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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人们眼中的“柔弱女子”，但我的工作职责是“抓坏人”，我的对手往往是凶残而狡诈的罪犯，但在我与之“搏斗”的现场，却总是难觅他们的踪影——因为，我是一名战斗在公安战线上的法医。
“真相只有一个”，我的工作跟福尔摩斯、柯南这些“名侦探”有一点相似，都是要从扑朔迷离的案情中发现疑点，还原现场，重现犯罪过程，进而锁定罪犯；但跟他们不一样的是，我依靠的不是推理，而是科学严谨、客观公正的DNA证据。
先过“恐惧”这一关
从事法医物证检验并非我的初衷。高考时，我选的是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专业。也就是说，我是奔着“白衣天使”去的。大学毕业后，我如愿以偿地进入医院，成了一名医生。
生与死，在医院里是个平常的现象。医生这个职业，让我冷静理性的性格得到了充分施展，同时也让我体悟了生命的可贵、可爱和可敬。因为有了这样一段经历，当我有机会进入公安系统，并将要从事与医学相关的法医物证检验的时候，我欣然并坦然。我想我已经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生死。
但是当我真正走入案发现场，开始第一次物证提取的时候，我知道我想错了。
那是一幢老旧的筒子楼，在雨水的拍打下，显得抑郁、阴森。被害人的尸体，就浸泡在自己的血泊中。那无法言说的狰狞，让人几乎产生幻听，仿佛那生命走到终点时凄厉的惨叫，依然在寂静的楼道中飘荡。
震惊，恐惧，慌乱……那一刻，各种情感交织在我心头，我很难梳理自己的思绪，更无法根据案发现场的情况进行有条不紊的现场分析和物证提取。在最初的现场勘验阶段，我像被吓傻了的小孩子，完全手足无措，“逃走”的念头不停地在脑袋里打转。然而没有人会来安慰你，更不会有人允许你离开。
从事法医物证检验，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心理恐惧，这一关任何人不能代劳，否则其后的一切工作根本无从谈起。我忘了第一次出现场时，自己傻乎乎地站了多久。几十秒？几分钟？对我来说，那似乎是几万年……直到一个声音在我心里响起：“我要帮被害人说出他未能说出的话，将凶手绳之以法！”最终，对被害人的同情、对罪行的愤怒，以及对正义的追求代替了恐慌。当我把提取的物证一一分装进物证袋，做好标记，放入送检车，送回实验室的时候，后背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许多时候，罪案现场景象之残酷绝不是你能在电视上看到的，甚至不是一般的文字能描摹的，足以在目光所及的一瞬間令心灵堡垒土崩瓦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与之对决，把现场当作战场，像一个勇士那样去战斗。
锋利DNA之剑
作为一名“法证先锋”，在罪案现场寻找线索、提取物证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之后要提供客观、准确、有效的DNA检验结果，为指认罪犯、还被害人最后的公正提供“科学铁证”。
老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因为一个人无论做什么，必定留下或多或少的痕迹。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隐蔽性和伪装性也越来越强。目击证人难找，指纹、足迹等传统现场证据也因为罪犯的刻意破坏和掩盖，渐渐从现场勘验人员的视野中消失。而在法庭上，任何所谓事实性的陈述，如果缺乏有效证据的支撑，都会沦为一纸空谈。
DNA检验，就是一把可以帮助我们戳穿罪犯“隐形衣”的利剑。它准确率高，即使是同胞兄弟姐妹之间，DNA样品完全相同的概率也只有200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它不会“冤枉人”；它稳定性高，不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天气、温度等物理条件的变化而失去“证据价值”，即便是深埋地下许多年的白骨，仍然可以提取出有用的DNA信息；它来源丰富，可以从血斑、精斑、唾液斑、人体组织细胞、骨骼、器官、毛发等等很多地方提取到DNA……
换句话说，只要能在案发现场找到犯罪嫌疑人的DNA，哪怕他百般抵赖，我们就能确凿无疑地证明案发时，“他就在现场”。
