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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曾用略带失落的笔调写到：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极大讽刺，德国用和平的手段赢得了它过去曾用武力寻求的地位。无论你喜欢与否，这个联邦共和国现在是欧洲的核心强国。
自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德国在欧盟内部影响力的上升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还是当前欧洲所遭遇的“二战”后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德国都发挥着“舍我其谁”的领导作用。
德国为什么能够创造奇迹？
近代以来，在追求国家统一与富强的历史进程中，在周围列强林立、大国争雄的险恶地缘政治环境下，德意志民族形成了“实业立国”的理念与传统。
生活于18世纪末19世纪前半叶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zt）是这一理念最好的阐释者。
李斯特将工业视为一个国家财富创造能力的根基与源泉——可以使无数的自然资源和天然力量转化为生产资本，同时为建立国内统一市场提供支撑。
不仅如此，如果某个国家能垄断世界的全部工业力量，而使其他国家仅仅生产农产品和原料，只允许他们经营最小限度的地方工业，如果它能够如此压迫其他国家，那么，该国必然要成为全世界的统治者。
在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李斯特集中阐述了“实业立国”的思想：
一方面，提醒当时以农业为主的德意志诸邦国，要避免沦为发达国家倾销廉价工业品的销售市场；
另一方面，作为“后进国家”，只有建立起本国独立的工业制造业体系，才有可能走上富强之路，赶超发达工业国，并与之在国际市场上“同台竞技”。
李斯特理论中所包含的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使得许多德意志邦国逐渐接受了他的“实业立国”的理念，统治者纷纷出台各种政策措施来推动、保护和奖励本国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成效显著。
进入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工业制成品开始进入包括英国在内的广大海外市场。
但是，这一时期的德国产品大多是在模仿“英国制造”，虽然价格低廉，但是质量比较差。
为了抵挡“滚滚而来”的德国进口产品，保护本国工商业者的竞争优势，1887年8月23日，英国议会通過了歧视性的“商标法案”，规定所有外国进口产品必须标明其原产地，从德国进口的产品都须注明“Made in Germany”（德国制造）。
“德国制造”这一标签从此诞生。
但是，此时的“德国制造”是价低质差的代名词，英国议会想借此将其与优质的“英国制造”区分开来，鼓励本国消费者购买质量更好的英国产品，拒绝低劣的德国产品。
然而，事与愿违，“商标法案”的推出为“德国制造”在英国免费做了一次大范围广告——英国人突然意识到，原以为来自本国的产品原来都是“德国制造”，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与“德国制造”密不可分。
慢慢地，英国人发现德国产品不仅价格实惠，质量也越来越好。1897年，德国人用行动彻底消灭了“德国制造”诞生初始时被植入的耻辱意味。
当时英国的殖民地事务部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后来英国首相张伯伦之父）在他的考察报告中给予德国产品高度评价：
服装：价格更便宜而实用
武器和子弹：价格便宜而美观
啤酒：明亮而好喝
水泥：价格更便宜，质量上乘
化学产品：科研出色，质量上乘
钟表：价格更便宜，且充满艺术品位而引人注目
棉布：价格更便宜，外观好看
家具：价格更便宜，轻巧，供货及时
玻璃制品：价格更便宜，质量更好
钢铁制品：价格更便宜，更实用
切削刀具：价格更便宜
工具：价格更便宜，更实用，款式新颖
铁器产品（包括铁钉、铁线和钢材）：价格更便宜，质量与英国货不相上下或者更优良
羊毛产品：款式更时尚
至此，“德国制造”已经在世界市场站稳脚跟，逐步成为德国经济的支柱。
不但如此，1871—1918年，德国工业超过英国位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1946—1973年，德国工业又一次超过英国，德国马克取代英镑成为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
关于近几十年比较时髦的“世界分工”与“去工业化”问题，李斯特早就给出了答案。
在李斯特看来，当时欧洲流行的亚当·斯密学说过度强调“分工”的重要性，进而把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交易”，以及由此所推演出来的“自由贸易”作为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他认为，斯密忽视了“生产力”这一概念——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重要太多。
