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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初,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钱瑛通知我到香港去学习城市接管政策。我当时对武汉工商界宣称是去重庆总行开会。我由重庆转到香港,在香港住了两个星期,关起门来看文件。钱大姐每天来和我谈武汉的情况,研究如何接管城市问题,并介绍我会见许涤新同志,由他向我介绍了天津接管金融单位和工厂的情况,