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的金灿荣，担任基辛格《大外交》中文版的审校工作。从介绍美国到分析美国，再跳出美国谈美国，金灿荣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基辛格是他本人很佩服的一位外交家、战略家。“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人物，中国政府从内心感谢他，将他称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在中国也总是会得到超规格的接待。”
　　不一样的“美国外交家”
　　“基辛格在美国的外交决策圈是一个例外，他是德裔犹太人，有老欧洲的历史记忆，所以他对人性的理解比一般美国人好。多数美国战略家的思维都过于简单。”金灿荣认为，由于出身的原因，基辛格既忠诚于美国，也忠诚于以色列。而从以色列的角度看，以色列认定未来将是双强世界，所以基辛格没有公开帮助美国政府出主意来对付中国。
　　2012年，美国选举进行到关键时刻，罗姆尼和奥巴马都为了获得选票而不断骂中国，基辛格在《纽约时报》撰文称：“骂中国不解决美国的问题。”金灿荣评价，基辛格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站在他的角度来说，是真心希望中国和平崛起，理由是中美两个大块头实在无法击败对方，谁都打不倒谁。
　　金灿荣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基辛格对中国现代化贡献很大。
　　金灿荣总结现代国家的发展一般有三部曲：第一步，求安全；第二步，求发展；第三步，求尊严。简言之就是活下去，活得好，活得有面子。
　　“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化国家从1949年开始，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是第一步，即求安全。第二阶段是邓小平时代求发展，我们现在还处在这个阶段。当中国的人均GDP和世界拉平的时候，中国的第二阶段才结束。”金灿荣认为，基辛格的重要作用就是促成了第一和第二阶段的转换。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美两国和解，使苏联腹背受敌，结束冷战，有利于两国，更有利于世界。中美关系缓和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做好了铺垫。
　　中美如何克服战略不信任
　　今年1月，金灿荣在美国会见基辛格，向他提出了“中美两国战略不信任”的问题。在金灿荣看来，中美间战略不信任的根本原因，是“老大老二关系”决定的。“奥巴马在两次国情咨文里喊口号似的喊决不当老二，在我看来，美国有一种霸权依赖症。这也和美国每天必须从国际市场借到37亿美元，才能正常运作的金融模式有关。”
　　首先，“老大”美国要变过来很难。“美国高度虚拟的经济是脆弱的经济，需要外来资金不断补血，而获得资金的前提，就是霸权地位，一旦国际市场对美国信心有损不把钱借给它的时候，就会影响它的生存。但中国是一个从造火柴到造火箭的全面型国家，工业生产总值超过美国。所以对中国，美国特别警惕，因为中国与当年日本不同，有无限潜力。”
　　而对中国而言，基辛格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提到，中国人有弱势心态，会夸张来自美国的威胁。
　　金灿荣指出，意识形态不同、文明不同、法治文化和德治文化的不同，更加加深了彼此的不信任。“因此美国人老问中国人，你的力量大了你想要什么，利益边际在哪里？但中国人老说，我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在美国人的理解里就是‘什么都要’，其结果就是鸡同鸭讲。”
　　“最后是切实的地缘利益要求不同，美国作为世界老大，要在世界各地确保它的地位，美国当然要在世界不同地区获得老大地位。对中国来讲，亚太就在我们的周边，力量强了当然要影响周边，这就产生了可观的地缘冲突。可以说，中美两国间消除战略不信任是必要的，但过程是艰难的。”金灿荣说。
　　对此，基辛格的回答很简单，他重申了两国应遵从的发展道路，即“战略互信、共同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