坚信李斯特理论的德国人对工业制造业具有一份特殊的执着和坚守。
无论是面对上个世纪70、80年代金融自由化浪潮中金融业所展现出的惊人的获取巨额利润的能力，还是世纪之交“新经济”的繁荣所引发的“去工业化”浪潮和对信息技术的空前追捧，德国仍然专注于传统的工业制造业。
德国完整、高端的现代工业体系不仅让德国经济在欧债危机中“一枝独秀”，也让“德国模式”再次受到世人瞩目。
时至今日，在德国的经济结构中，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仍然高于其他的欧洲主要国家和欧盟平均水平。
与19世纪末一样，汽车、机械、化工、钢铁与金属加工以及电气这五大行业，仍然是德国工业力量的核心，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出口占到德国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
百年以来，德国人对工业制造业近乎偏执的专注，是“德国制造”成功的秘诀。
第一类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型跨国公司，如宝马、大众、西门子、巴斯夫等。
它们一般都是上市公司，媒体曝光率非常高，内部股权和治理结构复杂，与国际金融市场关系密切，并且大多奉行多元化产品战略，生产链条往往横跨多个行业。
第二类是占德国企业总数95%以上的中小型企业。
一般来说，它们往往是家族企业，股权和组织结构简单，与金融市场关系疏离，年营业额低于10亿欧元，产品单一，行事低调。
但是，它们创造了近70%的工作岗位，完成了德国40%的出口，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
2012年4月14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载了一篇探讨“德国制造”影响力的文章，题为“德国为世界提供了什么”。文中倍福的例子很典型：
“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控制着欧洲的货币流通，而德国的倍福自动化公司（Beckhoff Automation）控制着银行”。
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它的设备在控制着银行的照明和通风。
倍福公司的出口量超过其总产量的一半。
在控制银行的同时，倍福发明制造的其他器件还控制着米兰斯卡拉剧院的幕布和灯光；更多的器件镶嵌在豪华游艇上、在拉斯维加斯酒店外舞动的喷泉里、在中国众多的风力涡轮发电机里……
像倍福这样的企业被称为“隐形冠军”（Hidden Champions）。
这个概念源于20世纪80年代两位知名学者在一次谈话中共同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德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1/4，但是其出口规模却远远超过美国？
注：两位学者为哈佛大学商学院教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与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
学者们发现，德国出口的成功不能简单地归功于大公司，因为与别国同类大公司相比，他们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中小企业，特别是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的“隐形冠军”，才是德国工业真正的基石。德国1000多家“隐形冠军”很多是“百年老店”，许多企业创建于1750—1870年间。
按西蒙的划分，“隐形冠军”具备三项“身份特征”：
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两名或者欧洲第一；
年销售收入不超过10亿美元（西蒙在后来将这一标准提高为40亿美元）；
社会知名度低。
从效率和绩效的角度来看，德国的这些“隐形冠军”的表现要远超那些众所周知的大企业：
这些“隐形冠军”中2/3的企业的产品居于世界市场领导者的地位，他们投入到研发方面的资金平均年增长率是那些大企业的2倍；
每千名员工拥有的专利数量是大企业的5倍，但其花费在每项专利上的成本仅为大企业的20%。
“隐形冠军”并非德国特有的现象，不一样的是，这些“隐形冠军”在德国的集中度特别高。
它们的产品不以价格和数量取胜，由于具有高度专业化、高质量和技术创新型的特点，不容易被模仿或者替代，在制造业领域展现出了十分强劲的全球竞争力。
并且，他们不仅出口高端工业制成品，而且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经营，利用自身产品竞争力的优势在全球范围整合生产资源，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了支配和主导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国际化经营（特别是在对全球资源的分配和控制力）方面，这些中小企业与所有大型跨国公司的本质是一样的。
