像捧一只黄瓜那样捧着手机，用两只灵活的拇指快速地发短信。她误以为谭安民在偷看手机里的内容，背过身，给他留下一个背影。其实，谭安民啥也没看见，他两眼空洞，脑子里一直在想，到了工商局，是先讲道理还是先撒泼？
谭安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找到工商局，发现工商局已改成市场监管局了。负责接待他的人可能遇见过这种事，样子耐心，态度热情，只听了一遍，没等谭安民用其他手段，他们就用诚恳的口吻，承认谭安民讲的遭遇肯定是真的。谭安民差点流泪了，没想到问题解决得这么快。他说：“我还以为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把问题说清楚，没想到你们这么相信我。你们既然相信我，就把我名下的两个公司注销了。”
“这可办不到。”
“为啥？”
“假如你申请注销两个公司，相当于你承认两个公司是你的，那你得还税款和欠账，甚至坐牢。”市场监管局的人字斟句酌地说，“如果你不想还钱，也不想坐牢，你就得证明这两个公司是被别人冒名注册的。”
谭安民被说糊涂了，不知该证明自己是自己，还是证明自己不是自己。他像先礼后兵的君子那样，道理讲不通了，就大吵大闹，以期吸引出管事的人。这一招也没效果，大约这样的事太多了，接待他的人不为所动，态度温和，由着他吼叫。等他吼累了，他们利用他喘息的间隙，继续给他讲道理。他们真是会讲道理的人，从权利义务，讲到文明礼仪，从过往案例，讲到当下事情。他们一路讲下来，谭安民断断续续听明白了，有人用谭安民的名义注册公司，错的是盗用名义的人。谭安民的责任不大，只负担自己身份证复印件管理不善的责任。听到这里，谭安民吼起来，老子去年买二手房，那些孙子见我就要身份证复印件，谁知道是哪张让人拿去注册了公司？
讲道理的人温和地把手往下压，意思是让他平静一下。等他不闹了，他们又轻言细语地讲。谭安民这次又听清楚了，市场监管局的责任也不大，因为按照文件规定，申办公司的人负责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市场监管局只负责审核申办者的真实性。换句话说，就是市场监管局负责来办营业执照的那个人是真的，来办营业执照的那个人负责提供的老板是真的。从现在的情况看，申办公司那家伙跑了，责任全在那杂种身上，市场监管局和谭安民都没责任。谭安民说：“你们把我弄糊涂了，我想请教一下，你们到底要我干啥，才能解除我跟那两个公司的关系？” “证明你不是你。”
“你真会开玩笑，我怎么证明我不是我？”
“我真没开玩笑，你到派出所报案，等他们抓到假冒你的那个人，自然能证明你不是你。”接待谭安民的人经验丰富地把一些复印件用塑料袋装好，送给他说，“我们给你复印了一套公司申办时的材料，你报案时用得上。”
整个白天，谭安民就一直在几个单位之间窜动。他中午没吃饭，坐在广场边喝了几口水，有人打电话问他丢鱼的人找到没有，他说没有。那人就给他推荐了一个风水大师，建议谭安民去会会。谭安民说现在不得空，匆匆挂断了电话。
谭安民坐在椅子上还没起身，电话又响了，是宋秋月问他一双三十六码的女式牛皮鞋换后跟多少钱。谭安民说了价格，宋秋月又问他寻宝的进展，打听他在啥地方。谭安民说正在往村里赶，你听听狗叫。他把手机伸到身边一只宠物狗的嘴边，让它叫了两声。他拿过电话说不能再说了，谨防惊动了持宝人，弄不好会前功尽弃。
下午在派出所立案很顺利，谭安民还没来得及高兴，立案的警察又给他泼了一瓢冷水，警察说：“要破案，还得碰运气。”
“破案怎么靠运气呢？”
“你这点事，不可能上专门力量，只能看别的案子能不能顺带把那个家伙揪出来，如果你想快点，还得靠自己。”
“我自己怎么弄啊？”
“你这种案子以前有先例，那个给别的公司当老板的人是个生意人，要经常乘飞机，跟银行打交道，他等不及我们破案，就去法院把工商局告了，告他们不作为，结果他胜诉了。”
那天晚上，谭安民阴沉着脸，跟谁也不说话，对宋秋月的问题爱理不理。他不想理宋秋月，不是生她的气，而是挖空心思想下一步该怎么办。他想在宋秋月知道他欠了一百八十万元钱之前，把事情摆平。如果要快一点，得按警察提供的办法，到法院打官司。想到打官司他头皮发麻，他连起诉状都不会写，不知道怎么打官司。
开春后的天气渐渐亮早了，早班公交车过去不久，谭安民就看见天光露出鱼肚白，像个阴郁的白内障患者。他起床洗漱之后，主动去厨房做了早餐，还破天荒地煎了三个鸡蛋。谭安民发现，一个人在感觉走投无路时，精力不太容易集中，有两次他把鸡蛋丢进了垃圾桶，把蛋壳放进了油锅。