DNA证据有多重要，是我通过一个“反例”深刻体会到的。在一起盗抢金店的案件中，通过刑侦人员的大量工作，各种线索和判断都清晰地指向了同一个犯罪嫌疑人，但是在我们进行物证鉴定工作时，无论怎么努力，却始终无法在案发现场提取到这个人的DNA。开庭审理时，他拒不交代犯罪事实，依据“疑罪从无”的法律条文，最终法庭宣判犯罪嫌疑人的盗抢罪名不成立。这让我们都很沮丧。
耐心，智慧，以及成就感
从事法医物证检验，必须具备面对各种犯罪现场的强大内心，但这是不够的。每一份物证的提取和检验，都挑战着我的耐心，也考验着我有没有足够的智慧。
在一起恐吓案中，恐吓信件送到警方之前，信封、信纸已被多人触摸，指纹杂乱，根本无法进行指纹比对。信件内容又是打印体，笔迹鉴定当然也落了空。怎么办？我拿着这封信看来看去，最后把目光落在了邮票上。没错，这是唯一的希望，因为只有邮票的背面是没有被无关人员污染的，也只有此处有可能提取到犯罪嫌疑人的脱落细胞或唾液斑。但要在其中提取出极其微量的可供检验的材料来，并不比在一罐盐中寻找出一粒白糖更容易。浸泡、分离、浓缩、消化、提取、纯化、扩增、上样……所有的步骤都必须精益求精，当漂亮的DNA图谱出现在电脑显示器上的那一刻，我心里满是成功的喜悦，因为它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已经“半个身子”落入法网了。
为了让同学们对法证工作的意义和为此所付出的心血有更多了解，我想介绍一个非常精彩的，也是我一直引以为鉴的案例——震惊全美的“碎木机谋杀案”。
前联邦调查员理查的妻子海伦“失踪”，警方经过侦查，强烈怀疑她已被理查杀害，但他们没找到任何证据，甚至无法证明海伦已经死亡。而理查受过特殊训练，顺利地通过了测谎试验。案件侦破工作陷入僵局。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临危受命，他带领专案小组，通过还原试验，论证了用碎木机碎尸并抛入湖中的可能性。他们花了5天时间，对湖岸进行了全面的勘查，搜集岸边的融雪、泥屑，再进行冲洗过滤，最终找到了56块碎骨、2660根头发、一颗牙齿、一副假牙架和半个指头。物证鉴定人员经过五千多项检验，证实了这些人体成分属于同一人——海伦。虽然理查矢口否认自己犯下的罪行，科学铁证还是将他送入了监牢。
只要世间还存在真与伪、善与恶，就需要有一批具有勇气、技术、耐心和智慧的人来担当起甄别与惩戒的责任。我始终对我的工作深怀敬意。如果你的内心也有一种想要惩恶扬善、守护正义的愿望，你可以不必武功超群，可以不必高大威猛，欢迎你有朝一日加入我们。
“真相只有一个”，我的工作跟福尔摩斯、柯南这些“名侦探”有一点相似，都是要从扑朔迷离的案情中发现疑点，还原现场，重现犯罪过程，进而锁定罪犯；但跟他们不一样的是，我依靠的不是推理，而是科学严谨、客观公正的DNA证据。
先过“恐惧”这一关
从事法医物证检验并非我的初衷。高考时，我选的是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专业。也就是说，我是奔着“白衣天使”去的。大学毕业后，我如愿以偿地进入医院，成了一名医生。
生与死，在医院里是个平常的现象。医生这个职业，让我冷静理性的性格得到了充分施展，同时也让我体悟了生命的可贵、可爱和可敬。因为有了这样一段经历，当我有机会进入公安系统，并将要从事与医学相关的法医物证检验的时候，我欣然并坦然。我想我已经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生死。
但是当我真正走入案发现场，开始第一次物证提取的时候，我知道我想错了。
那是一幢老旧的筒子楼，在雨水的拍打下，显得抑郁、阴森。被害人的尸体，就浸泡在自己的血泊中。那无法言说的狰狞，让人几乎产生幻听，仿佛那生命走到终点时凄厉的惨叫，依然在寂静的楼道中飘荡。
震惊，恐惧，慌乱……那一刻，各种情感交织在我心头，我很难梳理自己的思绪，更无法根据案发现场的情况进行有条不紊的现场分析和物证提取。在最初的现场勘验阶段，我像被吓傻了的小孩子，完全手足无措，“逃走”的念头不停地在脑袋里打转。然而没有人会来安慰你，更不会有人允许你离开。
从事法医物证检验，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心理恐惧，这一关任何人不能代劳，否则其后的一切工作根本无从谈起。我忘了第一次出现场时，自己傻乎乎地站了多久。几十秒？几分钟？对我来说，那似乎是几万年……直到一个声音在我心里响起：“我要帮被害人说出他未能说出的话，将凶手绳之以法！”最终，对被害人的同情、对罪行的愤怒，以及对正义的追求代替了恐慌。当我把提取的物证一一分装进物证袋，做好标记，放入送检车，送回实验室的时候，后背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许多时候，罪案现场景象之残酷绝不是你能在电视上看到的，甚至不是一般的文字能描摹的，足以在目光所及的一瞬間令心灵堡垒土崩瓦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与之对决，把现场当作战场，像一个勇士那样去战斗。