与本国大型跨国公司一道，这些国际化了的中小企业的产品以及从属于这些“德国制造”的全球价值链，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商品交易网络，奠定了德国工业的雄厚实力。
李斯特认为，工业是内外贸易、航海业和有所改进的农业的基础，从而奠定文明和政治权力的基础。
强大的工业实力使德国在两次大战失败之后再次崛起，掌控欧洲贸易网络和资本网络。
欧盟各国对德贸易依赖程度相当高。
在其他27个成员国中，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典等17个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是德国，在22个成员国外贸榜上排名前三。比如，捷克33%、奥地利29%、匈牙利28%、波兰27%、盧森堡26%的出口货物都销往德国。
德国是全球贸易大国。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德国货物出口和进口额分别为12794亿欧元和10346亿欧元，顺差2449亿欧元，居全球第一。
然而，德国只有8千万人口，显然无法消化这么庞大的出口规模。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出口到德国的商品到哪去了？
分析下贸易结构，我们就能得出答案。
德国从欧盟其他国家进口的多是工业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出口的主要是工业制成品。也就是说，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出口货物经过德国再加工，一部分重新回到欧盟国家，另一部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
在这个循环中，德国居于欧盟贸易网络中心，扮演着欧洲贸易资源整合者的角色。
追踪欧洲的资本流动方向，也会发现同样的轨迹。
德国以贸易顺差的方式让欧洲实体经济中的资本流向本国，同时，又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大规模、低成本地吸纳金融资本，然后，再以资本输出的方式将巨额资金“二次分配”到其他欧盟国家，对欧盟其他成员国进行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
在欧洲的这种资本循环中，由强大工业保驾护航的德国始终掌控着欧洲资本流动的规模和流向，实际上扮演着“欧洲银行家”的角色。
（摘自《财经国家周刊》2019年第13期。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极大讽刺，德国用和平的手段赢得了它过去曾用武力寻求的地位。无论你喜欢与否，这个联邦共和国现在是欧洲的核心强国。
自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德国在欧盟内部影响力的上升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还是当前欧洲所遭遇的“二战”后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德国都发挥着“舍我其谁”的领导作用。
德国为什么能够创造奇迹？
从李斯特的“实业立国”说起
近代以来，在追求国家统一与富强的历史进程中，在周围列强林立、大国争雄的险恶地缘政治环境下，德意志民族形成了“实业立国”的理念与传统。
生活于18世纪末19世纪前半叶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zt）是这一理念最好的阐释者。
李斯特将工业视为一个国家财富创造能力的根基与源泉——可以使无数的自然资源和天然力量转化为生产资本，同时为建立国内统一市场提供支撑。
不仅如此，如果某个国家能垄断世界的全部工业力量，而使其他国家仅仅生产农产品和原料，只允许他们经营最小限度的地方工业，如果它能够如此压迫其他国家，那么，该国必然要成为全世界的统治者。
在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李斯特集中阐述了“实业立国”的思想：
一方面，提醒当时以农业为主的德意志诸邦国，要避免沦为发达国家倾销廉价工业品的销售市场；
另一方面，作为“后进国家”，只有建立起本国独立的工业制造业体系，才有可能走上富强之路，赶超发达工业国，并与之在国际市场上“同台竞技”。
李斯特理论中所包含的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使得许多德意志邦国逐渐接受了他的“实业立国”的理念，统治者纷纷出台各种政策措施来推动、保护和奖励本国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成效显著。
进入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工业制成品开始进入包括英国在内的广大海外市场。
“德国制造”雪耻之路走了10年
但是，这一时期的德国产品大多是在模仿“英国制造”，虽然价格低廉，但是质量比较差。
为了抵挡“滚滚而来”的德国进口产品，保护本国工商业者的竞争优势，1887年8月23日，英国议会通過了歧视性的“商标法案”，规定所有外国进口产品必须标明其原产地，从德国进口的产品都须注明“Made in Germany”（德国制造）。
