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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的政府出手救市，加强了政府干预的力度，引发了“政府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的讨论。笔者认为政府有它应该扮演的角色，但重点应在市场调整。在以下三方面，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应分清楚：
货币供应量。这是政府应该管的，政府应保证货币供应量稳定增加，避免大起大落。近两年中国因“救市”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增长幅度一度达到28%～29%，一般情况下这会引发通货膨胀，但从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数字看，中国只有通胀的苗头。这是因为在中国，民众的钱更多不是用于吃饭、购物等日常消费，而是投资住房等固定资产，而房地产是没计入CPI的。因此，以CPI为通胀指标，几乎不存在通胀，但以房地产价格为指标，通胀是很严重的。
财政政策。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拿出大笔资金救市。救市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市场平稳，但这种不靠市场而靠政府的调控，效果可能并不理想，首先是这笔钱花不花得出去的问题。这里说的“花钱”是指政府投资有收益的项目，不是请人在地面挖个洞再填回去。但在短期内，政府不一定能找到很多好的项目。美国的救市资金就有大部分还花不出去。钱真正花出去可能是两三年之后，到时的经济是否还需要这样刺激，很难说。这样，政府不但救不了市，反而可能造成新的不稳定。在中国，救市的效果比发达国家要好一点，因为中国社会资本的积累还没饱和，打个比方，一个地方建第一条公路或铁路效益是很大的，再建第二条、第三条……到一个临界点成本效益就递减了。中国在过去30年虽然大力投资基建和铁路，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很多地方的交通和基建还很不发达。在我看来，中国建高铁就是一个效益较高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有一些空间，但长远来说，这种突然拿出很多钱用于投资的做法，效果是存疑的。
调整经济结构。国际上有另一个专有名词，叫“工业政策”，即政府认为某个行业有发展前景，就通过津贴、政策优惠等方式刺激其增长。尽管许多国家都采用这一做法，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如果一个行业有前景，企业家自然会去投资，就不用政府补贴了；如果一个行业要靠政府补贴才能生存，证明这个行业没有竞争力，即使它将来有钱赚，现在投资也太早了。比如中国的汽车行业，我记得1987年在大连教中国第一批MBA（工商管理硕士）时，看到新闻报道，说长春有一家货车公司完成了生产线转型，从转型前生产1945年的苏联货车模式，转向生产1972年的苏联货车模式。苏联的汽车制造是很一般的，而我们转型成功才生产苏联十几年前的货车，说明当时中国汽车行业的效率是很低的。后来放开了市场，现在发展得很好。但试想，如果当时继续由国家补贴生产，不仅浪费金钱，还会使资金积累变慢，最后拖慢经济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步伐。
世界上很多相关研究证明，政府试图以各种手段去改变经济结构，效果是很差的。中国也有过教训。上世纪50年代，中国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当时重工业相当于今天的高科技行业，是一个地方发展的标志，也是提升国民经济结构的重点行业。应该说，政府的用意是好的，但这种重工业政策明显带有苏联模式或受其影响，效果欠佳。林毅夫写过一本书《中国的奇迹》，分析这种政策如何导致中国经济的巨大损失。失败的原因很简单：中国当时劳动力充裕、资金缺乏，应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不是资金密集型产品。逆市场而行，搞资金密集型工业，无论从创富还是就业角度，效果都是很差的。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政策，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经济取得很大成功。但不是说中国永远只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随着经济增长，资本越来越多，中国就应逐渐转型生产资金密集型产品了。实际上，这种转型也一直在进行。
市场是有自我调节能力的，即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根据赚最多钱、最符合社会成本效益来调节自己的经济活动时，资金和技术也会提升，经济结构转型更容易实现。