刚摆好早餐，就有个家伙打电话来问他寻找丢鱼人的事。他告诉谭安民，大家怀疑他骗人，微信上已经不热闹了，只有几个跟谭安民关系密切的人相信他真是在寻找人。谭安民灵机一动，给一早打来电话的人出了一道考题，他说，我考考你，假如要打官司，該如何下手？
那是个喜欢卖弄的人，在宋秋月起床到坐上饭桌这段时间，一直在电话里卖弄他打官司的知识。他的知识也很有限，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内容，他建议谭安民去找律师。他像背广告词那样在电话里大声说，专业问题得交给专业人士。他们的对话引起了宋秋月的注意，等谭安民放下电话，她说：“哪个给你打电话？”
“寻宝的人。”
“我没听见你们说寻宝，倒听你说寻律师，怎么回事？”
“他想找律师咨询一下，寻宝算不算违法。”
那天早上埋下怀疑的种子，在宋秋月的心里慢慢长大。先是一株幼芽，接着长出了树叶。她没事的时候，把春节前后的事情捋来捋去，终于捋出了许多漏洞。她发现，谭安民一嘴胡言，他说的所有事情都经不住推敲。特别是寻宝这几天，那个县坐火车得半天，怎么可能早出晚归？她明显感觉谭安民并没离开城区。宋秋月像个狡诈之徒，潜伏在暗处察言观色，耐心等待抓住谭安民把柄的机会。
正如宋秋月猜测的那样，谭安民没出城，而是在隔他家两条街远的一家律师事务所里折腾。律师答应代理他的案子，前提是要先交两万元鉴定费。谭安民说：“我不明白，你律师费都没收，为啥要先收两万元鉴定费？”
“我得先鉴定你在申办材料上的签字。”
“你看不出来吗？那不是我的签字。”
“我看出来有用吗？得有权威机构鉴定，才能证明你跟公司没关系，这官司才有可能打下去。逻辑，你明白吗？打官司得讲逻辑。”
事情进行不下去了，谭安民给宋秋月撒了个谎，说寻宝人病了，他们要休息几天，又可以回来补鞋了。回到皮鞋店，有人来反映他把微信关了，询问修鞋的事情很不方便。他重新登录，发现朋友圈里清净得像口风平浪静的池塘，没任何一个人说寻找丢鱼人的事。谭安民想问一下，他关闭微信这段时间，有没有丢鱼人的线索？想了想，他把编好的微信删了。那件大事没办好，这件小事得先放一放。
鉴定费的事很折磨人，谭安民犹豫是不是要动用两万元私房钱。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很冤枉，另一方面又觉得无路可走。他在皮鞋店里犹豫了几天，把脾气变坏了，遇到事情喜欢发火。那天一个补鞋的中年男人光着一只脚坐在高脚凳上，斜视着谭安民的手，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忍不住指点起来，谭安民火了，他说：“你是皮匠还是我是皮匠？”
“你是皮匠，没人跟你抢。”
“既然我是皮匠，你指挥啥？”
“我没指挥你，只是提点建议，没想到，你是个暴脾气。”
当天下午，中年男人把谭安民的暴脾气言论发到了微信朋友圈。他用文学的夸张手法，细致地描写了小区的皮匠为了寻找一个丢鱼的人，性格渐渐变得古怪。最后，他在文末动情地说，求分享，求转发，就算大海捞针，也要把皮匠痴心寻找的那个丢鱼人找出来。
到了晚上，这条消息被无数次转发、引用、谈论，整个省城的微信圈子为此火爆到了大量手机流量消耗殆尽的程度，一度销声匿迹的“鞋帮”微信群死灰复燃，整夜都有人在谈论那个丢鱼的人。有文学爱好者大胆猜测，皮匠是无中生有，用的是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有阴阳爱好者笃定，皮匠绝非表面上那样简单，文字后面大有深意;更多的人则沿着以前的思路，继续讨论，谁是那个丢鱼人，是谁不愿意从皮匠那里获得两千元钱奖励？
这次谭安民没关闭微信，他把微信设置成免打扰，跑到阳台上用薄木板做信箱。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及时发现骗局，应该跟漏掉了重要信息有关。他欠那么多钱，除了登记的手机号码是假的，身份证上的地址是真的，他至少应该收到税单，不至于等到买高铁票时才发现自己给别人当了老板。他觉得有必要设置一只信箱。说干就干，他用废弃的薄木板做了一只杂志大小的信箱，恭恭敬敬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