“德国制造”这一标签从此诞生。
但是，此时的“德国制造”是价低质差的代名词，英国议会想借此将其与优质的“英国制造”区分开来，鼓励本国消费者购买质量更好的英国产品，拒绝低劣的德国产品。
然而，事与愿违，“商标法案”的推出为“德国制造”在英国免费做了一次大范围广告——英国人突然意识到，原以为来自本国的产品原来都是“德国制造”，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与“德国制造”密不可分。
慢慢地，英国人发现德国产品不仅价格实惠，质量也越来越好。1897年，德国人用行动彻底消灭了“德国制造”诞生初始时被植入的耻辱意味。
当时英国的殖民地事务部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后来英国首相张伯伦之父）在他的考察报告中给予德国产品高度评价：
服装：价格更便宜而实用
武器和子弹：价格便宜而美观
啤酒：明亮而好喝
水泥：价格更便宜，质量上乘
化学产品：科研出色，质量上乘
钟表：价格更便宜，且充满艺术品位而引人注目
棉布：价格更便宜，外观好看
家具：价格更便宜，轻巧，供货及时
玻璃制品：价格更便宜，质量更好
钢铁制品：价格更便宜，更实用
切削刀具：价格更便宜
工具：价格更便宜，更实用，款式新颖
铁器产品（包括铁钉、铁线和钢材）：价格更便宜，质量与英国货不相上下或者更优良
羊毛产品：款式更时尚
至此，“德国制造”已经在世界市场站稳脚跟，逐步成为德国经济的支柱。
不但如此，1871—1918年，德国工业超过英国位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1946—1973年，德国工业又一次超过英国，德国马克取代英镑成为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
100多年，近乎偏执的坚守
关于近几十年比较时髦的“世界分工”与“去工业化”问题，李斯特早就给出了答案。
在李斯特看来，当时欧洲流行的亚当·斯密学说过度强调“分工”的重要性，进而把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交易”，以及由此所推演出来的“自由贸易”作为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他认为，斯密忽视了“生产力”这一概念——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重要太多。
坚信李斯特理论的德国人对工业制造业具有一份特殊的执着和坚守。
无论是面对上个世纪70、80年代金融自由化浪潮中金融业所展现出的惊人的获取巨额利润的能力，还是世纪之交“新经济”的繁荣所引发的“去工业化”浪潮和对信息技术的空前追捧，德国仍然专注于传统的工业制造业。
德国完整、高端的现代工业体系不仅让德国经济在欧债危机中“一枝独秀”，也让“德国模式”再次受到世人瞩目。
时至今日，在德国的经济结构中，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仍然高于其他的欧洲主要国家和欧盟平均水平。
与19世纪末一样，汽车、机械、化工、钢铁与金属加工以及电气这五大行业，仍然是德国工业力量的核心，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出口占到德国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
百年以来，德国人对工业制造业近乎偏执的专注，是“德国制造”成功的秘诀。
两类企业，谁是头号功臣？
“德国制造”的成功同样也得益于两类内部治理结构完全不同的企业。第一类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型跨国公司，如宝马、大众、西门子、巴斯夫等。
它们一般都是上市公司，媒体曝光率非常高，内部股权和治理结构复杂，与国际金融市场关系密切，并且大多奉行多元化产品战略，生产链条往往横跨多个行业。
第二类是占德国企业总数95%以上的中小型企业。
一般来说，它们往往是家族企业，股权和组织结构简单，与金融市场关系疏离，年营业额低于10亿欧元，产品单一，行事低调。
但是，它们创造了近70%的工作岗位，完成了德国40%的出口，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
2012年4月14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载了一篇探讨“德国制造”影响力的文章，题为“德国为世界提供了什么”。文中倍福的例子很典型：
“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控制着欧洲的货币流通，而德国的倍福自动化公司（Beckhoff Automation）控制着银行”。
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它的设备在控制着银行的照明和通风。
倍福公司的出口量超过其总产量的一半。
在控制银行的同时，倍福发明制造的其他器件还控制着米兰斯卡拉剧院的幕布和灯光；更多的器件镶嵌在豪华游艇上、在拉斯维加斯酒店外舞动的喷泉里、在中国众多的风力涡轮发电机里……
像倍福这样的企业被称为“隐形冠军”（Hidden Champions）。