对于经济结构，政府不应直接干预，但可以通过教育和科研的投入来调整。以台湾为例。台湾的电子工业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某些产品甚至有垄断地位。但回看台湾的工业发展史，却发现很奇怪：当时台湾实行工业政策，要补贴一些行业，但补贴大部分给了夕阳行业，比如纺织业等，电子行业几乎没有得到帮助。那电子行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上世纪50～80年代，很多台湾学生出国留学，大多学理工科，到了大概1985年后，由于台湾与国外的收入差距慢慢缩小，很多留学生开始回台。他们有技术，也有经商经验，不久就使得台湾的电子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见，台湾的电子行业发展，并不在于政府补贴，而是有点偶然性的，得益于教育。当然，中国大陆可以有意识地投资教育，但教育也面临三个问题：一是量不足，政府投入教育的经费占GDP的比重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但中国家庭投入子女教育的开支和时间是很高的，这部分抵消了政府投入的不足。二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所占份额太小，大部分资金都投入了大学；投资大学本来没错，但钱太集中在几所好的大学，而且钱到了大学，很大部分用于建大楼，而不是聘请大师。三是一流大学的学位太少，家长花费了大量金钱和时间投资子女教育，但孩子还是很难进入一流大学，这造成很多大城市的年轻一辈不想要孩子。我做过一个调查，根据2005年的人口普查，在北京和上海平均一个女人生0.67个小孩，连独生子女的限额都达不到。所以说，政府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要投资教育，增加教育经费。
总的来说，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政策大方向是对的，所以才有人类历史上持续的高增长。回顾中国近30年的发展，有一条清晰的线索：1978年基本没有民企，而国企的效率是较差的。中国采用的办法是实行双轨制，允许国企存在，同时鼓励民企发展。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东欧的震荡疗法可能导致严重后果。随着不断发展，中国的集体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份额，曾一度与国企的份额相当，但现在又降低了。当然，比起30年前，今天的国企效率提高了很多，因为它内部也在不断改革，而且多少也面对市场的压力。但如果计算创富能力，即一块钱创造了多少财富，民企的成本效益是高于国企的，而且民企能创造更多的就业职位。从账面看，国企是赚钱的，但不应忽略，国企占据了更多的资源和政策优惠。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千方百计希望得到政府的政策优惠。本来政府不应有任何偏袒，而要让它们自由竞争，但在中国，民企的政治动员能力和影响力却不及国企。2008年底，我去过两次杭州，参加民营企业组织的座谈会，会上一些民营企业家“吐苦水”，说他们现在压力很大，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又面临着贷款难等问题。
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不是市场太多，政府太少的问题，而是相反，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市场机制还不健全，而政府还是干预太多，管了许多不该由政府管的事情。这是需要加以总结和改进的。
（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教授，本文由本刊记者曾东萍采访整理）
货币供应量。这是政府应该管的，政府应保证货币供应量稳定增加，避免大起大落。近两年中国因“救市”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增长幅度一度达到28%～29%，一般情况下这会引发通货膨胀，但从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数字看，中国只有通胀的苗头。这是因为在中国，民众的钱更多不是用于吃饭、购物等日常消费，而是投资住房等固定资产，而房地产是没计入CPI的。因此，以CPI为通胀指标，几乎不存在通胀，但以房地产价格为指标，通胀是很严重的。
财政政策。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拿出大笔资金救市。救市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市场平稳，但这种不靠市场而靠政府的调控，效果可能并不理想，首先是这笔钱花不花得出去的问题。这里说的“花钱”是指政府投资有收益的项目，不是请人在地面挖个洞再填回去。但在短期内，政府不一定能找到很多好的项目。美国的救市资金就有大部分还花不出去。钱真正花出去可能是两三年之后，到时的经济是否还需要这样刺激，很难说。这样，政府不但救不了市，反而可能造成新的不稳定。在中国，救市的效果比发达国家要好一点，因为中国社会资本的积累还没饱和，打个比方，一个地方建第一条公路或铁路效益是很大的，再建第二条、第三条……到一个临界点成本效益就递减了。中国在过去30年虽然大力投资基建和铁路，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很多地方的交通和基建还很不发达。在我看来，中国建高铁就是一个效益较高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有一些空间，但长远来说，这种突然拿出很多钱用于投资的做法，效果是存疑的。
调整经济结构。国际上有另一个专有名词，叫“工业政策”，即政府认为某个行业有发展前景，就通过津贴、政策优惠等方式刺激其增长。尽管许多国家都采用这一做法，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如果一个行业有前景，企业家自然会去投资，就不用政府补贴了；如果一个行业要靠政府补贴才能生存，证明这个行业没有竞争力，即使它将来有钱赚，现在投资也太早了。比如中国的汽车行业，我记得1987年在大连教中国第一批MBA（工商管理硕士）时，看到新闻报道，说长春有一家货车公司完成了生产线转型，从转型前生产1945年的苏联货车模式，转向生产1972年的苏联货车模式。苏联的汽车制造是很一般的，而我们转型成功才生产苏联十几年前的货车，说明当时中国汽车行业的效率是很低的。后来放开了市场，现在发展得很好。但试想，如果当时继续由国家补贴生产，不仅浪费金钱，还会使资金积累变慢，最后拖慢经济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步伐。