锋利DNA之剑
作为一名“法证先锋”，在罪案现场寻找线索、提取物证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之后要提供客观、准确、有效的DNA检验结果，为指认罪犯、还被害人最后的公正提供“科学铁证”。
老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因为一个人无论做什么，必定留下或多或少的痕迹。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隐蔽性和伪装性也越来越强。目击证人难找，指纹、足迹等传统现场证据也因为罪犯的刻意破坏和掩盖，渐渐从现场勘验人员的视野中消失。而在法庭上，任何所谓事实性的陈述，如果缺乏有效证据的支撑，都会沦为一纸空谈。
DNA检验，就是一把可以帮助我们戳穿罪犯“隐形衣”的利剑。它准确率高，即使是同胞兄弟姐妹之间，DNA样品完全相同的概率也只有200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它不会“冤枉人”；它稳定性高，不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天气、温度等物理条件的变化而失去“证据价值”，即便是深埋地下许多年的白骨，仍然可以提取出有用的DNA信息；它来源丰富，可以从血斑、精斑、唾液斑、人体组织细胞、骨骼、器官、毛发等等很多地方提取到DNA……
换句话说，只要能在案发现场找到犯罪嫌疑人的DNA，哪怕他百般抵赖，我们就能确凿无疑地证明案发时，“他就在现场”。
DNA证据有多重要，是我通过一个“反例”深刻体会到的。在一起盗抢金店的案件中，通过刑侦人员的大量工作，各种线索和判断都清晰地指向了同一个犯罪嫌疑人，但是在我们进行物证鉴定工作时，无论怎么努力，却始终无法在案发现场提取到这个人的DNA。开庭审理时，他拒不交代犯罪事实，依据“疑罪从无”的法律条文，最终法庭宣判犯罪嫌疑人的盗抢罪名不成立。这让我们都很沮丧。
耐心，智慧，以及成就感
从事法医物证检验，必须具备面对各种犯罪现场的强大内心，但这是不够的。每一份物证的提取和检验，都挑战着我的耐心，也考验着我有没有足够的智慧。
在一起恐吓案中，恐吓信件送到警方之前，信封、信纸已被多人触摸，指纹杂乱，根本无法进行指纹比对。信件内容又是打印体，笔迹鉴定当然也落了空。怎么办？我拿着这封信看来看去，最后把目光落在了邮票上。没错，这是唯一的希望，因为只有邮票的背面是没有被无关人员污染的，也只有此处有可能提取到犯罪嫌疑人的脱落细胞或唾液斑。但要在其中提取出极其微量的可供检验的材料来，并不比在一罐盐中寻找出一粒白糖更容易。浸泡、分离、浓缩、消化、提取、纯化、扩增、上样……所有的步骤都必须精益求精，当漂亮的DNA图谱出现在电脑显示器上的那一刻，我心里满是成功的喜悦，因为它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已经“半个身子”落入法网了。
为了让同学们对法证工作的意义和为此所付出的心血有更多了解，我想介绍一个非常精彩的，也是我一直引以为鉴的案例——震惊全美的“碎木机谋杀案”。
前联邦调查员理查的妻子海伦“失踪”，警方经过侦查，强烈怀疑她已被理查杀害，但他们没找到任何证据，甚至无法证明海伦已经死亡。而理查受过特殊训练，顺利地通过了测谎试验。案件侦破工作陷入僵局。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临危受命，他带领专案小组，通过还原试验，论证了用碎木机碎尸并抛入湖中的可能性。他们花了5天时间，对湖岸进行了全面的勘查，搜集岸边的融雪、泥屑，再进行冲洗过滤，最终找到了56块碎骨、2660根头发、一颗牙齿、一副假牙架和半个指头。物证鉴定人员经过五千多项检验，证实了这些人体成分属于同一人——海伦。虽然理查矢口否认自己犯下的罪行，科学铁证还是将他送入了监牢。
只要世间还存在真与伪、善与恶，就需要有一批具有勇气、技术、耐心和智慧的人来担当起甄别与惩戒的责任。我始终对我的工作深怀敬意。如果你的内心也有一种想要惩恶扬善、守护正义的愿望，你可以不必武功超群，可以不必高大威猛，欢迎你有朝一日加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