这个概念源于20世纪80年代两位知名学者在一次谈话中共同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德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1/4，但是其出口规模却远远超过美国？
注：两位学者为哈佛大学商学院教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与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
隐形冠军，德国工业的基石
学者们发现，德国出口的成功不能简单地归功于大公司，因为与别国同类大公司相比，他们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中小企业，特别是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的“隐形冠军”，才是德国工业真正的基石。德国1000多家“隐形冠军”很多是“百年老店”，许多企业创建于1750—1870年间。
按西蒙的划分，“隐形冠军”具备三项“身份特征”：
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两名或者欧洲第一；
年销售收入不超过10亿美元（西蒙在后来将这一标准提高为40亿美元）；
社会知名度低。
从效率和绩效的角度来看，德国的这些“隐形冠军”的表现要远超那些众所周知的大企业：
这些“隐形冠军”中2/3的企业的产品居于世界市场领导者的地位，他们投入到研发方面的资金平均年增长率是那些大企业的2倍；
每千名员工拥有的专利数量是大企业的5倍，但其花费在每项专利上的成本仅为大企业的20%。
“隐形冠军”并非德国特有的现象，不一样的是，这些“隐形冠军”在德国的集中度特别高。
它们的产品不以价格和数量取胜，由于具有高度专业化、高质量和技术创新型的特点，不容易被模仿或者替代，在制造业领域展现出了十分强劲的全球竞争力。
并且，他们不仅出口高端工业制成品，而且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经营，利用自身产品竞争力的优势在全球范围整合生产资源，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了支配和主导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国际化经营（特别是在对全球资源的分配和控制力）方面，这些中小企业与所有大型跨国公司的本质是一样的。
与本国大型跨国公司一道，这些国际化了的中小企业的产品以及从属于这些“德国制造”的全球价值链，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商品交易网络，奠定了德国工业的雄厚实力。
工业竞争力重塑“欧洲一哥”地位
李斯特认为，工业是内外贸易、航海业和有所改进的农业的基础，从而奠定文明和政治权力的基础。
强大的工业实力使德国在两次大战失败之后再次崛起，掌控欧洲贸易网络和资本网络。
欧盟各国对德贸易依赖程度相当高。
在其他27个成员国中，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典等17个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是德国，在22个成员国外贸榜上排名前三。比如，捷克33%、奥地利29%、匈牙利28%、波兰27%、盧森堡26%的出口货物都销往德国。
德国是全球贸易大国。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德国货物出口和进口额分别为12794亿欧元和10346亿欧元，顺差2449亿欧元，居全球第一。
然而，德国只有8千万人口，显然无法消化这么庞大的出口规模。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出口到德国的商品到哪去了？
分析下贸易结构，我们就能得出答案。
德国从欧盟其他国家进口的多是工业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出口的主要是工业制成品。也就是说，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出口货物经过德国再加工，一部分重新回到欧盟国家，另一部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
在这个循环中，德国居于欧盟贸易网络中心，扮演着欧洲贸易资源整合者的角色。
追踪欧洲的资本流动方向，也会发现同样的轨迹。
德国以贸易顺差的方式让欧洲实体经济中的资本流向本国，同时，又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大规模、低成本地吸纳金融资本，然后，再以资本输出的方式将巨额资金“二次分配”到其他欧盟国家，对欧盟其他成员国进行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
在欧洲的这种资本循环中，由强大工业保驾护航的德国始终掌控着欧洲资本流动的规模和流向，实际上扮演着“欧洲银行家”的角色。
（摘自《财经国家周刊》2019年第13期。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