世界上很多相关研究证明，政府试图以各种手段去改变经济结构，效果是很差的。中国也有过教训。上世纪50年代，中国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当时重工业相当于今天的高科技行业，是一个地方发展的标志，也是提升国民经济结构的重点行业。应该说，政府的用意是好的，但这种重工业政策明显带有苏联模式或受其影响，效果欠佳。林毅夫写过一本书《中国的奇迹》，分析这种政策如何导致中国经济的巨大损失。失败的原因很简单：中国当时劳动力充裕、资金缺乏，应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不是资金密集型产品。逆市场而行，搞资金密集型工业，无论从创富还是就业角度，效果都是很差的。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政策，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经济取得很大成功。但不是说中国永远只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随着经济增长，资本越来越多，中国就应逐渐转型生产资金密集型产品了。实际上，这种转型也一直在进行。
市场是有自我调节能力的，即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根据赚最多钱、最符合社会成本效益来调节自己的经济活动时，资金和技术也会提升，经济结构转型更容易实现。
对于经济结构，政府不应直接干预，但可以通过教育和科研的投入来调整。以台湾为例。台湾的电子工业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某些产品甚至有垄断地位。但回看台湾的工业发展史，却发现很奇怪：当时台湾实行工业政策，要补贴一些行业，但补贴大部分给了夕阳行业，比如纺织业等，电子行业几乎没有得到帮助。那电子行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上世纪50～80年代，很多台湾学生出国留学，大多学理工科，到了大概1985年后，由于台湾与国外的收入差距慢慢缩小，很多留学生开始回台。他们有技术，也有经商经验，不久就使得台湾的电子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见，台湾的电子行业发展，并不在于政府补贴，而是有点偶然性的，得益于教育。当然，中国大陆可以有意识地投资教育，但教育也面临三个问题：一是量不足，政府投入教育的经费占GDP的比重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但中国家庭投入子女教育的开支和时间是很高的，这部分抵消了政府投入的不足。二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所占份额太小，大部分资金都投入了大学；投资大学本来没错，但钱太集中在几所好的大学，而且钱到了大学，很大部分用于建大楼，而不是聘请大师。三是一流大学的学位太少，家长花费了大量金钱和时间投资子女教育，但孩子还是很难进入一流大学，这造成很多大城市的年轻一辈不想要孩子。我做过一个调查，根据2005年的人口普查，在北京和上海平均一个女人生0.67个小孩，连独生子女的限额都达不到。所以说，政府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要投资教育，增加教育经费。
总的来说，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政策大方向是对的，所以才有人类历史上持续的高增长。回顾中国近30年的发展，有一条清晰的线索：1978年基本没有民企，而国企的效率是较差的。中国采用的办法是实行双轨制，允许国企存在，同时鼓励民企发展。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东欧的震荡疗法可能导致严重后果。随着不断发展，中国的集体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份额，曾一度与国企的份额相当，但现在又降低了。当然，比起30年前，今天的国企效率提高了很多，因为它内部也在不断改革，而且多少也面对市场的压力。但如果计算创富能力，即一块钱创造了多少财富，民企的成本效益是高于国企的，而且民企能创造更多的就业职位。从账面看，国企是赚钱的，但不应忽略，国企占据了更多的资源和政策优惠。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千方百计希望得到政府的政策优惠。本来政府不应有任何偏袒，而要让它们自由竞争，但在中国，民企的政治动员能力和影响力却不及国企。2008年底，我去过两次杭州，参加民营企业组织的座谈会，会上一些民营企业家“吐苦水”，说他们现在压力很大，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又面临着贷款难等问题。
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不是市场太多，政府太少的问题，而是相反，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市场机制还不健全，而政府还是干预太多，管了许多不该由政府管的事情。这是需要加以总结和改进的。
（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教授，本文由本刊记者曾东萍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